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章
1
2012年冬天，我进了江浦监狱，一待就是两年。
别误会，我没犯事，是去工作。或者说，是去实现梦想——我想成为一名作家。
有些朋友乍一听不太相信，他们觉得监狱里大概只有两种人——罪犯和狱警。其实，还有很多职工岗。比如我，岗位是新闻编辑。每个月，监狱文教楼的演播厅都会播一期半小时的视频新闻，片子由我来审核剪辑。
我大学在鲁迅美院读油画专业，原本要做画家，临毕业那年，读了几本犯罪小说，就魔怔了似的，自己也想动手写写。
毕业后，我无心画画，蹲家里半年码了三十万字，编了个长江沙霸江湖的故事，签给一个无良网文平台，只拿到六百块钱稿费。后来，书名和署名也被平台改了。
我创作冲动依然旺盛，整天闷在屋里酝酿下一部作品。看在父母眼里，我却是彻底废了，要带我去看心理医生。一天晚上，父亲拍桌子发完火后，突然生出了一种情绪。他说，不指望你有大出息，但得有个稳定的工作。你去那儿干轻巧活儿，没事想写什么还能写什么。
“那儿”，指的就是江浦监狱演播厅。
父亲在监狱管理局有熟人。他看不得我整天在家闲逛，说二十五六岁不工作的男人都是“腌菜”。他宁愿坏了一辈子的清廉，替我打听了这份工作，也不希望自己儿子变成“无事佬”。
我一听急了，这是送我蹲监啊。转念一想，又立马答应。不管父亲是让我收心，还是送我个铁饭碗，这差事对我的写作都是好事——能进“监狱”，必定能见识到“风云”。
只是未曾想到，我在演播厅无所事事了十几个月，朝九晚五，两点一线，犯人的监管区都没机会进去。
直到2014年秋天，我遇到二监区的一个重刑犯。
那天，警官学院入监做警示教育，专门找了些曾是公职人员的犯人演讲。教改科来了一个科员跟拍，叫李爱国。他人长得细长精瘦，一身警服像挂在两根筷子上，扛着索尼摄像机到处走。
李爱国到演播厅借板凳，我正闲着无聊，帮他接过机器搁在桌上，向他请教摄像技巧。一聊才知道，我平时审播的狱内新闻，都是他采编的。我问他：“平时拍摄方便带上我吗？我帮你扛摄像机。”李爱国摇摇头，左右手交叉，捏了捏自己的肩膀。“是驼了，这一大块。”
我绕到他身后，惊呼道：“再不换人扛机器，以后出毛病了，工伤都算不上。我有一亲戚，跟你一样，脖颈后面拱出来一块肉，后来压迫神经，做手术花了好几万。”
他立刻笑着拿起摄像机塞到我怀里。“警示教育马上开始，你帮我扛一会儿，我教你一些厉害的拍摄技巧。”
我扛起摄像机，和他去了三楼会场。一百多平方米的会场，坐满了警校学员，我扛着摄像机站在过道中间。讲台长条桌中间坐着七八个领导，右侧放了一根话筒架。一个驼背的中年囚犯站在台上，正对着话筒发言，讲得声泪俱下。听他自述，曾是某县级市的政法委书记。
中年囚犯正讲着，有个青蛙眼狱警领着个犯人站到了我身后。我回头看了一眼，那个犯人体形健壮，个子比我高点儿，一米七八的样子，神似反町隆史。狱警递他一张纸，说：“稿子你不愿意写，我帮你写好了，给个面子，上去读一下。”
那犯人拉着脸，很不情愿的样子，回道：“我喉咙发炎，扁桃体还肿着，没法发言。”
我听着觉得奇怪，哪有犯人敢推诿狱警交办的事。
狱警又劝他：“这是监狱领导交代的，看我们以前同事一场的分儿上，别给我添乱好不好？别觉得这事丢人，你读一下，算你认罪悔罪态度不错，后面给你申请加分，能多减几天刑。”
这个犯人不说话了，举着纸看了一会儿，然后点了点纸面说：“就说这一件事。”
