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相关文献综述
（一）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增长和贸易结构改善
长期以来，国际贸易与对外直接投资的关系一直没有定论，是理论界研究的焦点问题之一。对于二者关系的理论研究始于蒙代尔（Mundell, 1957），并逐步形成了三种理论观点：替代关系理论、互补关系理论和介于二者之间的不确定关系理论。汉姆伯格和施米茨（Helmberger and Schmitz, 1970）指出，对外直接投资与国际商品贸易之间是互相替代还是互相补充，本质上是一个实证问题。此后的研究，大多关注于实证。
1.关于对外直接投资对出口增长拉动的研究
国外对不同国家的实证研究的结论不一致。帕因和克林（Pain and Wakelin, 1998）用11个OECD成员1971—1992年的数据进行时间序列分析，结论是对外直接投资减少了法国、德国、瑞典的出口额，却增加了日本、英国、美国的贸易额。马里亚姆和塞西利奥（Mariam and Cecilio, 2004）运用面板数据模型分析了欧盟和日本、美国的工业品进出口贸易，证实了贸易与投资之间存在互补关系。利普西和韦斯（Lipsey and Weiss, 1981）的研究表明，美国对外直接投资具有正的出口效应，尤其是当东道国为发展中国家时，这种正的出口效应更加明显。
国内的研究结论则相对一致。陈石清（2006）的研究表明对外直接投资对于中国贸易的影响相对较不显著。根据邓宁的“对外直接投资发展阶段论”，人均GDP超过1000美元的经济体即进入对外直接投资起步阶段，显然中国早已跨越这一阶段。未来对外直接投资对出口贸易的影响会进一步凸显。陈立敏等（2010）采用2003年以来中国对26个主要国家的进出口和直接投资数据进行分析，结果表明随着“走出去”规模的不断扩大，中国企业的海外投资对出口贸易产生了明显的促进作用。聂左玲（2010）利用山东省1990—2007年的出口与对外直接投资数据进行协整分析，验证了山东省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之间存在互补关系。
简要评述如下。关于对外直接投资对出口贸易是具有拉动作用还是阻碍作用，国外研究得出不一致的结论既有数据选取方面的原因，又与这些国家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具有不同的对外直接投资结构和国际商品贸易特点有关。对中国的研究结论表明，当前中国的发展阶段、对外直接投资以及出口贸易的特点都适合用对外直接投资来拉动出口增长。所以，未来研究的重点不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是否对出口增长有拉动作用，而是如何利用对外直接投资来拉动出口增长，尤其是政府在这方面可有何作为？如何通过制定相关政策实现这些作为目标？这是目前研究中所欠缺的，也是本书要解决的问题。
2.关于对外直接投资优化出口贸易结构的研究
国外在这一领域的研究主要是针对发达国家的。小川和李（Kazuo and Lee, 1995）研究了日本失去相对优势的产业的资本回报率与这些产业对外直接投资之间的关系，认为此类产业会在境外相同产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从而优化国内的产业结构。布劳恩斯卓姆、科南和利普西（Blomstrom, Konan and Lipsey, 2000）也认为对外直接投资对日本产业结构的调整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图恩和恩格（Tuan and Ng, 2004）认为，对外直接投资调整了中国香港制造业的结构，并通过集聚效应间接影响了生产力。巴里奥斯、戈格和斯卓柏（Barrios, Gorg and Strob, 2000）通过研究爱尔兰的数据也发现，跨国公司会从母国国内市场上获得一些中间投入品，导致国内产业结构的改变，促进当地企业的发展。在多数研究指出对外直接投资可以促进母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同时，恩格（Ng）、斯劳特（Slaughter）等学者却对此提出了质疑，他们认为对外直接投资不一定优化母国的产业结构，甚至会有不利的影响。
国内早期的研究以理论总结为主。李优树、杨环（2003）从竞争力角度进行研究发现，发展对外直接投资有助于利用比较优势实现国内产业的优化与升级。而汪琦（2004）认为，对外直接投资对投资国的产业结构调整有明显的正负两方面效应。胡曼（2005）提出，应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和国家产业政策结合起来，并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来促进产业结构的重组和优化。此后，也出现了一些关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产业升级效应方面的实证研究。范欢欢、王相宁（2006）发现，对外直接投资与第二产业结构正相关，与第一、第三产业无关，并得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不能提升产业结构的结论。