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空前繁荣

1976年10月，继林彪集团之后，江青集团也垮台了，“文化大革命”终于结束。随着国家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的到来，中国近代史研究也翻开了新的一页，由倒退进入一个空前繁荣的时期。其主要表现，可归纳如下：

第一，研究队伍的壮大和素质的提高。1977年5月，中共中央批准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改建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升格成与中国科学院同级的部委单位。紧随其后，各省、市、自治区也纷纷聚集人才，成立省、市、自治区社会科学院。再次表明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对社会科学事业的高度重视。与此同时，许多理工科大学，如北京清华、武汉华中科技（原华中工学院）、上海东华（原华东纺织工学院）等大学，也恢复或新建了历史系，加上众多新增高等院校的历史教学研究人员，这时的中国近代史研究队伍已大大超过了“文化大革命”前的规模。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为例，“文化大革命”之前全所工作人员最多时为165 人，到了20世纪80年代最多时达250 人。虽然此后由于贯彻离休、退休制度，工作人员逐年有所下降，截至1999年底甚至降到了140 人[14]，但是，就全国而言，由于新增了许多地方社科院的历史研究所和高等院校的历史系，中国近代史研究队伍的壮大是毋庸置疑的。

更为重要的是经过多年的新陈代谢，“文化大革命”以后培养出来的新生力量逐渐成为这支队伍的主力和骨干。他们受过系统的基础训练，不少人还有国外深造的经历，研究素质越来越高，也是个不争的事实。对此，只要看一下许多历史研究所和重点高校历史系招聘人才时，对应聘人员学历条件的要求越来越高就一清二楚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大学本科毕业生尚被社会视为“天之骄子”，持有本科文凭就足够了。但是，80年代后期开始，因为有越来越多的硕士毕业生走出校门，本科文凭渐渐不管用了。到了90年代，特别是中后期，随着大批博士毕业生走上社会求职，标准再次提高，唯有博士毕业生才够格了。进入21世纪以后，更是水涨船高，连博士文凭也风光不再，而必须是有过博士后研究经历，或“海归”博士了。这一招聘条件的变化，真实反映了中国近代史研究队伍整体素质的提高。

第二，学术团体、学术刊物的大量增加和学术讨论会的频繁举办。在学术团体方面，除了恢复的“文化大革命”前已成立的中国史学会及各省、市、自治区的历史学会，还涌现了一大批由研究者自行发起、组建的研究会。直接以中国近代史为研究对象的就有中南地区辛亥革命史研究会、北京太平天国历史研究会、南京太平天国史学会、义和团运动史研究会、孙中山研究学会、西南军阀史研究会、中国近代史史料学学会、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研究会、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中国现代史学会等10多个。加上同时兼含研究中国近代史内容的，如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中国中日关系史学会、中国现代文化学会、中国中俄关系史研究会、中国商业史研究会、天津史研究会等就更多了。

在学术刊物方面，此前仅有《历史研究》《史学月刊》《历史教学》《文史哲》《近代史资料》等不多的几家涉及中国近代史研究内容的刊物和少数大学学报，这时除了出版专门发表中国近代史研究成果的《近代史研究》杂志外，还创办有《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1995年后因经费不支而停刊）以及《民国档案》《民国春秋》《民国研究》《抗日战争研究》《中共党史研究》《党的文献》《北京档案史料》《东北沦陷史研究》《历史档案》《档案与史学》等众多完全或主要发表中国近代史研究成果及资料的刊物。

至于学术讨论会，更是一个接着一个，频率之高、规模之大，都是前所未有的。以辛亥革命史为例，“文化大革命”结束前的27年间，仅1961年在武汉举办过一次全国性的学术讨论会。而“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除了湖南、广东、浙江、武汉、上海这些与辛亥革命关系密切的省、市经常举办这方面的学术讨论会，中国史学会还每隔10年就举办一次百人以上的国际性学术盛会，迄今已举办包括2011年百年纪念大会在内的5次。其他如中国近代经济史、近代中国会党问题、中华民国史、中国现代史、全国革命根据地史、抗日战争史、中国近代社会史、中国近代文化史、甲午中日战争史、洋务运动史、太平天国史、中法战争史、西南军阀史、义和团运动史、护国运动史、中国国民党“一大”、遵义会议、九一八事变等中国近代史分支学科和重大历史事件，以及孙中山、林则徐、左宗棠、蔡锷、胡汉民、张学良等著名历史人物，甚至如黄远生、王金发这样知名度并不高的历史人物均举办过学术讨论会，有的还不止一次。更为难得的是，这时的学术讨论会还有一个共同特点，即思想活跃，讨论热烈，往往在同一个问题上发出多种甚至对立的声音，体现了真正自由讨论的气氛。

