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一 问题的提出
电视是20世纪人类最伟大的发明之一，电视的出现给人类带来了莫大的惊喜，人类第一次摆脱了时间与空间的限制，使“过去”可以呈现在“现在”，使千里之外发生的事情可以呈现于咫尺之间。首先，电视的出现改变了人们获取信息的方式。在电视出现之前，人们通过口耳相传的人际交往、纸质媒体，以口头传播、报纸、书籍等为媒介的方式获取信息。电视出现之后，人们会选择打开电视收看新闻。即使到互联网已经全面覆盖的今天，每当重大事件出现的时候，有相当一部分人依然会选择打开电视获取相关的信息。因为电视给人的除了信息之外还有公信力，也就是说，有许多人认为电视上播出的内容是“真”的，是可信度更高的。其次，电视的出现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电视出现后人们改变了很多原来的生活习惯，比如回到家之后就会打开电视，即使不收看电视，也依然会让电视发出声响，起到“陪伴”的作用。还有为数不少的个人或家庭在晚饭之后习惯打开电视，消磨时光。20世纪末期，中国多部电视剧之所以能产生“万人空巷”的播出效果，也正是因为当时的人们有晚饭后打开电视的收视习惯。再次，电视的出现也改变了人们的某些习俗，比如在电视出现之前的漫长岁月中，中国人在除夕夜都会与家人围坐一起“守岁”，但1983年中央电视台开播首届春节联欢晚会，未曾想，临时的动议产生了巨大的传播影响力，进而成为主流意识认可和倡导的、特别是为民众认可和接受的、习惯性地镶嵌和融入传统节庆民俗生活中的一个固化的节目。之后在除夕之夜全家人围坐电视机前观看春节晚会已成为春节民俗活动中一道必不可少的“大餐”。作为“仪式”的除夕守岁方式被改变，有民俗专家甚至提出，将春晚纳入现代民俗研究的主要“主题”，将它和“守岁”等主题并列为春节民俗的“规定动作”，可见，电视、春晚对于民俗和民众生活影响之深远。最后，电视的出现甚至改变了人们的思维方式，纸媒时代人们需要用更多的理性思维参与对铅字的解读，因而被尼尔·波兹曼称为“阐述时代”。在电视为“元媒介”的时代，这一情况出现了颠覆性的改变，人们在收看电视时理性思维参与度较低，更多的是接收一帧帧快速变化的画面，这种接收没有阐述、没有解释，只有被动的接受。此间，人们的思维习惯在一定程度上被改变。
麦克卢汉说“媒介即讯息”，尼尔·波兹曼也说：“和语言一样，每一种媒介都为思考、表达思想和抒发情感的方式提供了新的定位，从而创造出独特的话语符号。”[1]电视创造出的话语符号不仅在表征着这种媒介的与众不同，而且在很多方面改变着人类的习惯。除了上面我们论及的四点之外，电视的出现也改变着人类文化的传承方式。在电视出现之前，文化的传承主要通过文字文献记载、教育和日常口头相授等方式进行，或是口口相传，或是手手相传。电视出现之后，因其独特的技术属性，使文字与图像、意义与形象能够完美地结合在一起，使字、形、义、象能合而为一，使形象与意义能得以立体呈现，从而迅速成为文化传承新的重要载体。
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改革开放之后，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电视与中国传统文化结合产生的电视盛世：
2005—2006年，曾经一度名不见经传的讲坛类节目《百家讲坛》突然走红，不仅一时万人空巷，而且“捧红”了于丹、易中天、纪连海等一大批“学术明星”，引起了全中国各个阶层的广泛关注，同时引发了深远的影响。不仅多家地方电视台纷纷效仿，先后推出此类节目，同时通过《百家讲坛》而被大家熟知的学者们将讲坛中的讲义整理出版也纷纷取得了巨大成功。比如易中天的《品三国》在2006年5月进行无底价竞拍，上海文艺出版社最终以首批印量55万册、14%的版税获得《品三国》书稿的出版权，打破了中国出版界版税纪录。[2]再比如于丹的《论语心得》首次印数就是60万册，两年间发行总量超过500万册。[3]后续的《庄子心得》，在北京现场共签售图书超过1.5万册，购书者竟排出几百米的长队。[4]这些都一再证明了《百家讲坛》取得的巨大成功。但这不仅是《百家讲坛》一个栏目的成功，更是电视媒体的成功；这既是传统文化之幸，更彰显了电视作为第一媒体的巨大影响力和魅力。