大约十分钟后，台上的中年犯人鞠躬退场，“反町隆史”上去了。我往后退了几步，扛着机器保持正向姿势，头歪过去问青蛙眼狱警：“这犯人以前是警察？”狱警扫我一眼，“嗯”了一声。我忍不住又问：“他犯了什么事？”青蛙眼没说话，专注看着台上。
我赶紧回头，把摄像机对准“反町隆史”。
“我叫蒋鹏，生于1990年，是警官学院2012届的毕业生，在江浦监狱当过实习狱警，工作期间因与犯人约架被解聘。我奉劝各位在座的警校学子，不要跟我一样鲁莽冲动……”
后面就是一串反省的套话。他一口气念完，台下的警校生却冒出一片嘘声，很多人交头接耳。有男生小声嘀咕：“明显避重就轻，他弄死人的事不提，只说打犯人的小事。”
两个女生扭着脸反驳：“什么叫弄死人那么难听，那是意外事件好不好？蒋鹏学长已经很惨了，你别再落井下石了。”
台上的领导抓住话筒咳了几声，底下安静了。校方领导想让犯人再讲一会儿，教改科科长看了看时间，回绝了。众人散场，李爱国拿回摄像机，看了看我拍摄的视频，说：“还挺不错的，很有天赋啊。”
我问他：“那事答不答应？”李爱国摆着手走远，说以后再聊。
没过两天，李爱国又来了。
监狱搞“创建”，领导点名批评狱内新闻没新意，太形式化，创新任务交给了李爱国。我拉他坐下，闻见一阵虎皮膏药味，故意拍拍他肩膀，说需要帮忙，尽管招呼。
李爱国扭了扭脖子，耸了耸肩，说走一步看一步，敷衍敷衍，能对付就对付。我见缝插针，问他还记得上回那个蒋鹏吗，那个当过狱警的犯人——采访他啊，现成的创新节目。
我提出这个建议，事先是打过主意的。上回在警示教育会场，蒋鹏一开口，我就预感到，我要的“风云”来了。
李爱国想了一会儿，说不行，他那事儿敏感吧。我说咱这儿又不是电视台，你想不想创新吧？李爱国说也是，教改科本来就有权采访——他咧嘴一笑，看着我问：“想不想学点更深入的拍摄技巧？”
2
12月底，李爱国领着我去了二监区。
当天气温很低，路面结冰，他穿着冬装警服，黑色毛领紧紧包裹着细长的脖子。我扛着摄像机小心翼翼跟在后面，胸口挂一张教改科特批的采访证。
二监区在监狱东面，一栋四层白楼，新建了院子，大门安装了指纹门禁系统。李爱国走到门口，掏出对讲机呼道：“二监区值班民警，二监区值班民警，听到请回答，听到请回答。”几秒钟后，对讲机回话，立刻有狱警打开了门禁。狱警不是别人，就是上次见过的青蛙眼。李爱国出示了采访批准条，我们进了监区。
这是我第一次进入监管区域。
监区走廊很长，水磨石地面，青蛙眼走在前面引路。右手边是监舍，二十几间监舍里挤满了囚犯，人挨人站床边。他们穿着蓝色冬装囚袄，剃光头。出工哨一响，囚犯挨个报数，排着队走出监区。
到了监区大厅，青蛙眼指着西南角一个棕色木质警务台，让我们在那儿等着。出工队伍排成长龙，囚犯们陆续从我眼前经过。他们大多数人缩着脖子，双手插在衣袖里，宽大的囚袄是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军大衣样式。蒋鹏排在队列里，等他走到大厅中间时，青蛙眼冲他喊道：
“115，出列。”
蒋鹏站姿笔直，双手紧贴裤缝，大喊一声“到”，朝我们走来。走到距青蛙眼一米开外的位置，他停下来，双手扶膝，左腿后撤，蹲了下去，后背打得挺直，胸肌快要撑开棉袄，一看就是练过的。
按狱规，犯人与警官交谈，必须蹲姿并保持一米距离。
青蛙眼清清喉咙，故意放大声调说道：“蒋鹏，教改科准备给你做个节目，配合好了，后面对你改造的方方面面都有好处。”
