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对外开放在中国经济转型与发展中的角色

对外开放在中国经济改革与增长中的地位不言而喻。正如诸多文献所指出的，对外开放不仅为中国带来了资金，还带来了技术、管理、观念和制度的改进[9]。从经济组织的视角来看，对外开放意味着中国的资源配置过程被纳入全球产业网络之中，从而成为国际经济“大循环”的一部分。这种产业组织的融合对于中国的经济转型与发展具有极为深远的意义。

中国40多年来高速经济增长的背景是从中央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由于这种经济转轨的总体平稳进行和在最终效果上获得的巨大成功，后来者常常会低估其困难程度和其中蕴含的巨大风险。这种态度也与主流经济理论对于市场组织过程的忽视有关。在新古典理论中，市场机制被证明能够自发地实现经济资源的最优配置，但是却并未对于实现这一均衡的过程做太多探讨，出于简化分析目的而引入的“瓦尔拉斯拍卖人”更产生了一种上述过程可以毫无成本地瞬间完成的错觉。与此同时，经济与市场组织的动态演化也是新古典理论的一个盲点。主流经济模型中的产品种类和投入—产出关系通常是外生给定的，即使是在那些声称包含了熊彼特“创造性破坏”的内生增长模型[10]当中，产品或技术创新也不涉及生产组织过程的改变，这很容易让我们忘记社会生产的自组织是一个多么复杂的过程，而经济转轨中“休克疗法”的信奉者则恰恰落入了这一陷阱。

针对上述迷思，苏联解体后国家转轨过程中的经济崩溃成为一服强有力的清醒剂。正如Blanchard和Kremer所指出的，生产组织的协调失败是上述经济萧条的关键原因[11]。在苏联的计划经济体制下，产业链条中的许多关键产品只有一个生产厂商。在失去中央的计划指令之后，各种产品的供需双方会对价格等交易条件重新进行谈判，而经济转轨给产品机会成本带来的不确定性很可能导致谈判的失败，并且生产链条越漫长的产品，其遭受中间产品短缺冲击的概率就越大，复杂投入产出网络中产品短缺的相互影响最终导致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崩溃。走出这种由于产业协调失灵导致的萧条陷阱需要等待各种产品在震荡之后找到符合机会成本的正确价格，并相应地对产业链条进行重构，它毫无疑问是一个极为复杂和漫长的过程。

与苏联相反，中国的经济转轨采取的是“在行驶中升级车辆”的策略：在保持经济体系的基础产业按照原有经济体制运转的前提下，沿着产业链条自下而上地逐步放开对于产品生产和定价的计划控制，最终实现整个经济体系的市场主导。这种现在回头来看极为成功的策略可以归结于中国经济社会体系中的一些特质，如不够严格的中央计划给地方生产组织留下的弹性空间和大量的冗余劳动力等，但从产业链条组织的视角来看，它仍然或多或少地存在谜团。如果延续刚才汽车的隐喻，那么在行驶过程中依次更换轮胎尽管考验驾驶技术，至少理论上是可行的，但要在行驶中更换发动机则显得匪夷所思。类似地，对于那些在生产网络中占据着核心位置，从而影响到国民经济方方面面的基础投入品，供求者如何在事先知道它正确的影子价格，从而避免由于前述谈判失败而导致的经济震荡[12]？如果考虑到中国的经济转轨同时伴随着产业升级，那么上述问题则更为复杂。正如许多研究[13]所提及的，某个产业的技术升级或者向更高产业环节的跃迁绝非产业内的企业可以独立完成，而有赖于“辅助性”产业和专业人力资本等要素的同步更新。这种系统更新与价格市场化过程的叠加，更进一步加剧了产业网络协调失灵的风险。

上述疑问的部分解答是中国在对外开放过程中与全球产业网络的融合。通过参与国际产业分工，许多游离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之外的企业获得了进行生产运营的另一个平台，并且依托后者实现了技术和产业链条上的升级以及资金与人才的积累。当国内的骨干产业网络进行系统升级时，它们已经为相应的产业链条对接做好了准备，使得后者能够便利地在国内找到“配套企业”、要素投入和人才资源。与此同时，参与国际市场还使得政府得以引入国际价格体系作为国内市场价格的预期参照系，通过逐步收敛生产要素和关键投入品的国内外价差来引导国内的经济主体据此不断进行调整，最终实现基于正确价格信号的合理生产组织。