2008年8月8日，第二十九届奥运会在北京的国家体育场如期开幕，中国人的百年奥运梦终于梦圆。当晚的国家体育馆座无虚席，但现场毕竟容量有限，只能容纳不到10万观众，更为多数的观众是通过电视媒介收看奥运会开幕盛况的。据统计，通过CCTV、NHK、BBC、NBC等14家全球主流电视媒体，近40亿名观众共同分享了“同一个地球，同一个梦想”的宏大主题，共襄盛举。2008年8月9日CMS媒介研究所发布的数据显示，中国有8亿4千万人通过电视观看了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创下了自中国国内有收视率调查以来的新的最高纪录。在李宁以“夸父追日”般的姿态环绕鸟巢一周点燃奥运圣火的时间段，收视份额一度攀升到90%。[5]当天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也宣布，美国电视观众非常喜爱独具中国特色的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开幕式的收视率达到21.5%。这一数据仅次于美国本土举办的亚特兰大奥运会开幕式27%的收视率，超过了其他任何在美国以外举行的奥运会开幕式。[6]
自2013年暑期以来，一批以中国传统文化为主要题材和内容的传统文化类电视综艺节目在中央电视台和各大省级卫视联袂登场，在电视屏幕上再次刮起了“传统文化风”。《中国汉字听写大会》在2013年暑期的8月2日晚间亮相央视10套之后，迅速吸引了大众的眼球，也引发了网络上的关注，节目播出后短短几小时之内有关该栏目的微博话题就跃居电视节目评论话题排行榜之首。当年10月18日晚，CCTV-10和CCTV-1并机播出了《中国汉字听写大会》第一季的总决赛。据第二天公布的重点节目全国平均收视率统计数据显示，总决赛的收视率达到2.6%，排在同时段的第一位，收看人数达到1.2亿。[7]之后从2013年后半年起，河南卫视的《汉字英雄》与《成语英雄》陆续开播，河北卫视的《中华好诗词》、云南卫视的《中国灯谜大会》、贵州卫视的《最爱是中华》、江西卫视的《挑战文化名人》也先后登台亮相，央视在《中国汉字听写大会》之后又先后打造了《中国成语大会》《中国谜语大会》和《中国诗词大会》。此类节目均取得了不错的收视成绩，也收获了良好的社会效应。一些中小学校甚至把收看《汉字英雄》和《中国汉字听写大会》等当成暑假作业。通过巧妙设计编排的节目不仅吸引了中小学生的目光，同时也唤起了很多成年人对汉语的热爱和重视，在民间悄然掀起了学习和传播传统文化的热潮。电视又一次将橄榄枝伸向了传统文化，传统文化又一次与电视亲密接触。
除此之外，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末期的十余年间，中国古典四大名著《西游记》《三国演义》《红楼梦》《水浒传》都被陆续搬上电视荧屏，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其中最后被搬上电视的《水浒传》的收视率最高时接近50%。进入21世纪之后，四大名著又在2010—2011年被陆续集中翻拍，同样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除了文学古典名著，21世纪以来，我国又拍摄了多部表现帝王将相丰功伟绩内容的历史正剧，取得了不俗的收视效果和良好的社会反响。根据二月河小说改编的《雍正王朝》《康熙大帝》以及《汉武大帝》《成吉思汗》等均取得了不俗的电视收视率，而且在社会上引起广泛评论，掀起一次次自发的“汉史热”“明史热”“清史热”，并带动相关图书和音像产品的热销，这中间电视媒体厥功至伟，不可小觑。
再往前看，20世纪80年代，从《丝绸之路》开始，到《望长城》结束，以“山、路、河、墙”为线索和意象的文化纪录片，利用电视的声画技术，将能代表中华民族悠久传统文化的典型形象立体化、丰富化、深刻化，在“文化大革命”之后的文化寻根时期，成为国人重塑精神可以依托的“文化之根”，观众收看热情高涨。其中《话说长江》从1986年7月5日播出到1987年3月28日结束，历时8个半月，观众不仅收看热情高，而且还积极参与节目的内容设计，其中关于运河污染的一集就是在观众来信建议下制作的。同时，《话说长江》的主题曲《长江之歌》以其磅礴大气的词曲激荡起国人强烈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至今唱来仍余音绕梁。
无论是《百家讲坛》、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的电视转播，还是《话说长江》《望故乡》，都是电视与传统文化联姻的成功案例。从中我们看到了传统文化与电视节目结合的可能性以及巨大潜力。
在有感于中国电视与中国传统文化结合产生的巨大能量的同时，我们来重新审视一下中国电视所处的时代背景。就像麦克卢汉所预言的那样，地球已经成为“地球村”，各国之间的“距离”从未像今天如此接近。这种接近带动了国与国之间在政治、经济、贸易上的相互依存，同时也带来了不同文化之间的亲密接触。但这种接触给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带来了不同的后果，经济强国在向经济较落后的国家输出先进的科技成果、物质文明之际，也一并输出了他们的精神文化产品。而经济相对落后的国家则在吸收外来经济产业、科技成果时也一并接受（有意或无意）了经济强国的文化。