第三，开辟了许多新的研究领域，大大丰富了中国近代史的内容。尽管毛泽东早在1941年就指出，要先对中国近代史“作经济史、政治史、军事史、文化史几个部门的分析的研究，然后才有可能作综合的研究”，也有学者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就提醒中国近代史研究者要努力避免“政治史内容占了极大的比重，而社会生活、经济生活和文化的叙述分量很小，不能得到适当的地位”[15]，但是，此前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却始终未能摆脱这一困境，即使开展得比较充分的政治史研究，也仍然限制在一个极小的范围内，无非是两个过程，三个高潮，八大事件；直到这时才有了明显的改变，不但政治史的研究范围大为拓宽，还最大限度地扩大了整个近代史的研究领域，真正打破了政治史与“社会生活、经济生活和文化叙述”比率严重失衡的局面。

首先，复兴和重建了中国近代社会史、文化史两个分支学科。它们作为独立的分支学科，虽有各自不同的研究方向、范围和体系，但也有若干共同点：一是都很重视所谓“下层”，即社会大众的研究；二是都很重视社会大众生活的研究，所不同的只是精神生活与物质生活的区别而已；三是都很重视重大社会问题的研究，而这些问题在城市和乡村中的表现是完全不同的，因而又推动了近代城市史研究的兴起和发展。正是这些研究整体弥补了以往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不足和欠缺。

其次，以往颇受重视的研究领域也有了新的突破，如政治史中洋务运动、清季新政、北洋军阀史、西南军阀史这些长期受冷落的课题，这时开始受到研究者的重视，并且出版了《清末新知识界的社团与活动》《晚清学部研究》《袁世凯传》《北洋军阀史》《西南军阀史》等一批研究成果。又如太平天国运动史，虽然此前备受重视，但研究重心却始终局限在农民一方，至于地主阶级则只是一种背景性的陪衬研究。这时，不但有学者大声疾呼要加强对地主阶级的研究，而且身体力行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出版了《太平天国时期的地主阶级》《湘军史稿》《曾国藩传》《曾国藩幕府研究》等颇有学术价值的论著。再如，对于抗日战争史，也不再仅仅停留于研究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游击战争，还对国民党的正面战场和游击战争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比较真实地反映了抗日战争史的全貌。由于这时整个国家已转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现代化建设，有的学者提出中国近代史研究应“从最薄弱、最繁难而又最重要”的近代经济史入手寻找突破口[16]，因此，经济史方面开辟的新领域和所取得的成果也最多。一些几乎无人涉足的领域，如工业化问题、企业管理问题、经济法规问题和近代海关问题，等等，都纳入了研究者的视野，像近代海关史还成了研究热点，获得显著进展，先后出版了《中国近代海关史》晚清部分和民国部分。一些先前有所研究的领域也有不少新的拓展，如商业史研究中的商会史研究就取得了显著的进展，先后出版了《上海商会史》《传统与近代的二重变奏——晚清苏州商会个案研究》《商会与中国早期现代化》《苏州商会档案丛编（1905—1949）》《天津商会档案汇编（1903—1950）》等研究著作和资料书籍。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对各领域的具体史事展开了广泛、深入的研究，并取得了众多较为符合或者接近历史真实的成果。这些成果，虽然所涉史事大小不一，影响程度也不同，但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无不体现唯物史观的要求：清除意识形态对历史的曲解，“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

