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近代史研究(1949—2019)(全2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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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亟待建立学科体系

与中国近代史的其他学科相比,中国近代军事史的研究是比较滞后的。这里面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没有建立起完整的学科体系。

现有的研究,集中于战争史与军队建设史,尤其是解放军的战史与军史。究其原因,在于中国近代军事史是一门交叉学科,这就要求中国近代军事史的研究人员最好能有多学科的训练。但是,非军事系统的历史学界,多数人没有军事学训练,致使其从事该项研究时,军事特色并不突显。军事系统的研究人员,则开始时史学训练稍显不足,20世纪80年代以后,此类人员的史学知识与功夫因学习与积累有了相当的成长,由此推出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等具有阶段性标志的成功之作。在中共中央军委的部署下,军事科学院和各军事院校建立了战史研究机构和历史教研室,解放军各大单位建立了各种临时性或相对长期性的编辑、研究机构,专门进行解放军历史的研究,由此推出了一大批质量可靠的解放军战史和军史著作。但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是:军事单位的研究成果有许多不对外公开,例如总参某部编写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联络工作史》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敌军工作史》,都是叙述加资料汇编的重要专著。虽然其中的大部分内容可以在公开出版物中找到,但要耗费很大精力。此外,军事档案很少对社会开放,使许多大学和社科研究人员无法进行深入的研究,制约了军事史研究的发展。而晚清时期、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国民党方面的研究,由于没有专门的教学研究机构,主要靠个人申报课题,获得国家科研资助,成果相对要少一些,且缺乏系统性,尽管个别研究成果已达到很高水准。也因为如此,在中国近代军事史的研究中,时常可以看见“业余”研究者的身影。

对于中国近代的军事技术、军队制度、军事教育与训练、军事学术与军事思想等方面的研究,研究的深度和系统性都有待提高。从1840年至1949年,中国军队完成了从冷热兵器混用时代到多军兵种的转变,然而,对于这一时期中国军队使用的武器装备,现有的各种著述,尚难以反映这一转变的实际状况。而对这一时期武器装备的引进、研究开发、生产、配套,研究更少。一些军事工业企业的研究,着眼点在于经济史而非军事史,或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兵工史的背景。没有武器装备的历史的深入研究,就无从说明这一时期中国军队的编制组织和基本战术,后者是以前者为基础的。如果更进一步分析,军事学术和军事思想的探讨又以军队编制与战术的研究为基础。正因为如此,本章对后勤史研究的凸显予以尽可能的介绍。在总后勤部推动下由金盾出版社出版的“后勤历史丛书”,使后勤史几乎成了继战争史和军队建设史之后研究较深的领域。

与中国近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等众多领域不同,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时,中国的军事力量已列世界诸强。鸦片战争与抗美援朝战争,是中国近代军事史上的两大坐标。要说明这一历史演变,仅靠短时段、单方面的研究是不行的。建立相对完整的本学科体系,是中国近代军事史研究者在21世纪应当解决的课题。

以成果最多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与军史来看,有组织的集体编写是其成功经验,可以在比较短的时间内完成较大部头的著作,且能保证一定的质量。但这种方法的基本缺陷就是缺乏个性。为了照顾方方面面的审稿意见,最容易在审稿中抹去的恰恰是那种有特色的见解,使得著述看似全面,实则平淡。例如军事科学院编写的3 卷本《抗美援朝战争史》,第1卷在审稿时顾虑到涉外问题,删去了国际冷战格局的部分内容,与其他两卷内容相比很不平衡,现在看来实在是个损失。

军事史研究中的学术争鸣与百花齐放,不仅可使军事史学科常青常新,也可为军事学的发展提供有用的素材。中国人民解放军原本是中外历史上屡败屡战的千古典范,正是这种惨烈的经历培植了他们的能力,使之最终能在朝鲜战场上与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一决高下,尽管再一次付出了惨烈的代价;但在许多描写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的著作中,笔者感受不到这种力量。一路凯歌行进的壮剧,原本只存在于戏剧舞台上,感人的历史总是让人悲喜交加。

更让笔者感到此项不足的是,关于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人物的传记。传主们几乎个个深谋远虑且战无不胜。打仗原本是这个世界上最实打实的事情,书生议兵流为千古的荒唐,然在相当数量此类读物中,只是一派白面书生相,感受不到解放军军事人物特有的那种务实、狡黠、勇猛、质朴的底色。毛泽东是中国近代最伟大的军事家,毛泽东的军事生涯与军事思想的研究一直是中国近代军事史的显学,然而那种过于理论化的叙述与分析,使之失去了他极富号召力的个人魅力,我们在读他的军事传记时,失去了如同读拿破仑军事传记时引人入迷的心绪。

近现代史研究中的一些敏感问题和禁区,在军事史中表现得最为突出。例如《粟裕战争回忆录》被公认为最有学术价值的作品,但作者却回避了淮海战役的内容,使人感到其中的难言之隐。在许多解放军人物的传记中,我们看到同一个事件,却有不同的表述和解释。徐向前的《历史的回顾》,对长征中一些敏感问题的叙说与别人有所不同。如果把不同人物的传记对比来读,倒可以考证出许多重要的东西。造成这些差异的原因是传记编写者“各为其主”的立场,要做到客观公正地反映历史,尚需要一个时期的沉淀。

最后,笔者还有责任对书坊报摊上流行的“纪实”文学说明自己的看法。在商品浪潮冲击下,许多近代军事史题材不可避免地成为商业炒作的“卖点”。这是不足为奇的。但是,使人吃惊的是,一些专业的军事史研究者竟厕身其间。这个世界上的文抄公古今中外没有被消灭过,但教授不许抄书;商业性的所谓“纪实”看来一时还不会衰败,但专业的军事史研究者须恪守职业道德和学术规范。不然,我们在读其著述时无法辨别作者的用心和用力程度。参与创作那种“纪实”的研究者,慢慢会在其他研究者心中死去。


[1]如:沈渭滨、夏林根、朱学成:《中国近代军事史研究述评》,载《中国近代军事史论文集》,军事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孔德琪:《1987年中国近代军事史研究述评》,《军事历史研究》1988年第1期;张一文、刘庆、皮明勇:《中国近代军事史研究概览》,天津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军事科学院外军研究部:《世界军事年鉴》(该年鉴1993年至1998年各册,皆有“军事理论研究”专栏,而该专栏大略用1.5万至2万字的篇幅,专门介绍相关年度中国近代军事史论文的大致内容及主要观点);江英:《中国近代军事史研究新进展》(《军事历史研究》1994年第1期)、《近两年中国近代军事史研究新进展》(《军事历史研究》1995年第4 期、1996年第1 期)。本文的撰写也参考了上引文字,作者在此表示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