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述评

针对中国家训文化传承中的家庭德育创新研究这一问题，围绕学界对本题的研究现状，我们仔细查阅了“超新电子图书”“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国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认真阅读了相关经典和著述，涉及家训文化传承及家庭道德教育创新的研究不少，但缺乏从文化传承视域针对中国目前家训文化活动中家庭德育创新问题的专门研究。

一 国外研究现状

有关中国家训文化传承中的家庭德育创新研究，除受中华传统文化影响较深的日本、朝鲜、韩国以及新加坡等东南亚一些国家重视家训传承，注意保护和发扬家训文化以提携子孙成长成人外，西方绝大部分国家由于社会制度和政治意识形态的冲突，虽然也有针对家庭教育的专门文献，如《哈佛家训》《犹太家训》等，但是，由于文化更多地涉及意识形态领域，故而针对中国家训文化传承中的家庭德育创新研究罕有涉足。对影响中国人成长成才极深的传统家训文化，仅仅局限于对我国社情民风的描述和对家庭人际交往关系的表象分析等。例如，日本学者井上徹的《中国的宗族与国家礼制》，在整理归纳已有宗族研究的学术史、阐述宗法主义主要内容的基础上，以与清政府保持密切关系的江南为例，考察按宗法主义理念建构起来的我国古代宗族的稳定状况，以及部分边陲地区宗族的宗法主义普及状况，对产生于宋代的宗法主义理念被后代继承的情况进行验证。[4] 中国港、澳、台及海外学者对中国家训及其家庭德育的研究，主要有日本和中国台湾的部分学者，但研究所涉及的领域比较狭窄，很多著述沿袭和应用费孝通的《乡土中国》所揭示的社会差序格局，研究中国古代家族发展或乡村生活状况，其中简略述及家训（家庭教育）活动。比较有影响的成果主要集中在对中国传统女训的一般研究方面，如日本山崎纯一的《关于唐代两部女训书（女论语女孝经）的基础研究》，缺乏针对家训文化传承中的家庭德育及其创新路径等方面的研究。

1949年后的家训文化传承创新在海峡两岸的际遇差异明显，大陆从全面学习苏联到“文化大革命”，其文化体系中的传统元素几乎消失殆尽，而台湾却比较好地保留着中华传统文化包括家训文化的核心内容，对家训文化的研究，虽然存在社会制度差异导致的错失与偏废，但相较于大陆则明显重视。今天重拾家训文化重新提振家训精神则意味着我们必须从家庭和个人做起，大陆民众尤其是年轻一代，可以从台湾社会及其文化传承中学习很多大陆缺乏或不足的东西。

二 国内研究动态

通过超星发现系统检索，共找到以“家训文化”为主题的著述3472条。其中，图书有369 部、期刊论文1725 篇、报纸文章633篇、研究生学位论文281 篇、会议论文36 篇、年鉴364 种。按出版或发表的年度数量分析，1989年以前仅仅有58 条文献记录，1990—1999年仅有99条文献记录，说明截至20世纪末，中国人对家训文化的研究和讨论并不是很多。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国学热的逐步升温，人们对家训及其生活化的训育实践的研究开始快速增多，2000—2009年有498 条文献记录，2010年138 条、2013年177条、2015年513 条、2016年688 条、2017年725 条、2018年超过800条。