这里仅举数例，以见一斑。一是1841年5月广州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的领导者是谁的问题。此前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口碑调查资料，而且还是菜农韦绍光后裔一面之词，就认定这次抗英斗争的领导者是菜农韦绍光。经过改革开放后一场不大不小的学术争论，发现此说难以成立，真正的组织领导者应是爱国地主士绅何玉成。二是在太平天国人物研究中，此前都说太平军女军中有一个叫洪宣娇的大首领，她是洪秀全的妹妹。有学者甚至据此提出：洪宣娇嫁给萧朝贵是一种政治联姻，是洪秀全牵制杨秀清的手段。经学者再三研究，证明此说有误，实际并无洪秀全妹妹洪宣娇其人，而是广西桂平紫荆山区一位普普通通的农家女子杨宣娇，她并不是什么太平军女军中的大首领。三是富田事变的性质问题。1930年12月上旬，红一方面军总政治部秘书长兼肃反委员会主任李韶九奉总前委书记毛泽东之命，率部前往江西省行动委员会所在地吉安富田抓捕AB团分子。红二十军团政委刘敌认为李韶九所抓捕的并不是AB团分子，如此抓下去难保不危及自身安全，因而决定率部将其救出，并杀害拥护毛泽东的干部群众上百人，还喊出了“打倒毛泽东，拥护朱（德）、彭（德怀）、黄（公略）”的口号。随后，原江西省行动委员会和参与事变的刘敌等人，以及红二十军排长以上干部先后被全部处决。对于这次发生在富田的事变，一直以来均认定是暗藏在苏区内部的反共组织AB团策动的一场反革命事变。[17] 经学者多年深入调查与研究，证实所谓“富田事变”完全是一起子虚乌有的冤假错案。这一研究成果，现已写入1991年7月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和2002年9月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1921—1949）上册，指出：肃清“AB 团”和“社会民主党”的斗争，是严重臆测和逼供信的产物，混淆了敌我，造成了许多冤、假、错案。

值得一提的是，这样的事例，在中共党史研究方面，绝不是个别的，而是大量的。诚如杨奎松所言：“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共党史研究的最为突出的成就，就是学者们在许多基本史实的研究上取得了引人注目的进展……包括早期共产主义小组的组成情况；俄共代表维经斯基来华及活动的情形；中共一大的召开时间、代表人数；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来华工作的情况及国共‘党内合作’政策提出的经过；苏联顾问鲍罗廷来华及其与国共两党的关系；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召开的时间及经过；‘三·二〇’事变发生的原委；上海三次工人武装起义的经过；共产国际第七次扩大执委会决议对中国革命的影响；所谓十万农军围长沙的问题；‘八七’会议的情况；十一月紧急会议的情况；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的情况；赣南会议的情况；宁都会议的召开时间和内容；遵义会议的召开时间及会后传达的内容……几乎所有中共党史上的重要史实，大都是在改革开放以后10年左右的时间里才基本上弄清楚的。用‘丰硕’两个字来形容改革开放后中共党史研究在史实研究方面的收获，无论如何都是不过分的。”[18]还要特别指出的是，这也不单单是中共党史研究独有的现象。中华书局2011年辛亥革命百年纪念前夕出版的《中华民国史》（1—12 卷）、《中华民国史大事记》（1—12 卷）、《中华民国史人物传》（1—12 卷），足可证明中华民国史研究何尝不是这样？可见，这是整个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普遍现象。

改革开放后，中国近代史研究为什么能取得如此显著的进步，出现如此繁荣的局面？除了近代史研究者在国家工作重心转向经济建设的同时，实现了期盼已久的由年复一年的世界观改造和政治空谈，向具体研究工作的大转变，工作积极性空前高涨，创造精神大为发扬外，个人以为，还有以下三个重要原因：

一是思想的大解放。1978年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和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思想解放方针的确定，打破了中国近代史研究者长期难以逾越的现代迷信、教条主义和实用主义精神枷锁的束缚，对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和研究方法等理论问题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开始抛弃以往那种简单化、绝对化的形而上学方法，恢复了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实事求是的学风。明确了马克思主义对历史学的第一要求是弄清史实，唯有史实清楚了，才有可能发现历史过程的本质和规律，才会对历史有正确的认识。而要实现这一要求，就要充分占有材料，探寻历史事件的内在联系和规律；就要以科学的态度，叙述真实的历史过程，等等。这是这一时期中国近代史研究发展的根本动力。

