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罗密欧与朱丽叶》到《廊桥遗梦》
个体的觉醒与危机

无论西方还是中国，都经历了群体绝对压倒个体的漫长时期。这种压制得到的是群体（社会）的稳定，而牺牲的则是个体的权利、自由和发展。但是，人作为个体本身肯定会意识到这一问题，会提出个体价值何在的问题。正如《蚁哥正传》里，小小的蚂蚁Z也会问：我为什么一定要服从别人呢？为什么我就不能有自己的追求呢？实际上，在《大红灯笼高高挂》中，颂莲也是有自己的想法的，她毕竟受过一些教育，希望能活得像个人样，虽然她无力摆脱现状。所以，随着社会的变迁和思想的进步，个体意识必然会逐渐复苏和萌芽。事实上，在西方和东方，都相继出现了个体的觉醒，人越来越成为大写的人，以至于在某些方面走到了另外一个极端。

人的重新发现

大约公元5世纪到公元15世纪，被称为西方的中世纪。这一千年左右的时间，是属于神的，神是这个世界的最高信仰，也是最高主宰，罗马教会则代表天上的神，维护其在人间的统治。于是，在神的光环下，人退隐了，人只是神的奴婢、神的工具，而作为个体的人，更是有如尘沙，不值一提。

在中世纪，“个人为共同体或社会所吞噬”。“个人不是为了他自己，而是为了整个社会才存在的……在那种共同体中，为了社会自身的福祉，个人将完全被淹没在社会的汪洋大海之中……社会是一个整体，是不可分割的，在社会当中，个人不过是一个微不足道的部分。”aa

随后的文艺复兴运动，则是对人的重新发现。之所以说是“重新”发现，是因为古希腊尤其是雅典具有人文主义的传统，而现在，需要的是继承和光大而已。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家、艺术家和思想家们，肯定人的价值和尊严，倡导个性解放，他们赞美人的身体，歌颂感官的快乐，主张追求世俗的幸福。这一时期的文艺作品如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达·芬奇的《蒙娜丽莎》、但丁的《神曲》等，都充满了人性的光辉。

作为莎翁的代表作，《罗密欧与朱丽叶》数次被搬上银幕，两人的爱情故事也是家喻户晓。但是我们可能没有留意，其实罗密欧与朱丽叶只是在舞会上偶然相识，他们一见钟情，当即便相拥相吻，第二天上午就去神父那里登记结婚，晚上便发生了关系。而且，当时朱丽叶只有不到十四岁，而罗密欧也只有十六七岁。以今天的观点来看，两人是属于典型的早恋加闪婚，缺乏爱情基础，并没有什么值得宣扬的，家长们也不会允许自己的孩子以他们为榜样。但对于当时来说这却具有巨大的现实意义，因为他们敢于冲破家族的藩篱，选择自己的爱人，享受激情的满足。

如果说文艺复兴对的人的重新发现更多是文学意义上的，那么随后而来的宗教改革、启蒙运动等，则从哲学上论证了人作为个体的价值和意义，彻底地确立了个体的地位。新教的支持者们认为，所有的人都是上帝的子孙，他们都可以独立地面对上帝，每个人都具有自己的独特意志。英国著名思想家洛克说：“人类天生都是自由、平等和独立的，如不得本人的同意，不能把任何人置于这种状态之外，使之受制于另一个人的政治权利。”ab而康德的名言则是：“任何时候人都是目的，不是手段。”

也就是说，这个时期的很多思想家，都认为社会生活的最终构成要素是个人，个体是原初的出发点；群体是由个体组成的，没有个体就没有群体，离开个体谈群体是不成立的。而作为群体代表的政府、国家，其主要目的就是要保护个体的利益和权利，而不是凌驾于个体之上。正如英裔美国思想家托马斯·潘恩所言：“公共利益不是一个与个人利益相对立的术语；相反，公共利益是每个个人利益的总和。”ac美国开国元勋之一、《独立宣言》的起草者托马斯·杰弗逊也说：“上帝创造人类时就决定个人利益高于他人利益。如果认为一个人的个人权利小于他人，小于集体，那是可笑的。”ad而《人权宣言》的基本精神就是：人人生而自由平等，作为政府的主要职责就在于对人们权利的保障。

