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族与社会
朱子《家礼》与明清徽州社会的丧葬习俗[1]
张爱萍 张小坡
内容提要 朱熹一生考礼、议礼、执礼，取得了突出的礼学成就。在其数量众多的礼学著述中，流传范围最广、接受人群最多、对后世影响最为深远的是《家礼》。朱子《家礼》为徽州地方社会的礼仪实践提供了具有可操作性的指导范本，对民众日常生活影响甚巨。朱子《家礼》遵循古礼，结合世俗之礼，删减增补，提出一套简明实用的丧葬仪节，以便民众接受。明清徽州的丧葬仪礼多依《家礼》而行，徽州宗族把丧葬仪礼遵守《家礼》写进族规家法，力图对族人形成约束。徽州地方志对民间丧葬礼俗的记载详细生动，比较全面地概括了徽州丧葬的推行情况及特点。宴请宾客、延请僧道、浮厝不葬是明清徽州丧葬习俗中比较突出的三大问题，也是最困扰士大夫、宗族、官府的难题，无论怎么努力都无法根除，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这些问题关系到徽州民众切身利益，有其存在的合理根源。
关键词 明清徽州 朱子《家礼》 宗族 丧葬礼俗
丧葬礼是人生仪礼的最后一环，包括丧礼和葬礼两部分。丧礼为死者离世后至出殡前的一系列仪式行为，葬礼是指下葬当日的仪式活动。生和死是生命的两端，为礼之大节，传统儒家重视丧死甚于养生，孟子言：“养生者不足以当大事，惟送死可以当大事。”[2]荀子主张敬始慎终是君子之道：“礼者，谨于治生死者也。生，人之始也；死，人之终也。终始俱善，人道毕矣。故君子敬始而慎终。终始如一，是君子之道，礼义之文也。”[3]因而，为人子者奉养父母和为其送终以及服丧期间守孝居于同等地位，“夫人子事亲之道，生则奉养，尽其爱敬，死则殓葬尽哀”。[4]丧葬礼亦属中国古代五礼中的凶礼，是社会各阶层和个体家庭都会遇到的重要事件，在日常生活中逐渐形成了一套规范。历代礼家对古礼丧服制和丧葬制进行持续的考释，并试图结合所处时代提出新的主张，使得丧葬制度愈益晦暗古奥，由此带来丧葬礼俗仪规的繁缛琐细。
一 明清徽州宗族对朱子《家礼》丧葬礼的继承与书写
经过朱熹笔削而成的《家礼》在承袭古礼基本程式的基础上，对丧葬之礼因时损益，推衍旧有仪规，提出一套相对简明实用的丧葬仪节，对后世影响深远。朱子《家礼》卷4《丧礼》整理了丧葬礼的全部仪节，从死者初终到下葬之后的禫，分别为初终：沐浴、袭、奠、为位、饭含，灵座、魂帛、铭旌，小敛，大敛，成服，朝夕哭奠；上食：吊、奠、赙；闻丧，奔丧，治葬，迁柩，朝祖，奠、赙、陈器、祖奠，遣奠，发引，及墓、下棺、祠后土、题木主、成坟，反哭，虞祭，卒哭，祔，小祥，大祥，禫。
与冠婚之礼相比，丧葬仪礼形式繁多、琐细，虽然朱熹力图做到简明适用，但还是文义晦涩，仪节冗长，这也反映出丧礼在人生仪礼中的特殊地位。在重视报本返始、提倡孝道，又掺杂着神灵鬼魂观念的传统社会，丧葬礼是勾连死者与生者的重要仪式场合，“凡生事死葬，人子事亲之始终”。[5]隆重繁缛的仪节既让死者备极哀荣，作别世间，又让生者在表达失亲之痛的同时，祈求已化为魂灵的逝者以其神明降福消灾，护佑活着的后人。因而，丧礼仪节被谨慎遵行而不敢轻易越雷池一步，其重要性也远居于生者的冠婚仪礼之上。
明清徽州的丧葬仪礼多遵循朱子《家礼》而行，但也因地制宜，予以增损微调。[6]如明万历歙县岩镇百忍程氏宗族规定：“凡族内有丧之家，须依文公《家礼》仪节举行，富厚者不得逾制，贫乏者量减行之。”[7]祁门县，“丧祭遵文公《家礼》，浮屠间用之”。[8]休宁县，“邑中亲丧多遵文公《家礼》，厚薄虽称家，而衣衾含殓，人子务自致焉”。[9]明万历休宁范氏宗族制定了详细规整的丧葬仪礼，重在节费去縻。仅以丧礼为例，竭力准备衣衾棺椁，不做佛事，棺内不用金银玉物。前来吊唁者只用清茶款待，路途远者才待以素饭，不设酒筵。与朱子《家礼》相对比，范氏丧礼的程式基本上遵循《家礼》而来，但在仪节上则归并分析，有所变化，其中在大殓仪节详细抄录了殓法。
初终
疾笃戒内外，迁居正寝。既绝，乃哭，迁尸于地。被发，徙跣，易服，不食。治棺。沐浴，袭。含。加幅巾充耳。瞑目巾。握手帛。裹足着袜。纳履，袭深衣，结大带，覆以衾，乃设袭奠。丧主以下就位哭，执友亲厚之人至是入哭。乃代哭。
小殓
大殓
入棺。凭哭尽哀，乃加盖下钉。覆棺以衣，乃奠，设丧次。置灵座魂帛。设灵床于柩东。设铭旌。丧主以下各归丧次。报讣。礼吊者。
成服
五服之人各服其服。就位。设奠。丧主以下序立。再拜哭，丧主始食粥。
朝夕奠
每晨陈馔，祝，焚香，奠酒，丧主以下拜哭尽哀。哭无时，朔日加，盛有新物则荐，至百日而卒哭。
可见范氏宗族把诸多程式都归并入初终仪节，小殓仪节则省略不行。雍正休宁《茗洲吴氏家典》制定的丧葬仪礼基本上承朱子《家礼》而来，有20项，分别为：1.初终，2.沐浴、袭含，3.小敛，4.灵座、魂帛、铭旌，5.大敛，6.成服，7.朝夕哭奠、上食，8.吊、奠、赙，9.治葬，10.迁柩、朝祖、陈器、祖奠，11.迁奠，12.发引，13.及墓下棺、祠后土、题主、成坟，14.反哭，15.虞祭，16.卒哭，17.祔祭，18.小祥，19.大祥，20.禫。在丧礼推行过程中，茗洲吴氏首先注重立丧主，把丧主分为主宾之主和主奠之主，认为二者不可偏废，亦不可混而为一。朱子《家礼》于亲终招复后，立丧主、主妇之名，并在丧主下加注曰：“凡主人，谓长子无，则嫡孙承重，以奉馈奠，其与宾客为礼，则同居之尊且亲者为之。”朱熹强调先馈奠而后礼宾，是把主奠与主宾相区别，可以看出主奠之主为最重，而主宾之主另为其人。亲者奉馈奠，尊者礼宾客，符合立丧主的本意，在徽州民间却是另一番情形，凡丧皆无主，即便偶有立之，也是或偏废其事或混淆其人，全然不知孝子哀戚，不可以见宾；主者分尊，不当来奉奠。鉴于此，茗洲吴氏宗族在亲终之际，立家长为丧主，大小事无不禀命而行。而子若孙，自奉馈奠，则丧主之义亦明。[10]吴氏还针对朱子《家礼》中无讣报式，制定了父丧讣式、母丧讣式、嫡孙承重祖父讣式、嫡孙承重祖母讣式等四种讣报样式。报讣是死者初终，在立丧主、治棺、治衣衾之后，向亲朋好友通报信息，前来吊奠赙。明代休宁范氏则把报讣放在大殓仪节中进行。讣报的关键是谁为署名者，徽州民间有用死者侄子报讣者，亦有用丧主报讣者。朱子《家礼》虽无讣报式，但在小注下曰：“护丧，司书为之发书。无，则主人自讣。”是署孝子之名。明丘濬《家礼仪节》及《郑氏家规》《四礼撮要》中的讣报式都只署孝子名，而未署名别人。吴氏据此认为，是为孝子自讣，而无侄讣之理，亦并不必假主丧者之名，如果死者无子，则由主丧者报讣，或者其子幼小，则由主丧者率幼子之名报讣亦可。[11]
此外，丧礼中比较重要的礼制为丧服制，丧服制牵涉到中国伦理原则和等级制度，强调“内外有别”、“上下有序”，丧服有五等，分别为正服、加服、义服、降服、报服，即五服。朱子《家礼》对丧服制度考订甚详，分注甚严，记载甚备，但所定尺寸为古尺式，虽然在注明度用指尺，裁制之际，又当以量其人身材长短肥瘦为度，即便如此，以此试之，犹有未尽合式者。但在徽州民间，“今人遭丧，恬然不考其制，不服其服，以致义失亲疏”。明隆庆年间歙县富泽王氏宗族规定：“自后遭丧，的派有服，男妇当遵。御制《孝慈录》禀承问答释疑定制，各服其服，得见衰功缌亲疏远近麻，族义无失。”[12]《茗洲吴氏家典》的撰写者吴翟认为：“丧服有一不合《礼》制，便非孝子仁人之用心矣。服丧服者顾可忽乎哉！”因而深入考证古礼，参以个人见解，对斩衰三年、齐衰三年的衣制、裳制、冠制、绖冠制、杖履制、妇人服制进行整理，斩衰三年的服制用极粗生麻布为之，凡衣裳旁及下际皆不缝缏；齐衰三年的服制用比斩衰次等粗生麻布，凡衣裳旁及下际皆缉。[13]
二 明清徽州民间的丧葬习俗
（一）徽州府属六县的丧葬习俗