二是海峡两岸及中外学术交流的常态化。古人云：兼听则明，偏信则暗。对于以追求真实为第一要求的历史研究者来说，学术交流无疑是最直接、最有效的“兼听”场所和途径了。但是，毋庸讳言，长期以来，由于意识形态的不同，大陆的历史研究者与外界的学术交流是不通畅的，而且还不是一般的不通畅。海峡两岸同属一个中国，却完全被人为分隔。对于英、美等西方历史学界的了解，唯一的渠道就是那点有限的“资本主义国家反动学者研究中国近代历史的论著选译”[19]。虽然也偶尔举办过一些中外学术交流活动，但无论是中国举办的，还是国外举办的，都只是少数人的专利，非大多数一般学者所能问津。至于到西方世界去直接交流，更是一般学者所不敢想的。现在，这一切都过去了。1982年4月1—4日，美国亚洲研究学会在芝加哥举办年会特别学术讨论会，两岸中国近代史学者同时应邀赴会，是为两岸学者1949年分离后首次同台讨论辛亥革命史。而几乎同时，大陆也开始频频举办有对岸和外国学者参加的各种学术交流活动。尽管交流之初，仍不免为意识形态所困，两岸学者首次聚首于芝加哥，就显得相当拘谨[20]，而大陆举办的一些学术交流活动，学者的住处也往往被特地分隔于宾馆的不同楼群，但是，学术交流的闸门毕竟已经开启，而且越开越大，时至今日，可说是完全常态化了。大批海外中国近代史著述开始在中国出版发行，各种海外史学理论和方法先后传入中国，两岸及中外学者的学术交流，更是你来我往，日益频繁和便捷。互通信息，交换资料，切磋观点，已成家常便饭。

这种状况，既反映了中国社会的进步，也推动了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发展。随便举一例，1984年10月17日，王庆成在《光明日报》刊文指出不少过去不清楚的太平天国史事，如有关杨秀清、萧朝贵地位的确立，金田起义前太平天国对儒家典籍态度的变化，天京事变前领导集团内部矛盾的激化，等等。他为什么能提出这些新见？显然得益于中外学术交流。因为这些新见，完全来源于这年春天，他前往英国学术访问时，在英国图书馆发现了《天父圣旨》和《天兄圣旨》两种太平天国印书。

三是大量新资料的披露和出版。历史研究的基本方法，如马克思所说，“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21]。这个方法的核心要求是不允许按照预设的模式剪裁历史资料，而必须“充分占有材料”，完全从事实出发。“充分占有材料”，既是历史研究的起点，也是它进一步发展的前提和保障。如前所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本就十分重视中国近代史资料的发掘、整理工作，改革开放以后，不但迅速恢复了这一工作，而且大大拓展了这一工作的范围。中共党史资料，尤其是档案资料，历来深藏密室，从不对没有“级别”的一般学者开放，遑论整理、出版？但是，这时不同，不仅中共中央及各省、市、自治区档案馆的开放尺度大为放宽，还出版了如《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18集）、《中共党史参考资料》、《江西党史资料》、《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资料选辑（1919—1924）》和《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等众多综合与专题性的原始档案资料。至于民国史资料的出版，更如雨后春笋，不但出版了大批资料书籍，如《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北洋军阀》《冯玉祥日记》《抗日战争》《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军机密作战日记》《审讯汪伪汉奸笔录》《周佛海日记》等，还影印出版了大批清季及民国时期的旧报刊，如《申报》《大公报》《顺天时报》《盛京日报》《民国日报》《中央日报》，等等。正是这些新资料的披露和出版，为中共党史、中华民国史、中国近代社会史的研究提供了极大方便，大大推动了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发展。

当然，事物总是在各种矛盾中前进、发展的，这时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也不例外，在此大繁荣、大发展的背后，似乎也显露出一些值得重视的倾向。近年来，已有不少学者注意到这些问题，并发表了一些很有见地的意见，本书各章也多有评介和讨论，这里不再重复，仅在此基础上提出几点相关看法，以供大家讨论。

