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康熙与清初赋学

元明以来，由于在科举中地位的下降甚至缺失，赋的发展呈衰落之势。然而到了清代，赋重新被重视，赋的创作、理论，赋选的编纂等等，都取得了突出成就，使得这一文体出现中兴的盛况。细究其故，康熙的推动作用是不容忽视的。

康熙对辞赋非常重视，文集中收有赋作近20篇⁽²⁾。不仅创作比较投入，他还从理论上提高赋的地位，将赋从《诗》六义中独立出来，赋予其高于比、兴而与《诗》并行的价值定位：

赋者，六义之一也。风、雅、颂、兴、赋、比六者，而赋居兴、比之中，盖其敷陈事理，抒写物情，兴、比不得并焉，故赋之于诗，功尤为独多。由是以来，兴、比不能单行，而赋遂继诗之后，卓然自见于世，故曰：“赋者，古诗之流也。”班固又谓，登高能赋，可以为大夫。言感物造端，材智深美，可以与国政事，故可以为列大夫也。是则赋之于诗，具其一体，及其闳肆漫衍，与诗并行。⁽³⁾

元明以来出现一股辨体及尊体思潮，康熙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为提高赋体的地位，将其由古《诗》“之流”提高到与《诗》“并行”的地位，尊之可谓至矣。

之所以如此重视辞赋，是因为康熙看到辞赋在治理国家中发挥的作用，即赋选拔人才的功能。他说：

（赋）至于唐宋变而为律，又变而为文，而唐宋则用以取士，其时名臣伟人往往多出其中，迨及元而始不列于科目。朕以其不可尽废也，间尝以是求天下之才，故命词臣考稽古昔，搜采缺逸，都为一集。⁽⁴⁾

赋显才学，班固《汉书·艺文志》中释“登高能赋可以为大夫”为“言感物造端，材知深美，可与图事，故可以为列大夫”，《北史·魏收传》魏收有“会须能作赋，始成大才士”之论，均将赋与才能相联系。唐宋名臣如陆贽、范仲淹、欧阳修等不论是在政治还是文学上有巨大贡献的人物，俱是通过科举试赋得以选拔，这对康熙有很大的吸引力。其对赋的重视，除了发挥这种文体“润色鸿业”的功能外，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以赋选拔人。

康熙憧憬汉唐之制，初年也拟以策论代替时文作为选拔士子的手段，但遭到大臣反对。此后经过调和，进士以下一系考试仍以八股文为主，而翰林院一系考试则继承唐宋选举之法，主要考诗赋。

康熙不仅命翰林将所作诗赋上呈以见词臣才毕，还以赋作为甄拔翰林院人才的重要手段。首先是十八年（1679）博学鸿辞科考赋，此次赋题为《璇玑玉衡赋》。其次是翰林院大考考赋。二十四年（1685）御试翰詹诸臣于保和殿，赋题为《经史赋》。名次列前者均获得赏赉。三十三年（1694）五月，又大考词臣于西苑，钦命《丰泽园赋》。詹事府赞善陆葇名在第一，即除内阁学士。赞善秩从六品，内阁学士秩从二品，一次考试就连升数级，这是普通京官难以比拟的。六月，又御试词臣于畅春苑，钦命《万寿无疆赋》，擢第一名詹事府詹事徐秉义为内阁学士。再次，有些特定的场合如告祭等需要词臣有一定的赋作能力，无疑也须以赋来衡量。汉代文学侍从之臣在帝王祭祀后还要献赋，这作为一种传统保持到清代。工赋者能获得祭告的优先权，惠士奇就曾荣获这样的“异数”⁽⁵⁾。正因选人以赋，所以“馆阁之重赋体也，尚矣！”⁽⁶⁾在翰林院的多种考核中，虽诗赋并重，而赋其实更重于诗。

作为清初文化工程的一部分，赋集整理也是康熙所重视的。四十五年（1706），“命词臣考稽古昔，搜采缺逸，都为一集”，编成《历代赋汇》。书成之后康熙亲加鉴定，并御纂赋序。奉敕编纂者陈元龙，时任经筵日讲官起居注、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侍读学士。《历代赋汇》在赋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自此书出，《赋苑》《赋格》，均不足言矣”⁽⁷⁾。