现存徽州族谱、方志、文书等各类文献对明清徽州的丧葬习俗有着生动记载。嘉靖年间，休宁汪溪金氏宗族面对世风浇漓，清醒地认识到丧礼中存在诸多违礼逾制之处，“今俗唯思待吊宾之失礼，而不思送死者后时之有失礼也。近或一二年，远或四三年，一事不备不敢成丧，一物不备不敢蒙吊，叛制害义莫此为甚。至于启殡之时，供张劝酬，恬然饕餮，无异平日。然此特有服之人犹为可诿，甚至孝子亦有执盏受饮而莫之辞者。此与禽兽又奚别焉。夫丧礼，古以尽忱，今以眩俗，一不如此，人辄谓之不孝，叔世陷溺乃至如此。延浮屠以说法饭僧，召羽流以焚奏箓，视王制家礼以为人生桎梏，此丧礼古今之大差殊也”。[14]隆庆《珰溪金氏族谱》卷18《陈俗》记载了休宁珰溪金氏宗族丧礼习俗的前后变化，其旧俗醇厚，凡人子在三年丧内不看戏，不参加喜宴，不随众人行喜庆礼，如遇不得已者，则易首服等众人庆贺结束后才行。凡在外经商者，听闻父母遇丧，必迅速回乡奔丧，至有水陆三千里，十余日即达者。而隆庆间则风气为之一变，族中子弟居丧三年内，看戏和参与喜宴已成为常事，人亦恬不为怪，甚至亲者故后，尚未成服与出殡即去看戏、宴乐，殊无悲戚之情。在外地的子弟闻丧亦十九不奔，问之则曰买卖缠身无法返家，令人为之诧异。而且村中遇丧之家只有一二家不用浮屠，其余皆用浮屠，甚至读书家亦用之。明万历《休宁县志》简要记载了县内的丧礼习俗：“邑中亲丧旧尚简易，嘉隆以来多遵文公《家礼》，厚簿虽称家，而衣衾含殓，人子务自致焉。初终，披发途跣，讣闻四方。四日始成服，设灵座，树铭旌，擗踊苫次，茹素啜粥，以承四方之吊。朝夕设饭，七日致奠，或讽口具言，或诵云笈，凡七七日乃出谢客，不即葬也。将及葬，先期乞志铭表传于当世作者，择日布素帷于室，树素旂于门。凡三日，戚属咸吊奠如初。丧毕，具志帛以谢，所费不赀，中人之家或岁久不能举，则丧礼之敝也。近溺形家言，待吉年深，风雨之所伤，樵牧之所毁，有历世不克葬者，则敝之敝矣。乃今丧家每皇皇卜地，敝或可少廖乎。”[15]这段材料是对明代休宁民间丧葬习俗的高度总结，死者初终后，讣告亲友，四日成服，接受吊唁，七日致奠，七七谢客后，并不急于下葬。待择得吉壤下葬时，葬礼前后持续三日，各方亲友前来吊唁、祭奠一如丧礼。事后，主家具礼物至各家谢孝，花费甚多。但因相信阴阳家之说，民间多停棺不葬，致使棺木遭受风雨侵蚀，被视为陋俗。清代休宁孚潭的丧礼则严格遵守朱子《家礼》，不请佛老，不尚浮华，颇有古风，“父母初丧，袒免徒跣，讣告四方，五服内外旦夕哭临，孝子受之则止。年来不作佛事，或于出殡时陈设祭筵，不过牺牲奠帛，引赞读祝而已，亦无鼓乐演剧、夸张华丽之事，颇得《家礼》遗意”。[16]时至清末，休宁县的丧葬习俗没有较大的变动，“初丧，则将死者换内衣，具路饭，焚冥轿，焚锡箔。一面报本家亲戚，吊哭者至，助冥箔，助丝棉，随人而异。用僧道以诹时，唤火夫以入殓。而伙夫之抬价讹索，昔有碑禁，今犹踵弊。入殓之后，办回归，逢七请其棺，多用杉木十合、十二合不等，棺内用布、用棉、用绫纺、石灰亦不等。丧家满四十九日而除灵，穿麻穿白递蓝素而止，剃发从俗，贵贱不改。葬事礼有定期，例禁久厝，蒿目山邱，浮厝遍地者”。清末徽州知府刘汝骥总结了徽州民间遍地浮厝的原因，一是因为县内义冢、官山丛葬已满，棺柩要安葬，必须先买坟地，但是“买地之难，休宁为最”，坟地交割手续多不清楚，致使葬后多受牵累。二是坟地的交易价格为主一册二，中人佣资、推印费用也为数不少。三是对父母的棺柩，“兄弟牵制，一房擅主，众人为难”，致使棺柩无法择地入土。为此，刘汝骥认为，民间浮厝不葬不能将其仅仅视为沉溺于迷信吉凶之言，而是有着更为深刻的现实原因。[17]
明代祁门县的丧葬仪节多沿用朱子《家礼》，但民间浮厝不葬之风较盛，富裕之家多盖厝室，贫困者则仅覆以茅草，时间一长便有可能暴露于野，虽殊违礼制，却无法禁革，“丧祭多用文公礼。然于阴阳家拘畏，亲殁不即葬，富为厝室，贫藉茅，久久或至暴露，见者悲心，然弗止”。[18]入清之后，祁门县的丧祭礼在“浮屠间用之”以外，仍然“不即为死者营宅兆，亲没厝室以居之，或有覆茅茨，致暴露，由信阴阳家拘忌，乃迁延未能归土”。康熙《祁门县志》还批评了县内目才识丁即轻议礼的浮佻习俗，反映在丧礼上，行祖祭迁柩礼时，俗令孝子回避，从人移柩出，反报曰：某公某甫失矣，乃哭追柩而行。尸骨未寒，即欺其父死，此俗殊为怪异。俗以丧礼不送客，由臬右拱而别外，列子姓送之。不知丧，不送客，主人拾方杖而起，由治丧者代之，此为哀有余而礼不足。[19]清末祁门民间丧葬从初终到发引、栗主题于家，其间各仪节一遵礼制，但厝棺之风依旧未能革除。“初终，迁居正寝内，外属纩，乃含。家礼含饭，祁俗用银钱代之。丧主治棺，以油檆为最。小殓，衾榇三五层不等，家资丰者间用绸绫，裹以丝棉，实以石灰。停柩在堂，设孝帏以障内外，俟设新奠而去之。置灵座，设魂帛，灵座设真容，亦曰‘寄颜’，程子曰：‘若有一毫不似，则为他人也。’殓毕，设新奠，主人以下各归丧次，亲戚僚友皆往吊，送赙敬。知礼之家不作佛事。殡日，持功布，用方相，亲友相送如常。栗主题于家，于亲友中择有德者为之。祁俗又有择地待葬者，厝棺在外，架木覆瓦，四围砌泥砖。惑于阴阳家之说，或历数十年未得一佳城，既得地开茔域，亲友具馔送葬，葬则填石灰泥土，面筑草饼甚坚，立石碣于墓前。”[20]
清代婺源县丧葬尚简朴，遵礼制，丧家用素膳待客，服重亲疏，但也经年停柩或浅厝待葬。“丧戚多于易敛用纩，丧家不举火，亲戚馈粥，敛后而成服。吊哭者以疏戚为序。丧家以素膳膳客，无饮酒食肉。顾泥于形家言，葬宁迟勿亟，有经年停柩于庭者，即殡而多厝诸浅土。墓中之石，惟士绅之家有之，然言多征实，无虚张，无溢美，毋多金以求谀墓。士绅而外，即素封章著，其于志若状窅如也。”[21]婺源县民众在丧礼仪节中多俭省自持，自大敛、成服之后，丧家子孙要行朝奠、夕奠礼。自七七直至出殡即发引期间，亲朋以茶果致奠，女婿、外甥以羊豕致奠，在发引前夕，丧家设祖奠，贫困之家仅做仪式，富家也不过分追求盛大场面，更没有铺设绣幕于道路，搭台演戏，张罗歌舞伎乐的不经之事。“亲丧之祭，自几筵朝暮奠之外，率以七七至发引，亲朋以茶果奠，婿甥以羊豕奠。发引前夕，丧家设祖奠，贫者仅成仪，富者无过侈。若于道路张绣幕，架戏台，罗歌舞，列伎乐，一切不经，绝而无有。”[22]清末，婺源士大夫之家犹有丧葬礼意之存，但风气渐趋奢靡，延请僧人为亡者忏悔，丧祭之日招锣鼓吹打，如同演剧一般，殊非良俗。“婺俗，丧葬士大夫家犹有礼意之存。人子遭丧，一切绞衾、衿冒、棺椁与夫衰麻之等、哭泣之节、
粥之食、祭奠之期，皆有治丧者为之戒备。欲荣其亲者，则请贵人题主；欲存其亲者，则请文士志墓。五乡风气大略相同。至若迷信风水，顾忌时日，小数经年停丧不葬，或厝诸浅土，致为盗贼所发。素封之家往往供佛饭僧为亲忏悔，丧祭之日多招吹手
金伐鼓若演剧，然俱非美俗，此则急宜整顿者也。”[23]
明代绩溪县丧礼习俗遵文公《家礼》，不用浮屠，但民间多沿旧习，亲殁不即营宅兆，富者构屋以殡，贫者仅覆茅茨，以致暴露于野而不忍见者，“由俗溺阴阳，择地择日拘忌，以故至屡世不能覆土举葬”。[24]进入清代，绩溪县的丧礼尚保持古风，丧服用缌麻，亲戚不送赙金，惟馈素食、冥仪之物，民间依旧择地择日而葬，偶有用僧人超度亡灵者。“葬择吉壤，预为累砖成墎，逾年启枧吉然后卜葬，谓之试墎，其先殡后葬者年久棺腐收白骨盛以木匣，谓之‘拾黄金’，此风大谬，然习俗相沿，恬不为怪。”[25]在清末徽州六县民情民俗绅士办事习惯调查中，绩溪县最为认真，其中对民间丧葬仪节的调查详细完整，主要有：①小殓，先撤床帐，子女亲扶落枕，并为沐浴、梳发、穿裹，请人裹以丝棉，焚锡箔无算。送殓者，皆馈锡箔礼。②大殓，用吉礼，孝子穿吉服，奏乐，入殓后乃穿丧服，服制用麻，一遵古礼。③棺木，俗称“寿具”，用杉木八抖为上，十二抖为次，棺外涂黑漆，棺内用数十觔石灰和数百包或数十包锡箔灰敷底。④衾榇，俗呼“寿衣”，有九层、七层、五层，或缎，或绫，或布不等。死者胸前悬一大禅林，有印香袋，如黟罗经被。服式如古衣冠，男女一样，只有官员、士绅加穿品服入殓。⑤领帖，俗曰“开吊”，亦称为“起灵”，或三日、五日、七日，有多至数十日者，是为遵守佛家数七之说。礼生设祭，请僧道诵经。⑥赙礼，不以银钱为重，多送纸箔、香烛，亲戚另送幛联，并用盒装十色素礼，或用竹篮盛四色素礼及冥衣帽，或送各种纸扎奇巧冥器。丧家悬挂帏幛，名曰“盘缎”。⑦成主祔庙，不待释服，出殡后即行之，停棺家中者不待举殡即行之。孝子穿吉服，谓之“借吉”，而脚下必穿素靴或穿麻布鞋，剃发以49日为限，遵例而百日剃发者极少。⑧墎，先择吉地开一穴，用石灰和土将地筑平后，用砖砌成墎，上覆以石灰和土，经多次推筑，极为坚固，以后逐年开看，谓之“窨墎”，三年后决定吉凶，始将棺迁入。⑨躜基，出殡即使有邸，亦不遽然居入，或拘忌阴阳，或迷信吉凶，暂择空地，下铺以石，外围以墙，谓之躜基。数十年后未及安葬而棺木腐坏，即捡骨盛于小匣，或用棕包裹，谓之“拾黄金”。[26]