可以说，经过数百年的不断强化，以个体为中心的思想越来越巩固，越来越成为西方社会的主流价值；相反，对于可能的来自群体的压制则有一种焦虑甚至恐惧。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在欧美，许多所谓的大片如《超人》系列、《蜘蛛侠》系列等，都以个人英雄主义作为表现的主题；登山、攀岩、漂流、拳击等个体独立挑战自然或他人的体育运动非常盛行；日常生活中，人们也习惯于个体化的存在，不喜欢被人打扰，也不轻易去打扰别人，亲戚甚至父子之间亦是直呼其名，而不是体现他们关系的称谓。

在面对我们是谁这样的问题时，在有的文化中，人们的回答会涉及其出生地、家庭、社会阶层等关系的限定，而在西方文化中，人们的回答是：我是厨师、面包师或者烛台的制造者。甚至人们的名字也反映了这些内容：Baker、Carpenter、Fisher、Miller……我们不是通过共同的经验、关系联系起来的，不是被关系、历史的身份所限定的，而是被工具性的、（个人）成功的身份所既定的。更进一步说，我们有业余爱好、配偶等，但是这些都处于边缘地位……ae

其间，也有过局部的短暂回潮，比如在二战前后的德国。《意志的胜利》作为一部纪录片，为我们提供了当时难得的影像，展示了纳粹处于巅峰时期的集会、游行和群众活动的盛况。成千上万的人整齐列队、无数陌生的人集合在一起却动作协调、巨幅的纳粹党旗自楼顶垂至地面……所有这一切都让人感到群体的伟大和力量，而个体是多么渺小和无力。

但是，随着德国的战败和二战的结束，这种鼓励放弃个体、自我牺牲的浪潮也很快淡出主流。战后的西方世界，依然在注重个体的路上越走越远。为了逃避群体、为了避免被群体压制个性，人们情愿孤独，情愿独自面对荒原。在一些人的眼中，甚至发展到不要任何来自群体的规则和约束，嬉皮士、性解放、朋克等一系列文化现象应运而生。

“穆拉尔姑娘”的面纱

在中国，真正意义上的个体，是“穆拉尔姑娘”带来的。

“穆拉尔姑娘”是谁？她就是Moral（道德），当然是指“新道德”。

这位“穆姑娘”是随着新文化运动一起来的。说到新文化运动，我们都会想到“德先生”（Democracy，民主）和“赛先生”（Science，科学），但是道德的变革同样重要，而且，就个体层面而言，可能比前两者的影响更为直接。

“穆姑娘”是个新娘子，她羞答答地撩起面纱，把新道德带到中国。所谓新道德，当然是相对旧道德而言的。为什么除了“德先生”“赛先生”，还要请“穆姑娘”？正如前面所说，传统中国是个礼制社会，礼发展到极致，就构成了对个体的强烈压迫，因此在封建道德中几乎没有个人权利一说。最典型的是我们熟知的鲁迅先生的《狂人日记》：

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四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af

吃人，吃的是什么人？是“个人”。中国古代传统文化虽然非常重视人，但这里的人是作为群体的人，而不是个体的人。所以在过去，每个人都生活在群体和关系中——我是一个儿子、一个父亲、一个丈夫、一个哥哥或者弟弟，唯独不是我自己，没有属于我自己的权利和价值。正因为没有“人”，所以要发现人、确立人。鲁迅指出：“角逐列国是务，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若其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ag
陈独秀在《敬告青年》中，提出新青年应该具有六种品格，其中第一就是“自主的而非奴隶的”。所谓“自主的而非奴隶的”，就是人人“各有自主之权，绝无奴隶他人之权利，亦绝无以奴隶自处之义务”，“一切操行，一切权利，一切信仰，唯有听命各自固有之智能，断无盲从隶属他人之理”。强调个体的独立和个性的解放，要“以个人本位主义，易家族本位主义”。胡适则坦承：“民国六七年北京大学所提倡的新文化运动，无论形式上如何五花八门，意义上只是思想的解放与个人的解放。”

所以，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展开，一些先进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纷纷提出要冲破封建礼教，追求个体的权利和自由。如果说《大红灯笼高高挂》让人感到压抑和沉重，那么《湘女萧萧》和《庭院里的女人》则让人感到了“穆姑娘”带来的一些新鲜的气息。