我国古代著述及研究。重家教和端蒙养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中国古代的确建立起了一个相对完整和切实有效的家庭德育机制。但是，先民们对他们世代遵奉的家训就其在家庭德育过程中的作用机理和文化传承却鲜有进行专门研究的，往往因循旧制一代代照着做得很好，其间也不乏新出的家训，但言明就里讲清沿袭和创新道理的很少，所能查找到的文献更少。家训是家庭教育的重要载体，家训教化对中国社会发展和中华民族文化传承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传统家训文献的涌现和大量刊行是在唐代以后，而以明、清和民国前期最盛。民国及以前基本没有家训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只是一些教育史、思想史、哲学史、文化史专著或教材中涉及少量家训内容。改革开放以来家训整理、出版增多，家训研究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学者们对家训内涵、家训思想史分期和发展历程、规律、基本思想内容都进行了系统研究。在继承和弘扬传统家训文化方面，学者们在倡导建立“中国家训学”、利用传统家训资源价值等方面做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国外对中华传统家训思想的研究成果极少。当前亟须进行系统的文献搜集与整理，加强对传统家训思想史深层次探讨和横向交互研究，在开发利用传统家训史料资源、创建新的家训文化等领域也亟待拓展深化。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提出和不断完善，国人对中华文化的自信日渐加强。对家训及其文化的研究在我国逐渐得到重视，取得了许多成就。大家通过历史典籍筛选整理出大量的传统家训著作，同时也出版了一批家训研究专著，发表了很多研究文章，对家训的产生发展历史、家训文化的内容和实践范式均有了较为全面的梳理。回溯本源，很多探寻中华传统文化这一精神血脉的文人志士日渐将目光投向光辉灿烂的家训文化宝藏，自20世纪90年代起到21世纪初，学界对家训文化的研究热情正式被点燃，这一时期关注家庭、重视家教、收集梳理传统家训资料成为当务之急，也开启了新一轮家训文化研究的大幕。由于近代以来的新文化运动，导致我们对包括家训在内的中华传统文化丢弃太多，因而对家训文化的初始研究，人们不得不从收集整理已有的家训及其相关文化资料入手。通过梳理中国家庭教育史，总结我国各民族共同积累的大量家教实践经验，阐明中华民族勤劳俭朴、正直勇敢、爱国爱民、廉洁清白、见利思义等家教的优良传统，及爱予以德、以身垂范、宽严有度、因材施教、不违天资、随才成就、因机设教、激励诱导等家教的原则和方法，充分展示我国特有的运用家训家书、诗文词曲等方式教子育人的家教实践，以及近代中国发生的家教革新、提倡将竞争意识与高尚道德相结合、德智体全面发展、坚持平等民主与教子报国相统一的新型家教，比较全面地反映了我国数千年家庭教育的经验教训，为现代家庭教育提供了可贵的历史借鉴。[5] 通过认真梳理极具范导型塑作用的家范（家训）发展历史，解读家训家教范导内涵和相关特性，系统研究中国传统的家范族规。通过对历史上有影响、有代表性的家范族规的考察，叙述家范的萌芽、成立、繁荣和蜕变经历，概括出从上古到民国时期家范发展不同阶段特征，查找出家范产生及繁荣的原因和作用发挥等。[6] 从家训实践的视角，精选从先秦到清末几千年中两百多位典型人物，将其训育子女的理论基础、主要内容与原则、具体方法等进行系统介绍，旨在描绘家训实践的历史轨迹，即自古以来父母对子女如何进行耳提面命式的训导规诫的，而子女又是怎样在家风的熏陶与家规的约束下成长的。[7] 这些以专著呈现在世人面前的家训文化研究成果，不仅拓宽了中国教育思想史和中国伦理思想史研究的领域，而且对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特别是家庭美德、公民道德、个体品德建设，无不具有极强的启发借鉴意义。

进入21世纪以来的短短十多年时间，伴随着民众对家训文化的积极实践，学界迎来了对家训及其文化现象展开学理性研究的发展时期，不仅研究成果丰富，而且研究形式也多种多样，既有涵盖全面和微观解剖的学术专著、论说精当的高水平学术论文，也有受众广泛的报刊影像普及和宣传资料。

一是家训综合研究工作卓有成效，为后续分类研究打好了基础。陈延斌在其《中国古代家训论要》一文中，系统地阐述了传统家训所蕴含的治家、教子、立身、处世等十六个方面的丰富内容，同时剖析了其中的糟粕及局限性，较全面地分析归纳了在长期的历史发展演变中传统家训的五个鲜明特点。提出批判地继承这笔丰富的伦理文化遗产，对于我们今天的家庭教育及道德建设都具有重要的启迪和借鉴价值。[8] 四川大学博士朱明勋的学位论文《中国传统家训研究》，从发展史的角度勾勒出我国传统家训发生、发展、成熟、兴盛、转型的大致轮廓，基本将家训在各个历史阶段的数量、表现形式、思想内容等相应的特征揭示了出来。在反思传统家训历史的基础上，提出了家训文化的当代地位与特征。[9] 徐秀丽在《中国古代家训通论》一文中，分析了家训产生的历史背景，通过对中国历代流行的各种家训进行系统的考察和分门别类的概述，提出家训作为中华传统文化中的一种重要现象，古代家训的产生和存在不是偶然的，“家”“国”“天下”三位一体的统治机制、传统家庭中成员的社会化过程、家族的生存竞争、家庭内部的人际矛盾和家务的繁杂，是这种特殊文化现象数千年绵延不绝的历史根据。家族性与社会性的统一，经验性与规范性的统一，劝导性与强制性的统一以及历史性与代传性的统一，则是这种文化现象的显著特征。[10] 显然，这些成果已经成功地突破了研究初期资料的不完整性制约，虽然存在对家训总体研究较少的缺憾，但针对个案的研究却较为突出。