董佺、杨清、曹宗平（2008）指出，对外直接投资对于服务业产业结构的提升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冯春晓（2009）的研究结果发现，我国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与产业结构优化存在正相关关系，其中与高度化相关性较强。最近，也有实证研究涉及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结构之间的关系。唐心智（2009）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贸易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表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能产生较显著的贸易创造效应，同时对出口商品结构也具有改善作用。陈愉瑜（2012）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贸易结构效应进行分析，发现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滞后二期对货物出口贸易结构变化有积极影响。张春萍（2012）的研究表明，中国对资源丰裕类国家的直接投资具有最强的出口创造与进口创造效应，对发达经济体的直接投资具有较强的出口创造与进口创造效应，对新兴经济体及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具有较强的出口创造效应与较弱的进口创造效应。
简要述评如下。关于对外直接投资与优化出口贸易结构的关系，已有的研究大都将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内产业结构改善情况作为中介变量，进而分析国内产业结构对出口结构的影响方向及大小，而关于政府如何通过制定政策来利用对外直接投资优化出口贸易结构鲜有研究，也没有考虑对外投资目的及投资区域的差异对对外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的影响。同时，除了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影响国内产业结构进而影响出口结构这一间接渠道，对外直接投资也可以通过资源补缺机制、投资收益回馈机制等直接作用于出口结构改善，对这一方面的研究也尚属空白。本书正是在考虑了对外直接投资异质性的基础上，立足政府政策设计的角度，研究对外直接投资优化出口贸易结构的机制及实现这一作用的政策路径。
（二）国际技术扩散的主要途径与效用机制
国际技术扩散的途径既包括国际贸易（含国际服务贸易）、FDI等物化的渠道，也包括技术许可以及国际劳务输出、人口迁徙和信息交流（如国际会议）等非物化的渠道。本书研究的重点是商品贸易、FDI、国际技术转移（专利）带来的国际技术扩散。总体来看，国内外学者对FDI和国际贸易对国际技术扩散进行研究的文献比较多，而通过专利申请研究国际技术扩散的文献相对较少。
1.国际贸易促进技术扩散及产业结构调整的效应机制
关于国际贸易是否能够加快国际技术扩散，进而推动制造业技术进步与产业结构升级，至今一直是经济学界的热点，但是由于研究方法、研究对象及数据采集存在的差别，对这一问题尚无统一定论。
开放经济中，受国际环境影响最大的是半工业化国家的技术进步，其中国际贸易被认为是主要的影响渠道（Ernst, 2005;UNCTAD, 2005; Von Zedtwitz, 2005）。进口贸易具有显著的技术溢出效应已经为大量的研究所证实。科和赫尔普曼（Coe and Helpman, 1995）针对21个OECD成员的实证研究表明，进口贸易通过传导贸易伙伴的研发成果，推动了自身的技术进步，并且其影响程度随着本国贸易开放度的提高而加强。伊顿和考洛姆（Eaton and Kortum, 1996）通过对OECD成员数据的研究发现，一些OECD成员中有超过50%的经济增长来自美国、德国、日本的技术革新。巴尔·那瓦勒和索拉格（Barba Navarett and Soloaga, 2002）的研究认为，发展中国家可以从与发达国家的进口贸易中获得技术外溢。希夫、王和奥拉瑞格（Schiff, Wang and Olarreaga, 2002）认为，1976—1998年南北贸易模式中的R&D外溢效应极大地提高了发展中国家知识密集型产业的全要素生产率，而南南贸易中的知识外溢则带来了知识密集程度较低产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当然，也有一些学者对国际贸易不一定能推动本国的技术进步，其作用会受到一些因素的限制，技术接受国本身的技术基础和消化吸收能力是所有影响因素中最重要的。亚萨尔（Yasar, 2007）在对土耳其服装业、纺织业、汽车制造业等行业的考察中发现，进口对土耳其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并不明显。钱尼和奥萨（Chaney and Ossa, 2012）运用克鲁格曼的新贸易理论模型进行研究，认为大市场背景下形成的高级技术不适合小市场国家，从而限制国家市场间的技术转移。因此，一般而言，国家间在人力资本存量、内外资企业的技术差距等技术吸收能力方面所存在的差异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解释前述研究结论的不一致问题。