《湘女萧萧》改编自沈从文先生的小说，电影的开头便是沈先生写的一句话：“我只造希腊小庙，这种庙供奉的是人性。”的确，影片就是对礼教的控诉、对人性的赞美。萧萧是个十二岁的女孩，却嫁给了一个还在吃奶、不到三岁的小男孩春倌做童养媳。拜堂的时候，春倌只管哭闹，萧萧便只能和公鸡对拜，进入洞房就是哄小新郎睡觉。婚后，萧萧承担起洗衣做饭的家务，还要带小丈夫玩。六年过去了，萧萧也长成了大姑娘。一次偶然的机会，萧萧和婆家的长工花狗发生了关系，这才尝到了作为女人的快乐和幸福。但这在礼教盛行的社会却是要被沉潭的。花狗害怕得逃跑了，萧萧则因为有了身孕，在舅舅一番装神弄鬼后保住了命。孩子生下来了，是个儿子，没过两年，萧萧又给他娶了一房童养媳，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一切好像都在周而复始地循环。但是改变依然在悄悄地发生，上学后的春倌面临着他人生的觉醒。

电影《湘女萧萧》中的场景：春倌和几个女同学走在老街上，人们对于女学生也不那么好奇了。女生问春倌：“听说你家有个堂客，比你大十岁？”春倌答：“瞎说。”女生不依：“看他脸红了，肯定是真的。”春倌有些恼怒：“瞎说。”便自顾自地走了，留下身后几个女同学的笑声。回到家的春倌，听到母亲正打算给他和萧萧圆房。

对这所有的一切，春倌虽然没有明确地表示反对，但是已经开始觉得别扭，他在思考。而在另一部电影《庭院里的女人》中，女主角吴太太一方面受制于传统礼教的约束，谨守三从四德，甚至为丈夫张罗娶小妾，另一方面在遇到传教士安德鲁后，逐渐感到自我的复苏和心灵的吸引，最后勇敢地和安德鲁走到了一起。

可以说，正是在“穆姑娘”的带领下，中国人开始了属于个体的追求，群体不再是唯一的价值取向。随后的百年时间，虽然其中也有波折，但总的来说，人们在认同群体的同时，也越来越能够积极地看待个体的需求。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尊重个人价值、保护个人权利已经逐渐成为共识，新一代青年更是尤其看重个体，他们不再把群体和关系当作人生的头等大事。别的不说，就从姓名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出这一变化。过去人们起名字都必须严格遵循家族的规矩和传统，严格按家谱中的辈分排行，比如《白鹿原》中的白孝文、白孝武，还有许多是以“仁义礼智信”“昌定国安邦”等为序列的。经过新文化运动，再以后新中国的建立，封建传统被破除了不少，但是许多“50后”“60后”的人，名字叫作“建国”“建军”“卫红”“援朝”等却很普遍，其实也是希望把个体放在群体的关系里面，能够与群体发生明显的联系。现在年轻人的名字则基本看不到类似的情况，取而代之的则是更加唯美也更加个性化的辞藻了。

傻子就做傻事

《阿甘正传》无疑是一部传奇影片，不仅包揽了1995年的多项奥斯卡大奖，而且至今人气不衰。但是它并没有什么特别吸引人的故事情节。主人公阿甘是个低能儿，智商只有75，上小学的时候学校都不愿意收他，还是妈妈对校长进行性贿赂，才让儿子进了学校。阿甘也不爱说话，甚至就是沉默寡言；而且，他的腿还不直，只能戴上金属做的脚撑，走起路来又慢又滑稽。所以，在邻居以及小伙伴的眼里，阿甘就是个十足的傻瓜。

然而，就是这个傻瓜，后来却取得了一项又一项成功。他为猫王的抖腿舞提供了灵感；上了大学并成为橄榄球明星；参加了越南战争并成了战斗英雄，接受总统的接见；打乒乓球推动了中美乒乓外交；退役后他买了捕虾船也赚了大钱；后来他傻乎乎地长跑，又得到了许多人的追捧……

