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顽强的方言
第一次意识到地域方言权问题，源于与学界著名的“王大爷”王人博老师（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的一次闲聊。当时他说到一个故事，大意是有一次与朋友们讨论问题，在他侃侃而谈后，有位北京人看着他很认真地总结道：“王老师，您说话有口音。”王老师一愣，随即问道：“我山东口音算口音，你北京口音算不算口音？”江湖传闻说，听王大爷谈话，思想火花迸发。王大爷的诘问让我猛然意识到：以北京口音为主的普通话，在中国实际处于“中央方言”地位。语言也有“中央”和“地方”之分，那么地域方言是不是也有独立的地位？语言权利中是否可分出地域方言权？这是个有趣的问题，值得挖掘。
虽然研究地域方言权问题较晚，但同所有非北京地区出生和长大的人一样，我对地域方言并不陌生，因为特定的地域方言就是我的母语，这是自然而然的事，没有任何刻意的安排。
我老家是四川峨眉山市，当地方言号称“峨语”，据说是世界上几大难懂语言之一，因为发音与天府之国的绝大多数地方都有区别，据说是因为明朝的汉语遗韵较多。我的童年处在物资匮乏的年代，收音机罕见，了解外面世界的信息主要靠报纸和广播，杂志几乎没有。童年的我，因为好识字，报纸的大标题和主要的内容，基本能囫囵吞枣地顺下来。但我不太喜欢报纸，因为报纸的文字用我们的“峨语”念出来，不仅别扭，而且所传达的信息表明那是另一个世界，与我的世界基本不相干。因此，现在根本记不起来自己在报纸上读过什么。相对于报纸，广播给我的印象更深。每天晚上六点，墙上那个装在一个木匣子里简陋的“纸盆广播”会准时响起来：“峨眉县广播站，现在开始广播。”这是个地域方言的有线广播，广播用语是“峨语”。所有的内容无论是当地的新闻、摘自报刊的新闻还是天气预报或农业知识以及所谓的散文等，统统用“峨语”来读。当然，广播以峨眉新闻为主。广播里说的话与我日常听的、说的别无二致，感觉就是隔壁的嬢嬢（当地对阿姨的称呼）在说话，特别亲切。实际上，广播并不需要刻意去听，但似乎一直都在。吃饭、做事、发呆的时候，尤其在那些阴冷、濡湿的冬夜，广播用峨语特有的起起伏伏的声调，使用我们熟悉的词语，叙述着我们平静的生活。这是一种别样的温暖和安全。某种意义上，家乡就是“峨语”表达和勾勒出来的世界。故乡如此遥远，童年如此模糊，不过是一个没有轮廓的剪影。但就是这个“峨语”方言广播，让童年灵动起来，也是小城人们共同的经历和记忆。
上学了，老师要求用普通话。小娃儿的我们哪里知道什么是标准的普通话？何况，那时候老师的普通话也很“朴实”，毕竟四川的小县城与北京地区相隔如此遥远。我们的普通话似是而非，只是将所有想表达的意思都转成普通话的调调，词语还是方言词语，是地道的“峨语”。例如，把普通话中的“树梢”转化成“树的颠颠高头”，在我们看来是很自然、很拿手的事。现在知道了，那是“川普”或者更形象一点，是“椒盐普通话”，川味儿十足。那个年代，学校里都是椒盐普通话，虽然不标准，但是好用，既满足了普通话的要求，又不影响我们的思维方式，毕竟只是语音调调的转换嘛。何况，普通话只管教室，操场、食堂、家庭都是“峨语”的天下。两者和平相处、相安无事。所以，与其说我是用普通话接受的小学、初等教育，毋宁说我是用“峨语”和“川普”接受的初等、中等教育，普通话并没有影响到我的思维。我们这一代人恐怕都是如此。
浸润在“峨语”和“川普”的我上了大学，兜兜转转仍然在四川，即现在的直辖市、当年四川第二大城市——重庆。当地话是重庆话，与成都话有些区别，与“峨语”的差别更大些，但仍同属于四川方言。重庆话在保留四川话拖音的同时，有一股很直爽的味道，这或许与重庆的坡坡坎坎有关？抑或受重庆火锅的熏染？大学里，老师们有用普通话上课的，更有“开腔”就是四川话或者重庆话的。学生不论来自哪里，都以会说四川方言为荣，因为在那座山城，唯有操一口地道的四川方言才能获得如鱼得水的生活。西南政法大学有个独特的现象，低年级的新生都说着天南海北调调的普通话，到四年大学下来说一口流利四川方言的大有人在。还记得课堂上，老师一句“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其中“所以”中的“所”的尾音拖了二里长。这抑扬顿挫所带来的韵味显然不是讲究字正腔圆的普通话可比拟的。
那是个地域方言还有很大生存空间的年代，也是以地域方言为依托的各种思想交锋和碰撞的年代。事实上的语言权利带来了语言的丰富，而语言的丰富又带来了文化的繁荣，特别是地域文化的繁荣。
语言承载着文化。地域方言是特定地域各种历史的沉淀，农耕、养殖、建筑、手艺、饮食、起居、迁移、战争等都能在地域方言中沉淀，并通过方言来展现。语言还反映了特定语言群体看待世界、自然、社会的视角和认知，这种视角和认知是独特的、不可以被其他视角和认知轻易取代，而这也许就是世界、自然和社会真实的一面。一种地域方言的灭失意味对应地域文化的没落；一种地域方言不能在本地域的公共场合使用，则意味着地域文化被不恰当地挤压。
遗憾的是，地域方言权利作为语言权利的一种，本来是最自然的权利，但却没有得到最自然的承认和重视。在特定地域内，人们有没有可以选择特定地域方言为交流语言的权利？这种交流显然不限于私人或私下交流。人们有没有选择以当地地域方言作为受教育语言的权利？宪法在“推广普通话”的政策下回避了这个问题。王人博老师困惑除北京口音外所有口音都被视为“口音”？而“北京口音”就不是“口音”？这个问题实际上是法律政策长期忽视地域方言权利而形成的一种语言歧视，哪怕轻微的，也是歧视。
今天，山城的大学课堂上是不是还用四川方言作为课堂教学语言，不得而知。恐怕“开腔”就是四川话的少了吧？很可能字正腔圆的普通话已经统领了校园。倒是家乡的电视台建起了，高高地耸立在城中央，成为县城（早已成为市）一景。峨眉山金顶那个高高的电视发射塔据说覆盖全省。但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家乡的广播、电视再听不到“峨语”了，无论扭开那个开关，广播、收音机、电视里传来的都是字正腔圆的“普通话”。只是在大街小巷，熙熙攘攘的人们还在用“峨语”说着他们的过往、他们的故事；万家灯火中，不少家庭仍然用“峨语”叙说他们的憧憬，他们的向往。在教师都需要通过普通话水平测试的今天，“峨语”仍然是当地的交流语言。可以想象，这种状况会一直存续下去。
诚如木心所言：方言，比什么都顽强的。地域方言权，也应该比什么都坚固。
是为序。
耿焰
2018年春节于峨眉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