这一领域的研究受到了海外学术界的关注，2000年以来针对中国的研究也大量涌现。例如，李平（2006）使用LP方法替代CH方法对国际技术扩散溢出的国外研发存量进行度量，实证结果表明，进口贸易对中国东、中、西部技术进步发挥着重要作用。黄凌云、范艳霞、刘夏明（2007）则认为，出口对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有促进作用，进口则有负效应。楚明钦、丁平（2012）通过对中国全要素生产率数据进行分析，对中国从9个代表性国家进口中间品、资本品得到的研发资本存量溢出数据进行处理分析，得出中间品进口（主要指零部件）对我国全要素生产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资本品（主要指机器设备）则有负向影响。
（1）进口与国际技术扩散。
进口是否会带来国际技术扩散？问题的焦点在进口中间产品所包含的技术信息上。伊顿和考洛姆（Eaton and Korum, 2002）利用他们建立的一般均衡模型，实证得出进口存在着较大的国际技术扩散效应。科和赫尔普曼（Coe and Helpman, 1995）利用进口份额作比重测度国外的R&D存量对于国内全要素生产率（TFP）的影响，结论支持进口是国际技术扩散的渠道的说法。沙克拉和朱默特（Hakura and Jaumotte, 1999）通过分析87个国家的数据，发现对发展中国家来说，进口确实是国际技术扩散的一个渠道，且部门间贸易在技术扩散中扮演的角色要强于部门内贸易。弗尔维等（Falvep et al., 2004）引入进口渗透率变量，用进口份额对贸易伙伴国进行加权，结果显示进口贸易具有正向技术溢出效应。斯凯勒（Skeller, 2002）通过研究1970—1991年加拿大、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瑞典、英国、美国8个国家的13个制造业部门，发现在研发（R&D）活动对一个产业生产力增长的贡献中，本产业内部的R&D占50%，国内其他产业和国外的R&D分别占30%和20%。陈刚、潘杨和冉幕娟（2006）在《进口贸易、技术外溢与内生经济增长》一文中采用1992—2003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发现进口贸易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人力资本的“门槛”。邓海滨、廖进中（2006）的研究表明，中国的进口贸易存在技术溢出效应，其效应大小受技术吸引能力的影响。总之，实证测度的结果大都证明了进口是国际技术扩散的重要渠道。但这些研究大部分基于总量数据，在企业和行业层面的研究较少，而且，对于进口产品和行业（企业）的异质性的影响考虑不够。
（2）出口与国际技术扩散。
微观层面案例研究的结论支持“边出口边学习”，实证测度却与此差距不小。伯纳德和延森（Bernard and Jensen, 1999）使用美国企业的数据得出的结论是，出口企业和非出口企业的劳动生产率之差只有0.8%，小到几乎可以忽略。希夫和王（Schiff and Wang, 2003）研究发现，墨西哥与美国和加拿大间的贸易推动了墨西哥制造业部门TFP的持续增长，增长率为5.5%—7.5%；而与其他经济合作组织（OECD）成员间的贸易带来的影响不大。秀金二等（Soo-Ⅱ Kim et al., 2009）用韩国制造业中8个行业1335个企业的数据研究表明， 5/8的行业是高生产率的企业选择出口，而不是出口带来生产率的提高，即出口并不存在国际技术扩散效应。到目前为止，实证测度的结论大都不显著支持出口中的技术扩散效应，但为什么案例研究却得到不同的结论呢？这是否与测度使用的方法或选择的数据不恰当有关？这值得进一步的探讨和深思。
2.FDI促进技术扩散及产业结构调整的效应机制
理论界普遍认可，FDI是国际技术扩散的重要渠道。
（1）国外关于FDI的技术溢出效应的研究。
关于FDI与技术溢出效应之间关系的研究早在20世纪80年代甚至更早就已经开始了。取得所有者优势被认为是企业进行FDI的重要动机，而技术创新同样有助于取得所有者优势。一个拥有产权优势的企业为了保持自己的优势进行海外直接投资（OFDI）。许多企业选择OFDI，在东道国建立分公司，通过具有优势的无形资产或规模经济控制东道国的企业，使 FDI 所获得的利润远远多于出口（Buckley and Casson,1976; Dunning, 1979, 1988, 1993）。同时，坎特韦尔（Cantwell, 1995）发现，在20世纪30年代欧洲和美国的大型公司在海外的研究开发费占总费用的7%，但到了80年代，此比例上升到19%，这表明上述的所有权优势多是通过技术创新产生的（Cantwell, 1989, 1991; Pearce, 1999）。同样地，格里菲思（Griffith, 1999）、格里菲思和辛普森（Griffith and Simpson, 2001）、奥顿（Oulton, 2001）、克里斯库奥洛和马丁（Criscuolo and Martin, 2004）的文献都用新技术以及资本存量的质量作为变量对 FDI的所有权优势进行研究，得出了同样的结论。
