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生的变化
任自明
食物的变化
高闸地处吴忠市南边,在新老灌区及山川交汇之地,粮食种植是当地百姓的民生之本。新中国成立初期,高闸只有五千人口,自然耕地五千亩,人均一亩薄地。汉渠由西向东横贯域内。在汉渠干道南北两边,每个自然村庄都会在汉渠上开凿一个涵洞,将一根二尺粗的柳树按涵洞长度锯上一截,然后再锯为两半,人工挖去树心,上下盖严,压入汉渠渠上的涵洞内,与相连的毛渠接通。这样,一个木质的人工涵洞就修好了。庄稼需要水时,即可开涵引水灌溉。不用水的时候,用麦草封口,即可断流停水,随用随开。
那时农户各家的土地,大多为祖传继承。后人接着又用铁锹锄头人工开垦了一部分碱田薄地,多则二三十亩,少则二三亩,自耕自种。由于缺乏肥料,只靠自家人畜囤肥种地。大多农户自养一两头毛驴,养牛马者极少。那时,没有任何农用机械,农田耕作耙磨,运输等生产环节,都是人工操作,牲畜牵引。播种小麦用的是手摇木橹,种植水稻和高粱,直接用手撒种子。
粮食品种主要以黑豆、高粱、糜谷为主,种植小麦极少,水稻更是稀有。种植粗粮,用种子和用肥料少,而且省工省力。但是,收成也只能勉强维持口粮。人口多的家庭,还要靠区政府补贴口粮。那时,很多家庭祖孙三代八九口人在一起生活,兄弟姐妹五六个,早上吃的是黄米稀饭拌炒面(炒面是将黑豆、高粱炒熟,用石磨磨成粉食用)。到了秋天,农户各家腌制一大缸酸菜、一大缸咸菜,一直吃到第二年开春。待到田间地头长出野菜,大人小孩会去田间地头、渠边挖野菜。野菜用开水焯熟,撒点盐,拌匀即可食用。平时很少吃到肉食,只有到了过年的时候,才能吃到咸菜炒肉,还有自家磨制的豆腐。
那时,汉渠随地形而走。浇灌农田的小毛渠,也随各家田块大小开挖,更是曲曲弯弯。田地间没有排水沟。当时,粮食亩产一般不过百斤。只有在何家湖和唐家湖附近,有的农户在湖边水浅处撒播一点软稻秧,产量也只有五十斤左右。那时,谁家吃碗稻米稀饭,可真是稀罕事。粮食均为石磨石碾加工,牲畜拉磨拉碾,或人力推拉。
到了1955年,国家实行农业合作化以后,开始对所有农田、沟渠、荒滩和道路,进行统一规划治理。这次大规模的园田化基本建设,用了三年多的时间,把原来由农户分散经营耕种的小块土地,整合成沟渠配套、排灌畅通的园田,把境内大小五个湖开发成了农田,新开发的荒地主要在谎葫芦、吴记沟、党子井、十八堆牛塘等地,全乡土地面积由解放初期的五千亩,增加到一万五千亩。
小麦和水稻逐步成为农民种植的主要粮食作物,高闸才逐步变成名副其实的米粮川,大米和白面也逐步成为百姓的主食,其他杂粮,则成为副食。全乡人口逐步增加到一万三千人,粮食总产量达到七百万斤左右。在雨水多的年份,各生产队都在附近山坡上种些麻子、糜谷等杂粮,增加一些收成。
为了增加收入,各生产队还种植一些经济作物,主要是大麻。种植大麻技术要求高,特别是种植密度要适宜,收割在七月份。收割时绑成小捆,在田边挖一个大水池子,小捆大麻一层层放入水中,用土压实,在高温下二十天左右腐熟,捞出后晾晒几天,待干好捆成捆。冬闲时分到各农户去剥麻,麻匹交集体过秤,卖给供销社。这是当时生产队的主要收入。
为了解决群众吃菜问题,各生产小队根据各自的人口、土地情况,由生产队统一种植韭菜、茄子、辣椒和豆角等蔬菜,供给本生产队农民食用。有的生产队还种植二三亩西瓜、甜瓜和黄瓜,除了分给社员们吃以外,通过出售也可以增加一些收入。那时西瓜每斤三分钱、香瓜一角钱、黄瓜五分钱。
