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密新闻：主流媒体经由日常叙事实现公共价值的途径
杨惠涵 方毅华
[摘要]随着新兴媒体的崛起，受众的媒体选择空间扩大，传统媒体的单向传播逐渐演变为受众自主选择，以硬新闻和说教为主的传播内容已经不能满足当下受众对日常生活变化和自身权益的关注和需求。在这种背景下，以“公众关切”为出发点、以讲述普通人故事为特色的“亲密新闻”脱颖而出，吸引了新闻学界和业界关注的目光。笔者选取我国主流媒体关于普通人及日常生活的报道案例，根据“亲密新闻”写作要求，分析这类报道在叙事上的优势和不足，力求探索一条本土化“亲密新闻”的报道路径。
[关键词]亲密新闻 主流媒体 日常叙事 媒体公共价值
何谓“亲密新闻”？美国伊利诺伊大学新闻系主任沃尔特·哈林顿（Walt Harrington）在他的《亲密新闻——报道日常生活的艺术与工具》（Intimate Journalism：The Art and Craft of Reporting Everyday Life）一书中提出“亲密新闻”（Intimate Journalism）的概念，将其作为一种报道日常新闻的范式。哈林顿认为，“那些日常生活的故事——有关于行为、动机、感受、忠诚、态度、委屈、希望，人追寻其生活意义与目标时取得的成就，以及普通人的奋斗历程——应该是每一个好的报纸的灵魂”，它利于媒体在这个“生活变得前所未有的快速、愤世嫉俗、碎片化的时代，修复破损的社会结构”。[1]马克·克雷默（Mark Kramer）和温迪·考尔（Wendy Call）则将“亲密新闻”定义为一种“记录普通人行动和日常生活”的“深度的、洞察世态的严肃新闻”[2]，为“亲密新闻”的贴近性、公共性及普遍意义增添了注脚。
民生新闻作为我国媒体尤其是地方媒体报道普通人日常生活的重要类型，与重视严肃思考的“亲密新闻”相比，都市类的民生新闻聚焦于家长里短、琐碎内容，常常因为事件缺少新闻价值及普遍性、典型性、深刻性而被学界诟病——学者张立伟将“亲密新闻”解释为“由个案深掘广探，维护公共性，聚焦共同经验”。[3]如今我们正处在日益复杂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时代，共同经验作为日常行动的蓝本和问题的映射，对于处在现代化快速发展中的我国公众尤为重要。笔者将根据哈林顿所提出的“亲密新闻”报道方式重新审视主流媒体的日常生活报道，挖掘“亲密新闻”对新时代媒体提高传播效果的意义，并梳理有关报道技巧，以期为主流媒体提高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贡献绵薄之力。
一、利用内聚焦叙事，读者更有代入感
在新闻人物所处的实际情景中思考、记录和写作，是哈林顿“亲密新闻”报道技巧的第一条。体现在新闻稿上，表现为人物的环境、对话、动作、心境的真实再现，使读者在阅读时能对报道中的人物和事件进行最大程度的还原，读者可以在现实世界找到对应的人物与故事，增强代入感，从而提升报道感染力、可信度和贴近性。读者将报道与自身所处的社会环境紧密联结起来，报道才能达到理想的共振效果，才能寓宣传于无形。简而言之，“亲密新闻”的深度洞察力要求记者拥有上帝般的全知视角，而“亲密新闻”的接近性和客观性又要求记者尽可能表现为平视人物。这就需要记者善用内聚焦即限知视角进行写作，以特定的人物来感知和呈现对象。[4]
《人民日报》2018年6月15日的报道《“她用生命完成了最后一堂课”（守望）》就使用了多重内聚焦，以在场家长的“要不是李老师推开孩子们，后果不堪设想”，学生的“李老师再也不会回到讲台了，我们想她”，以及同事哽咽讲述李老师为人和邻居述说难过不舍，客观展现周围人对李老师的敬仰、感激与思念。记者借用交警的视角描述李老师舍己救人时惊心动魄的过程，整篇报道生动呈现了已不在人世的老师的鲜活身影，让人读之动容。这类多重聚焦常被应用于逝去现场的还原，在能够实地采访的生活情景中，作者易忽略这样有效的叙事技巧，光顾着讲述自己的所见所感，使报道缺少生动性和感染力。《人民日报》2018年6月23日的报道《“在厦门生活，就是一种幸福”》以“幸福”这一主观感受入题，却立足高点，以全知视角讲述了厦门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成就。报道的八个引语来源中主要是官员与专家，仅有两位是读者能产生直接认同感的普通市民，他们只言片语的评价也不足以构成报道的内聚焦叙事，因此与标题中主观情感的表达相比，正文内容显得过于高冷，不够接地气，缺少人情味的叙述，也难以对公众构成吸引力。