技术研发促进了FDI的进行，那么FDI和技术溢出存在怎样的关系呢？国外学者针对这一问题主要从两个方面进行研究。一是关于对外直接投资与逆向技术溢出的关系。科格特和常（Kogut and Chang, 1991）将日本企业对美国的海外投资作为研究对象，提出了逆向技术溢出的猜想。杰斐（Jaffe, 1993）等针对逆向技术溢出问题进行研究，结论表明，没有竞争优势的跨国公司可以通过在技术高端的国家进行投资来直接获取技术或间接吸收技术。尼尔斯（Niosi, 1999）和皮尔斯（Pearce, 1999）同时证明了企业在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时趋于将跨国公司建立在目的国的研发中心旁，这样有利于跨国公司获取东道国的先进技术。柯莫尔（Kuemmerle, 1999）的研究发现，如果东道国拥有高新技术或专有技术等，那么对于跨国公司的母国来说无疑是获取技术的最佳途径。布兰施泰特（Bransstetter, 2000）同样用日本企业对美国的海外投资数据证明在美国投资的日本企业技术水平明显提高。布拉科尼耶（Braconier, 2001）等用瑞典 OFDI 面板数据，认为OFDI与母国获得技术外溢效应呈正相关关系。二是关于引进外资与技术溢出效应的关系。凯夫斯（Caves, 1974）对澳大利亚产业数据进行实证分析，认为 FDI可以提升该国的技术水平。格洛伯曼（Globerman, 1979）使用加拿大制造业数据进行研究，结果发现FDI与东道国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呈正相关关系。艾特肯和哈里森（Ait ken and Harrison, 1991）对委内瑞拉1976—1989年引进外资与其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关系的研究表明，外资份额高的企业，其劳动生产率也高。伯仁茨特恩和格雷戈里奥（Borensztein and De Gregorio, 1998）对OECD成员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数据的分析得出，如果发展中国家有足够的人力资本，那么FDI对发展中国家有技术溢出效应。此结论在几年后也得到证实（Hu and Jefferson, 2001）。凯勒和耶普尔（Keller and Yeaple, 2003）对美国1987—1996年制造业数据进行的分析发现，在此期间内，企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有14%可由FDI技术溢出效应解释。
吉尔马和维葛林（Girma and Wakelin, 2001）与哈斯克尔、佩雷拉、斯劳特（Haskel, Pereira and Slaughter, 2001）对英国的研究，巴特拉和托恩（Batra and Ton, 2002）对马来西亚的研究，斯莫尔贡斯基（Smarzynska, 2002）对立陶宛的研究，都证明了FDI可以产生正向技术溢出效应。凯勒和耶普尔（Keller and Yeaple, 2003）对美国企业的研究表明，制造业11%的生产率提高可由FDI的溢出效应来解释。哈米达和古格勒（Hamida and Gugler, 2009）用瑞士制造业、服务业、建筑业的企业层面的数据表明，FDI存在着示范效应的技术溢出。
同时，也有研究得出了相反的结论。利普西（Lipsey, 2002）认为，FDI对东道国当地厂商的技术溢出是不确定的，它取决于东道国的政策、环境和产业水平。塔伊马兹和伦格（Taymaz and Lenger, 2004）对土耳其制造业的研究表明，跨国公司不仅对土耳其制造业的技术进步不存在正的溢出效应，相反，跨国公司所占份额越大，负的溢出效应越突出。
但总体来看，随着经济计量工具（如工具变量的使用）和微观层面数据的丰富，越来越多的研究结论肯定了FDI对国际技术扩散的重要作用（Blalock and Gertler, 2008）。
（2）国内关于FDI技术溢出效应的研究。
关于FDI与技术溢出的关系问题，国内学者也有大量研究。其中，冼国明（1998）构建了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逆向投资的模型，研究表明OFDI与母国技术进步有正向关系。江小涓（2000）认为，我国企业要“走出去”，从而获得国外先进资源。赵伟等（2006）通过对OFDI与中国技术进步的四个机制的分析，认为OFDI确实能促进母国的技术升级。姚洋（1998），徐涛（2001），江小涓（2004），王红领、李稻葵和冯俊新（2006）等各自用了不同的数据进行分析，发现FDI 对我国技术升级有正向影响。王滨（2010）通过对1999—2007年制造业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发现，FDI对制造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横向及前后向关联溢出效应都显著为正。张方华和李守芹（2013）以智力资本为中间变量，构建FDI技术溢出对本土企业创新能力的概念模型，得出FDI的确能够带来技术溢出效应的结论。