二是断代家训研究成绩明显，反映出我国古代传统家训的时代特征。家训文化既是特定时代的产物，也是家庭教育历史长河中的文化传承现象，某一社会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和制度建设特征必然反映在包括家训在内的文化领域，并通过家训教戒实践贯穿于其时对人的家庭培育和家教形塑当中。因此，按照历史时段划分，聚焦特定时期的家训教戒活动，能够准确揭示家训文化的时代特征，解开家训文化在历史传承当中的家庭存续模式，有利于提高家训文化在家庭教育特别是家庭道德教育实践中的发展变革规律。三皇五帝及其社会时代主要存在于神话传说之中，没有留下可据考证的训诫文字，更遑论著作。但是，通过流传很广的神话传说，可以理解他们以自身的榜样和言行轨物范世的良苦用心。智慧超群的圣人尧舜出于公心，先后禅让“王位”给贤者；大禹为治水不避艰险、不畏劳苦，舍身忘家、三过家门而不入，这些都可以看作无言之教“家训”。[11] 郑州大学张静的硕士学位论文，对先秦两汉家训展开研究，揭示出在礼乐文明高度发展的西周时期，家训较“五帝”禅让选任式训诫开始有了新的突破，这一特征着重表现在西周王室特别是周公家训当中。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并起，《左传》《国语》《战国策》等史籍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其时的家训状况；儒、墨、道、法诸家站在各自的政治和学术立场上，围绕如何教养子弟提出了不同见解。儒家仁爱、墨家慎染、道家主张行不言之教、法家倡导四民分业、孟母母训颇具特色。“五经”及先秦其他文献中亦有家训思想，《周易》关于家庭关系的阐述多为后人征引。秦朝统一天下后，焚书坑儒影响的不仅仅是儒家思想的传播，对于极具大众基础的家训及其训教实践活动也造成沉寂状态。其后历经四百余年的汉代有大量家训涌现，据考，两汉时期的家训作者有59 位，制作家训作品75件，东汉较西汉时期增加明显且呈现儒道互补的特点。从历史传承的脉络看，先秦时期训主以王室及社会上层贵族为主，两汉时的家训则呈现训主向社会下层移动的倾向，先秦家训总结出的好经验及规范多为两汉及后世家训所阐发或宣扬。[12] 唐代的帝王家训，在体系上已远远超越了前人，产生了完整的著作，并应用“亲情感化、以物喻理、以古为鉴”等值得借鉴的教育方法；唐代士族家训的主要内容包括品德修养、读书治学、齐家治家、处事处世、为官道德标准等；唐代的母训，立足前人又有所进展，对女子的教育观念有所进步，体现了唐代女子社会地位相对提高。通过系统研究，总结出唐代家训具有巩固封建统治和加速儒学社会化两大社会功能，同时也存在保守性、重农轻商观念和功利主义思想等局限。深入研究唐代家训文化，注重它在教育后代、传播文化及维护社会稳定中所起的作用，对于创立具有新时代精神的家训文化，并发挥其伦理教化、传承文化与维护社会稳定等功能，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13]