不过这一解释也带来了一个新的问题：为什么对外开放没有在实行“休克疗法”的转型经济体中发挥类似的作用？实际上，“休克疗法”对于参与国际分工的重视绝不亚于中国的渐进式策略，引入国际价格体系在许多改革方案中处于核心位置[14]，但并未达到预期的效果。对此的一个解释是产业链条重构所需的时间。即使给予正确的价格信号，产业链条的重构也需要较长的探索过程，并且需要沿着生产的上下游过程有序进行。正如Hidalgo等[15]的“产品空间”理论所揭示的，产业链条之间跃迁的难易程度取决于产品/技术的相似程度。值得注意的是，转轨之前的苏联、东欧与西方拥有的几乎是两套截然不同的产业体系和技术路线，它们之间的差异实在太大，以至于这些转型经济体几乎是从零起步融入以西方为主导的全球产业网络，而原有中央计划体系的瓦解更使新的生产组织过程失去了支撑，如果不幸未能选择合理的初始产业布局与发展路径，那么要到达它们以往在自身产业体系中的地位将会遥遥无期。这也说明了为什么那些经济体量较小，产业结构相对简单的转型经济体在“休克疗法”中有着更好的表现。

但除此之外，另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是价格的“内生性”。尽管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是国内要素价格非常有效的指针，但由于不可贸易品和商品/要素流动壁垒的普遍存在，大多数国际商品价格并不能直接套用到国内的交易与生产组织之中。尤其在经济网络之中，对于企业真正有意义的是产业链条中上下游合作伙伴给予的价格[16]，而这类价格信号对于网络之外的经济主体常常是不可及的。在这一意义上，对外开放引入的国际价格体系并非价格本身，而是在特定生产组织形式下的价格确定机制。

对外开放对于中国经济转轨的另一个重要作用是在制度层面上，即“与国际接轨”经常被用作“倒逼”国内制度改革的手段。在中央政府层面上，加入WTO等国际合作为经济转轨目标提供了一个可信的承诺机制，不仅有助于稳定和协调国内各方面的预期，而且也避免了由于既得利益的干扰所导致的“软预算约束”。在地方层面上，对外开放则是突破改革初期地方市场壁垒的重要机制。由于区域间恶性竞争形成的市场分割不仅使得区域发展经常偏离其比较优势，阻碍专业化和劳动分工的形成，而且也为地方政府的寻租行为提供了温床[17]。以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等形式加入全球产业网络则使得各地区能够基于自身禀赋加入国际分工，而由此带来的经济增长和财政收入不仅构成了地方加速市场化改革的强大动力，也极大地约束了地方政府的机会主义行为。

在实体经济之外，资金的国际流动也构成了国际经济“大循环”的重要侧面。得益于加入全球产业网络带来的收入和资金，中国经济在改革开放后长期呈现“双顺差”的局面，这与发展中国家普遍受制于“双缺口”形成了鲜明对比。但由于中国的国际储备主要以债券等低收益率的国际储备形式持有，这种状况相当于对以FDI的形式攫取中国经济高速发展收益的国际资本进行补贴。由此产生的一个争议是，为什么中国不利用贸易顺差带来的资金进口资本品或原材料以获取更高收益[18]。从全球产业网络的角度，一个可能的解释是，经常项目盈余是参与以垂直型国际分工的一个必然结果[19]。在既定的全球产业链条中，某个经济体的原料进口、产品出口以及作为报酬而获得的贸易顺差实际上是由产业链中特定环节的价值增量比例而决定的，因而试图通过更多生产资料的进口来使用外汇收入只会导致后者的进一步增加。因此，只要上述垂直国际产业链中的经济体希望保持高储蓄率而不是将获得的外汇用于进口消费品，那么经常项目顺差就必然存在，它所需要考虑的只能是如何合理使用顺差对应的外汇收入。在这当中，收益率常常并非最为重要的因素，出于维护货币与金融系统稳定、防范国际投机资本冲击、保持投资者信心等方面的考虑，新兴经济体常常赋予外汇资产的安全性与流动性以更高的权重，从而优先考虑国际货币发行国的国债和其他高等级金融资产[20]，使得后者除了主导全球产业链的配置之外，还在国际金融体系中享有事实上的霸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