“报告干部，我拒绝采访！”蒋鹏声音浑厚，大厅连响两次回音。
李爱国瞪着眼睛，脸色铁青。青蛙眼朝我们走过来，面露难色，让我们先回去。“我再给他做做思想工作，要是他确实不接受采访，那也没辙。”
回到演播厅，李爱国略显沮丧。我问他，你刚才看出猫腻没？他耸耸肩，问什么猫腻。
“那青蛙眼和蒋鹏演戏呢。”
他点点头，又耸耸肩，说那也没办法，人家不肯配合，也没法强求。我说不能就这样算了，蒋鹏不让采访，咱们可以先采访青蛙眼。
监狱食堂旁边有个小饭馆，晚餐时间，我订了一桌菜，点了几瓶啤酒，李爱国去食堂门口堵青蛙眼。菜还没上齐，李爱国拽着青蛙眼进了饭馆，两人互相恭维，李爱国喊青蛙眼“张队长”，青蛙眼喊李爱国“李科长”。
我立刻迎上去，跟着恭维几声。等入了座，菜上齐，走了三四杯酒，客套话都说腻了，李爱国举起酒杯说：“张队长，这么突然请你吃顿饭，还是那事，务必帮忙做做那个犯人的思想工作。”
青蛙眼给李爱国敬酒，两人干了一杯，说：“李科长，蒋鹏性格很倔的。他不想做的事，软硬都没用。”
我问：“张队长和蒋鹏原来是同事是吧？”
青蛙眼点点头。“他原来是警校的优等生，搏击冠军。板上钉钉考刑警，结果当了狱警。冠军脾气，把一个刺头犯揍了，断两根肋骨，狱警也当不成了。”
我敬了青蛙眼一杯酒，说打个架也不至于脱了警服换囚服啊——是不是还有戏？
青蛙眼酒量不行，几杯酒下肚，脸色通红润亮，开始说车轱辘话，有戏，有戏。不过不是戏剧，是戏弄，戏弄呀。
青蛙眼已经一副不能再喝的样子，我捅了捅李爱国。李爱国搭着青蛙眼的肩膀说：“老弟，上上心，试试看，成不成再说。”
青蛙眼摇摇手说，蒋鹏不想让别人知道他爸的事，所以，说什么都没用。
我说这样，请张队长明天给我们看看蒋鹏的判决书，我们深入了解了解，回头再找他聊一次，实在不行就算了。
青蛙眼较劲似的点头，说：“行行行，你们不信我没关系，我能配合的尽量配合。”
第二天下午，李爱国夹着几页A4纸来了演播厅。他把纸递给我，说：“上面都是一带而过，你看看。”
我翻看纸页，判决书上写蒋鹏因使用虚假身份证件罪、过失致人死亡罪、脱逃罪，量刑建议为有期徒刑6年至8年，鉴于其有重大立功表现，最后被判处有期徒刑4年。
我仔细地把判决书上蒋鹏的犯罪事由看了一遍，激动地看着李爱国。
“太有戏了，绝对创新。你在科室工作，能不能查到他当狱警时打犯人那事？”
李爱国说：“蒋鹏是2012年入职的，我在单位待了十三年了，上上下下，小年轻老干部谁不认识，唯独对他毫无印象。我一早就去狱政科翻档案，他总共没实习几天，就被解聘了。我找他当时监区的教导员问了，他打的犯人叫苏小杰，你猜他是谁？”
我摇摇头。
李爱国伸着脖子问我，1999年的“9·21”持枪抢劫案听过没。
我还是摇头。
李爱国缩回脖子说：“也是，你当年还小。那案子真是轰动全省，出事后，我家楼下的银行，好多天没人敢取钱。”
1999年9月21日到2000年元旦，四个云南文山人从云南一路抢到江浙沪地区，专抢取完款刚出银行的储户，每次只开一枪，打头，不留活口。四人人手一把54式手枪，一共作案11起，枪杀10人，重伤1人，涉案金额9.7万余元。
警方抓捕那天跟四人发生枪战，当场击毙了三人，另外一人送去医院后救活了——就是苏小杰。
李爱国说，苏小杰是四个案犯里最小的，当年未满十八周岁，没吃枪子，判了无期。
我问他，苏小杰在哪个监区服刑。
李爱国迟疑片刻，说也在二监区，那里都是重刑犯。
下午两点多，李爱国带我去二监区找苏小杰。犯人们都在操场上除冰，副教导员是个面善的小胖子，他把苏小杰喊到我面前，自己和李爱国聊球赛去了。