赖明勇、包群（2003）采用协整分析方法和误差修正模型，发现FDI对国内技术进步具有较大的技术外溢效应，且存在一定的时滞。仇怡、吴建军（2006）的研究表明，对外直接投资具有正向技术溢出效应，其效应大小与东道国的人力资本存量相关。持相反观点的相关研究有：何洁（2000）认为对外直接投资的溢出效应大小与当地的经济发展特征相关，因此，只考察对外直接投资的数量不能反映该地区接受的技术溢出的情况。余光胜、李炜（1997）对国内对跨国公司的引资实践进行考察，表明技术传播效应并不理想。陈炳才（1998）认为，在我国接受的FDI中，大部分投资在技术的先进性、长期性和竞争力水平上是值得怀疑的。
3.国外专利申请促进技术扩散及产业结构调整的效应机制
国际技术转移是指企业通过支付技术许可费获得使用专利等技术的权力，是国际技术扩散的渠道之一。这里支付的技术许可费的数据可以很方便地从一国的国际收支平衡表中获得，利用这一数据与TFP、企业利润率等表示技术效应的指标做回归，即可实现对这一渠道扩散效应的测度。佩里（Peri, 2003）研究发现，那些人力资本水平低、非常贫穷且地处偏远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很难通过外国专利提升自己的创新水平。许和常（Xu and Chiang, 2005）的研究表明，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生产率的增长与当地国外专利的存量呈正相关。李平（2006, 2007）多次量化考察了国外研发资本对中国区域技术进步的影响，他将国外专利申请与进口贸易、FDI进行组合研究，研究结果表明，从全国层面来看，国外专利申请溢出的研发资本存量与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具有正相关关系；从地区层面来看，专利申请渠道的国际技术溢出对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从东部到西部逐渐递减。
但是，也有不少经济学家认为，国际技术转移并不是国际技术扩散的主要渠道。艾西尔（Ethier, 1986）认为，这主要是由两方面的原因造成的：一是技术并不全是显性的（Codified Technology），沉默技术（Non-Codified Technology）不能通过技术转移的方式扩散；二是国际技术转移双方存在着信息不对称，大部分的国际技术转移发生在跨国公司内部（母子公司之间）。
总体来说，在关于国际技术扩散的研究中，对扩散途径的研究成果是最多的，单纯就上述三个途径的国际技术扩散是否存在也基本达成共识，不同的只是国际技术扩散的效应程度而已。但是，将国际技术扩散专门与制造业技术进步联系起来，以及将国际技术扩散与产业结构升级联系起来进行研究的还比较少，本书将对此进行研究。
（三）影响国际技术扩散效应发挥的因素
影响一国获得国际技术扩散的因素很多，既包括技术本身的特征，也包括两国之间的空间距离、经济距离（经济发展程度）以及技术吸收国的吸收能力，如国民的受教育水平、R&D 投入、研发人员数量和相关政策等。
1.贸易结构对国际技术扩散效应的影响
在新贸易理论框架下，技术可以通过中间产品的国际贸易得到扩散，其前提是一国进口的中间产品与本国现有的中间产品不同（水平差异产品），或者比本国现有的中间产品技术更高（垂直差异产品）。当一国进口这些中间产品时，出口国先进的生产技术就会通过“逆向工程”“竞争效应”“示范效应”“模仿学习”等在进口国逐步得到扩散。因此，扩散量的多少与进口的是什么样的商品直接相关，换言之，进口结构直接决定着国际技术扩散的多少。
沃兹（Worz, 2004）的研究则更进了一步。根据技术密集程度的不同，沃兹将贸易品分成了高技术产品、中技术产品和低技术产品三类，并从技术扩散的角度强调不同类的商品对技术扩散以及经济增长的影响是不同的：高技术产品的技术扩散效应更明显，对经济的影响也更大。因此，进口结构中高技术产品所占比重增加，将有利于国外技术在本国的扩散，有利于推动本国的经济增长。
在中国，孙睿（2006）用进口产品中初级产品和制成品之比作为衡量贸易结构的指标，并利用中国1978—2003年省级层面的面板数据对贸易结构与技术进步的关系进行了分析。许培源（2008）参考科和赫尔普曼（Coe and Helpman）以及沃兹（Worz）对贸易品的分类方法，研究了贸易结构与国际技术扩散的关系。他将资本品与消费品之比、高技术产品与中低技术产品之比作为表征贸易结构的指标，并考虑人力资本对国际技术扩散的影响，证实了进口会产生国际技术扩散，并且扩散量与进口结构密切相关；对发展中国家而言，资本品进口比消费品进口带来的国际技术扩散的作用更明显；高技术产品进口带来的国际技术扩散比中低技术产品更多。
综观这些研究，可以发现，对进口结构对国际技术扩散影响的研究，经历了一个由粗到细逐步深化的过程，尤其是对进口结构本身的衡量，一直在不断深入和细化。
对于进口结构的衡量，大部分的实证研究采用的是联合国 UN Comtrade数据库中的数据。最初的研究只粗略地根据SITC 标准一分位数将进口产品分为初级品（0—4类的产品）和加工制成品（5—8类的产品），或笼统地将其中某类作为一种类型的产品，比如，将SITC一分位中的化学品及有关产品（第5类）、机械及运输设备（第7类）归为资本或技术密集型，第6类和第8类则归为劳动密集型，再将二者之比作为衡量贸易结构的指标。其后的研究不断深化，如许培源（2008）就将SITC分类与BEC分类以及ISIC分类进行了转换，在更详细产品层面的基础上计算了以资本品与消费品之比、高技术产品与中低技术产品之比作为表征贸易结构的指标。