种庄稼离不开肥料。各生产队的群众在山坡上,沟渠拔苦豆子、落落莲、辣辣英、艾蒿、杂草等晒干,当作绿肥施入稻田,或者把它们铡碎后做成高温堆肥。有的生产队开春在地里种上蚕豆、苜蓿,在种植水稻的时节,用犁铧翻入田里,作为施肥种植水稻。有的生产队还派人到石嘴山、大武口等工矿区,收集人畜粪便晒干打碎,筛细掺入麦种里作为种肥,可提高粮食产量。基肥是各农户的人畜圈粪和生产队畜圈土肥,一亩地施肥二十小车。俗话说冬春看粪堆,秋天看粮堆。积肥造粪是群众的一项常年工作。后来有了化肥,农民花在积农家肥上的精力就少多了。
随着农村经济实力的增长,各生产大队逐步有了拖拉机,生产小队也有了农用小扶手、播种机、机插秧、脱粒机等农业机械。农业生产技术特别是种植技术也有了很大提高,采用旱育稀直技术,大面积种植小麦和干播水稻,麦套玉米、大豆,复种糜子。农药除草,深施肥料,增加磷肥,配有专用作物复合肥。玉米亩产量达到一千五百斤,水稻亩产量达到一千斤,总产量为一千五百万斤,实现单产、总产量翻一番。近年来,农业种植结构也有了一些新的变化,如温棚西瓜、港菜、苜蓿、青储饲料大面积种植,农民收入显著提高。由于国家不断加大对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的投入,高闸域内大小沟渠重新规划,高标准修建,真正实现了排灌畅通,面貌一新。现在,从种植到收获实现了全程机械化,生产效率大大提高。
饮用水的变化
高闸地处古黄河旧河床地带,水位高,水质盐碱大,水含氟量高,长期饮用对人体危害极大。在新中国成立前后的一段时间内,群众一般以家族自然居住,形成大小不一的村庄。一个庄子十几户人家,请来圈井师傅,找一块平坦的地方,人工挖一个巨型大坑,深约三丈(十米左右)时,地下水逐步渗出,汪成一洼,工匠在坑底下倾倒一层卵石,防止泥沙泛起。然后由坑底向上,在靠边的四周砌上一层层片石,直到坑口。再在坑口放置上事先人工凿刻好的砂石管,这口井便打成功了。各家各户用工匠箍成的木桶,拴上绳子,放入井下,横倒木桶,让水自然流入,收紧井绳,提起水桶,水就打上来了。村里的大人和十几岁的孩子都会从井里打水。
那时,村里的井口都是敞开的。冬春一刮风,柴草和树叶就会被风刮入井里。冬天的井台上,由于大家打水时总要洒上水,井口四周都结了冰,连人也站不稳,一不小心,就会滑倒。井口内也结上了厚冰,过几天就要除冰,水桶才能放下去取水。到了夏天,水井的四周湿润泥泞,有些小孩两个人抬一桶水,一不小心就会滑倒,等到摇摇晃晃的回到家,一桶水只剩下半桶。时间久了,有的水井里还有了青蛙,不分时间的在井里“呱呱”地叫。
每年到了春节前后,地下水位降低,大多数水井到了枯水期,一次放下水桶只能打上来少半桶水。为了吃水,很多家庭半夜就得前去打水,等到天亮时水井就没水了。没打到水的人家就得问邻居家借水。为了保证井水兴旺,过年时百姓按习俗书写一张红纸条贴在井口上,上书“青龙大吉”,以此祈愿水旺,但冬春吃水还是照常紧张。
到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外来的打井匠人开始变得非常吃香,走村串户,挨家挨户的打井,一般打入地下十六到二十米深,安上塑料管,接上井头和井架,每次添一点引水,用压井把不断重复下压,即可出水,非常方便。条件好的家庭,安装一台小型电泵,一按电源,水就引上来了。但是,这些水都未经检测,大多不符合饮用水的标准。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期,在国家的扶持下,各村都有了能打出来符合饮用水标准的机井,建起了水塔,弯弯曲曲的水管走村入户,家家都吃上了含氟量不超过1%的饮用水。