西方媒体则擅长用内聚焦手段增强文章的感情色彩：一方面，由于长期以来媒体追求记者报道时的冷静、客观、平衡，记者的立场表达常以引语形式展现；另一方面，新闻特稿历来有讲故事的传统，因此新闻故事中的多方叙事者成为扩展故事结构的因子，他们起到解释背景、提供观点或编织卫星事件、推动主情节发展等作用，这样一来，报道内容可以更贴近日常理解。例如《华盛顿邮报》2008年获得普利策特写新闻奖的文化类报道《早餐前的珍珠》，记者以监控的视角观察行人的行为而不对其心理进行猜测或评判，并让一些人亲自讲述他们为什么注意到或者忽视了小提琴演奏家在地铁站台上的表演，以及自己当时所处的情况，既起到了释疑的作用，又引发读者以这些人为参照反思自己，反思文化艺术在美国公众生活中的位置。这一点国内主流媒体可以适当参考，在特稿写作方面合理加以运用。
二、记者善用“隐身术”，百姓故事更精彩
哈林顿认为，通过展现人物在限知视角下的真实对话，能够让报道显得更加生动。但同时记者也需要对他们的对话进行选择，尤其是理解这些会话的内涵，包括话题为何产生，它们反映了人物怎样的生存和心理状态，这种状态是否具有代表性，等等。这就要求记者在把控报道真实性和整体深度的同时，有选择地还原人物当时的话语和行为，只在必要时借助人物之口讲述动机。这样做的好处是报道更具故事性和悬念性，读者也更易产生代入感和好奇心理，忘却局外旁观者的身份，最大限度地投入读到的故事中，唤起自己面对类似境遇的想法和感受。
采用内聚焦叙事和让记者“隐身”，都是用报道中的普通人触动观看报道的普通人的有效方法。中央电视台曾在《新春走基层· 蹲点日记》的节目《杨立学讨薪记》中如实记录了农民工杨立学和工友的艰难讨薪路。电视镜头中，工人们的生活现状被真实展现：在食堂只要米饭不要菜；回到不大的宿舍，几个工友就坐在铁架床上端着饭盒干吃米饭；镜头再转，他们已经在工地上挥洒汗水……此外，拍摄杨立学凝望着公交车外的城市夜晚，以及在默默地听了一段电话后突然开始擦眼泪，等等，都是对人物心理状态的细腻呈现。但不足的是，节目交代背景信息的旁白破坏了观众对这些特写镜头的解读和感受。此刻去掉声音也许会让观众更关注人物表情，从而理解人物心情。此外，故事内人物的相互对话也有助于观众理解情节。比如杨立学和没钱给杨母治病的侄女打电话时说：“我有钱，但是拿不到啊，我也想拿回来！” 展现了底层家庭难上加难的绝望无助，比起旁白描述杨立学如何焦虑，这样的呈现更加直观。而采访中工友对记者说：“天下工人是一家人，一方有难，八方支援。”若换成即时情景下的人物互动，比如工友们如何在用实际行动支持杨立学，大概会收到更好的效果。
“亲密新闻”聚焦的是百姓故事，而讲述百姓故事切忌记者的过多引导。这是因为相较于新闻机构的能力，普通人的发声渠道有限，如果在新闻中显示了过多人为干预的痕迹，会让新闻的真实性遭受怀疑。此外，“亲密新闻”作为对当前民生新闻不足之处的补充，应更多体现在对日常生活的刻画这一点上，即将常态作为报道中心，而不是将奇闻逸事或者某种重大时刻作为报道对象，记者也就无须跳出来发表任何导向性的观点或情绪化的表达。
三、刻画典型人物，突出个体价值
不少主流媒体当下对日常生活报道的认识还停留在为民生而民生的水平，尽管也有意贴近百姓生活，但却犹如“散点透视”，缺乏可以捕捉内涵的深刻画面。这是因为作者对普通人生活与社会各个领域发展间产生的深度互动认识不足，由此也就无法深入浅出地为读者呈现复杂的社会现实，无法引导公众在他人的经验中触类旁通地发现具有共性的社会问题与人生价值，这或许是当下主流媒体影响力下滑、受众流失的原因之一。主流媒体想要重新获得受众，首先应从既有报道类型着手，通过引入“亲密新闻”创作思路，使日常化的社会现实彰显得更淋漓尽致。例如，通过发掘现有的典型人物报道，我们就可以开拓出一条“亲密新闻”的路径，让主流媒体成为一个新时代公众获得启发、思考及行动力的公共空间。