第一个值得重视的倾向是追名逐利的问题。如前所述，改革开放前，近代史学界也流行“政治挂帅”，一切为政治服务。现在虽无人公开倡言“经济挂帅”，但种种迹象表明，这却是个不争的事实。一些人学习、研究中国近代史，似乎不是为了追求真理，不是为了给人以科学的历史知识，使其通过了解过去，更好掌握今天，洞察未来，促进社会进步，而仅仅是为了一己私利。否则，就不会出现那么多心浮气躁的所谓专家、学者，不会产生那么多低水平的重复之作，不会抖搂出那么多抄袭甚至剽窃之类的丑闻，不会在各种荣誉和社会科学基金评审中传出那么多明争暗斗的恶例了。也许有人会说，“但有故人供禄米，微躯此外更何求”，都是那些不近情理的考核制度、高房价之类的生活压力造成的，纯属“逼良为娼”。坦白说，这话有一定道理，但我并不完全赞同。为什么？因为在同样的条件下，不是也有一大批真正以学习、研究中国近代史为崇高事业，不求升官发财、社会闻达，一心只做自己的研究，并取得相当成就，从而受到社会各界赞赏的年轻学者吗？为什么他们能这样做，而我们却不能？人生在世，谁不想过得富足、风光一些？本无可厚非，但要取之有道，得来无愧。不能将不可取的“政治挂帅”，又一变而为同样不可取的“经济挂帅”，不择手段地一味追名逐利。黎澍在谈到个人崇拜时说过一句话：“应该说，毛泽东利用人家对他的崇拜来发动‘文化大革命’是不对的；但有那么多人都去崇拜，这就是我们大家的责任了。”[22] 他说的个人崇拜，与“经济挂帅”，虽性质不同，但所说“我们大家”要负“责任”却是相同的。因此，一个负责任的研究者，是不可以也不应该推卸自己应负的责任的。

进而言之，或许这还是一个值得历史研究者进一步思考、研究的问题。纵观千百年的历史，许多悲剧不都和这个问题密切相关吗？庙堂之上者，以奖、惩两手御于下。庙堂之下者，往往不问是非，顺着杆儿往上爬。不正是这一自觉不自觉的上下结合态势，导致了一幕又一幕的历史悲剧的重演吗？可见，不仅要研究庙堂之上者的所作所为，也要研究庙堂之下者的所作所为，研究他们究应具备什么样的品行和素质，非此不能有效推动社会的进步。

第二个值得重视的倾向是双重标准的问题。历史研究离不开臧否人物，评价史事，而人类历史又总是在充满先进与落后、保守与革新、革命与反动、前进与倒退的矛盾和斗争中前进的。近年来，人人都说要客观、公正对待历史。这就产生了一个以什么标准和怎样运用这个标准评价历史的问题。是采用公认的统一标准，还是按不同标准，各是其是，各非其非？正确的做法当然是前者。否则，不仅无法实现真正的“客观、公正”，还可能被人斥为不过是挂在嘴上的宣传口号。

有位年轻人发现，多年来有一“引用率极高的史学箴言”，这就是陈寅恪的所谓“了解之同情”。应该说，这位年轻人的观察是准确的。改革开放以来，的确有许多人，特别是年轻人对陈寅恪这一说法倍加青睐，认为“无论如何，‘了解之同情’的态度是值得提倡的”，因而每每对自己所研究的问题“表一种‘了解之同情’”。[23] 那么，陈寅恪说这话的本意究竟是什么？真的是要求历史研究者对任何历史问题，都要“表一种‘了解之同情’的态度”，而不是要他们将此作为一种分析历史问题的“方法”吗？个人以为，这是对陈寅恪的误解。请看他的原话：“凡著中国古代哲学史者，其对于古人之学说，应具了解之同情，方可下笔。盖古人著书立说，皆有所为而发。故其所处之环境，所受之背景，非完全明了，则其学说不易评论。”这里说的，显然是“方法”问题，即在评论“古人学说”之前，必须完全明了其“所处之环境，所受之背景”。虽然他在解释“完全明了”，即“所谓真了解”的含义时，也说过要“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同情，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而无隔阂肤廓之论”，但紧接其后，又对“表一种同情”作了否定性的说明：“此种同情之态度，最易流于穿凿附会之恶习；因今日所得见之古代材料，或散佚而仅存，或晦涩而难解，非经过解释及排比之程序，绝无哲学史之可言。”[24] 可见，陈寅恪虽然说过“了解之同情”这句话，但从前后整体意思看，他并不赞同以“‘了解之同情’的态度”对待历史问题。他的“了解之同情”，只是一种分析历史问题的“方法”，一种类似于1914年列宁指出的马克思主义分析任何社会问题，都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25]的方法。“方法”与“态度”，其实是两个性质有别的概念。作为“方法”，诚然有可取之处，但将其转变成一种对待历史的“态度”，就未必了，因为“同情”与“客观”是难以兼容的。“同情”，难以“客观”。“客观”，不需要“同情”。有学者批评改革开放以来，许多历史人物研究者往往“研究谁，就爱上谁”[26]，其思想根源，就在这里。