苏小杰高个，额头短，眉毛粗，厚嘟嘟的嘴唇干裂了，翘着皮。他很健壮，穿着蓝色囚袄，敞着胸襟，手上拿着一把铁锹。乍一看，有股邪劲儿。
我往后退了退，副教导员回过头，指着他说道：“苏小杰，把劳动工具放回原处，蹲下说话。”我找来两个小木凳，递给苏小杰，问他今年多大。
他接过凳子，愣了一会儿，说：“过三十了。”
我问他：“记得蒋鹏吧，跟你打架的那个狱警。”
他搁下凳子坐下，使劲点点头，说：“当然记得，他那不是打架，是要弄死我。”
3
蒋鹏两年前的夏天分到二监基建队时，苏小杰已经在江浦监狱蹲了十年。
二监每年都来新警，劳改犯喊他们“飞机杆”，因为他们的肩章是两个拐，像飞机翅膀。老犯都不怕“飞机杆”的，知道他们是刚出警校的“瓜娃子”，不把他们放眼里。
按老规矩，新警上岗第一天要认人头，熟悉犯人的长相、名字。那天，一百多个犯人坐在监区餐厅，一边吃饭一边看《非诚勿扰》。
蒋鹏走进餐厅，打算点个名。吼了两遍，却没人吱声，犯人各顾各的，聊天、吃饭、看电视。
蒋鹏耐不住了，把小岗——协助狱警监管工作的骨干犯——揪了起来，让他关电视，吹哨子集合。哨子一响，电视一关，犯人都来火了，一片嘘声。按照规定，就餐时间看电视是受监规许可的，是犯人的权利。
餐厅分两间，一间二十平米，中间打通。桌椅是不锈钢的，固定在地面，防止犯人发生殴斗时用来伤人。蒋鹏慢慢走到警务台，站定了，也不讲话。警务台是一张一百多斤的不锈钢桌子，桌子下面有两套音响设备，桌面有一个话筒。他猛地一使劲，将警务台举到腰部位，搬着它放到餐厅的正中间，然后猛地放下。一声巨响，水磨石地面被桌角砸出两块硬币大小的凹坑。
他将点名册摔在桌面上，餐厅里鸦雀无声。
整个监区挑不出几个人能将警务台举起，这不像举一百多斤的杠铃，桌面太宽，不好着力。懂的人一看就知道，蒋鹏是个练家子。
认完人头，小岗喊了四个人才将警务台腾回原处。五分钟，点名完毕。
监区规定，新来的狱警每周要和犯人一对一谈话，做思想工作。一周后，轮到苏小杰，俩人怼上了。蒋鹏狠归狠，苏小杰却不认，他在二监待了十来年，上到教导员，下到监房大组长，都起码认个脸熟，说话客客气气。
当时，蒋鹏坐在警务台后面，苏小杰拿着一个塑料小方凳站着。蒋鹏叫他坐下，苏小杰说自己痔疮犯了，站着聊。蒋鹏不信，一巴掌拍在桌面，警务台上的国徽都震掉了。
苏小杰也来火，说没法坐，必须站着。
“我当时想，自己坐牢十来年，什么事没见过？严管队、禁闭室前前后后去过七八次了，什么事怕过啊？”
蒋鹏说：“要不找个犯医给你验个肛？”
苏小杰不想受罪，把塑料凳子扔到地上，用脚挑到合适的位置，跷着二郎腿坐了下来。
蒋鹏又一拍桌子，说：“你是老犯了，不知道标准坐姿什么样？”
“我当时就直接开骂了，说你知道我是老犯，还搞什么入监教育？你个‘飞机杆’，老子够给你脸了。知不知道老子蹲了十年牢了？十年前你鸡巴还没长毛呢！”
对狱警来说，犯人敢这么顶，是明摆着“抗改”了。
蒋鹏真急了，拍着桌子站起来，半张脸通红，拳头拧紧。另外两个警官赶紧跑来，把苏小杰带到办公室去教育。
“我这么跟你说，一般的无期犯正常情况下认真坐满两年牢就可以申请改判有期。我当时坐牢十年，还一直没改判，知道我坐牢有多不认真了吧？每年都要干几场架，最多给我加刑——但我本身就是无期徒刑，到顶了，还能枪毙我？”
从办公室出来，苏小杰就朝蒋鹏竖中指。蒋鹏一步冲到他跟前，伸手就是一个过肩摔。办公室的警官冲了出来，拖住要反击的苏小杰，说他挑衅警官，当场罚他戴镣铐一周。