与朱子《家礼》相比较，以上丧礼仪节简洁明晰。虽然名称不能彼此相对应，但可以看出，棺木即治棺，衾榇即治衣衾，赙礼相当于奠、赙，这是为绩溪民众践行的丧礼习俗，基本程式具备，但省去了很多繁文缛节，说明礼虽规整严谨，但如何融入民众日常生活中，指导民众的日用常行，还要因时制宜，因地制宜，进行调整，简化成可行方案，才能为普通民众所接纳、采用。清末绩溪丧葬习俗调查也明确介绍了民间停棺不葬的实际情况和做法，并对该陋俗提出批评：“堪舆风水之说兴，而孝思转薄。停棺不葬，厝所累累，有力者惑于吉凶，无力者窘于资斧，棺朽骨露，习不为怪，呜呼！谈慈善者捐巨金以建义冢尚无吝惜，借祖宗之骸骨以求子孙富贵何其傎也！至于纸帛、锡箔焚积如山，岁耗不下十万金，而妇孺迷信之心固结不解，殆佛氏之说有以中之。”[27]
明代歙县葬礼拘忌阴阳，迷信风水，看重吉壤，甚至不惜千金以求之，“至于蒿里荒凉，华堂琼隔，葬于何地，举在何年，此非独子孙置之度外，则以形家祷张兆域。卜者拘忌阴阳，抑又年时消长，陵谷变迁，前日出殡之家，无能置一抔之土。比年以来，此风渐隔，而堪舆之事，急于营谋矣。但求者既多，而售者顿踊，甚至周椁片地，可以布金而成。又且奈之何哉？要之，死者得土，不啻得金，则为之子若孙者唯尽吾心，其得失吉凶付之于数而已”。[28]清代前期歙县的丧礼尚七七，崇浮屠，鼓吹迎宾，忘记哀戚，藐礼甚矣，唯讣状以服长主丧符合礼制。至于葬礼，俗不轻举，权厝于家，号称“卜吉”，甚至始终无法安葬，棺柩暴露于荒原，良为可叹。虽然歙县境内多山，但在富裕之家的推动下，坟地价格不断高涨，致使贫困者一抔难觅。而富人下葬，延请宾客，号曰“贺坟”，竟有脱去丧服而被衮绣者。对歙县日益浇漓的葬俗，有识之人提出严厉批评：“例以过墟而悲，虞祭卒哭之义，夫何有纤悉之存？吾甚愿父母斯民一破其拘墟之见，而兴其仁孝之心也。”[29]《歙风俗礼教考》对歙县丧葬习俗的描述颇为细致。“殡殓一遵《家礼》。讣状推服长为丧主，得长长亲亲之义。惟尚七七从事浮屠”，而设吊之期或五日、或三日、或一日，视家道丰约、宾朋多寡而定，届期鼓吹迎宾，祭奠异常侈靡，与新丧哀戚之容颇不相协。歙县素有择吉不葬之习，举葬日则呼朋引伴，张灯结彩。此风虽屡遭批评但终无法根除。“亲殁不即营葬，富者为屋以攒。贫者仅覆层瓦，或以茅茨，有至日久暴露者。由俗溺堪舆之说，拘忌卜择之故。意为求福，实以致祸，不孝孰甚。夫徽为山郡，岂少牛眠，则虽曰卜择，亦半属因循耳。所赖贤有司檄示劝化，立以节限，破拘墟之习，而兴其仁孝之心，德莫大焉。举葬之日，延宾速客，曰贺坟。祖道层台，饰以灯彩。富者欲过，贫者欲及，靡费不资。或则去丧服而衣衮绣，易哭泣而事趋
，过墟而哀，虞祭卒哭，夫何有焉？绳以治葬服缌之制，其罪大矣。此徽俗之尤，有弗能为乡邑讳者。秉礼之君子，其可身蹈之哉？”[30]歙县江村的丧葬活动基本上遵奉朱子《家礼》，但殡殓用鼓吹，七期设祭，则不适合新丧，更有延浮屠诵经者，名曰超度。在灵车出田后，即祔神主于宗庙，与其他地方不设神主或将神主置于私室者相比，江村的做法颇符合古礼。但江村亦借风水之说，棺柩浮厝浅土以卜吉壤，有积数十年或终子孙之身未葬而致暴露者。下葬之日，广接亲朋，借行吉礼，曰贺坟，甚至设剧张灯，连旬浃日，生哀殊多未当，于礼甚为不合。[31]清末，歙县厚葬之风愈演愈烈，延请僧道，置办冥器，焚烧冥财，鼓乐迎宾以及求神散福之食用等项耗费甚多，不如此则被视为慢待亲戚，遭受非议。坟地价格也不断攀升，高出普通地价数倍乃至数十倍，远非普通人家所能承受。民间浮厝习俗亦始终存在，厝而不葬者十之九，殡而葬者仅十之一，令人触目惊心。“歙多浮棺久且暴露，半惑于堪舆福祸之说，半为习俗所缚。中人之产，苟遇大故，棺殓之费仅数十金，而僧道之追荐冥器、冥财之焚耗、求神散福之食用，往往数倍于此，否则众訾之。偶有心知其非者，亦震于物议，不敢居薄待其亲之名。俗以越七日为一七，至七七四十九日而殡。殡而葬者什一，不葬而厝者什九。徽歙治茔坚固华美，较胜于他属。山地最贱，卜葬购数丈隙土较常价数倍或数十倍不等，其最不可解者属纩衣衾泥，用古服色，男女裙服冠履皆同正，不独鼓乐迎宾，贻经生家之訾议也。”[32]时至民国，民众对延僧诵经的做法已深为认同。许承尧认为此举不失为表达哀思的一种方式，只是招待宾客，喧嚣哄闹，殊为失礼，“殓死衣冠犹存古制，俗尚七七，延僧诵经，相沿已久，虽迹近佞佛，然借以展哀思伸孺慕，于俗固无损。至鼓吹迎宾，酒筵款客，喧笑于素帏丹旐之旁，蔑礼甚矣。惟讣状以服长主丧庶几长长之义焉”。[33]
与徽州其他各县相比，黟县清代时期的丧葬习俗较为淳厚，用素食款待宾客，不尚浮屠之法，民间浮厝之风亦炽。“丧礼，殡殓于众厅者十姓而九，亲族送吊仪并饷以素食，恐哀戚之余，未及举火，至来吊唁者亦皆素食，今丧祭或亦参用文公《家礼》，能不信浮屠之法。地多山水，故土薄，择葬地实难，而形家说又杂出，或不仅求安，且欲以求福利。至亲殁，不即葬，多为厝屋，至有副茅茨者，岁久将不能葬。今严为示禁，且量助以赀，或冀此风稍改。”[34]时至民国，黟县丧葬习俗有所变化，最主要的一点是出殡之日棺柩下葬，亡者神主送入祠堂后，宾客即换上吉服，至主家贺喜，甚至在七七之内也有是举，颇令人不解。“丧家出殡之时，服亲服色悉遵文公《家礼》，远服之人俱素衣冠，略无可议。独怪殡后奉主入祠，远近殡送之客俄更吉服，不到祠拜其主，专往丧家贺喜，三年丧外或可，且有七七之内莫不皆然。”[35]
（二）徽州文书记述中的丧葬习俗
婚丧嫁娶是徽州民众都无法绕过的重要事件，散落在民间的徽州文书有相当一部分的丧务账簿，是每一次丧葬活动的真实记录。清雍正休宁吴氏《誊叙历过要务》是吴模在晚年整理其一生经历的几次重大变故的记录，其中一部分是誊抄其妻李孺人过世后举办丧礼的过程。李孺人于雍正八年十月十九日申时去世后，其家人开始着手治丧礼，备物设出柩上堂之祭，延僧殡殓做斋，吴模之子吴标代作祭文，吴模外孙制祭仪奠章，列亲赐奠，本门烧香，亲族送殡以及送殓出柩上堂，酒酌、打狗粿、米饼、煎豆腐饭、唐羔、孝衣、谢帛、白头披巾并朱村寺口家里出去婢仆人等应役食用等项，皆由吴模之孙吴选誊记清楚。廿一乙卯日申时小殓、吊慰；廿四乙未日申时入棺，延僧请佛，烧香送殓。十一月初三戊辰日延僧写疏；初四乙巳日写斋经簿，铺设，请佛起手；初五庚午日礼佛，荐亡拜灵，破血湖，满散；十八祭，未白，大厅上设祭；十九甲申日辰时出柩，安厝朱村张后头园，奉木主至老宅安灵座。吴模在此处书写：“乃大葬吉期，周堂值亡八座，重丧橦命报怨，一切不犯。”廿一日合家备供仪，上坟行亡；廿八癸巳日大厅上设祭；廿九甲午日祭三代，送木主上香火楼；十二月初一日选同彩霞拖见高屋下谢孝；初二夜分散所积衣饰，似玉缎衫一件、旧蓝褂一件，顺宜、婉宜各把子夹衫一件，媳毛青夹披风一件，孙媳羊毛毡套一件，曾孙媳旧绒色夹衫一件，旧京青披风，银香茶饼和谨身录里袄一件，耳挖一支与爱，扁方一支益褂一件与彩霞；初三日，送上堂煎腐饭见妇人各一；初四日送殓，送殡辞灵煎腐饭各三碗；初五日送流光堂妇人煎腐饭，每人三碗，选仝双禄往乌旻谢孝；初六日选同双禄至永禧寺及宜璋娘、得璋娘三家谢孝；初七日蒸唐羔送送殡妇人，选同双禄至族家谢孝，似女回宅；初八日苓母终七之期，办祭仪金银箔纸，模同选夫妻和爱易上坟；初九日选同双禄李坑口谢孝；初十日选；双禄至查坑口谢孝；十九日苓母安厝满月，备供仪香纸，模同选夫妻和爱易上坟；雍正九年正月十九日，媳同选夫妻和爱易至纱帽山后头园大圣亭拜坟年；廿九日荃母百日，模同选夫妻三小曾孙女备供仪香纸上坟，拜请。苓儿黄昏到，即同托往母坟上，选持灯去接；二月初八日，盘外孙备物来挂钱；初九日霞挑物，盘仝模、苓、选、骥、见高上坟；十二日苓备供仪上坟祭，银山缎架二，银钱箱二，衣裙、膝裤、鞋，荤菜廿四碗、十蜜饯、十唐果、十树果、五巧唐、五茶食、五唐尖、五桌面、五人物、十马狮、五色粿、二屏风、白绫坐褥、桌围锡炉瓶，茶、汤、酒。成均备供仪上坟挂钱，五色钱（银锭、香烛）荤素菜、唐尖、桌面、唐树果、人物、花盆，共十路，各五；十三日又臣备五荤、五素上坟；廿七日喜璋备五荤、五素、五色米饼二盒上坟。[36]