退而言之，就算陈寅恪真的要求历史研究者，以“‘了解之同情’的态度”对待历史问题，也应以这一态度为统一标准，平等对待历史运动中的矛盾、斗争各方吧。否则，怎谈得上客观、公正？然而，稍微留意一下多年来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实践，就不难发现，事实并不完全如此。大多数研究者固然能以同一态度对待矛盾、斗争中的各方，不搞双重标准，但也有部分研究者往往厚此薄彼，不能一视同仁。他们对清廷、北洋政府及南京国民政府一方，无不极力“表一种‘了解之同情’”，但对另一方，如孙中山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却不表任何“‘了解之同情’”，而只以找“问题”、揭“真相”为能事了，充分反映他们实行的是与客观、公正大相径庭的双重标准。

需要说明的是，我并不反对“找问题”，揭“真相”，只是认为必须统一标准，“一碗水端平”。否则，不但不能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还会人为地造成历史的更大混乱，岂不有违我们研究历史的初衷？

第三个值得重视的倾向是弱化政治史研究的问题。以往的历史研究过于集中在政治史领域，把错综复杂的社会历史极为简单地归结为阶级斗争的历史，将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一概斥为“宣扬剥削阶级腐朽生活方式”。20世纪80年代初，一些学者开始“积极倡导‘复兴和加强社会生活史的研究’”，认为这是走出所谓“史学危机”的“一条切实可行的途径”。[27]打这时起，史学界一直存在一种弱化政治史研究的倾向。不少研究者自觉不自觉地转向人类文明史、社会生活史、风俗习惯史等方面的研究。衣食住行、祭祀、礼仪、庙会、茶馆、宗族、士绅等成为一些研究者追逐的时尚，而政治史则明显受到一些人的冷落，甚至有人提出要将其清除出中学历史课堂，倡导历史教学不要再讲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了。

其实，针对以往历史研究过度突出政治史的状况，在新的历史时期有所改变和侧重是可以理解的，也是无可厚非的。而且，如前所说，恢复社会史研究，不但没错，还为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进步作出了重要贡献。因为历史本来就是丰富多彩的，政治史并不是历史的全部，而仅仅是其中一部分，何况历史学家如何选择研究方向，也是个人的自由。但是，如果将这类研究与政治史研究对立起来，变成非此即彼、扬我抑彼、唯我独尊的二元对立问题，意欲人为地将政治史从历史本身中抹去，让人误以为没必要再从事这方面的研究了，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一来政治史是客观存在，不是人为抹去得了的；二来平心而论，政治虽属上层建筑，不如经济基础那样对社会发展起决定性的作用，但事实早已证明，其对社会发展的反作用也是显而易见的，在一定条件下甚至起着关键性的作用。试想，哪个时代的社会变迁不和政治密切相关，不是政治大变动的产物？以衣着打扮为例，辛亥革命前人人头上那根辫子，不就是有了武昌起义的枪声，才有了剪去的可能吗？还有，当年那套男女老少“皆宜”的色泽单调、式样一律的“毛式”干部服，不就是改革开放以后才发生彻底改变的吗？没有1978年后的改革开放，哪有今天城乡街市那五颜六色、多姿多彩、赏心悦目的绚丽衣着风景线？可见，政治大变动，乃是迅速、彻底改变社会生活的重要条件，我们没有理由忽视政治史研究，更无理由轻视政治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