第一节　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影响因素分析

一、经济因素对区位选择的影响

经济因素是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面临区位选择决策时需要首先考虑的因素。在Hymer（1960）提出的垄断优势理论，以及Dunning（1977）提出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中，都将东道国的经济状况作为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时需要考虑的最重要因素。其中，在垄断优势理论中，企业在不完全竞争市场下获取的如成本优势、规模经济、技术优势等垄断性竞争优势，是企业开展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影响因素。国际生产折衷理论认为，企业的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和区位优势，共同作用于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行为，其中所有权优势和内部化优势是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必要条件，东道国的区位优势是对外直接投资行为的充分条件，只有同时具备上述三个基本要素时，企业才会开展对外直接投资。投资发展周期理论是Dunning（1981）从动态角度提出的用于解释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状况与国际投资地位之间关系的理论，是国际生产折衷理论的动态延伸。该理论认为，一个国家吸引外资的能力与该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呈正相关关系。

近年来，随着“一带一路”建设进程的不断加快，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持续增长。2019年中国人均GDP突破1万美元，处于投资发展周期理论中第三阶段向第四阶段过渡的时期，对外直接投资增长迅速。中国的跨国公司拥有一定的所有权优势与内部化优势，逐渐开始在一定区域内充分利用东道国的区位优势。从影响因素来看，东道国的市场规模、要素成本和资源禀赋等，成为中国企业跨国投资时首要考虑的因素。国内外许多学者的研究结果表明，中国企业更倾向于对市场规模大、生产要素成本低、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和地区进行直接投资。劳动力成本是企业成本的重要组成部分，为追求利润最大化，跨国公司往往选择对劳动力成本较低的地区投资（程衍生，2019）。另外，东道国的资本充裕度越高，代表其资金的可获得性越强，对跨国公司的吸引力也就越大。

经济因素对区位选择的影响与对外直接投资动机密切相关，市场寻求型、技术寻求型、资源寻求型等不同类型的对外直接投资，在投资过程中对经济因素的重视程度存在较大差异。这些差异具体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对市场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而言，东道国的市场规模通常是进行区位选择的决定性因素，市场规模越大，跨国公司对其开展投资的概率越大。二是东道国的技术水平与研发能力越强，对跨国公司的吸引力越大，尤其对技术寻求型企业而言，对研发能力较强的国家开展对外投资时，可以利用东道国的逆向技术溢出来提升企业自身实力。三是资源禀赋的充裕程度是资源寻求型投资企业的重要考量因素。一个地区的自然资源越丰富，其吸引的外商投资就越多。四是战略性资产是指能为企业带来长期竞争优势的资产，如品牌、专利、数据信息等，这类难以被模仿和替代的战略资产往往对跨国公司具有较大的吸引力。

二、制度因素对区位选择的影响

建立规范的市场制度，有利于降低外部环境的各种不确定风险，从而保障投资活动的顺利实施。良好的制度环境能够帮助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的过程中降低交易费用、规避投资风险、优化要素配置、提升投资绩效。制度既是判断一个国家或地区是否具有区位优势的关键，也是跨国公司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时需要考虑的重要影响因素。

目前，国内外有大量关于东道国制度因素影响跨国公司区位选择的相关研究。整体来看，有关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研究结论基本一致，即东道国制度质量与外商直接投资额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有关发展中国家的研究结论却不尽相同。部分研究结果表明，东道国的制度质量对外商投资起积极的作用，东道国的制度越完善，外商直接投资越多。也有研究认为，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呈现“制度风险偏好”的特征。但有学者指出，这种“制度风险偏好”只是一个假象，学者通过利用制度质量评估指标并加入其他影响区位选择的因素，最终得出的研究结论仍与主流国际资本流动理论一致。因此本书假设，中国企业更倾向于对制度更加完善的国家或地区进行投资。

制度包含多个维度，不同维度的制度因素对跨国公司的区位选择具有不同程度的影响。从政治制度方面来看，稳定的政治环境降低了跨国公司在东道国的信用风险、支付风险、税收风险等。政治风险越低，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资越多。从法治环境方面来看，东道国法治水平的高低反映了该国能否为市场参与者提供健全、公正的市场环境。因此，完善的法治环境可以吸引更多的外来资金流入。从民主程度方面来看，东道国的民主程度决定了不同利益团体之间的竞争程度，东道国的民主程度越高，市场竞争越激烈，相关制度也越完善。此外，东道国政府的廉洁程度是衡量该国经济活动交易成本水平的重要指标。理论上，企业更倾向于对廉洁程度较高的国家或地区进行投资。政府效率及监管力度反映的是东道国政府提供服务的质量、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能力以及政府决策的可信程度。完善的监管机制和高效、高质量的政府服务对吸引外来投资具有积极的作用。从营商环境来看，其是对企业整个生命周期内制度软环境的综合评价，具体包括企业登记、纳税、跨境贸易、获得信贷、执行合同等指标。东道国的营商环境越好，企业的营商成本越低，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资就越多。综上所述，本书认为东道国的政治稳定性、法治水平、民主程度、营商环境等因素对跨国公司的区位选择具有重要影响。

三、双边经贸关系对区位选择的影响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间良好的双边经贸关系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弥补东道国因制度体系不完善导致的弊端，为中国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企业提供保障，确保其投资活动的顺利进行。中国企业在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行直接投资区位选择时，会优先考虑与中国经贸关系良好、双边贸易额较大的国家或地区。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企业往往会通过阶段性的模式来实现国际化，如企业一般会由商品出口开始，过渡到在海外设立办事处或者子公司，最后实现海外直接生产。中国企业在全球化的过程中也会经历同样的阶段（孙华平等，2018）。

制度差异问题是在对外投资过程中客观存在的问题之一，制度差异可能造成投资成本和风险的增加。由于信息不对称等原因，跨国公司对东道国的市场信息可能了解得不够深入，相应的政治、法律风险也会随之产生，这些很有可能导致对外投资障碍重重。签订双边投资协定能够有效地降低因制度差异导致的投资风险，提高东道国对母国企业的保护力度，降低母国企业在东道国遭遇投资门槛、税收风险、结算风险等不公平事件的概率，能够有效约束东道国行为，为母国企业的海外投资提供保护措施。良好的双边经贸关系能够有效地提升双方的互信程度，且双方合作关系持续的时间越长，越有助于母国投资企业对特定制度的适应，降低母国企业的投资成本，进而扩大投资规模。因此，双边投资协定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起到积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