苏小杰告诉我，蒋鹏再狠，他都不怕，因为自己从小就是狠着长大的。他17岁就跟三个文山的大哥出来闯，四个人都没有了父亲——不是死于尘肺，就是死于矿难。几个人从小练刀练枪，拳头照着墙上打，杀人也没手软过。
“一个刚来的狱警我会怕？当场气炸了，我就使劲骂，说你查查老子案底，老子在你没长屌毛的时候就打死过警察。”
谁也没想到，就是这句话惹出了后来的事。
苏小杰被铐在监房大门的铁栏杆上反省，蒋鹏没再说话，进了办公室。回来时，他径直走到苏小杰面前，贴着他的面孔站着，一直瞪着他，眼睛里全是血丝。
有警官看蒋鹏不对劲，跟在身后劝。
苏小杰也不示弱，凑到他耳边撂狠话：“有本事解开老子镣铐，打一架。”
蒋鹏没说话，整理了一下苏小杰的衣襟，留下句“好好反省”，说完走了。
当天晚上九点半，点名熄灯。苏小杰戴着镣铐刚躺下，听见监区门禁“滴”一声响，知道是蒋鹏来了。
蒋鹏敲敲监房门，一边开门一边喊苏小杰。苏小杰笑他：“警官，大半夜喊我干吗？请我抽中华吗？”犯人跟着起哄，喊道：“抽什么中华，抽雪茄，我这藏了一支。”
蒋鹏摇了摇铁门，说不想睡觉的都出来。没人再说话。
苏小杰出了监房，蒋鹏一把拉上房门，锁起来。苏小杰见他换了一双黄色的球鞋，知道这是决心要打架。
苏小杰跟着蒋鹏，一路进了水房。他笑一下，问蒋鹏：“水房是不是没监控？你不怕我打死你都没人救？”
水房砌着水泥洗手台，地上白瓷砖湿漉漉的，拐角摆一个不锈钢菜桶和一个拖把。蒋鹏没说话，抄起拖把拖起地来。
苏小杰走到蒋鹏面前，伸出手说：“把我镣铐解了，热一下身。”蒋鹏拿起苏小杰的手看了看，又放下，继续拖地。苏小杰不耐烦，“开呀？怕啦？怕就送老子回去睡觉。”蒋鹏还是不说话，放下拖把，脱了警服。苏小杰继续挑衅他：“脱了，你就再也没机会穿了。”
这话刚说完，蒋鹏突然走到他面前，抬手一耳光，打得他连退两步，嘴角冒出血。
苏小杰急了，拖着脚镣冲上去，跟蒋鹏扭打在一起。他动作缓慢，没占到什么便宜，被蒋鹏一腿扫在腮帮上，摔在角落的不锈钢菜桶里。蒋鹏又扑上去打，苏小杰翻身抱起菜桶来挡。蒋鹏整个身体压上来，肘拳相加，一刻不停，打了有一分多钟。不锈钢菜桶被打成了一团皱巴巴的卫生纸。
“我脑子里嗡嗡响，心里觉得不对劲，哪来这么大仇？约个架，打一下，顶多以后谁服谁的事。”
蒋鹏打得精疲力竭，手上慢下来。苏小杰趁机扔了桶，伸手用手铐勒住他的脖子。蒋鹏想将手臂插进他的手腕内侧，但身上泄了力气，软下来。苏小杰一边勒一边骂：“你这鸡贼警察，让我戴着镣铐挨揍，这公平吗？老子现在绞死你。”
蒋鹏说不出话，脸色已经乌紫。他拍了拍苏小杰手臂，示意有话要说。苏小杰手上松了劲儿，说：“服了吧？”
蒋鹏扶住他的手臂，气喘得跟风箱一样，边喘边说：“苏小杰，你他妈还有脸说公平？你开枪抢劫的时候，对那些受害者公平吗？你拒捕杀警的时候，想过公平吗？你开枪打死的那个协警，是我爸。”
“我一听，傻了，手也彻底松劲了——世上哪有这么巧的事？讲实在话，当年那个画面我隔三岔五就会梦见一回。”
我打断苏小杰，关掉录音笔，确认文件保存正常。然后跟苏小杰说：“你可想清楚，你说的每句话都是要负责的。”然后，又重新打开录音笔问苏小杰：“你确定当年被你打死的警察就是蒋鹏的父亲？”
苏小杰说：“我可查不了档案什么的，但我确定。我就那么一松劲儿，蒋鹏翻起身把手铐卡在我脖子上，就凭那股要弄死我的劲儿，我也确定。