1840年之后，中国由于国力的衰退、科技的落后，在经济上与西方发达国家出现了很大的差距。从19世纪末，中国人就开始向西方学习，不管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引进，还是“五四”运动提出的“德先生”与“赛先生”，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国人对于自身文化的不自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们又事事向“苏联老大哥”看齐，我们民族的瑰宝被大家有意识或者无意识地“忽视”了，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改革开放之初。经过改革开放40多年的努力，中国从贫穷落后的弱国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0年，人均国民总收入跻身国民收入中等偏上国家行列。与经济增长相伴而生的是我国与其他国家的交流也日益频繁起来。在这当中有些人出现了“外国的月亮圆”的心态，于是肯德基、麦当劳、阿迪达斯、耐克、美国大片、香奈儿、兰蔻等外国产品席卷了中国大地。中国电视发展过程中也出现过类似的情况，亦步亦趋地模仿西方节目，出现了“日韩学欧美、港台学日韩、央视学港台、地方台学央视”的现象。近几年，国内综艺节目又开始大规模购买国外节目的版权进行外来节目的移植，其中也出现了种种水土不服等现象。而这个过程中，中国电视文化身份始终面目模糊、无法辨认。更为严重的是，由于中国电视等媒介文化身份的模糊，使得中国在国际上的形象主要由西方国家来塑造和描述，中国文化在国际范围内经常处于“缺席”和“失语”状态。就像爱德华·W.萨义德说，随着殖民主义的扩张，西方人对于东方文化的偏见也随之而来，西方人总是以一种西方中心主义的眼光来审视东方文化，从而制造了一个歪曲变形的“东方”，而东方在这一过程中却成为一个无法言说自己的“沉默的他者”。[8]
中国电视该如何保存自己的独立性？中国电视面对扑面而来的外来文化时该如何保持文化身份的独立性？答案还需要从中国自身来找。身份理论告诉我们，只有在异于自身的“他者”的对照之下，身份才能得以确立。中国电视也只有在外来文化的参照之下，寻找到不同于“他者”的因素才能得以确立自身的文化身份。这其中最大的“不同于他者”的因素，就是中国所独有的悠久的传统文化。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选择传统文化参与电视文化身份建构是当代中国电视建构自身文化身份的必然路径。那么，传统文化在学理上是否具有建构中国电视文化身份的可能性呢？传统文化建构电视文化身份的媒介环境又如何呢？传统文化电视传播的路径又有哪些呢？本课题的开展就是希望对以上几个问题做一番深入的探讨和分析。
二 研究综述
（一）关于身份研究
1.关于身份。“身份”一词最早源自于拉丁词语“iedm”，后来发展成为拉丁词汇“identities”，包含两方面基本意思：一是身份；二是认同。国内对“identities”一词的译法并不统一，比较常见的译法有“身份”“认同”“身份认同”“自我认同”“自我身份”“文化身份”等。译法不同侧重也不同，译为“认同”“自我认同”时突出同一性，译为“身份”“自我身份”“文化身份”时则强调差异。身份概念涉及对我（我们）是谁和我（我们在哪里）的反思与自我与他人或内群（in-group）和外群（out-group）的界定与划分，在“球土化”时代到来之际民族—国家完整性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挑战，所以从20世纪这一概念在理论研究中被提出后，几十年间身份理论被广泛应用于多个研究领域，成为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中共同的主题。文中主要取“身份”概念，侧重强调中国电视的民族性，突出与异质文化语境中电视的差别。