从上文可见，李孺人过世后，其家人开始准备治丧之礼，从三日小殓，再三日入棺，然后延僧请佛、写疏、起手、礼佛，荐亡拜灵，破血湖，满一个月出柩、安厝，奉神主入祠，把死者衣饰物品分给子女孙辈，至各家亲戚谢孝，亲戚备物仪上坟，主家备煎腐饭招待宾客等，是一份丧礼过程的完整记录，真实地反映了徽州民间丧礼的举办情况，不难看出僧人在丧礼仪节中所起的独特作用，而吴氏也是浮棺安厝，这两种不合礼制要求的做法在徽州民间始终革除不掉。
民国《绩溪庙子山王氏谱》的编纂者王集成亦整理了本村的丧葬习俗，可与休宁吴氏的做法相比照而观之。人离世后，其子女暨全家跪床前大哭，用纸盖其面，将金银或钱放其口中，把锡箔折成圆宝形状在床前焚烧。选择入殓时刻，置办石灰包、寿衣、丝绵等物品，石灰包用来密封棺中的缝隙，丝绵用以包裹死者，寿衣先由死者之子试穿，再给死者穿上，薄者五层，通常七层、九层，有至十三层者，多用布，亦有布绫合用，视用绫之数谓之几层，亦有全用绫者。及殓时，雇僧人摇钟招魂，全家又大哭。亲戚前来吊唁，多送锡箔、钱、纸、香烛，如系长亲，一定亲自挽送，逾数日再唁生者，多带猪肉、桂圆、枣等物品，亦有送贵重物品者。前来吊唁的亲友会对说“好了，千斤担、万斤担多他一人挑去了”的话。盖棺后，棺置于堂中，棺头放灯一盏，朝夕不熄，棺头另放木主牌位，题曰“先显考妣”或“先祖考妣”，视死者称某某府君或孺人之灵柩。用僧人祭谓之“和尚祭”，亦有接礼生祭之者，称为“礼生祭”。贫困人家多隔日或数日即出殡，富裕家庭有隔49日者，每隔七日谓之头七、二七、三七等，每逢七必祭，49日谓之七七，七七则七尽，虽是富者也必须在这个时候出殡。殡出门，家中一定要请和尚念经，用铁器把桌堂前屋中全部敲击一遍，谓之赶閷。出殡时，死者如是长辈，则全族男女子弟必送，是为“送殡”。出殡后再奉死者木主于祠堂，谓之“上堂”，上堂时子孙穿吉服，意思为死者之吉事。棺柩下葬前必选择吉地，有死者尚在世时就已建好生圹者，就葬圹中；如果没有生圹，要请堪舆先生寻觅坟地，如时间仓促，一时间找不到满意的坟地则暂厝于野，谓之“厝基”，甚而有厝至数代不葬者，实为一大弊俗。[37]
现存徽州丧务账册虽然记载的内容详略不一，但基本上包括祭文、亲朋馈送的赙仪、丧务开支等几类。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图书馆收藏了数份徽州丧礼费用账簿，《道光二十六年胡嘉秀祭母文及收吊仪账》是祁门县胡嘉秀安葬其母亲储社弟孺人的账册，收录了胡嘉秀与其子孙写的祭文、外孙王观顺兄弟祭奠外祖父母墓文与吊仪账目，所收吊仪以米、香纸为主，另有部分香仪钱、面、煎豆腐、腐干、粟米、索面、黄豆、烛、大锭、挽联等物品，总共收过香仪钱四千四百文，又收家入库九九钱五千三百文，又加洋钱二元，折钱二千八百文，合计收过钱一十二千五百文，另米十四戽二斗五筒、腐干二百六十块、面五十斤、白腐一百五十六块、煎腐一百三十五块、黄豆九升、粟米五斗。《光绪十二年立舒氏〈室人出家一切仪节并铺设及需用对象总登簿（祭文联额轴附抄后幅）〉》主要包括孝堂铺设、需用对象、题主仪节、孝堂设祭、祀土仪节、墓祭仪节、出柩事宜、孝堂祭文、墓祭文和虞祭文等，内容丰富。《光绪二十一年三月程氏〈蕖园结果〉附先妣孺人罗氏丧事使用开支》共有两部分内容，一是光绪二十一年（1895）歙县灵山在外地经营的程姓商人自知将不久于人世，专为其子写下的身后丧葬仪节，以免其临事不知所措；二是1932年罗氏过世后的丧务开支账目。前者共18款：①扎终身轿；②临终断气；③终期之日防范重丧，列出一年12个月内的重丧、重复日期，除此之外，每月逢己、亥二日，是天地重复日，人死过重丧重复日，用白纸做小函一个，用黄纸朱书四字置于函内，安棺上同出，弃于十字路口；④扎尸殓绵；⑤棺材存放小马头屋内；⑥漆匠封棺；⑦出柩义地；⑧出柩托人；⑨包柩泥柩；⑩栈内净室解厌；谢孝；除疑心；回呼；各事用钱；搬柩回徽；上徽路道；收眼光杀；四局。罗氏丧事开支账目主要收录了入殓和丧礼其他仪节的各种物品，亲眷朋友致送的奠礼以果包、锡箔、烛、香、纸为主，另有部分礼金、冥洋、粉干、粽、料糕、挽联、挽轴等。《光绪二十六年八月祁门谢氏大殓费用簿附丙辰年安葬礼账》记载了祁门谢氏大殓仪节的各项开支费用及亲友送来的礼物，礼物主要有灯烛礼包、鞭炮、猪肉、鱼、鸡等。
歙县上丰乡祁村祁松岳老宅收藏有两份丧务账，其中一份《民国十一年正月立祁德馨堂丧务计数》是吴世芳的丧务账，主要记载了自正月二十五日起每天置办物品及人力的各项开支，如火纸、白纸、洋钉、烟、酱油、腐乳、水腐、笋、粉丝、萝卜、腐干、腐油、海砂、鸡等各类，以及七期祭仪、谢帖式、五七之期祁传功与其子祁德厚写的祭文、各家亲友致送的赙礼、出殡使用人员及其费用、魂亭联和亲友送的挽联、挽幛内容等，涵盖了整个丧礼过程。该册文书抄录了七期的祭仪和使用人员：首七，对灵开路经，用和尚四名；二七，自请；三七，解结拜懴，用和尚六名，在祠内做；四七，自请；五七，家祭，用吹手四名，礼生，富茂、义德等共十名，自备酒二席；六七，二姊、三姊请；满七，自请。做事名目为：入殓一名，解三朝一名，首七开路四名，三七解结拜忏六名，解回呼一名，拆灵四名，祠堂解杀出殡四名，传经，上堂，吹手，入殓牵著二名，五七做祭四名，出殡四名，占主，占堂祭。因五七祭文内容丰富，史料价值突出，现抄录如下。
维中华民国十一年岁次壬戌二月丙朔越十有七日壬午之辰，俗称五七之期，宜奠，不孝男传功、降服孙德厚稽颡稽颡，致奠于先妣讳世芳孺人吴氏之灵前，其哀词曰：东陆曦和正聚家庭之乐，北堂春永冀承菽水之欢。庶几罔极深恩得稍酬于万一，乃何意突然来鹏鸟速驾青霭，竟弃不肖而长游耶。呜呼哀哉！忆昔趋庭常闻母训，自归祁氏，祸起萧墙，倾覆流离，备尝难苦，擢发难数，更仆难终始。聆之若风吹之过耳，漠不关心，既而思之，何一而非实事也。念先考服贾东海，旋遭叔考染疾而终，遗留孽妾，心似蝎毒者，鸮张陡作风波，遂致先考宛如一叶扁舟，飘荡于万丈洪涛之内，前浪未静后复兴，安得不形容皆悴心力俱疲乎？赖吾母数千里往还，亲视汤药，扶带而归，正忧病以膏肓，势将易箦。又何料竟忽染复疾，由芜回徽，先考殡未出门，而二兄又忽短折矣。呜呼哀哉！斯时也，为之堕泪，天地因之生愁，吾母忿不欲生，惟怜不肖犹在髫龄，尚须教养，是以苟延残喘以待天年。不肖窃思同母有五人，嫁者嫁，亡者亡，膝下瞻依仅存。不孝满拟晨昏定省，左右追随，然而业尽家倾，饥寒所迫，欲谋衣食，不得不异地遨游，而今何如哉？游子之征车未发，而慈母已泉台先赴矣。感夙木而增伤，抚怀棬而抱痛，呼天号泣，饮恨终身。兹届五七之期，谨陈萍藻，虔具壶浆，吾母在天之灵其抑来格来歆者乎？呜呼哀哉，伏维尚飨！
祁传功在这份祭文中交代了家庭遭受的变故，回顾了其母辛劳奔波的一生，情真意切，表达了对母亲的悲痛哀思。
另一份《民国十七年岁次戊辰正月立祁德馨堂丧务账》为许世煌的丧务账，主要记录了七期祭仪、各家亲友的奠仪及主家回礼、购买物品的开支、挽联、谢帖底、祭文稿等内容。从账册内容来看，许世煌于戊辰年正月初二日辰时寿终，于当日酉时入殓，初三成服，初五正呼，初九首七，开路经，和尚四人；十四日，二七，自请；十九日，三七，家祭十人；廿三日，四七，自请；廿七日，五七，解结破血湖；二月初五日，六七，拜懴；二月十二日，七七满，家祭十人；十三出殡。祁松岳老宅还收藏一份报讣，其主要内容为：
不孝承重孙田芳罪孽深重，不自陨灭，祸延显祖妣钟母颜太夫人恸于民国二十年国历八月十四日申时寿终内寝，距生于前清二年丙子旧历九月初八日未时，享年五十有六岁。不孝等随侍在侧，亲视含殓，即日遵礼成服，停柩在堂，讽经礼忏，谨筮于国历八月十五日治丧，十八日家奠，二十日成主，廿一日巳时发靷暂厝于全楚会馆旅寄园，随后择吉扶榇回籍。叨属谊哀，此讣。
在制承重孙钟田芳泣血稽颡
哀子良泣血稽颡
降服子良朝泣血稽颡
齐期孙田茀拭泪稽首
功服夫弟寿揆、寿恺拭泪顿首
功服侄良善、良宝拭泪顿首
护丧期服夫弟寿龙拭泪稽首代告
这份报讣样式与雍正《茗洲吴氏家典》制定的报讣样式有所不同，交代了死者的生卒年，过世后其家人含殓、成服、停柩在堂、诵经礼忏、治丧、家奠、成主、发引等各仪节的日期。从讣报式的署名者可以发现，主丧者为死者长孙钟田芳，其长子钟良翰已经过世。这是一份客死他乡的徽州人发给祁氏的讣报，告知棺柩已暂厝在全楚会馆，将择吉日扶榇归里。