2.技术差距对国际技术扩散效应的影响
理论模型（如Barro and Sala-I-Martin, 1997）已表明技术差距在国际技术扩散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只有在存在技术差距的情况下，两国的贸易才会给技术落后国带去技术扩散。但技术差距与技术扩散的关系却是不确定的。
一些学者认为，技术差距与国际技术扩散存在着线性正相关关系，即两个贸易国之间的技术差距越大，贸易给技术落后国带来的技术扩散效应就越大。哈达德和哈里森（Haddad and Harrison, 1993）、科科（Kokko, 1996）分别对摩洛哥和乌拉圭的研究就证实了这一点。法尔维（Falvey, 2007）的研究认为，较小的技术差距带来的国际技术扩散效应同样较小，较大的技术差距使低技术国家存在着较大的技术选择空间，因而技术扩散率也较大。巴罗和萨拉-伊-马丁（Barro and Sala-I-Martin, 1997）的研究同样证实了这一观点，他们认为国际技术扩散的效果与技术差距成正比，尤其与初始的技术差距成正比。
另外一些学者认为，技术差距与国际技术扩散存在着线性负相关关系，即两个贸易国之间的技术差距越大，贸易带来的技术扩散效应越小。陈涛涛（2003）对中国的研究表明，技术差距越大，技术扩散越小。木下（Kinoshita, 2000）对欧盟五国的实证结果也是技术扩散与技术差距成反比。
还有一些学者（如Blomstrom and Sjoholm, 1999; Bin Xu, 2000;Wofgang Keller, 2003；张国强，2008）的研究则表明，技术差距和国际技术扩散是非线性的关系。康诺利（Connolly, 2001）指出：一方面，技术越复杂，技术差距越大，越难以被模仿和复制，因而技术扩散率越低。但另一方面，技术差距越大，低技术国家对此类产品越依赖于从高技术国家进口，因而进口量越大；更大量的进口使低技术国家有更多的机会接触到该产品和产品中蕴含的技术，这又提高了该产品在进口国的技术扩散率。
这种非线性关系也可以从技术吸收的角度理解。两国间的技术差距越小，低技术国家的工人越容易学习和掌握产品中包含的技术，因而逆向工程带来的国际技术扩散越多；但事情的另一面是：两国间的技术差距越小，低技术国家从贸易产品中可模仿的技术越少，贸易给低技术国家带来的技术扩散也就越少。因此，技术差距与国际技术扩散的关系不是线性的，而可能存在着门槛（threshold effect）。
支持国际技术扩散与技术差距之间非线性关系的实证研究也不少。佩雷斯（Perez, 1997）的研究结果表明：在临界值以下，国际技术扩散效应随着技术差距的增大而增大，当越过临界值，国际技术扩散效应随着技术差距的扩大而变小，甚至可能产生负效应。布洛姆斯特罗姆和肖霍姆（Blomstrom and Sjoholm, 1999）则认为，国际技术扩散与技术差距是非线性的，二者之间存在着门限值：初期，在门限值以内，国际技术扩散随着技术差距的增加而增加，当超过门限值，技术差距扩大到超过了低技术国家的吸收能力时，技术扩散随着技术差距的增大而减小。利用古诺竞争模型，张国强（2008）证实了技术差距对国际技术扩散的影响存在临界值。德里菲尔德、洛夫和泰勒（Driffied, Love and Taylor, 2009）对英国的研究，何洁（2000）对中国的研究都持同一观点。法格伯格（Fagerberg, 1994）调查研究的结论也证实了这一点。
3.技术吸收能力对国际技术扩散效应的影响
国际技术扩散中的吸收能力问题最早由科恩和利文托（Cohen and Levinthal, 1989）明确提出。实质上，此前和此后的众多研究，已经包含了吸收能力的因素。
科洛（Kollo, 1996）利用墨西哥工业数据实证检验发现，东道国的吸收能力与该国获得的国际技术扩散正相关。阿布拉莫维茨（Abramomitz, 1986）、科恩和列文托（Cohen and Levinthal, 1990）等的研究发现，国内R&D的投资和存量是影响一国企业获得国际技术扩散的重要因素。凯勒（Keller, 2004），木下（Kinoshita, 2000），克雷斯波、马丁和贝拉斯克斯（Crespo, Martin and Velazques, 2002）等的研究都表明，国内研发投入与国际技术扩散密切相关，研发投入越大，对国际技术扩散的吸收能力就越强，国际技术扩散的效应就越明显。
对于人力资本对国际技术扩散的作用，卢卡斯（Lucas, 1988）将其视为一种生产要素，这种生产要素和其他生产要素一样，会内生地决定经济增长。杨（Young, 1991）用经济增长率作为因变量，伊顿和考洛姆（Eaton and Kortum, 1996）用国际专利作为因变量，证明了人力资本对因变量的增长具有直接的促进作用。符宁（2007）同时考虑了R&D投入和人力资本对进口贸易技术扩散效应的影响，结果表明国内现有的吸收能力影响了国际技术扩散的效应。李有（2008）的研究则表明，只有与国内的人力资本相结合、相匹配，进口途径引致的国际技术扩散才能对TFP的提高具有促进作用。
4.扩散的路径与空间对国际技术扩散效应的影响