关于身份的研究最早开始于哲学领域，表示变化中的同态或差别中的同一问题。在20世纪40年代，美国心理分析学家埃里克森将这一概念引入社会心理学研究领域，他在《儿童期与社会》中将“identity”与“identity crisis”列为自己论述的主题，将之作为社会心理分析的一个技术术语来使用。埃里克森的论述中主要有三方面的观点：第一，他认为因为现代社会从本质上是不断变化的、矛盾的和不确定的，所以认同危机（identity crisis）已经是现代人的典型的传记性危机。第二，埃里克森提出认同危机之所以出现，主要是由于青少年青春期出现自我概念的混乱和不稳定造成的，这明显区别于此前弗洛伊德的“人格发展决定于其早期经历”的观点。第三，埃里克森指出身份问题主要是对“自我”和“他者”关系的拷问，所以对个人和群体同样适用。奈尔森·福特（Nelson Foote）深受符号互动论的影响，他将人的认同动机解释为对某一群体认同的结果。斯特劳斯在1959年出版《镜子与面具：关于认同的研究》一书，他通过融合符号互动论和社会组织的观点，将研究的重点放在人们相互之间如何联结在一起以及如何通过这种联结而相互影响。
随着各种经典社会学理论、现象学研究等都被引入身份研究中，身份理论逐渐走出社会心理学的小天地，在社会学的一般理论研究中都占据了一席之地。在微观层面，有学者研究身份与宗教的关联，有学者研究将身份与社会结构联系，开始进行“族群认同”的研究。在宏观层面，身份认同问题也进入了主流的社会理论中。法兰克福学派代表人物之一的哈贝马斯就试图通过融合弗洛伊德和马克思的理论，得出社会认同是从初级神话和亲族基础发展到当代理性和沟通关系的结论。在哈贝马斯的带动下，越来越多的学者投入身份理论的研究。
2.关于文化身份。文化身份（Cultural Identity）是身份概念的延伸，主要指个人主体或群体与特定的社会文化的认同。文化身份的概念最早由一些后殖民主义理论家提出，代表人物有加亚特里·斯皮瓦克（Gayatori Spivak）、霍米·巴巴（Homi Bhabha）等。欧洲启蒙运动之后，欧洲人普遍认为启蒙运动建立的工具理性观是优等的，因而对欧洲以外的族群充满了忧虑，认为别的文化代表着混乱、非理性，是次等的他者。
20世纪50年代，在美国黑人和少数族裔文化与白人文化的不断冲突中，一些持有多元文化主义观念的文化精英，以一种边缘的姿态，立足于民族、种族、性别、阶层之中，发起一场旨在实现异质文化间的平等对话的、具有强烈解构色彩的意识形态文化批评理论。后殖民主义理论虽然质疑了西方中心主义所自我宣称的身份的优越感和民族文化身份中的本质主义，但是并不是要解构西方的文化优越身份之后再建一个本质主义的“东方身份”，后殖民主义理论家认为身份不但是被构建的，而是依赖“他者”建立起来的。同时，后殖民主义理论家提出“文化混杂”的概念，来描述文化流动过程中的文化身份问题。霍米·巴巴试图通过对大量具有殖民特征的英语文学文本的分析和解读，寻找定位作品中殖民后殖民场景中的混杂性，他不是依据静态的、僵化的、二元对立的两分法来考虑文化身份，而是关注“文化接触、侵略、融合和断裂的复杂过程的机制”，从而用混杂性理论建构了混杂性的文化身份。霍米·巴巴的理论对第三世界国家在全球化的时代建立自己文化的文化身份及路径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此外，在理解文化身份问题上，斯图亚特·霍尔在《文化身份与族裔散居》中提出了两种不同思维方式，对后世影响极大。第一种立场是将文化身份视为一个“稳定、不变和连续的指涉和意义框架”，文化身份反映共同的历史经验和共有的文化符码，是一种共有的文化，集体的“一个真正的自我”。第二种对文化身份的立场中，文化身份既是“存在的”，又是“变化的”。他说：“我们先不要把身份看作已经完成的、然后由新的文化实践加以再现的事实，而应该把身份视作一种‘生产’，它永不完结，永远处于过程之中，而且总是在内部而非外部构成的再现。”[9]霍尔本人则更倾向于第二种立场，而第二种立场也对当下我们建立自身文化形象、确立自身文化身份提供了理论根据。
在我国，关于身份的研究在20世纪末就开始了，最初停留在引进翻译国外重要理论家的著作，在此基础上进行理解和解读。21世纪伊始，我国越来越多的学者参与到身份理论的研究之中，并提出不少独到的见解。现阶段，身份研究在我国最主要还是集中在跨文化传播视域下的文学作品的翻译，以及旅居海外的中国作家（如严歌苓等）作品的文化身份分析，在文化研究领域也有周宪、王宁、石义彬等多位先生进行了一系列的研究工作，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如清华大学王宁教授打破文学与文化研究之间的壁垒，发表了多篇基于文学文本之上的文化身份理论研究文章，如《文学研究中的文化身份问题》《流散文学与文化身份认同》《叙述、文化定位和身份认同——霍尔·巴巴的后殖民主义批评理论》《重建全球化时代的中华民族和文化认同》等。在其1999年发表的《文学研究中的文化身份问题》中就指出文化身份“主要诉诸文学和文化研究中的民族本质特征和带有民族印记的文化本质特征。