在上述两份丧务账中，死者入殓后都请了僧人做法事，超度亡灵。虽然朱子《家礼》中明确提出不做佛事，徽州宗族制定的族规家法也禁止延请僧道，但因僧道在民间丧葬活动中发挥的作用至关重要，民众对其有着广泛的现实需求而始终无法禁革。如1920年代歙县南乡芳坑大茶商江耀华及其夫人先后过世，在其奢华的丧葬仪节中处处可见僧道的身影，死者入殓后，请僧、尼、道士按七做法事。徽州民间七期推算的规则为死后的第三日为头七，正回呼日为三七，三七后每七日为一七，至七七满未止。回呼又称亡人回归日，有三天，前一天为偷呼，当日为正呼，第三天为解呼。江耀华与其夫人亡后做七的方法是按七单开列的七期，分别设坛诵经。头七上叩送表，诵念开路经文，夜送鬼。二七孝子祭，解三朝。三七男官灯祭，女血湖祭。解回呼，解杀。四七亲友祭。五七由女儿做拦路祭，有烧五七、请五七两种，款待亲友及全部殓葬这，尺盒、箱担奠拜。六七亲友、宗族祭，如略去不祭亦可。满七，神主上堂红祭。在丧礼其他仪节中，僧道尼姑下材前要忏下材经，尸首放妥后“开咽喉”，神主上座诵奉安经，出丧时诵出丧发引经文。安葬完毕，做法事安山。坟葬妥帖，还要请道士安山，道士诵经时要焚香设奠。江耀华夫人于民国己未年闰七月初九亥时病逝，闰七月十三为头七，请尼姑四个念开路经；二十日为二七，请尼姑四名拜忏；二十七日三七之期，请和尚六名破血湖，解结；五七之期，二女拜忏等经，道士拆灵；八月十一日正五七出殡，请道士两名，每人余白布三尺三，和尚两名，每人余白布三尺三；八月十四日，道士二名安山；八月十八日，六七期，道士至大源厝屋灵前请七；二十五日七七满，道士二人到大源厝屋灵前请七。[38]徽州民间请僧道的数目视家庭经济状况而定，贫困之家仅请道士一人，富裕之家可请多名僧道。江耀华出殡时，请了四僧、四道、四尼姑、六吹手，女眷、媳妇、女儿各用四抬大轿，场面甚为壮观。僧道在徽州民间丧葬活动中发挥的作用可见一斑。
三 明清徽州丧葬陋俗及治理举措
结合上文分析，明清以来徽州丧葬活动中违礼逾制，备受批评之处主要有做佛事、宴宾客和久不葬三方面。康熙《周氏重修族谱正宗》对族内丧葬中的逾礼行为进行了严厉批评：初丧时，衣衾棺椁苟且从事，笑迎前来吊唁的宾客，毫无悲戚之情。出柩时，旄盖旌幢，寓人寓马，意为“死者有知，将以荣之”。归葬时，张乐设宴，犒师劳宾，谓之“克尽大事，可无遗憾”。安葬后，广设道场，饭僧命道，希望死者升天，不入地狱。周氏宗族认为族人的这些做法极为愚陋，“盖始死则于附身者必诚必信，既殡则于附棺者必诚必信，既葬则于所以追慕之者必诚必信，自是其分，诸余虚文重费何益？”[39]光绪绩溪县南关许氏宗族总结了宣、歙间丧事存在的三大非礼行为，其一是做佛事，谓之“超度”，“试思父母行善，何劳超度？父母若行恶，惟有行善以解父母之恶，又岂此辈所能超度？临丧不哀，妄信邪说，大非礼一”。其二是亲房不举火，而就食于丧家，丧家以酒肉宴客。“夫孝子三日不食，亲邻当具粥以劝之食，奈何幸人之灾，为醉饱计乎？至远来吊客，亦止当具蔬食以待之，奈何每夕轰饮，同于喜庆？大非礼二。”第三是惑于风水，停丧不葬。“夫亡者以归土为安，人家祸福由于善恶，故阴地由于心地，心地好，当得好地，十日内亦可得好地；心地恶，当得恶地，一百年还得恶地，断非地师所能代谋。不求心地而求阴地，以亲死为求福计，大非礼三。”许氏宗族据此认为凡孝子应当去此三大非礼，而后才可以言丧礼。[40]光绪《仙源杜氏宗谱》卷首《家礼》归纳出徽州、宁国、池州三府丧事中的五大非礼之处：①以金珠玉帛含殓，徒启宵小觊觎之心，时常发生开棺、烧棺、盗窃殉物、乱翻骸骨的事件。②做佛事，谓之超度。③亲房不举火而就食于丧家，饮酒食肉，视同喜庆事。④亲友赙奠，不答以布帛而答以财物，财物不丰，反被视为不知礼，致使无力者或停棺不葬，或草草出殡，不能成礼。⑤惑于风水，久不安葬。致使棺柩长久暴露于荒烟蔓草间，甚至横遭野火焚柩的祸端，惨不忍闻。
“丧祭为诸礼之事重”，[41]徽州宗族讲求宗法，重视族人的身后之事，“丧祭大节，礼有明条，凡在世家大族，罔不遵而行之”。[42]面对丧葬活动中的诸种违礼行为，徽州宗族在家规、宗规、祠规、家训等各类族规家法中对丧葬活动做出详细规定，要求遵循朱子《家礼》，禁止请僧做佛事，以谨丧祭而厚族。明嘉靖积庆坊葛氏宗族规定：“父母之丧，固宜自尽。自是而降，若期年，大功、小功、缌麻等服，或少而三朝，大而旬日，衣食之类当从朴素。若亲属方殁，即衣鲜啖肥，非所以安此心也，宜互相戒敕。或有结亲事体，礼宜整酒，适与丧期相值，则客固茹荤，主当从素，以严世教。”[43]嘉靖年间，歙县呈坎罗氏重新整理了丧葬仪式，并将之写进家政，以规范族人的丧葬活动。服式、丧具、吊哭、治葬、释服俱依文公《家礼》，初葬行祭如祭大宗仪。朝夕哭奠并庐祭如告庙仪。大殓如告庙仪，前后加举哀、读祝、哀止。辞灵前几日行祭，礼如大宗仪，前后加举哀，读祝，止哀。先一日奉魂帛至祠朝祖，如告庙仪。厥明迁柩，如告庙仪，前后加举哀、读祝、止哀。迁葬后土，如告庙仪。迁主如告庙仪。新主入庙如大宗仪。祧主入告庙仪。改主如告庙仪。初丧，除子孙外，余止行三日香。开堂亦如之。宗族行香，用四拜礼，孝子谢宗族并亲友，行香亦用四拜礼，不离苫次。举丧葬礼时，会首按户收钱买鹅一只、猪首一没、鱼二尾、酒一樽、果五盘，请集同门往祭，孝子之家不必答席，如鳏寡无依，贫不能葬者，远近族人宜佥处以赙之。如不能尽赙，折钞亦可。丧礼主哀，毋事虚饰，毋做佛事，毋惑于阴阳非礼以致暴露不葬。埋葬之法，按左昭右穆，如另择葬地，以藏风聚气为上，不可溺于阴阳风水之说。新丧，祭礼旧有定规，各量财力大小行之，举行者亦当预闻于尊长，无法举行亦不得乱用浮奢。七七百日，设祭如告庙仪，前后举哀，以符感时不忘之义。[44]隆庆歙县泽富王氏宗族面对族内“丧礼久废，世俗多信浮屠之诱，供佛饭僧，俗习已久，卒难变乎”的现状，在宗规中要求“今按礼文子之丧亲，朝夕奠哀，中心哭泣，殡送举乐，岂可安乎？今皆屏绝，其仪式并遵文公《家礼》”。[45]隆庆祁门文堂陈氏宗族规定：“亲丧，人子大事，当悉如文公《家礼》仪节襄事，不得信用浮屠，以辱亲于非礼，以自底于不孝。尤不得拘忌地理外家之说，以致长年暴露。”而依古礼，丧家三日不举火，亲朋裹粮赴吊。所以陈氏要求今后凡有丧之家，不得具陈酒馔，以免违礼。[46]万历休宁城北周氏先人悉以文公《家礼》行丧事之礼，但是族内各房贫富不一，又到受风俗败坏的影响，专以佛事为尚，使古礼多废。为此家训中规定：“凡我子姓遵守祠规，随其贫富，称家有无，葬之以礼，祭之以礼，各尽人子之心。如衣衾、棺木、择地、圹记、砖灰之类，固不可缺。惟墓志尤当紧要，亦不必请文，凂族中擅书者，用青石两片。如无青石，方砖代之，其上为盖，其下为底。书‘志铭’二字于面上，用锥画文。”[47]万历休宁范氏宗族要求：“丧则惟竭力于衣衾棺椁，不作佛事，棺内不得用金银玉物。吊者止款茶，途远待以素饭，不设酒筵。服未除，不嫁娶，不听乐，不与宴贺。衰绖不入公门。葬必择地，避五患，不得泥风水徼福，至有终身不葬、累世不葬。不得盗葬，侵祖葬、水葬，尤不得火化，犯律斩罪。送死大事尤甚于养生，必葬之以礼，然后送死之事始毕。徽俗拘溺风水，忍弃亲棺于厝地，富者贪穴徼福延以岁月，贫者役志营生忘其根本，至有终其身而不葬者，父母生子谓何？言之汗出，闻之酸心。今请王坦厝基已满，疾风折树可虞，府县以孝教民，明文催葬且急，各宜自省，称家有无，速行安葬，以毕人子大事，庶食可下咽，寝可安枕耳。或厝后无子孙者，众为瘗之。”[48]万历歙县岩镇百忍程氏宗族规定：“凡族内有丧之家，须依文公《家礼》仪节举行，富厚者不得逾制，贫乏者量减行之。其有贫困之甚，各助银三分或五分。如富厚者愿多助银三五钱或上两，听其以意行之。”[49]万历休宁商山吴氏宗族看到徽州葬俗拘泥风水，棺柩委弃暴露，甚至数代不葬，子以贻孙，孙则贻于不可知之人，致使成为无主之棺而始终无法入土，各种弊俗中此之为甚。为此，吴氏宗族要求：“自今以后吾族各家但有可葬之地，即当安葬。为子孙者暴露其亲而顾俟时，以求风水之利何耶。切宜深省。”[50]