根据扩散过程中空间区位的变化和技术空间传递方式的特点，陈海宁（2002）、曾刚（2002）、孔翔（2003）等认为技术扩散可以分为双向式、跳跃式和空间梯度式三种类型。而魏心镇和王缉慈（1993）、康凯（2004）等则划分为位移扩散、等级扩散和扩展扩散三种类型。但从本质上讲，扩展扩散与空间梯度或技术扩散相类似，等级扩散与跳跃式技术扩散相类似。
技术的空间扩散思想出现在20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这一思想淡化了创新发生的空间，着重于研究技术扩散的空间路径，认为从技术扩散路径的角度来看，技术在空间上的扩散主要可分为波浪式空间扩散（Darwent, 1969; Morrill, 1970）和等级空间扩散（Casetti and Semple, 1969; Pedersen, 1970; Richardson, 1973）。
波浪式空间扩散理论认为，技术扩散是以新技术的始源地为中心，以均质的同心圆的形式扩散，在扩散过程中表现为严格的距离衰减，存在着明显的近邻效应（neighborhood effect），空间距离是影响技术扩散最主要的因素。波浪式空间扩散理论在微观层面上关注了集聚效应（aggregation effect），即由于技术扩散中“示范效应”的存在，同一技术的潜在采用者在空间上会形成集聚。因此，这一理论也是企业空间集聚理论的基础之一。
与波浪式空间扩散理论认为技术均质性空间扩散不同，等级空间扩散理论认为技术扩散的空间非均质，对技术扩散方向和速度影响最大的不是距离，而是该区域对技术的吸收能力，因此，从空间上看，技术在不同的吸收能力区域间跳跃式有序扩散，等级效应（hierarchy effect）十分明显。此外，这一理论也强调了技术扩散的轴向效应（axial effect），即地处交通干线的地区对技术扩散有着更强的吸引作用。
5.地理距离对国际技术扩散效应的影响
哈格斯特朗（Haegerstrand, 1952）最早将空间距离因素纳入研究视角，开创了对技术扩散理论的空间研究。此后的研究主要从以下方面对地理距离与国际技术扩散的关系进行分析。
一是国际技术扩散是否与地理距离相关？杰斐、图拉真伯格和亨德森（Jaffe, Trajtenberg and Henderson, 1993），亨德森、杰斐和图拉真伯格（Henderson, Jaffe and Trajtenberg, 1998），伊顿和考洛姆（Eaton and Kortum, 1999）以及布兰施泰特（Branstetter, 2001）在这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通过将专利申请作为技术扩散的指标，杰斐、图拉真伯格和亨德森（Jaffe, Trajtenberg and Henderson, 1993）发现美国的专利主要来源于本国。布兰施泰特（Branstetter, 2001）通过对加权国际研发溢出程度的计算发现，跨国研发溢出小于国内企业间的研发溢出。凯勒（Keller, 2002）通过建立衰减模型检验空间距离对国家间国际技术扩散的影响，结果表明国际技术扩散对国内生产率影响随距离而“衰减”，因此，他认为国际技术扩散地理分布产生的原因可能与国际技术扩散渠道受地理位置的影响有关。
二是国际技术扩散会随着距离的增大而递减。早在1979年格瑞里茨（Grilliches）在他提出的知识生产函数里，就提出了技术扩散可能会随着距离增大而递减的观点。随后，这一观点得到了多位专家的关注，并得到了更深入的研究。通过对美国企业的研发中心进行调查问卷，亚当斯（Adams, 2002）得出公共R&D和企业R&D的影响范围都约为200英里的结论。凯勒（Keller, 2002）的实证结果表明，技术扩散具有局部性，其随地理距离递减的程度约为1200公里递减一半。莫雷诺等（Moreno et al., 2004）对欧洲175个地区之间的技术联系进行空间计量分析，发现存在技术联系的最大距离是250千米。国内，舒元和才国伟（2007）用类似凯勒（Keller）的方式估计了我国省际技术扩散距离，但没有得出具体的数量结论。符淼（2009）采用扩展的莫雷诺等（Moreno et al., 2004）的方法进行研究，表明在我国一到两个省的范围或800公里内为技术的密集扩散区，800公里以上为快速下降区，技术溢出效应强度减半的距离约为1250公里。
国内外学者普遍认为，从空间的角度看，距离是影响技术溢出强度的最主要因素，溢出强度随距离增大而不断衰减。魏心镇和王辑慈（1993）还研究了空间距离、技术溢出与企业空间集聚之间的关系。
（四）国际技术扩散与技术水平提升和产业结构升级
以往的研究表明，国际技术扩散可以提升一国的技术水平。
从国际技术扩散载体的角度看，通过中间品贸易可以实现技术扩散，尽管这是一种相对较弱的技术扩散形式，因为通过这种形式仅仅能获得这种技术的制造结果而不能获得技术本身（Keller, 2004）。
经验研究证实了国外技术引进对于生产率的促进作用。巴桑特和菲克（Basant and Fikkert, 1996）运用印度1974—1982年企业水平的面板数据，检验了企业内部研发、国外技术引进和产业内部溢出对生产率的影响。汉桑（Hansan, 2000）运用1977—1987年印度制造业企业面板数据研究了企业内部研发、技术引进、资本品购买对生产率的影响。这些文献均证实了国际技术扩散对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影响力。