三是单一家训研究知微见著，极具推广和应用价值。随着人们对家训文化的探究日益广泛，整理古代优秀家训文本，挖掘传统家训文化资源成为近些年研究的重点之一。通过知网搜索《颜氏家训》，共找到431 条结果；搜索《袁氏世范》，共找到23 条结果；搜索《朱子家训》，共找到69 条查找结果；搜索《曾国藩家训》，共找到740条结果。说明学界对我国古代有代表性的著名家训文献，虽然阐释的角度或视域有所不同，但对这些家训文本单独进行研究的已经不少。其中，对南北朝时期颜之推制作的《颜氏家训》研究最为集中，因为它是中国传统家训中第一部条例完备的家训专书，体系庞杂，内容宏富，除教育学知识外，还包括社会学、文学、生物学、音韵训诂学等方面的知识，因而引起了众多学者的关注，学者对它的研究是既全面又丰富。例如，兰州大学马云志等通过论说《颜氏家训》，指出《颜氏家训》作为中国古代第一部系统完整的家教文献，它将为人处世的智慧涵容在日常的家庭教育之中，其中修德进业的家庭教育理念、知行结合的家庭教育方法、重教崇化的家庭教育诉求等，均体现了传统知识分子的家国情怀。当今时代，我们应重视汲取《颜氏家训》家教思想的精华，实现古今转化，为现代家庭教育服务。[14] 符得团通过研究，打通了《颜氏家训》对古代个体品德培育基本道德规范的具体化，提出《颜氏家训》是中国家训之祖，古代家庭道德教育之所以有效，就在于以其为代表的古代家训作为将一般道德规范和价值原则渡向个体品德的逻辑和实践中介，通过采取与人们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生活化、生动化和形象化文化表达方式，成功地实现了对以儒家思想为指导的个体品德培育基本道德规范的具体化。[15] 对于素有《颜氏家训》之亚的《袁氏世范》的研究，今人在家训作者袁采的同窗好友、南宋淳熙年间权通判隆兴军府事刘镇“思所以为善，又思所以使人为善者，君子之用心也。（袁采）所为书三卷……是可以厚人伦而美习俗……为人如此，则他日致君泽民，其思所以兼善天下之心，盖可知矣”[16] 评价的基础上研究提出，《袁氏世范》包含有丰富的家庭伦理教化和社会教化思想，在许多方面都将中国古代家庭教育和训俗的内容、方法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研究《袁氏世范》，对我们今天的道德文明建设具有很好的借鉴意义。[17] 山东大学的陈松林，通过其学位论文《曾国藩家训思想研究》，提出曾国藩的处世哲学，贯穿于他给家人兄弟写的一千五百余封家书当中，其一生寿命只有短短的六十余年，但是他苦修家书数以千计。我们阅读《曾国藩家书》，会发现其字里行间充溢着对家人的教育、指点、规劝、关爱和对乡里乡亲的关心、帮助、扶持，我们也能看到他的家道得以传承至今，而其后辈子侄在各个不同领域几乎都能够成名、成才、成功，成为社会上有用的栋梁之材。当然，由于时代的局限性，曾国藩家书中的家训内容不免会打上时代的烙印，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时代在改变，但是曾国藩家书中的教育方式和处世哲学，我们完全可以借鉴学习来为现代家庭和社会道德伦理思想建设服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传承数千年的中华文明的源头活水，曾国藩家训作为努力践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员，走上了清代家训史上的巅峰，是研究我国家训文化不可或缺的一环。要梳理曾国藩家训当中对于当今家庭教育的有利元素，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更好地为当今社会服务。[18]

四是家训主题研究不拘一格，为当今以家风建设为主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提供了有益的借鉴。虽然传统家训及其文化的内容十分广泛，但家庭道德教育却始终是其主题所在。为此，近年来学界对传统家训道德思想的研究，成果是最丰富最集中的部分。特别是自习近平总书记在2015年春节团拜会上发出“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紧密结合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发扬光大中华民族传统家庭美德”[19]的号召以后，学界迅速掀起了“家风建设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的热潮，一时间“传统家训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成了新时期理论研究的一个主旋律。不论是对传统家训道德教育内容的研究、对传统家训德育方法的研究，还是针对传统家训的教化特色的研究、对传统家训德育思想价值的研究，都涌现出许多颇有见地的理论成果。由笔者和符得团所著《古代家训培育个体品德探微——以 〈颜氏家训〉 为例》一书，通过分析以精神传播和精神再生产为活动内容的家训训育过程，在探明中国古代个体品德培育的价值目标及其实现理路的基础上，以《颜氏家训》为个体案例，厘清家训在古代个体品德培育中的作用机理，探究和解析古代家训采取什么样的文化载体、通过哪些途径、凭借何种手段、以什么样的活动方式展开从而有效地培育了个体品德的这样一些理论和实践问题，揭示出在我国漫长的社会演进中，古代家训历史地发展成了一种文化，它现实地表征着古代家庭德育生活的样法。弘扬中华传统文化，期冀利于古为今用，为当今个体道德品质的培育乃至整个公民道德建设提供有益的启示。[20] 纵观历代家训，既有精华又有糟粕，其积极方面包含着丰富的道德教育资源。中国古代家训中包括了多方面的思想，但核心始终是围绕着治家教子、修身做人展开的。虽然家训在今天已经衰落了，但其中有价值的部分对于现代的家庭教育、道德建设、社会的精神文明建设乃至构建和谐社会都有一定的启迪和借鉴作用。[21] 于浩宇则致力于探寻《古代家训及其现实意义》，提出儒家伦理观念一向认为，家与国是同构的，家是缩小了的国，国是放大了的家。在传统士大夫心目中，修身齐家与治国平天下之间有着逻辑的内在联系。修身齐家是前提、基础，治国平天下是方向、是目标。也就是说，只有做到修身齐家，从加强自身的修养做起，进而治理好家庭和家族，教育好子孙后代，然后才谈得上治国平天下，才可能干出治国平天下的大业。[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