清康熙歙县金山宋村宋氏宗族明确要求族人慎丧祭，因族内人户贫富不同，在行丧礼时，宋氏区别对待，不强求划一，并革除殓殡期间宴客酌酒的做法。“吾族素重礼教，不尚时趋。嗣后，丧事贫者遇七，献羡饭，间以牲帛自奠。稍有力者遇七，牲醴自荐，祭则间行。馔不必丰，惟致其洁；礼不必繁，惟竭其诚。族中襄祭礼生，既同族众领祭酌外，各领带帛一围、祭饼一双，其送殡者，惟领布帛一围。旧例，送殓有酌，送殡有酌。夫孝子正在荒迷匆遽之时，不暇迎宾，族众亦在哭死送柩之际，何心恋饮。既不合礼，又不近情，革之。”宋氏宗族鉴于为择吉地而逾年不葬，不但有悖礼制，而且在元旦祭祖时也无法行礼，造成殊多不便之处，遂要求族人早厝葬，违者予以罚银。“葬必及时，律有严戒。吾族凡尊长死，殡于祠堂，每以卜吉因循，逾年不出殡者，不惟于律有妨，而且元旦谒祖，多不成礼，甚非尊祖敬宗之义也。嗣后，应以满七为期，或厝或葬，必须出殡。或遇岁杪，不能待满七者，亦必权其轻重，随殡随出。否则，殓于私家，亦可成礼。彼族大人繁，殓吊于室，断未有以此而非之者。倘违，众议罚银二两。”[51]乾隆歙县东门许氏族内的丧礼习俗日益浇薄，古人每用赙仪吊唁，以厚待死丧之家，但许氏族人对赙仪一概不受，还要款待前来吊丧者，深受遭丧之累，尤为甚者，丧礼中，聚议有酒，三日有饭，送殡有饭，谢礼有酒，靡费不赀，劳扰不堪，中产之家以下，虽竭力供给而终无法应付。至于殡葬送行，本应多用资财，使亡者享受哀荣，却因财力不继而一切从俭，于绢帛之类悉数省去，从而失去了丧礼的本意。礼以义起，亦可以义裁之，许氏决定裁革款待族人吊丧之费，“今后，居丧者不必勉强备此，而吊丧者亦不必责人以此。尊长临丧，止揖，不得概行拜礼，抑亦秉礼之一端也”。[52]道光婺源龙池王氏宗族要求族人丧礼远佛老，“佛老之说，最惑人心。人死岂有轮回之理？修斋供佛，何益于事？若以为孝，则一切小人皆能之。苟谓必如是，父母方脱地狱，则又以父母为有罪之人矣，有孝子而罪其父母者乎？”同时要崇典礼，“养生送死，自有一定礼制，智者过，愚者不及，皆非也。如祭葬之类，宜遵文公《家礼》，不丰不俭，乃为合中。贤、智之过，不称有无，只欲自家争体面，亟宜戒之”。[53]道光新安琅琊王氏在宗族规约中专辟“营葬篇”一节，罗列了迁延不葬或改葬的现象，解释了棺宜早葬的理由。徽州民间向有贪求吉地、迁延日久者，亦有既葬多疑、屡行起掘者，不思古人卜地之义，唯是孝子慈孙重亲遗体不为风水所侵、虫蚁所蚀、耕犁所及，他日不为道路沟池，如是而已，而不应将亲之骸骨作为子孙福利的工具。此外又有兄弟多人，都想把父母棺柩葬在对自家有利之处，既择年月日时，更怀疑山水偏向，致使父母多生一子，反增一日之暴露，年复一年，几无安土之望，棺柩或遭水火，更时刻面临焚溺之虞。而忘了人之祸福各有因缘，为人子者岂能于心无愧。因而王氏宗族规定：“地有龙穴沙水、土色坚凝，实在可信，不必多疑。而葬法必须如《朱文公家礼》所载，用炭研碎作格，石灰箍土互筑，可驱潮气并截树根。若力不能者，揉土极细，加工坚筑，勿计时日。每见今人棺柩甫下，慌忙掩杵，未逾时，扶冢去矣。即有坚结之地，难免阳水之渍，切宜谨戒。至权厝一事，万不可久，久则雨水侵淋、日气下蒸，未及归土，木已就腐。仁人孝子，尤当念之。”[54]同治绩溪县华阳舒氏宗族指出，丧礼久阙，世俗多信浮屠，超荐用鼓乐徂送，悖谬甚矣，为此规定：“今按礼文，子之丧亲，朝夕奠哀哭泣。送殡举乐，岂可安乎？若以佛法为超度，是以亲为罪人也，今皆屏绝，仪式并遵儒礼。”[55]同治祁门武溪陈氏宗族针对族内埋葬吊祭等事，要求“凡有丧者，初丧三晨，七七之期，率各房大小男妇，莫问亲疏，各遵服式，临柩哀泣。供佛饭僧，亦许从俗，葬之远近，从其便也。若无葬地，可效北方人族葬之法，男左女右，左昭右穆次第，岂可听信术言，拣择风水之谬，侵欺祖陇，并或以势加行，此谓不孝之子，不义之孙。纵然富贵，岂得其长久乎？”[56]可见陈氏宗族对延僧礼佛持开放态度，认为可从俗。光绪黟县碧山李氏宗族规定：“居丧之礼，只当哀痛迫切，不顾其他，择子弟知礼者为护，丧悉遵文公《家礼》行之。衣衾棺椁惟力是视，枕苫浸块，不得饮酒食肉，混处家室，若作佛事修荐求福，是为不孝。”[57]光绪绩溪南关许氏宗族将敬祖宗写进家训，其中一条就是要修整坟墓以安祖宗之体魄。新择葬地，只要无水、无蚁、无石，藏风聚气即可，不可迷惑于术士之言，停丧不葬。凡治棺椁衣衾，要根据家境贫富情况，切不可以金玉入殓。[58]宣统绩溪上川明经胡氏宗族要求族人慎丧葬，凡一应衣衾棺椁、附身附棺之物，不妨事先办成，庶可尽情尽礼，“凡有亲殁者，即当安葬。如必欲卜地，亦须急于寻求，早妥魂魄，毋得悠忽，以干不孝之罪”。[59]宣统休宁富溪程氏宗族规定：“丧祭之礼，尤人子所当尽心。得为不为，是俭其亲；不得为而为，是僭亲分。当称家有无，毋俭毋僭，其诸礼仪节并见文公《家礼》。”[60]民国绩溪城南方氏宗族要求：“丧事务遵朱子《家礼》，七内开吊柱香，一切浮屠混费概行除免。其门族亦遵旧例，邀集多人，各配赙钱四十二文，诣灵设祭，本家不必散席。力有余者，听。”[61]民国绩溪旺川曹氏宗族鉴于族人在处理父母之丧时存在诸多不合礼之处，“今则肥甘厌腹，钟鼓延宾，重新浮屠，自始死及七七，饭僧追荐。或溺风水，累数十世，至弃捐骸骨，可云孝乎？”便将“谨丧祭以厚族”写进家训，并以此为约，“凡遇凶丧，务啜粥饮水如礼。宾客吊奠者，款以素饭，毋得妄陈荤酒，及用僧道斋醮与鼓乐之类，葬亦如之。至于棺椁葬具，务尽心合节，毋得借口力绌。时至即窆，毋得迁延岁月，忍终暴露”。[62]
明清徽州宗族对族内做佛事、迁延不葬的失礼行为不可谓不重视，在族规家法中予以严厉禁止，并提出要遵守朱熹《家礼》而行之，但结合徽州方志、文书所载，不难发现徽州宗族以礼治丧的努力与民众丧葬中的失礼行为并行不悖，形成了两条平行线。“礼从宜，使从俗。”[63]丧葬活动中那些虽不合礼制却已经约定俗成的做法或许更容易为徽州民众所接受。
明清徽州官府对民间丧葬活动更是高度重视，特别是民众惑于风水，迁延不葬或为择得吉壤，屡屡发生盗葬案件，令府县官员头疼不已。万历年间徽州知府古之贤上任后，看到府属各县风俗惑于风水，多不葬亲，将棺柩放置于道傍山圳之间，历二三十年甚至三四世都无法入土安葬，便颁布告示，劝民葬亲以厚风俗。古之贤以礼法人情及风水之说，向郡中士民详细解释了按时葬亲的原因。要求各县官吏与士民明确约定，限期一年之内将浮厝棺柩全部安葬。告示发布时正值大寒，遂令民人不必拘于年月节令先葬一半，待次年清明节墓龙不守冢时再葬一半，至来年冬季时务必不留一棺。若棺柩查无后人，可于本图无碍官地，准其报官瘗殡，每棺一具，仍给食谷三石以资扛抬。每季终责令地方将各都未葬尸棺呈报到官，着落地方催督里长，里长催督人户依约举行。如有抗违，一经查出即照子孙弃尸律令一体治罪，申府施行，毋得违误。告示还特别指出，如果是士大夫之家不葬者，将族长治罪。晓谕之后，凡遇官吏承差人等起复、起选、起送等项，奉例行各县学查结者，俱要遵照学院明文行里，排查无停丧过犯方准给文，如有朦胧查结回报者，事发坐赃究罪。[64]古之贤出示劝谕民间瘗葬后，徽州府属六县遵奉督葬，因家贫无力举葬或无子孙者由官府代为处理，取得了一定成效。其后，古之贤在巡查过程中访得歙县二十二都七图先贤程玠系成化甲辰科进士，其“生而博雅，死而灵异”，棺柩始终未能归土。古之贤特命差役前往该都，会同里长查找先贤程公之柩厝在何处，有无枝下子孙，因何年远不葬，中间是否为无知山民阻挠，迅速查明回报以凭区处施行，并带其子孙、里排赴府查审。[65]
明清鼎革之后，民间停棺不葬不仅是徽州一地存在的陋习，其他地方也很盛行。雍正十三年发布上谕称：“朕闻汉人多惑于堪舆之说，讲求风水，以致累年停棺，渐至子孙贫乏，数世不得举葬，愚悖之风至此为极。嗣后守土之官必多方劝导，俾得按期埋葬以妥幽灵，以尽子职。此厚人伦美风俗之要务也，务各凛遵毋忽。钦此。”《大清律例·礼律仪制》亦载：“凡有丧之家，必须依礼安葬，若惑于风水及托故停柩在家，经年暴露不葬者，杖八十。”[66]这说明地方浮厝之风已引起清朝统治者的注意，其蔓延与影响程度不可小觑。