康熙以上措施对清代赋学的发展有多重贡献。首先是在理论上确立了尊唐重律的赋学观。元明两代论赋“祖骚宗汉”，而对唐代律赋多所批评，甚至认为“唐无赋”。康熙论赋调和古律之争，于汉唐并无轩轾。论汉赋，则云“贾谊、枚乘、司马相如、杨雄、张衡之流，制作尤盛”。论律赋，则重“其时名臣伟人往往多出其中”。调和古律之争的意义是将唐代律赋提高到与古赋并列的地位，使得律赋在理论上受到重视。这对律赋在清代的复兴有着促进作用。翰林院考试如鲍桂星《赋则》所云“律则以唐为准绳”，导致清代律赋选本数量增多，士子的需要刺激了此类选本的大量刊刻。

其次是在创作上，翰林院考赋的政策促进了清赋创作的繁荣。不但词垣中人为应付考试而努力作赋，翰苑之外的文士也需及早培养赋作才能。清代举人、进士科考试不试赋，但童生、生员系的考试则考赋。童生县试，第三场再复与第四场连复均试赋；学政主持的观风、经古考试，试题有古赋、律赋。童生、生员考赋的记录不见于《钦定大清会典事例》《清史稿·选举志》等官方文献的记载，此科考赋未必是政府的规定。试赋之目的，诚如当时赋家所说，在于“拔录生童，预储馆阁之选”⁽⁸⁾，“备他日承明著作之选”⁽⁹⁾，都是为将来的翰林院培养人才。另外，清代书院平常也考赋，亦是“为馆阁储材起见”⁽¹⁰⁾。正是以翰苑为中心的多种考试促进了清代赋创作的繁荣，光绪十四年（1888）鸿宝斋主人所辑《赋海大观》收录清赋一万五千首，虽尚不完备，然这个数目已近《历代赋汇》的四倍。清赋创作之盛由此可窥一斑。

最后是词垣重赋也促进了赋集的编纂。康熙二十五年（1686）出现两部赋集，即陆葇《历朝赋格》和王修玉《历朝赋楷》，论及其产生，均与康熙重赋有关。《历朝赋格序》云：“圣天子万几之暇，日与学士大夫解析六经……集词赋之大成，猗与盛哉！”⁽¹¹⁾而《历朝赋楷序》主要突出了两次考试刺激赋学兴盛：一是“时天子方诏臣工征博学宏词之士，亲试诗赋，命典石渠”，即十八年博学鸿词科试赋；一是“翰苑抡文，经史应制”，即二十四年翰詹大考《经史赋》⁽¹²⁾。翰苑考试对赋集编纂最突出的影响是清代以馆阁命名的赋集就有二十种之多，此类选本编者有少数未曾进入词垣。非翰苑人士编纂馆阁中人赋集，在于词垣对普通士人的吸引力，正如时人所说，“异日致身清华，承明著作，即于兹选预卜之”⁽¹³⁾，揭示了他们编纂馆阁赋的深层心理动机。这类选本一经刊刻，就会产生“风行寰宇，人编摩而户弦诵”的轰动效应⁽¹⁴⁾，社会上对此需要可谓盛矣。此外清代关于试牍和书院课抄之类的赋集也很多，如前所述，这也与翰林院重赋息息相关。同时，为律赋考试服务，各种律赋选本亦纷纷涌现。

清人赵光《竹笑轩赋钞序》云：“唐宋以赋取士，讲求格调，研究章句，后世言律赋者，靡不以唐宋为宗。我朝稽古右文，人才蔚起，怀铅握椠之士，铺藻摛文，几于无美不臻，无体不备，骎骎乎跨唐宋而上之矣。”⁽¹⁵⁾可以说翰林院重赋对有清一代赋的中兴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正因清代翰林院的赋学成就，清人升腾起强烈的时代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