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选题原因与研究意义

本书之所以在英俄亚洲对抗的棋局中选择中亚这一区域，是因为它在英俄两国的亚洲对抗中最为特殊：（1）在时间上，英俄在该地区对抗的时间相对较长，持续了二十余年，而且过程也更为波澜曲折。（2）在空间上，该区域面积广阔，涵盖了今中亚五国的南部、阿富汗、巴基斯坦、中国新疆以及伊朗东部地区，同时它正好位于英俄亚洲对抗的中心位置，直接或间接涉及清帝国、波斯王国和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这三个当时亚洲本土最大的国际行为体。（3）这一时期中亚形成了典型的英俄两极结构，其他强国在中亚既没有直接的重大利益[88]，也没有较大的影响，它们很少直接介入英俄在中亚地区的对抗[89]，因此英俄两国难以在中亚通过传统的大国结盟的方式去实现其战略目标。（4）在英国的对外战略排序中，这一时期被称为“帝国王冠上最珍贵的宝石”[90] 的英属印度既是英国最大的海外战略利益，又是英国全球殖民体系的中枢，而中亚地区直接从陆上关系到英属印度的安全，且俄国在此对英国的军事优势最为明显，该方向是英属印度防卫体系中最薄弱的环节，英国在此方向上对俄国也最为忧惧。正如后来担任英国首相的坎贝尔·班纳曼（Sir Henry Campbell-Bannerman）所言：害怕俄国人入侵印度，是断断续续萦回于英国几代人脑际的噩梦[91]。后来担任英国外交大臣的爱德华·格雷（Edward Grey）也曾在其回忆录中写道：俄国向印度边界的推进是最敏感、最危险的问题[92]。与波斯相比，这一时期波斯之于英国的价值更多的是在经济利益上，而中亚之于英国的价值则更多的是在安全上——它关乎整个英帝国殖民体系的存亡和英国世界霸权的兴废。英属印度的重要性和脆弱性考验着英国的政策。

本书之所以选择研究英国的中亚政策，是因为该时期英国的中亚政策在其对俄政策中具有不可忽视的特殊性和重要性。根据英俄两国在亚洲大陆对抗的区域进行划分，英国对俄政策大致由这五部分构成：英国的近东政策、英国的波斯政策、英国的中亚政策、英国的西藏政策、英国的远东政策。

英国的近东政策主要涉及俄国、奥匈帝国、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和德国。虽然俄国因素的影响一定程度上被奥匈帝国和德国平衡，但仍可以认为俄国因素在英国的近东政策中居于最重要的地位，英国近东政策的最终目标就是俄国。但是随着19世纪80年代以后英国对近东的兴趣和影响力的下降，近东不再是英俄对抗的中心舞台，英国的近东政策在其对俄政策中的地位也随之下降。

19世纪后半期，除了英俄两国以外，其他欧洲大国在波斯的利益和影响微乎其微，在波斯形成了典型的英俄两极结构，英国的波斯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是针对俄国的，可以说俄国因素在英国的波斯政策中居于主导地位。

这一时期的中亚也形成了典型的英俄两极结构，虽然英国中亚政策的实施对象不仅仅是俄国，还包括阿富汗、波斯和清帝国，但其政策的最终目标是俄国，英国和俄国是当时中亚地区最强大、最活跃的棋手。本书并不否认阿富汗、清帝国和波斯也能在中亚事务中发挥主动性作用（如清帝国规复新疆）或刺激性作用（如谢尔·阿里失败的“联俄制英”策略），这些作用甚至能够决定事态的走向，但对于英国而言，它的政策关注的中心是俄国，目标是通过将其政策实施在阿富汗、波斯东部或新疆地区而最终对俄国产生作用，因此俄国因素在英国的中亚政策中居于主导地区。

英国对西藏的政策同样着眼于俄国的威胁，俄国因素在英国的西藏政策中也居于主导地位，但与波斯和中亚不同，这一时期西藏地区还远远未能形成英俄两极结构，一方面，俄国对西藏的影响有限，其多通过间接方式对西藏发挥影响；另一方面，西藏仍然还是清帝国的一部分，后者对西藏仍有着较大的控制力和英俄所承认的“宗主权”，因此英国的西藏政策不得不考虑到清帝国的存在。此外，西藏问题在英俄对抗中并不是个特别重要的焦点，英国的西藏政策在其对俄政策中的地位不宜过高估计。

中日甲午战争之后，俄国因素才在英国的远东政策中凸显出来，直到日俄战争结束。可以说这一时期英国的远东政策的主要目标就是俄国，但相对于波斯和中亚而言，因为远东地区有日本和清帝国这两个地区性大国，俄国因素在这一时期英国的远东政策中难言居于绝对的主导地位。