在比较两种不具有任何事实上影响的文本时，学者们完全可以侧重于比较这两种文化语境下的文学的根本差异，并透过这种本质的差异而寻找某种具有共性和本质特征的相同点，当然这种认同主要是审美上的认同”[10]。石义彬教授在他的文章中提出，“文化身份兼具历史继承性和发展流变性，一方面它是固有特征的再现和延续；另一方面，它是创造性的生产和建构，总体上表现为一个再现与建构的过程”[11]。又说，“文化身份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一个动态的社会建构过程。由于文化身份同时还是‘固有特征’的延续，所以它还是一个再现过程，是再现过程和建构过程的统一，在再现过程中实现建构或重构”[12]。由此可见，中国学者在文化认同方面的研究也是卓有成效的。并且大家基本上都认同斯图亚特·霍尔所说的“文化身份是可以被建构”的观点，这一点对本研究的开展意义重大。只有电视文化身份具有建构的可能性，我们才能提出传统文化的电视传播是21世纪中国电视建构文化身份的基础和关键。
正如英国伯明翰学派著名学者乔治·拉伦（Jorge Larrain）所说，“无论侵略、殖民还是其他派生的交往形式，只要不同文化的碰撞中存在着冲突和不对称，文化身份的问题就会出现”[13]。我国文化学者陶东风也曾有如下论述：“我们生活在一个不断复杂化的世界，在一个专注于经济增长、自由市场与技术速度与效率的世界上，社会内部的群体最需要的不是物质资源，他们特别需要的是使他们能够把握与解释周围世界和他们在其中的位置的知识资源。”[14]在当下各国文化交流日益频繁的语境下，文化身份问题是中国文化与世界其他文化进行交流时必须要给予足够重视的，否则中国文化的独立性将会在一定程度上受到销蚀。环顾现实，我们看到每年圣诞节各大中小城市纷纷装点街道、商场，年轻人在平安夜外出娱乐、彻夜狂欢，平安夜、圣诞节这些原本属于西方的节日在我们年轻人中拥有众多的拥趸。而反观我们的传统节日——春节，很多年轻人感觉没意思。再者，以好莱坞电影为代表的外来大片占据着中国影院的银幕，从国外购买版权的综艺节目充斥着中国电视屏幕。面对这些，我们不得不说关于中国电视文化身份建构的问题是摆在当代中国人，尤其是知识分子面前的一道必须要攻克的难题。
3.关于电视文化身份。随着身份研究在文化领域如火如荼地展开，众多学者将电视作为建构文化身份的重要途径，切利·巴克所说的“电视是人们建构文化身份最常用的资源之一”，就代表了很多文化学者在论述电视与文化身份的关系时的立场和观点。但就像我国学者邱戈所论述的一样，“媒介是由人来操作和运转的，人对自己的行为甚至意识本身具有一种反思性，当面对某一类行为，如传播行为；或一个特定的对象，如媒介机构时，会产生一种集体性的自反性，正是这种自反性，使媒介具有了对自己传播行为的集体或者机构的反思性，具有了某种集体意识。这样看来，‘媒介身份’不全是一种隐喻，也是建立在以人为‘媒介灵魂’这样一种扎实的事实基础之上”[15]。所以媒介本身是有身份的，电视作为重要的媒介形式之一，理所当然具有独立的文化身份。
世纪之交，随着国外电视文化的深入展开和国内身份理论在文学领域的深入进行，我国学者开始进行电视文化身份的研究。其中，2000年高鑫、贾秀清撰写的《电视文化身份》一文正式拉开了中国关于电视文化身份研究的序幕。高鑫、贾秀清在《电视文化身份》中从俯视、后视、外视、侧视、内视、前视6个角度对电视文化身份进行了全息式的观照和审视。在人类文学的整个系统中，“俯视”出电视的全能文化形态；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点上，“后视”出电视是传统文化发展链条上现在时段主体形态显著者的聚合文化形态；从社会化生存系统中，“外视”出电视文化的多元文化形态；在各种文化形态的横向队列中，“侧视”出电视文化在逃逸出传统美学范式的前提下，以复制的合法性将传统美学加以现代美学意义上重构的“重构”文化姿态；从电视文化本体“内视”出电视文化的综合文化和边缘文化的形态；从人类文化发展的未来，“前视”出电视文化具有“通天塔”式意义的全球文化的形态。他们的研究为系统全方位地继续研究电视文化提供了新的思路。
四川大学欧阳宏生教授在2006年出版的《电视文化学》一书中对电视文化身份也进行了专门章节的分析。首先，他指出“电视作为现代文明的记录者和见证者，自诞生之日起便进入了人类现代文化体系。无论从对电子科技的发展，还是从对社会、对人类的影响来看，它都具备了人类世界的文化身份”[16]。明确提出电视具有独立的文化身份。其次，他在第十章中针对“全球化背景下本土电视文化的身份认定”进行了专门的讨论。欧阳先生分别从超越全球化与本土化的对峙、确立全球化语境中的中国问题意识、坚持全球化语境中的话语身份立场、全球化语境中的跨文化对话几个方面论述了中国电视在全球化语境中自身文化建构的可能性和重要意义。欧阳先生关于电视文化身份的论述对后来的研究者具有直接的指导意义。