清康熙休宁县知县廖腾煃上任以后，处理了多起坟山争夺案和盗葬案，[67]感慨道：“县民之健讼者十之七八，而讼之以坟墓者又十之七八，虽尺寸之壤，在所必争。”而富者惑于形家利害之说，越分妄图停丧不葬，致使贫者无可立锥。为解决棺柩浮厝难题，廖腾煃决定立义冢以顾恤贫乏无力营葬者，国学生程时发慨然将九都西馆老柏山一所周遭数十丈之地捐为义冢。廖腾煃大为激赏，亲笔写下《义冢记》以志其善行。[68]廖腾煃任知县期间，休宁山斗程氏生员程其藻、程之纯等人牵头设立义冢，并制定了营葬条例，以山斗程氏宗族的名义鸠助公银，收葬族中有主无主棺柩，交祠长公同封锁，随时给发。首事之人选择族中廉明素著，为众人所信服者担任。凡遇义葬，查实无主者须由里保亲邻开册报明，有主不能葬者，则必须由其亲房自斋告词，开列中保有据，交于祠长，以便举行。如遇到有主棺柩，因家庭贫困造成迁延不葬，又不愿接受资助者，允许写立借约，从祠中借出公银，自行营葬。程其藻等人将义冢条例、地亩等项编成《义冢录》呈送给廖腾煃，廖腾煃对山斗程氏设立通族义冢，施地埋枯，给资代葬的义举甚为赞同，不但题写匾额旌表之，还颁示县内以扬其盛举。[69]乾隆五十七年，歙县知县吴殿华因公下乡期间留心察看民风乡俗，却看到沿途殡厝累累，历经数十年而未葬者颇多，甚至厝屋倾颓，棺身尽露，仅用片瓦掩覆，或以束草遮盖。其最惨者，骨摊椑外，树长棺头。吴殿华仔细查访后，发现这些暴露于野的棺柩或系无主，或因赤贫，又有惑于风水而久停误事者。为使死者入土为安，扭转浮棺迁延不葬的陋习，吴殿华于当年十二月初三日发布《劝谕埋棺札》，令县内各图士民收葬骸骨，掩埋骼胔。要即刻查明图内暴露棺柩，如有主者，劝令该亲属急行安葬。若无主及子孙赤贫者，即在该图内广行劝谕积善之家代为掩埋。倘图内实在没有殷实之户，而又多暴露之棺，准即协同地保验明棺数，开呈给知县，由其自行捐廉，给付埋瘗。为督促士民切实查察，不致遗漏，吴殿华特意交代，次年清明节后，他将亲赴各乡，挨图查勘，令家丁分头点验，以期取得实效。[70]
乾隆三十年十二月，黟县知县孙维龙奉徽宁道札谕将境内暴露棺骸逐一设法掩埋。孙维龙当即刊示晓谕，责令各乡保掩埋暴露无主之棺。当时黟县只有三处义冢，偏远山乡无法尽行收埋。经巡查，黟县一都有高阜隙地，孙维龙当即捐俸十六两，照时价购买，刊立义冢石碑。三都士绅汪元佑也慨然捐置一都隙地一块，连同原有义冢，共设五处。孙维龙遍谕远近乡村，将浮棺抬至义冢，由灰工安葬，棺柩朽坏者，则给以木匣检盛骨骸。自乾隆三十一年二月至七月，共埋1180余具棺柩，而县内富家巨姓各自收葬及好义捐资收埋者则不下千具，自此各乡山麓已无暴露棺骸。为保证以后浮棺能够掩埋，孙维龙又筹划善后章程，绅士汪元佑、汪锡辂等人集议，愿捐银两置买山田豆坦，每年收取租息以资埋葬之费。另在二都九莲庵设善局，由僧人妙椿司其事，逐年所收租息除完纳钱粮外，悉供局中之用。棺数、银数详载簿册，岁终呈县核明，不足则官为捐补，有余则留备次年，以垂久远。[71]
同治元年谢永泰任黟县知县，到任后看到厉坛本为合邑义冢，因历年既久，瘗棺日多，渐无旷地，而黟县在咸同兵燹中又屡遭劫掠，死难者无数，便于同治三年在慈济庵捐俸置坦地二块，作为合邑瘗埋义冢，以使尸骸无暴露之虞，除刊碑立石并饬房存案外，另出示晓谕，凡有无力营葬之家均许在该处义冢瘗埋。[72]谢永泰捐置义冢，立限饬埋后，县内的浮厝棺柩仍多于入土之棺，人们面对遍地浮棺习以为常而恬不知怪。谢永泰认为，厝棺年久，虽是由义冢葬地有限导致，但在很大程度上是风水之说深入人心。为廓清民众对风水的认识，使其认清停棺浮厝的荒谬之处，谢永泰还把清朝典训以及古今圣贤关于丧葬之礼的认识编为一册散发给黟县民众，主要有孔子、孟子、司马光、程颐、程颢对丧礼的论说以及西晋皇甫谧的《笃终论》、唐太常博士吕才的《阴阳家书》、宋李昌龄的《乐善录》、明顾炎武的《日知录》等书中对葬礼和停丧之事的考证、观点。谢永泰希望此举能使人观之动于心，以后暴露之棺渐次归复于土。[73]可见黟县知县谢永泰不仅身体力行，捐建义冢，归葬浮棺，还从思想源头上入手，破除民众对风水的迷信，试图把停棺不葬的陋俗革除掉。事实证明，这种做法收效甚微，民间习俗的影响力和支配作用不容忽视。
结语
在中国古代灵魂不灭、儒家孝道和祖先荫庇后代等思想观念的指引下，无论官民均十分重视丧葬仪礼。在人生仪礼诸礼节中，丧葬礼最为严格遵守旧规，也是最为隆重的。子孙既借此向世人显示孝道，同时祈求获得先人的庇护而使家道昌隆，因而丧葬仪节繁缛沉闷。朱熹认为古丧礼冗长琐细，世代流转，只存其大概，已无法全部照搬，孝子只要能表达其哀戚之情即可，而不必尽依古礼。“某尝说，古者之礼，今只是存他一个大概，令勿散失，使人知其意义，要之必不可尽行。如始丧一段，必若欲尽行，则必无哀戚哭泣之情。何者？方哀苦荒迷之际，有何心情一一如古礼之繁细委曲？古者有相礼者，所以导孝子为之。若欲孝子一一尽依古礼，必躬必亲，则必无哀戚之情矣。况只依今世俗之礼，亦未为失，但使哀戚之情尽耳。”[74]朱子《家礼》遵循古礼，结合世俗之礼，删减增补，提出一套简明实用的丧葬仪节，共21项，以便民众接受，便于操作。
明清徽州的丧葬仪礼多依朱熹《家礼》而行，休宁范氏、茗洲吴氏等宗族承袭《家礼》丧葬礼的基本仪节，归并简省，因地制宜，提出适于本族的仪式程序。徽州宗族把丧葬仪礼遵守《家礼》而行写进族规家法，力图对族人形成约束。徽州地方志对民间丧葬礼俗的记载详细生动，比较全面地概括了徽州丧葬的推行情况及特点。因生老病死是每个家庭都无法绕过的沉重话题，徽州民间留存了大量的丧务账簿，记载了徽州人为过世祖先办理身后事的各项仪节，为先人写的祭文、亲友致送的赙仪、丧务开支也都有登录，是徽州民众丧葬活动的直观反映。
宴请宾客、延请僧道、浮厝不葬是明清徽州丧葬礼俗中的三大问题，也是最困扰士大夫、宗族、官府的难题，无论怎么努力都无法根除，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这些问题关系到徽州民众的切身利益，有其存在的合理根源。亲人故去，后人为了表达无限悲痛，竭尽所能地把丧事办得隆重体面，也借机向外界展示家庭的实力和孝道，特别是当女性先人过世后，丧礼隆重与否更关系到娘家所在宗族的颜面，民间因此问题而发生冲突的事件比比皆是。丧礼中不计资财甚至四处举债而大摆酒席，宴请宾客成为通行的做法，虽然冲淡了哀戚的氛围，但也是地方关系网中必不可少的环节，亲房不举火而就食于丧家亦有了充分理由。在灵魂不灭观念的指引下，僧人和道士成为沟通现世与故人的中介，他们为故人诵经、做法事，既为故人消孽、祈福，亦保故人家属的平安。丧葬中每一项烦琐神秘的仪节都有成法，蕴含着一定的意义，世人亦步亦趋而不敢轻易逾越，唯恐招致更大的祸患，僧道便成为仪节的引导者，扮演着礼生的角色，具有突出的现实性，自然受到民众的欢迎。
徽州民众停棺不葬是一个长期存在的社会问题，不但屡禁不止，且愈演愈烈，浮厝数年、数十年甚而数代者已成为普遍的社会现象，乃至演化为一种社会习俗。其背后的原因有多种，民间惯例、家庭实力等因素都有所影响，但最主要的原因则是徽州人深受风水观念的影响，希望择得一块吉壤而葬，以保后世人丁兴旺，家资富饶。这也正如司马光所指出的那样：“然世俗信葬师之说，既择年月日时，又择山水形势，以为子孙贫富贵贱，贤愚寿夭，尽系于此，而其为术又多不同，争论纷纭，无时可决，至有终身不葬，或累世不葬，或子孙衰替，忘失处所，遂弃捐不葬者，正使殡葬实能致人祸福，为子孙者，亦岂忍使其亲臭腐暴露，而自求其利耶？悖礼伤义，无过于此。然孝子之心，虑患深远，恐浅则为人所抇，深则湿润速朽，故必求土厚水深之地而葬之，所以不可不择也。”[75]可见停棺不葬的习俗不局限于一时一地，而是具有普遍性。其实选择理想的坟地不仅是受风水的影响，也是对后人的一种心理安慰，有其现实因素的考量。程颐曾言：“卜其宅兆，卜其地之美恶也，非阴阳家所谓祸福者也。地之美，则其神灵安，其子孙盛。若培拥其根而枝叶茂，理固然美。地之恶则反是。”程颐认为所谓地之美者，应是土色光润，草木茂盛。为人子者不能拘泥于阴阳家之言，专事择地之方位，决日之吉凶，应当以安奉先人为要，而不能专以利后为虑。但是要慎重考虑坟地有五患者，即要使其他日不为道路，不为城郭，不为沟池，不为贵势所夺，不为耕犁所及。朱熹亦认为坟地要远离沟、渠、道路、村落、井窖，指出古人择葬地葬日取决于卜筮，但今人不晓占法，从俗择之即可。[76]不难看出程颐、朱熹等理学家对择地而葬秉持包容理解的态度，承认其现实意义。但普通民众则深受阴阳家的影响，把重点放在了“以利后为虑”上，且形成了互相攀比之心，务求吉壤而葬，甚至不惜盗葬。徽州因盗葬而起的冲突、纠纷所在所有，对簿公堂者亦屡见不鲜，这也是徽州官府大力治理民间停棺不葬的一个重要根源。