虽然英国的中亚政策属于其对俄政策的一部分，但相对于其他四个区域的政策，英国的中亚政策有其特殊性和重要性：（1）在英俄对抗的这五个区域中，中亚地区的英俄两极结构最为强固，相对于波斯而言，国力更加贫弱的阿富汗还不能算是地区性强国，它很难在这个两极结构中独立发挥棋手作用，1878年谢尔·阿里“联俄制英”策略的失败足以充分说明这一点。而清帝国的新疆地区和波斯的东部地区都不是它们本国的核心区域，清帝国和波斯对它们国家的这两个地区的关注度和资源投入都相对有限，因此在中亚呈现出了十分典型的英俄对抗的两极特征。（2）英国对这五个区域的政策在其对俄政策中的地位随着事态的变化而此消彼长，长期以来英国对俄政策中的亚洲政策往往受其欧洲政策的支配，但在19 世纪后半期，这种关系开始逐渐颠倒过来。1875年近东危机再度出现后，英国的近东政策开始在其对俄政策中居于决定性地位。1878年7月柏林会议之后，英国近东政策的地位开始下降。从柏林会议之后一直到甲午战争爆发，英国的中亚政策开始在其对俄政策中居于主导地位，这种状况持续了十几年，在这期间，英国与俄国险些两次走向战争，而英国亦亲自发起了一场规模较大的对阿富汗的战争；英国的西藏政策和远东政策只是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的短短几年里居于主导地位；虽然英俄在波斯的博弈时间较长，但在19 世纪后半期，两国在波斯竞逐的重点是商业利益，因此很难说英国的波斯政策在其对俄政策中曾居于主导地位，或许从1907年英俄协约达成后到“一战”爆发的这段时间内，英国的波斯政策成为其对俄亚洲政策的重点[93]。基于上述比较分析，本书认为在英国的中亚政策中，俄国因素的影响最大，而且英国的中亚政策长期在其对俄政策中居于主导地位，英国的中亚政策在其对俄政策中有着其他区域政策所不具备的特殊性和重要性。

关于研究英俄中亚对抗和英国中亚政策的学术与现实意义，首先，国际关系史研究是国际问题研究的基础，中国国际关系问题研究要走向成熟和完善，离不开国际关系史研究的系统化和深入化。英俄对抗作为19世纪大国政治的主题，作为近代以来的第一次冷战，作为近代国际关系史中重要的一部分，却少有学者研究，而英俄中亚对抗作为两国亚洲对抗中最特殊、最激烈的一块，更是鲜有学者关注，因此，研究英俄中亚对抗和英国的中亚政策有助于丰富与完善中国的国际关系史研究。

其次，兴起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古典地缘政治理论至今不仅在学术上有着较强的生命力，而且对美国和俄罗斯等大国的决策层还有着较大的影响。该理论的核心概念和基本框架是由马汉（A.T.Mahan）、麦金德（H.J.Mackinder）、费尔格里夫（James Fairgrieve）和斯皮克曼（Nicholas John Spykman）等人在近半个世纪里相继提出的，其核心论点包括海权论、大陆心脏地带论和边缘地带论等。它可谓是美国“遏制政策”的理论基础，并对当代美国的进攻性现实主义理论有着较大的影响，而产生该理论的一大历史源头和基础正是19世纪的英俄中亚对抗，通过对其历史源头和基础的研究，能够更全面地理解古典地缘政治理论。

再次，大国竞争时代已经不可避免地再次到来，而此轮大国竞争的主角已变成美国和中国，19 世纪后半期的英俄中亚对抗作为大国竞争的一大经典案例，包含了诸多富有价值的历史经验与教训，通过研究这段历史或许能为中国在新的大国竞争时代立于不败之地提供一定的借鉴和参考材料。

复次，19世纪的英国是全球性领导强国和世界霸权国，学界普遍认为英国之所以能长期维持其霸权地位，不仅是因为它的经济发达、海军强大、殖民地庞大，还因为它有着相对高超的外交手段，那么英国是如何运用外交手段来维护和扩展本国的利益与权势的?是如何运用外交手段去应对外部挑战的?这些都在它的中亚政策中有着淋漓尽致的体现。一方面，中国正日益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央，而要在这个世界舞台的中央发挥重大作用，中国除了要有强大的国力之外，还应有高超的外交手段，而历史是最好的教材；另一方面，中国正日益走近的这个舞台中央仍不可避免地带有较强的西方特征，那么中国要在这个舞台中央更好地发挥世界性大国的作用，就有必要去更深入地了解西方大国的外交逻辑、规则和手段，英国在中亚处理与俄国的外交关系作为西方古典外交的一个范例，或能为中国提供有益的经验教训。

最后，英俄中亚对抗波及今中亚五国、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等重要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英俄对抗要么构成了这些国家历史中的重要节点，要么开启了这些国家近代化的历程，这些国家的政治经济体制、族群的分布与构成以及边界轮廓均受到英俄对抗的影响。“一带一路”建设要顺利推进，离不开必要的顶层设计，正确的顶层设计必须建立在对沿线国家历史有较为全面和深入理解的基础上。研究英俄中亚对抗，有助于深化对这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历史的理解，为“一带一路”建设的长期稳步推进积累知识储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