那么，阿甘为什么能够成功？是典型的追求个性的美国梦的体现吗？恰恰相反。片中有一句经典的话被阿甘不断重复，那就是妈妈告诉他的：“Stupid is as stupid does.”——傻子就做傻事。你们不是说我傻吗？我就是傻，我就傻傻地做事。阿甘的傻体现在哪儿？就体现在他的不精明，毫不突出自己的个性，甚至好像没有自己的个性，没有自己的要求，他只跟着社会走，却又总能和潮流合拍。就是这么一个本本分分、老老实实、不追求自我的人，最后却处处取得成功。这种思想在以前的美国是难以想象的。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现象，应该是和个体文化的危机有关，或者说，是对过度张扬个体的潮流的一种反拨。随着个体的突飞猛进，独立、自由成为无数人尤其是青年人的信仰，他们不愿意接受任何来自群体的约束。特别是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美国，个性解放运动风起云涌，人们更是把自我奉为高高飘扬的旗帜。但我们知道，任何事物都有其反面，作为中世纪极端群体主义的反面，高扬个体有它的道理，然而现在，它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过于强调个体的利益、个体的权利、个体的自由，使得个体脱离群体，个体日益成为孤独的存在，以至造成了存在主义者眼中的那种个体的焦虑、迷茫和空虚。而且，极端个体化造成了社会的腐化，“独立自由”变成了“放纵无度”，整个社会缺乏一种蓬勃的朝气。

阿甘的女朋友珍妮就是这样一个典型的代表。珍妮虽然和阿甘青梅竹马，但是她在性格、习惯、生活方式等许多方面却和阿甘正好相反。珍妮不爱回家，喜欢流浪，不循传统，追逐新潮。在她看来，个体是第一位的，个性是永远不能放弃的，社会责任和道德约束则可有可无。因此，她可以随便搭陌生人的车，随便跟男人交往，今天换一个，明天又换另一个；她因为想出名，不惜拍摄情色照片，被学校开除，只能在歌舞厅卖唱；接着又参加黑豹党，跟着他们走南闯北，过着任性随意、看起来无拘无束的狂野生活，性开放、抽烟、吸毒样样不落。然而，尽管表面看起来自由奔放，珍妮的内心却非常空虚，她常常陷入焦虑，最后也因染上性病而早早死去。

珍妮不就是许多美国青年曾经非常崇尚的一类人吗？而现在却成了反面教材，成了反思和批判的对象。电影当然是假的，但它说明，那种过于崇尚个体的价值观已经出现了危机，已经不再被人们无条件地认同。其实，早在许多年前，就有一些思想家意识到了个体文化的问题，比如托克维尔就曾说：“个人主义是一种只顾自己而又心安理得的情感，它使每个公民同其同胞大众隔离，同亲属和朋友疏远。因此，当每个公民各自建立了自己的小社会后，他们就不管大社会而任其自行发展了。”ah只是这种问题当时还没有充分显露，未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罢了。事实上，《阿甘正传》首映于1994年，而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西方文化界便出现了社群主义思潮。社群主义认为，个体并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与群体相联系，个体总是一定历史文化的产物。因此，个体既有自己的权利，也对群体负有相关的义务，任何个人都不能完全脱离社群，一味地高扬个体是片面的，也是不切实际的。

《阿甘正传》并非个例，1995年，《廊桥遗梦》上映。该片的女主角弗朗西斯卡是个家庭主妇，长年忙于相夫教子。一个偶然的机会，家人外出度假，而她遇到了《国家地理》杂志的摄影师罗伯特·金凯。在交往的几天时间里，两人惺惺相惜，温柔缠绵，产生了强烈的爱恋，弗朗西斯卡也从罗伯特身上找到了久违了的激情。按照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观念，弗朗西斯卡应该大胆地追求爱情，为了爱情而不顾一切。然而现在，她并没有。

电影《廊桥遗梦》中的场景：弗朗西斯卡和罗伯特正在进行浪漫的烛光晚餐。罗伯特非常希望弗朗西斯卡能随他而去。弗朗西斯卡说：“我在脑海中思量了许多次，这样做似乎是不对的。我的家人会受不了闲话，而理查德（弗朗西斯卡的丈夫）会永远无法接受这个结果，这会很伤他的心，他一生没有害人，不该有此遭遇。我的孩子卡洛琳才十六岁，她正在长大，她要恋爱，我这么一走，会给她树立什么榜样？你要知道，我要是走了，这个家就会完全改变……一个女人嫁了人，有了家庭，她就有了现实生活，她要为家庭、为丈夫、为孩子而活，她的另一面就停止了，她也只能把她的个人需求放到一旁了。”

乍一听，这样的话好像不应该是美国女人说的，倒像出自一个传统的中国女性之口，这里突出强调的都是对他人、对家庭的责任和义务，而不是个体的权利。最后，在暴雨中，罗伯特独自驾车离开，而弗朗西斯卡尽管泪流满面，内心却依然坚定，目送着他渐渐远去。时代已经发生变化，人们不再把个体作为考虑问题的唯一的和最重要的出发点，个体与群体的关系又来到了一个新的转折关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