目前随着经济快速发展，中国涌现了形形色色的行业及文化，同时一些社会所推崇的标准正在被颠覆且总体更加多元化。能集中看到这些纷杂社会形态的载体，就是生活于其中的人。通过感受环境在个体身上的反映，读者可以方便直观地在不需要有深层思维逻辑的情况下触达社会现实的肌理，这是现今新闻报道相较于严肃思考或文艺作品不同的特色之一。而对于这个时代的普通新闻读者来说，他们既想看到和自己贴近的人物，从而获得启发，也希望能在新闻中看到自己所不了解并且好奇的个体生存状态，从而触发更多社会思考。这些都为主流媒体传统的典型人物写作提供了指向。
甘惜分在《新闻学大辞典》中将典型报道定义为对具有普遍意义的突出事物的强化报道。[5]在过去很长时期，我国基本是先自上而下地对典型进行选择，媒体再跟进采访，编辑部往往对采访对象先入为主贴标签，因此典型人物报道越来越程式化、刻板化。随着当下媒体格局、受众观念均已发生巨大变化，媒体人需要尽快转变思路，尝试从“亲密新闻”的亲密性角度出发，发挥主观能动性，从日常生活的身边人、身边事中发现典型，在保留典型普遍性和先进性意义的基础上，让典型回归生活、彰显人物真实的魅力，激发受众以典型人物为参照，了解现实世界和自己的所处时代，起到传递正能量、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作用。
《人民日报》2018年7月6日的报道《新疆塔城一位维吾尔族老人9年风雨无阻升国旗——“看到国旗，大家的心就在一起了”》讲述了沙勒克江·依明九年来坚持在重大节日升国旗，并通过这一举动团结邻里的事迹。通常在人们的认识中，升旗是一个组织性的活动，一位普通老人为什么要在自己家小院里举行这么庄严的仪式？记者开篇就讲述了一个细节：“为避免出错，他和儿子每天对着网络视频反复练习。即便如此，升旗前一天，沙勒克江还是紧张得一夜没睡……”这段描述让读者明白，升旗是沙勒克江发自内心的行动。除了升旗这一有着特殊性的“日常活动”，报道也讲述了沙勒克江的儿子传承优良家风，从医后无偿帮助困难病人的事迹。通过这些生活在边远地区的普通人，故事展现了报道对象坚定的信念、庄严的仪式、爱国的热忱，从日常生活中挖掘出了有价值的典型。但这篇报道也存在一些问题，比如时间跨度大，概括性强，缺少现场的描写，缺乏细部的刻画，致使人物动机的表达不够鲜明，邻里的反应与评价也比较单薄，某种程度上模糊了主人公升旗的行动价值。如何把有意义的事情写得有意思，读后发人深省，令人难忘，媒体人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另外，典型人物不一定是先进人物，他们也可以是反面人物，或是正在遭遇某些问题的普通人。只要他们的行动能够反映出社会普遍缺失或者存在的现象，就可以成为一个典型的报道对象。最重要的是他们身上所具备的鲜明原型化特征，可以引发读者的共情，激发他们改善社会生活的行动力。
四、从体验到经验，挖掘公共价值
“日常生活，纵向分为表里两层。表层，是个人生活，张三的衣食住行……是个体的再生产；里层，是公共生活，无数张三的衣食住行……合成社会的再生产。”[6]张立伟将日常生活分为个性与共性，诠释了“亲密新闻”写作的核心要义——将普通个体的生活行动与群体的日常关切相结合，使新闻事实传递具有借鉴意义的普遍经验，形成公共价值。目前，我国正处于极力平衡多元社会声音的阶段，此时传统主流媒体应该承担何种角色？在过去，媒体作为“社会公器”“传声筒”对于实现整体社会利益可谓高效，但在被科技深度影响的新时代，坚持党性原则的同时吸纳多元观点、展现公共价值才是树立威信的良方。所谓公共价值，符合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所提倡的“实现好、维护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并在此基础上加入动员群众参与公共事务、改善物质精神生活的出发点。因此新闻媒体在报道时，应该聚焦于日常的基本关切，从小处但非局部着眼，将个人体验上升为群体经验，产生动员力量，这也是“亲密新闻”从生活中提炼报道的宗旨。