此外就是邱戈撰写的《媒介身份论》，系统论述了媒介身份的基本框架、研究范畴和具体研究方法等问题，同时提出媒介研究的未来可能性。但是他的论著将所有的媒介视为研究对象，没有很好地分析不同媒介之间文化身份的差异及建构路径的不同，所以，虽然对后学之辈的电视文化身份研究有一定的启发作用，但是其理论支撑并不十分坚实，尚属探索阶段。
此后明确将电视文化身份定为研究对象的是吉林大学的刘婷博士，她在系统分析中国电视文化身份建构的时代症候的基础上，重点从同一格局的退场与多元化的转向、崇高感的消解与平民意识的提升、泛娱乐化与文化价值重构、中国情味的自然回归四个方面，分析了中国电视文化身份的21世纪转向。她将研究重点放在“转向”，理论基础扎实，论证充分，是近期研究电视文化身份的力作。但是她涉及的范围较宽泛，没有针对传统文化对21世纪中国电视文化身份建构进行成体系的论述，这为本课题的进行留下了空白。
（二）电视研究的宏观理论背景
本论文是关于电视文化身份建构路径的研究，属于电视研究的范畴，所以电视理论是本研究展开的宏观背景。因此有必要对电视研究做一个基本的理论梳理。一般来讲，电视研究主要有两种范式：美国实证主义研究范式（也就是大众传播研究范式）和欧洲文化研究范式（即大众文化研究范式）。西方学者从符号学、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精神分析、女性主义批评，到叙事学、人类学、社会学等多个视角，展开了对电视与观众、社会复杂关系的研究。虽然各种理论都存在着某些方面的理论缺陷，然而借助各种理论的合力，我们可以越来越清晰地看清电视传播的实质。在本课题的研究中，对本研究有直接借鉴作用的理论主要有：
1.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
1923年，德国法兰克福大学成立了“社会研究所”，从20世纪20年代后期至今，这个研究所聚集了一批哲学、美学理论学者，主要包括霍克海默、本雅明、马尔库塞、阿多诺、哈贝马斯等，他们构成了法兰克福学派的核心人物，这些人创建了批判学派，并创造和阐述了学派的基本概念和关键词。
1947年，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合著的《启蒙辩证法》出版，在这本书中两人首提“文化工业”这一概念，他们认为文化工业以大杂烩式的大众文化形式自上而下地强加给大众，把大众招待得仿佛专门为他们量身制作一般，实际上这种招待灌输的是统治阶级意识形态标准化了的形式和情感。1964年，阿多诺在《意识形态》中继续阐述了他对意识形态和包括媒体在内的文化工业深层关系的理解：“意识形态的首要功能，在于对群众进行思想灌输和意识操纵，而这一直是由文化工业——电影院、剧场、画刊、无线电、电视、各种文学形式、畅销书和畅销唱片……加以实现的。”[17]依照阿多诺的意思，媒介之所以会成为意识形态的帮凶，关键在于媒介本身隐含着对人的强有力的操控能力。“操控”是法兰克福学派重要的概念，他们所指的“操控”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对内容的控制。在阿多诺等人看来，统治阶级总是通过大众媒体传递对自身利益有利的政策法规等，而同时禁止传播对自己不利的事物，对于内容控制的标准就在于是否对自身有利。二是对媒介语言的控制。媒介语言是媒介内容的传递方式。法兰克福学派认为统治阶级操控媒体以规范的形式来对特定内容进行传播，不管是娱乐节目，还是政策法规都必须遵从他们认可的特定的传播模式，对媒介语言进行着秘而不宣的控制。三是对媒介传播过程的控制。法兰克福学派认为，媒介的传播内容和传播语言都是经过严格规范和控制的，目的也是为了达到对人的思想的管控进行统治阶级预想的传播效果。这个过程当中大众实际上是没有选择权的。个体看似可以通过媒体的海量信息来自由抉择自己所要阅读的内容，但是所有的内容和表达方式都是统治阶级提前预设好的，大众的自由本身只是一种“戴着镣铐的舞蹈”，是在一个巨大的隐形框架下进行的有限的自由。统治阶级就是这样通过控制传播内容、媒介语言、传播过程来实现预想的传播效果的，通过此举来改变人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达到更深层次的对大众的思想进行管控的目的。
虽然法兰克福学派是站在批判资产阶级的角度分析大众媒介是如何对大众进行思想管控的，但我们通过阿多诺等人的论述可以看出，媒介在影响大众的思维和思想方面作用重大。出于对本民族文化安全的考虑，我国电视媒介必须主动利用电视的视听表达的优势来传播正确的意识和观念，并且应该主动预设有利于国家安定团结和有利于民族文化得以传承的内容，进而实现对观众的引导。