燃料的变化
新中国成立前,我们这里的老百姓做饭,冬天烧炕取暖,主要以麦草和其他的庄稼秸秆为燃料的。平时也上山打柴,下湖割蒂,捡来树枝储存起来,到了冬天烧炕。新中国成立前夕,在七十里以外的石沟驿开出了煤炭。虽然是人工开采,产量低,煤质差,但比起柴火要好多了。有家境好点的人家,赶上毛驴,架上驮筐去石沟驿煤矿驮煤。每头毛驴一次驮煤炭不过百斤,由于路途遥远,行程艰难,一路饥渴难耐,中间还要驻店歇脚,一趟来回最少五天,大多数老百姓家也用不起。新中国成立后,有些农户用老牛车去拉炭,每次拉上四五百斤,来回得走六七天。到了六十年代初,国家向农村投放了不少小胶轮车,老百姓到石沟驿煤矿拉煤就方便多了。
到石沟驿煤矿有两条道,近一点的是从西沙坝向东的偏僻小道,路经山沟沿,翻山越岭可以到达。那时要拉炭,一般有三到五人组在一起,套上毛驴或牛马拉车,带上干粮和一碗米,选在初冬枯水期,才敢从沟沿这条路走。因为夏季雨水多,沟里洪水会冲走牲畜和车子。去时大多头天晚上起身,赶天亮到矿上。拉煤的人都自带小铁筛子,买两槽混合煤,一般两元钱,可筛一车碎疙瘩煤,大约五百斤,可以烧灶做饭,有的能用八个月。拉上煤炭返回时,要经过一个很大的沟坡,大家合伙帮衬着把装满煤炭的小胶轮车一个一个连推带拉到山冈上。山冈上是十里山石路,好在有人带着补轮胎、修车的工具,要不然车子坏到山冈上谁都回不了家。
拉煤的人渴了,喝口山沟里的咸水,饿了啃几口干饼子。一路上赶着车子,非常小心。有时候上坡,牲畜拉不动,赶车的人套一条绳子帮着拉一段路。一来回两天两夜,实在困得不行,卸下车子,拴好牲畜,就地躺下睡上一小会儿再走,同行的人都相互帮助,谁有了什么问题,其他人都会伸手去帮,因为帮别人就是在帮自己。
到石沟驿拉煤,还有一条路是从跃进桥弯口下,路途比较远,不用翻越山梁。这条路铺着砾石料,坡大弯急。上坡时后面的车停下,大家伸手帮着推前面的车上坡。下坡时,牲畜稳不住,人在车后面拴一条绳子拽住,防止车子快速冲下去。有时候牲畜不便当,用人拉煤也是常有的事,得两人同时拉一辆小胶车。来回百十多里路,那更是辛苦。后来农村有了手扶和拖拉机,拉煤给群众分配,就省事多了。
老百姓用的是煤灶或柴火煤炭混合灶,用风箱吹火。一个人做饭时,会顾此失彼,手忙脚乱。至少得有两个人,一人拉风箱,一人做饭炒菜。自从有了鼓风机以后,用电带动鼓风机吹风烧火,方便了很多。人们形象地称那小小的鼓风机是家中的“丫鬟”。老风箱从此退出了伙房。
冬天拉一点煤炭,那可是家里的“宝贝疙瘩”,用一个火盆生点火,随时得用煤灰盖住,不能快速烧光燃尽,火盆是用生铁浇铸的,经久耐用,实惠不费炭。数九寒天,手冻烤手,脚冷烤脚。再往后,有了专门拉煤送货上门的煤贩子,大家不用自己再去拉煤了。这时家家都淘汰了火盆,用上了火炉和烤箱,冬天家里也暖烘烘的,不会再挨冻了。当时,人们为了省事,冬天在屋里用火炉做饭炒菜,既方便又实惠。
而今,天然气、液化气已经通入了乡村,群众生活更方便了,做饭也不再受烟熏火燎的罪了,环境也好了,人们再也不把那黑乎乎的煤疙瘩放在心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