另外，一些文献研究了不同技术来源对技术水平提升的贡献。刘和怀特（Liu and White, 1997）运用1987—1993年中国制造业大中型企业29个行业的面板数据研究了国外技术输入和国内创新对技术进步的相对贡献，得出在发展中国家，创新是由研发人员所体现的吸收能力和由国外技术所体现的新知识共同推动的。刘（Liu, 2002）运用1993—1998年深圳特区29个制造业行业数据得出FDI既提升了制造业的生产率水平又提升了增长速度，具有显著的溢出效应的结论。胡等（Hu et al., 2005）研究了企业内部研发、国内和国际技术转让以及它们的交互项对于中国制造业生产率的贡献，发现企业内部研发和国外技术引进对中国工业企业生产率具有显著影响，并且国外技术引进的影响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与企业内部研发的交互作用。
关于FDI引起的技术扩散对产业结构升级是否有积极影响这一问题，国内外学者也有不同的研究结论。一些学者认为FDI能够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江小涓（2000）认为，大型外资公司的投入有利于中国的产业结构升级，随后其又从实证的角度分析了外资对我国产业结构升级以及企业竞争力的作用。郭克莎（2002）通过考察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分布对产业结构的影响，得出 FDI有利于产业结构升级的结论。赵晋平（2002）认为，外商投资促进了我国工业部门的技术进步和生产率的提高，对我国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有直接的推动作用。伯仁茨特恩（Borensztein, 1998）构建了包括FDI在内的内生增长模型，结果证明东道国的技术水平越低，人力资本水平越高，就越容易引进先进技术，从而通过技术进步促进了经济增长以及国家产业结构的升级。胡尼奥（Hunya, 2002）对罗马尼亚的投资进行分析，发现 FDI可以促进一国传统产业发展。刘宇（2007）通过对三种产业的分析研究发现，FDI对我国三种产业的结构升级均有积极影响，但是FDI的产业结构发生严重偏斜，这导致我国三种产业的发展严重偏斜。黄日福（2007）对中国中部地区进行分析，发现外商独资对中国中部地区的产业结构升级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另外，张帆、郑京平（1999），傅强、周克红（2005），王军（2006）以及刘亚娟（2006）等也通过不同的方法证明FDI与我国产业结构升级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
但是，也有一些学者对两者的正向关系提出异议，并通过各种方法得出相反的结果。唐艳（2011）通过FDI对中国产业影响的分析，得出两者有正向关系，但如果将升级主体定位于本土企业或从价值链角度分析的升级效应，则 FDI对产业升级效应存在一定程度的虚拟性。宋泓、柴瑜（1998）认为，FDI的进入降低了中国工业结构的总体效应。黄日福、陈晓红（2007）通过对中西部的实证分析，表明中部地区人力资本存量在外资通过技术外溢效应促进中部地区产业结构升级的过程中并未发挥明显的作用。另外，还有一些学者将中国的特殊制度考虑在内进行研究。张宇（2009）得出在制度约束下，所有权在国外的外资企业将收入汇入母国，产生收入漏出效应，阻碍了东道国产业内部结构的优化升级。钱雪锋（2010）通过研究FDI对东道国收入的影响得出，在制度约束下FDI难以提高东道国的经济水平，也难以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陆长平、聂爱云（2012）研究发现，对外直接投资的正面溢出效应受到抑制，不利于产业增长和产业内部的高级化进程。
简要述评如下。总体来看，现有的文献对国际技术扩散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研究得比较多，而且主要集中在国际贸易、外国直接投资与国外专利申请这三条主要的国际技术扩散途径对本国技术的推进上。国外研究大多数关注发达国家，且多采用本国和外国的研发行为对本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来研究国际技术扩散，用的是时间序列或横截面数据，或不能刻画经济体之间的横向差异，或不能描述技术溢出效应随时间变化的趋势。国内学术界由于数据获取、样本选定、研究方法等方面的差异，研究结论也存在较大的分歧，而且，国内的研究同样大多采用时间序列或横截面数据，运用普通最小二乘法（OLS）进行回归运算，在实证方面存在着和国外研究同样的不足。
因此，虽然这些研究成果对于研究中国如何利用国际技术扩散以实现中国制造业的技术进步及产业结构升级具有很强的参考意义，但就解决中国的问题而言，还需要针对具体情况，用中国的数据作支撑进行更深入的研究，所以有关国际技术扩散对中国制造业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升级的研究还有较大的研究空间。本书将在调研的基础上，通过建立相关的实证模型，力争在这些方面有所建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