2.伯明翰学派的文化研究
英国伯明翰学派对于文化研究最大的贡献在于发展了文化研究的方法。伯明翰学派的学者们纷纷打破各学科的自我封闭、各自为政的状态，转而从社会学、文学、政治经济学等多学科中借鉴吸收研究方法，为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学术视野和研究模式。伯明翰学派兼容并蓄的研究方法对各学科都有重大的启示作用。伯明翰学派的众多学者将这种研究方法应用在文化研究中，并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使很多原本难以深入的问题走向纵深。同时，伯明翰学派认为电视研究应该归入文化的研究范畴，其代表人物有威廉斯、斯图亚特·霍尔、戴维·莫利、约翰·费斯克等，他们的研究成果涉及文化的方方面面，其中以下理论对本课题的研究有着借鉴意义：
（1）霍尔的“编码解码”理论。霍尔把电视话语的生产流通划分为制码、成品、解码三个阶段。霍尔用“伪装、分裂和重新组合”来描述制码过程，比如电视在传播传统文化之时，就将物质层面、精神层面、制度层面的传统文化进行解构，再加入很多新的电视表达元素，形成新的符合电视媒体特点的符号编码再进行传播。所以这个过程中如何将传统文化进行合理科学的拆分与重组就是电视话语编码过程中首先要思考的问题。同时，霍尔将受众的解码过程分为三种不同的立场，分别是主导—霸权的立场、协商的立场和对抗的立场。为了使观众在接受电视节目，即进行解码的过程中，最大程度地接近编码过程的创作意图，创作者必须科学而艺术地进行编码。这是霍尔的理论对于电视工作者最直接的启示意义。
（2）莫利的“新受众研究”。莫利之前的经验主义学派将“受众”定义为“讯息接收者”，面目不清，铁板一块。莫利重新定义了“受众”，认为其是由阶级、种族、性别、民族、国家等多重因素共同决定的产物。受众的多样化对定向的窄众传播及受众分析提供了理论参照。
（3）费斯克的“生产性受众观”理论。有人称费斯克为“伯明翰学派电视理论的集大成者”。他与哈特利合著的《解读电视》，以及随后出版的《解读大众》和《理解大众文化》都对当代电视研究有着重要意义，是任何当代电视研究不能不关注的理论范畴。费斯克的“生产性受众观”理论主要围绕以下几个方面展开：首先，费斯克认为大众媒介是大众和霸权进行对抗的一个重要场域；其次，费斯克认为大众的构成方式是多层次的，并且认为其中的分层不是稳定不变的，而是呈现出一定的流动性；再次，费斯克认为受众解读大众媒介提供的文本的过程与文本生产的过程同等重要，他认为解读文本的过程就是发现意义的过程；最后，费斯克认为受众不仅能根据自己的社会经验重新解读文本，生产出自己的文化，而且还能在生产意义的过程中产生一种“解放的、创造的、游牧式”的快感。[18]
3.多伦多学派“媒介技术决定论”
多伦多学派的核心人物是麦克卢汉，他的“媒介即讯息”等理论对传播学的发展意义重大。纽约《先驱论坛报》将麦氏称为是“继牛顿、达尔文、弗洛伊德、爱因斯坦以来最主要的思想家”。麦氏始终坚持研究媒介的各种形式和讯息的生产及其对个体、社会和文化的影响，他揭示了新媒介技术对重构人类社会生活的重要作用，但是他对技术的过分渲染又使他有明显的“唯技术论”倾向。虽然他的理论晦涩难懂，但是他提出的“地球村”已经成为媒介研究甚至整个人文学科进行研究的一个重要基础性概念。
4.纽约学派的电视理论
纽约学派是全球范围内媒介环境学研究的重镇之一，其研究理论在2000年之后在美国乃至全球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尼尔·波兹曼、约书亚·梅罗维茨等都是该学派的代表人物。尼尔·波兹曼批判了电视工业把严肃事实和娱乐混淆的做法，认为现代电视所主导的娱乐化氛围降低了公共话语的价值，削弱了人们的理性能力，造成了整个社会文化智力的普遍下降。梅罗维茨则在融合麦克卢汉和戈夫曼的思想基础上，在微观上对媒介环境学进行反思。他将“媒介理论”和“社会场景理论”结合起来，指出电子媒介的融合促使了场景的融合。虽然他们的观点也有很多人提出质疑，比如，梅罗维茨在强调媒介本身重要意义之时有陷入“媒介本体论”的倾向，但是他们的理论对电视媒体研究和发展却有着重要的意义。
三 研究内容及研究方法
（一）研究内容
本文整体的研究思路是，以中国传统文化参与建构21世纪中国电视文化身份的路径为主要研究对象，从文化学、广播电视艺术学、传播学、美学等多学科的角度探讨中国电视文化身份建构的路径问题。论文分别从传统文化参与中国电视文化身份建构的必然性，传统文化参与建构中国电视文化身份的媒介环境，传统文化参与中国电视文化身份的内容建构、思想建构、美学建构等几方面展开论述，力求对传统文化参与中国电视文化身份建构的必然性、外在环境以及方式途径做一个全面的梳理。