“我对他说，我是无期，你打死我不值当，别脱了警服换囚服。”
苏小杰解释，他当时不是怕死，是“真心实意”不想一个年轻人就这么毁了。
我说：“你怎么还替警察着想了？”
他没回答，鼻子里哼了一声，要给我讲讲他们当年的情况——
4
蒋鹏作为实习狱警，在水房和苏小杰约架属于严重违纪。水房没有探头，苏小杰本想隐瞒，但那个不锈钢菜桶被监区领导发现了，上面都是拳印，领导认为有人恶意损坏公物，要彻查，揪出这颗老鼠屎。
通过调阅监控，发现那个不锈钢菜桶是晚上收封时放进水房的，虽然水房的监控有死角，但过道里的画面可以看出菜桶当时完好无损，蒋鹏带苏小杰去水房打架的事就瞒不住了。
监区安排苏小杰验伤，发现他断了两根肋骨，这事性质变得更严重。蒋鹏后来被解聘，算是从轻处理了。
弄清这事后，我还不满足。约架被开除他在报告上也提到了，但肯定不是他的重点经历。
从判决书上可以看出，他被开除后不久，开始私下查案，追捕一个叫冷国辉的刑满释放人员，最后还导致其意外死亡。要弄清楚这件事，还得蒋鹏亲自开口。
再次找蒋鹏之前，我让李爱国帮忙查了一下蒋鹏父亲的档案。
蒋鹏的父亲叫蒋富民，2000年牺牲之前，在古柏镇派出所干了十年协警——并没有正规编制。据说蒋富民牺牲后，因为单位没给申请烈士，家属还到单位大闹过一场。
过了两天，临近饭点时，我和李爱国去了二监区，顺道从职工食堂打了三份盒饭，有一份是带给蒋鹏的。李爱国在科室工作多年，做犯人思想工作比我有经验。他说别小看一份盒饭，犯人的伙食长年累月是水煮大锅菜，盒饭也能馋得他们流口水。但也不能搞得太刻意，买三份一块吃，犯人才不会觉得别扭。
我们在二监区谈话室等着，几分钟后，青蛙眼领着蒋鹏来了。李爱国让蒋鹏坐，递他一份盒饭，说：“你吃盒饭吧，我们聊一会儿，估计会错过监区开饭的点。”
蒋鹏接过盒饭，推到一旁，直接说道：“以前的事我不想再提，你们别白费功夫了。”说完他指了指放在桌面上的摄像机。
我顺着他的话问：“是不是因为你爸以前的事？”
这话好像激怒了蒋鹏，他语气变得生硬起来，一边说一边站起身：“我现在这样是我活该，我爸怎样，也是他活该——你们走吧。”
我和李爱国吃了一惊。我想激他一下，故意说：“你爸当年替人挡枪子儿很英勇，你怎么能这么说话？”
蒋鹏不吭声，径直走到谈话室门口站着。
出了谈话室，李爱国说：“你这样不行，他不愿说，弄不好真有难言之隐。我们挖人家的经历都是出于私心，你这刺痛他一下很没必要。这采访，我看算了吧。”
青蛙眼追到门口，送了我们两步，他说：“你们不信我吧？都说了，没戏，你们还是找点其他素材吧，不送了。”
李爱国放弃了这个“创新”节目，半个月没来找我，只留下了那张教改科批的采访证。
蒋鹏的再次拒绝，却让我更放不下好奇心。我揣着采访证四处打听，想知道冷国辉是谁——这是蒋鹏判决书上最后一个线索人物。
直到元旦假期，也只了解到一点档案资料。冷国辉是本地人，1970年代出生，1997年底到1999年曾在江浦监狱服刑，案由是偷盗。2000年初，出狱后没多久，他再次行窃被抓，因涉案金额小，关了一个月就被释放了。抓他的人，就是蒋鹏的父亲，协警蒋富民。
当时，距离蒋富民中枪牺牲不到一个月。
这令我兴奋不已。虽然之后几天再也没打听到什么具体的事，但这种关联已经极大地刺激了我的想象。我甚至想，就算采访不了蒋鹏，这也够我“创作”出一段错综复杂的悬疑情节了。
5
元旦假期过后，李爱国又来演播厅找我扛机器。监狱要在会见室搞一场开放日活动，让犯人亲属入监探视。