“亲密新闻”在表层部分，要求呈现生活的“复杂常态”。哈林顿批评美国新闻不是频频报道“关于Aunt Sadie烹饪派的一些肤浅的故事”，就是报道死于艾滋病的人或者杀父弑母等极端案例，能够对日常生活中的普通人给予相同深度的注意，从一般中找寻案例的新闻则弥足珍贵。他指出：“日常生活是我们理解我们自己、我们的社会、我们的价值与行为的唯一真实的实验室。即使要研究异常现象，也是那些在异常世界中已成为常规的部分才最能显露人性。”[7]在里层，则要求能够唤起人类的共情和社会的共同思考。电影《我不是药神》在国内获得口碑和票房的双丰收，得益于电影不仅通过刻画小人物的真实状态牵动人心，还聚焦仿制药等现实话题，契合了大众对生命权利保障的关切。新闻报道也可以借鉴这样的思路，积极回应群众关切的热点、难点问题，凸显媒体的公共职能。
《人民日报》2005年12月14日的报道《男儿当自强——洪战辉带妹求学记（上）》讲述了一个平凡不过的普通大学生，在父亲精神失常、亲妹妹去世、母亲离家出走等变故之后，如何坚持照顾父亲、弟弟及捡来的小妹妹的故事。文章用平视的白描手法叙述了洪战辉的艰辛与担当，一些细节如在学校做小生意被不了解他的困难的老师呵斥，他“没有辩解，强忍住眼中的泪水，收拾东西走了出去”，以及“为了省钱，从汽车站到郑州西郊的图书城，他宁愿步行两个多小时”，等等，唤起了读者的强烈共情，使这篇报道成为当时人民网点击留言较多的新闻报道之一。但在报道中，主人公的支持者仅限同学、老师、精神病医院负责人、大学领导，对于地方政府的缺位，报道没有明确指出，也没有提到任何后续的弥补行动，但结尾却以洪战辉“心中只有感恩和爱”的欢喜结局作为结束，没有进一步突出其在社会现实中的普遍意义：一个如此贫困的、没有成年劳动力的农村家庭，为什么所有的重担都会落在一个孩子身上？如果缺少了类似的追问，报道所能动员的就只是捐款善举，而不是对所有困难家庭和失学少年的关注，自然也就无法展开真正有助于整体社会进步的行动。
如今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多元化的价值观经由互联网高速传播，而新媒体环境又加剧了对权威和精英的消解。众声喧哗的时代，一方面，传统媒体作为“社会公器”的社会代理职能不断遭受质疑和挑战，受众也不断流向新兴媒体。随着新媒体正在越来越被期望成为一个平等的舆论场、对话场，传统媒体则逐渐成为政治信息的集散地，或者重大突发事件信源，在日常吸引年轻受众方面逐渐乏力。另一方面，新闻的公共性价值凸显，记者不仅在媒体中承担职务，在社交网络上也被寄予厚望，以微博“大V”的身份成为公共事务的积极推进者，新闻受众也开始更多地在新闻媒体上搜索社会话题，寻求发声机会。由此，传统媒体应进一步寻求自身定位，找准自身引导舆论的客观优势，以“亲密新闻”唤起公民对传统媒体的关注与连接感，并注意转变报道理念，创新写作方法，更多地讲述与普通人关系密切的内容。通过报道体现公共价值，引导人民乐观向上，克服困难，不断前行。
（作者杨惠涵系中国传媒大学新闻学硕士研究生，方毅华系中国传媒大学新闻学院教授）
[1]HARRINGTON W. The Art and Craft of Reporting Everyday Life［M］.London：SAGE Publication，1997：Prologue，xiii-xiv.
[2]克雷默，考尔 . 哈佛非虚构写作课：怎样讲好一个故事［M］. 王宇光，译 . 北京：中国 文史出版社，2015：82.
[3]张立伟 . 亲密新闻：“两个一百年”的百姓体验（上）［J］. 新闻战线，2018（7）：72- 77.
[4]方毅华 . 新闻叙事导论［M］. 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14：86.
[5]甘惜分 . 新闻学大辞典［M］. 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154.
[6]张立伟 . 亲密新闻：“两个一百年”的百姓体验（上）［J］. 新闻战线，2018（7）：74.
[7]HARRINGTON W. The Art and Craft of Reporting Everyday Life［M］.London：SAGE Publication，1997：Prologue，x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