明清徽州府属各县的治理举措除了发布告示，劝谕民众瘗葬远年丧柩，还捐置义冢，“听贫民埋葬”，极为贫困乏力之家则由官府代为掩埋。如清代黟县在历任知县孙维龙、吴甸华、谢永泰等人的治理下，境内暴露于野的棺柩得以入土，停棺不葬的问题得到了极大的改善，但浮厝择地的风气仍然无法根除，至宣统年间，“山地厄隘，择葬地实难，形家说又杂出，亲殁不即葬，多为厝屋，至有覆茅者”。[77]治理的难度由此可见一斑。徽州宗族对停棺不葬问题亦持反对意见，严厉谴责停丧不葬的行为，要求族人遵朱熹《家礼》而行，在族规家法中对停丧不葬的房支进行劝解乃至惩罚，其规定不可谓不严，但收效并不明显，依然未能遏制住族人停棺不葬的势头。官府、宗族的治理与民众的做法成了平行线，民间习俗的惯性和力量不容小觑。
（作者单位：合肥学院语言与文化传媒学院、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
[1]本文为安徽省社会科学创新发展研究课题“《朱子家礼》当代研究价值”（2019CX148）和安徽省教育厅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招标项目“徽州民俗文书专题研究”（SK2014A010）的阶段性成果。
[2]《孟子·离娄下》。
[3]《荀子集解（下）》卷13《荀子·礼论篇第十九》。
[4]张大翎：《时俗丧祭便览·慎终说》，《四库未收书辑刊》经部，第3辑第8册，北京出版社，1997。
[5]万历《商山吴氏宗法规条》。
[6]学界对明清徽州社会的丧葬礼俗问题给予了一定关注，卞利《明清以来徽州丧葬礼俗初探》（《社会科学》2012年第9期）一文以《茗洲吴氏家典》为中心，通过对明清以来徽州府县方志、日用杂书等典籍文献和丧葬文书的梳理，从丧葬仪礼的基本程序和主要活动、丧葬仪礼的基本特点、丧葬仪礼中的陋俗及革除陋俗的举措等方面系统地探讨了明清以来徽州地区的丧葬礼俗。胡中生考察了清代徽州女性的葬礼程序及其蕴含的性别伦理，并从礼俗互动的角度分析了清代徽州女性葬礼过程，认为徽州女性葬礼中普遍存在宗教信仰和堪舆风水观念，体现了传统文化的多元化和包容性。葬礼中礼俗交融极深，违礼越制成为一种常态性现象，礼法不断被突破而向俗尚靠拢，体现出鲜明的地方特色。胡中生：《清代徽州女性葬礼程序与性别伦理》，《安徽大学学报》2016年第3期；《礼法与俗尚：清代徽州女性葬礼再探》，《安徽史学》2016年第4期。陈瑞《明清徽州官府和社会力量对停丧不葬问题的管控与治理》（《安徽大学学报》2019年第5期）考察了明清徽州官府和社会力量对境内停丧不葬问题的治理，指出虽然经过协同共治，徽州停丧不葬问题在一定时期、一定范围内得到一定程度的遏制，但受各种因素的干扰，徽州停丧不葬这一长期形成的社会弊俗始终无法根除。
[7]万历《歙县岩镇百忍程氏本宗信谱》卷11《族约篇第九》。
[8]康熙《祁门县志》卷1《风俗》。
[9]道光《休宁县志》卷1《疆域·风俗》。
[10]雍正《茗洲吴氏家典》卷5《丧主议》。
[11]雍正《茗洲吴氏家典》卷5《报讣议》。
[12]隆庆《富泽王氏宗谱》卷8《宗规》。
[13]雍正《茗洲吴氏家典》卷5《丧服制度》。
[14]嘉靖《新安休宁汪溪金氏族谱》卷3《丧祭礼说》。
[15]万历《休宁县志》卷1《舆地志·风俗》。
[16]雍正休宁《孚潭志》卷3《风俗》。
[17]刘汝骥：《陶甓公牍》卷12《法制科·休宁风俗之习惯·丧葬》，《官箴书集成》第10册，黄山书社，1997，第588页。
[18]万历《祁门县志》卷4《人事志·风俗》。
[19]康熙《祁门县志》卷1《风俗》。
[20]刘汝骥：《陶甓公牍》卷12《法制科·祁门风俗之习惯·丧葬》，第602页。
[21]康熙《婺源县志》卷2《疆域志·风俗》。
[22]乾隆《婺源县志》卷4《疆域志·风俗》。
[23]刘汝骥：《陶甓公牍》卷12《法制科·婺源风俗之习惯·丧葬》，第596页。
[24]万历《绩溪县志》卷2《舆地志·风俗》。
[25]嘉庆《绩溪县志》卷1《风俗》。
[26]刘汝骥：《陶甓公牍》卷12《法制科·绩溪风俗之习惯·丧葬》，第614～615页。
[27]刘汝骥：《陶甓公牍》卷12《法制科·绩溪风俗之习惯·丧葬》，第615页。
[28]万历《歙志》考卷五志卷六《风土》。
[29]乾隆《歙县志》卷1《舆地志·风土》。
[30]许承尧：《歙事闲谭》卷18《歙风俗礼教考》，李明回等校点，黄山书社，2001，第608～609页。
[31]乾隆《橙阳散志》卷6《礼仪志·丧葬》。
[32]刘汝骥：《陶甓公牍》卷12《法制科·歙县风俗之习惯·丧葬》，第581页。
[33]民国《歙县志》卷1《舆地志·风土》。
[34]嘉庆《黟县志》卷3《地理·风俗》。
[35]民国《黟县四志》卷3《地理志·风俗》。
[36]雍正休宁吴氏《誊叙历过要务》，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图书馆藏。
[37]民国《绩溪庙子山王氏谱》卷9《宅里略二·丧葬》。
[38]江怡秱：《歙县芳坑的民俗风情》，王振忠编《歙县的宗族、经济与民俗》，复旦大学出版社，2016，第37～40、43页。
[39]康熙《周氏重修族谱正宗》卷1《宗训》。
[40]光绪《绩溪县南关许氏惇叙堂宗谱》卷8《家礼》。
[41]宣统《富溪程氏中书房祖训家规封丘渊源考》。
[42]康熙《歙西金山宋村宋氏族谱》卷末《附纪·祠规》。
[43]嘉靖《绩溪积庆坊葛氏重修族谱》卷3《家规》。
[44]明《罗氏重刊家政》，国家图书馆藏。
[45]隆庆《泽富王氏宗谱》卷8《宗规》。
[46]隆庆《文堂乡约家法》。
[47]万历《重修休邑城北周氏宗谱》卷9《家训》。
[48]万历《休宁范氏族谱》卷4《谱祠·林塘宗规》。
[49]万历《歙西岩镇百忍程氏本宗信谱》卷11《族约篇第九》。
[50]万历《商山吴氏宗法规条》。
[51]康熙《歙西金山宋村宋氏族谱》卷末《附纪·祠规》。
[52]乾隆《重修古歙东门许氏宗谱》卷8《家规》。
[53]道光《龙池王氏宗谱》卷首《家法》。
[54]道光《新安琅琊王氏宗谱》卷首《丧礼礼制十条附溺女歌》。
[55]同治《华阳舒氏统宗谱》卷1《家规十则》。
[56]同治《祁门武溪陈氏宗谱》卷1《家法三十三条》。
[57]光绪《黟县碧山李氏宗派谱》卷首《家训》。
[58]光绪《绩溪县南关许氏惇叙堂宗谱》卷8《家训》。
[59]宣统《上川明经胡氏宗谱》下卷之中《规训》。
[60]宣统《富溪程氏中书房祖训家规封丘渊源考》。
[61]民国《绩溪城南方氏宗谱》卷2《祠谱·祠规》。
[62]民国《曹氏宗谱》卷1《家训·旺川家训后十则》。
[63]宣统《上川明经胡氏宗谱》下卷之中《规训》。
[64]古之贤：《新安蠹状》下卷《牌票·行六县劝士民葬亲》。
[65]古之贤：《新安蠹状》下卷《牌票·禁暴露亲尸》。
[66]同治《黟县三志》卷11《政事志·劝葬·劝葬集证》。
[67]廖腾煃的《海阳纪略》卷下收录了多起占葬坟山案件和对案件的看语，如《李彩控张为锦占葬坟山案》《孙琈等控程兆纯占坟山案》《孙君宜汪新控争坟山看语》《勘审张绶张德泓坟山看语》等。
[68]廖腾煃：《义冢记》，道光《休宁县志》卷22《艺文·纪述》。
[69]廖腾煃：《海阳纪略》卷下《山斗程氏通族义冢示》，《四库未收书辑刊》集部，第7辑第28册，北京出版社，1997。
[70]许承尧：《歙事闲谭》卷18《歙风俗礼教考》，李明回等校点，第610～611页。
[71]乾隆《黟县志》卷1《纪事》。
[72]同治《黟县三志》卷11《政事志·义冢》。
[73]同治《黟县三志》卷11《政事志·劝葬·劝葬集证小引》。
[74]黎靖德辑《朱子语类》卷89《礼六·冠昏丧·丧》，《朱子全书》第17册，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第3013～3014页。
[75]《朱子全书》第7册，第915页。
[76]《朱子全书》第7册，第915～916页。
[77]刘汝骥：《陶甓公牍》卷12《法制科·黟县风俗之习惯·丧葬》，第60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