我跟他到了会见室，那是一个两百多平方米的大厅，有很多玻璃隔间。走廊尽头站了一群家属，穿着花花绿绿的羽绒服。正常情况下的会见，犯人坐里面，亲属坐外面，隔着玻璃用电话沟通。因为开放日的缘故，亲属也可以进来和犯人近距离接触。进来之前，先要核验家属身份，然后再通知各个监区将犯人带入会见室。
聚集的亲属太多，两个负责核验身份的女警喊我和李爱国帮忙。
有个五十多岁的妇女，头发花白，瘦骨嶙峋的，拎着一袋子书往队伍前面挤。她站到李爱国面前，着急忙慌地说：“警官，我光顾着这个袋子了，把包落在了公交车上，身份证钱包都在里头。”
李爱国说，那不行，下次再来吧。妇女把一袋子书送到他面前，说：“警官那麻烦你把袋子转交我儿子。”李爱国挥手打断了妇女的话，严肃地告知她，警官不能私带物品给犯人。说完，就把妇女往队伍后面推，妇女心不甘，拎起袋子往前送，喊着：“我儿子是二监区的，警官帮帮忙。”
那袋子里有十几本书，她猛拎起来，吃劲了，整个人踉踉跄跄，跌坐在地上，脸色发白。
我赶紧去搀了一把，她摇摇手，不愿站起来，说，低血糖，晕。李爱国示意我把她带到会见登记室。我把地上的袋子拎起来，里面都是漫画书，有《名侦探柯南》和漫威英雄系列。她扶着墙站起来，跟我去了会见登记室。女警官的办公桌上摆着麦片，我要了一袋，给她冲了一杯。她喝下麦片，脸色缓和了一些。
她的眼神空洞洞的，法令纹深刻得像两条对称的刀疤。我看她捧着杯子的手，皱巴巴，长了冻疮，骨节粗大。她放下杯子，抱怨自己：
“记性差得不得了，右手拎着这个袋子，左手就忘了钱包，里面有身份证、现金。要给我儿子上账的呀。他性格本来就倔，以前不让我来看他，只准通信，好不容易今天来看看，我这记性坏事。”
我没话说，也硬生生地劝了一句，下个月再来吧！
说完，我转身出门。她拎着一袋子书追上来。“帮帮忙，我儿子在二监区，叫蒋鹏，帮帮忙，他叮嘱我带这些书给他的。”
我停下脚步，转身重新打量一下她，再次核实一遍：“您是蒋鹏母亲，当过狱警的那个蒋鹏？”
她点点头，问我：“你认识我儿子呀？”
必须承认，我心中掠过一阵自私的喜悦，立即扶她重新坐下，想马上问她蒋富民和冷国辉的事情。然而，看到她不知所措的表情和那两道刀疤一样的法令纹，话到嘴边突然卡住了，摇了摇头，岔开话题。
我说：“这样吧，我也不是狱警，这些书我只能帮你转交给二监区的狱警，看他怎么办。”
没等她再开口，我拿过那袋子书，抱在怀里。她看看我，连声致谢，颤巍巍地往门外走。我跟上去问一句：“您钱包掉了，怎么回去呢？”
她说：“口袋里有四个硬币，坐趟公交转个地铁就到了。”
我塞给她五十块钱，“公交站走过去有小一公里的，您打个车吧，您这身体别又晕在路上”。
她接过钱，又连声谢我：“那我下次来还你。”
看她慢慢走远，一阵沮丧突然涌上来。我觉得自己真是无聊极了，像个窥探隐私的狗仔。
转眼又一个月过去，我再也没和李爱国提过蒋鹏的事。春节后的一天，我在演播厅煲剧，青蛙眼来了。刚进屋，他就掏了五十块钱递我，说：“蒋鹏让我还你，跟你说声谢谢。他妈上个月来会见时没找到你，把这事跟蒋鹏说了。”
我给青蛙眼倒了杯开水，说这种小事也至于跑来。
青蛙眼接过水，笑笑说：“蒋鹏让我来说一声，采访的事他答应了。”
我拿起那五十块钱，盯了几秒。
关于悬疑小说的想象再次从心底飞升而起——至少，在我真正了解蒋鹏身上的故事之前，我幻想出的那点“风云”传奇还挺令自己激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