导论部分主要论证该研究展开的必要性和实际意义，从而提出本研究的论题：传统文化参与中国电视文化身份建构的路径研究。
本论文第一章拟在厘清基本概念的基础上，从一组互动关系中阐述传统文化参与中国电视文化身份建构的必然性，提出传统文化是中国电视发展的资源库、传统文化是中国电视保持民族性的支柱、传统文化是中国电视建构社会一体化的必然之选等观点。
第二章从媒体生态学视角分别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对21世纪电视媒介环境进行分析，探讨我国电视文化身份建构的客观环境和现实情况，通过二者之间的巨大矛盾提出电视文化身份建构的必要性和紧迫感。
第三章至第五章探讨的是传统文化在中国电视文化身份建构中的三种途径。分别从内容建构、思想建构、美学建构三个方面展开，这部分为本研究的主体内容。中国电视文化身份建构的路径研究在国内尚属首次，通过这部分的研究得出：传统文化建构中国电视文化身份的过程中内容建构是基础、思想建构是核心、美学建构是关键的结论。
（二）研究方法
多学科综合研究法 中国电视文化身份建构是立足于影视理论专业方向的学术探讨，但由于涉及范围覆盖面广，所以在论述过程中结合了哲学、美学、传播学、艺术学、文学等多学科、多领域的知识，力求对所探讨的问题有相对比较宏观和全面的观照。
典型案例研究法 本论文在研究过程中拟对《传承者》《百家讲坛》、央视“中秋晚会”以及诸多电视剧为典型案例和研究文本进行了深入分析，以求探析21世纪以来传统文化参与中国电视文化身份建构的路径和方式，从而总结出对其他节目可能行之有效的参考。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研究方法 当前，中国电视文化身份建构不仅是中国电视面对的最大的理论问题，同时也是业界亟待解决的问题。所以，本研究在开展过程中拟通过理论的探讨和对实践的分析，对路径问题有全面的把握。
[1] [美]尼尔·波兹曼：《娱乐至死》，章艳译，中信出版社2015年版，第11页。
[2] 数据来源：人民网新闻2006年5月23日，http://culture.people.com.cn/GB/22219/4393885.html。
[3] 数据来源：《新京报》2008年11月28日。
[4] 数据来源：中国经济网，2007年3月4日。
[5] 数据来源：《中国体育报》2008年8月11日。
[6] 数据来源：《中国体育报》2008年8月11日。
[7] 张爱凤：《2013—2014国内原创电视文化节目建构的多元认同》，《现代传播》2014年第8期。
[8] 蒙象飞：《中国国家形象建构中文化符号的运用与传播》，博士学位论文，上海外国语大学，2014年，第32页。
[9] [美]斯图亚特·霍尔：《文化身份与族裔散居》，罗钢、刘象愚主编《文化研究读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13—215页。
[10] 王宁：《文学研究中的文化身份问题》，《上海文学》1999年第4期。
[11] 石义彬：《大众传媒在文化身份再现和建构中的角色探究》，《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1期。
[12] 石义彬：《大众传媒在文化身份再现和建构中的角色探究》，《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1期。
[13] [英]乔治·拉伦：《意识形态与文化身份：现代性和第三世界的在场》，戴从容译，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194页。
[14] 陶东风：《文化研究：西方与中国》，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5页。
[15] 邱戈：《媒介身份研究的基本理论框架》，《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5期。
[16] 欧阳宏生：《电视文化学》，四川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5页。
[17] [德]霍克海默、阿多诺：《启蒙辩证法》，洪佩郁译，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第150页。
[18] [美]约翰·费斯克：《理解大众文化》，王晓珏、宋伟杰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第9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