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新中国初期的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近代经济史学科与整个历史学科一起进入了以马克思主义为主导的新时代，并取得了较大的发展。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支持下，学术研究有计划、有组织、有重点地重新开展起来，建立了新的研究队伍，取得了大量的研究成果，形成了完整系统的学科体系，呈现出一个新发展的高潮。这种喜人的发展势头，一直持续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才被打断。

一 学科发展的基本状况

第一，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倡导下，科研、工商管理和教育部门共同努力，开始有计划地进行近代经济史的学科建设和学术研究。1953年，由中央政府组织成立的中国历史问题研究委员会决定编辑出版一套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书，由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现在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以下简称经济研究所）具体负责。1960年，毛泽东在政治经济学的读书笔记中指出：“很有必要写出一部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同年，周恩来亲自把这一编写任务交给了当时在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工作的许涤新，并指示说：“这本书如写得好，对学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有帮助，对中国青年的教育有重要意义。”[1] 这两项倡导性部署，有力地促进了以经济研究所、中央和地方的工商行政管理机构、大学的有关教学和研究机构为核心的三支近代经济史研究骨干队伍的形成，极大地推动了本学科的建设和学术研究。

经济研究所经济史组从1954年起，由严中平负责着手主编“中国近代经济史参考资料丛刊”，在1966年之前先后编辑出版了《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以及工业、农业、手工业、外贸、铁路、外债、公债等专题资料，在编中的航运、工商行会的资料也于20世纪80年代出版。该所在编辑这些资料的同时开始了各项专题研究，很快成为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的核心力量。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系统从1958年起，在许涤新的主持下，与经济研究所等单位合作，组织上海、武汉、广州、重庆、青岛、哈尔滨等城市的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成立专门班子，开展“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史料丛刊”的编辑工作，到“文化大革命”前出版了5 种史料，“文化大革命”后又有一些史料编成出版。从1960年起，由许涤新、吴承明负责，开始组织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和各经济研究机构的有关人员，着手编写《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

其他有关的科研、教学和管理机构，也在上述两项主导性研究工作的带动下积极行动起来，组织科研和教学人员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有关理论和政治经济学，开展中国近代经济史的研究和教学，编辑出版了一些资料书和教科书，有的大专院校开设了中国近代经济史课程。如上海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主持编辑的“上海资本主义典型企业史料”，“文化大革命”前已出版4 种，“文化大革命”后又有几种出版；对外贸易部海关总署研究室编辑出版了“帝国主义与中国海关”资料15 册。一些大学的有关系所和个人也日益进入研究近代经济史的行列，编辑和撰写了一些颇有学术价值的资料和论著。

第二，增强了学科建设意识，明确了学科概念。有些学者指出了加强近代经济史研究对深化经济学和历史学研究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如严中平结合其所主持的近代经济史资料编辑工作，撰文指出，近代经济史是政治史、军事史、文化史等专史和通史的基础，但是这一学科的研究无论在经济学研究中还是近代史研究中都是薄弱环节，如果再不加强这一薄弱环节，其他专史和通史都很难深入前进了。[2] 有些学者讨论了国民经济史的研究对象和方法，以及其与政治经济学、历史学的关系。如孙健提出，国民经济史的研究对象主要为一个国家生产关系演变的规律，虽然要研究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相互作用，但其范畴不包括生产力，它与政治经济学及历史学既有联系又有区别。[3] 其他学者也就经济史的学科概念发表了看法，虽然观点有所不同，但是都有这样一个基本共识：中国近代经济史是一门运用历史学和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以生产关系为主要研究对象，探讨近代社会经济发展变化规律的，介于历史学和经济学之间的边缘学科。

第三，取得了相当丰硕的研究成果，形成了新的研究重点，开拓了新的研究领域。17年中，出版专著61 种、资料38 种，发表论文570 余篇。重要的著作有吴杰的《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尚钺的《中国资本主义关系发生及演变的初步研究》、钦本立的《美帝经济侵华史》、吴承明的《帝国主义在旧中国的投资》、魏子初的《帝国主义与开滦煤矿》、傅筑夫和谷书堂的《中国原始资本积累问题》、周秀鸾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张郁兰的《中国银行业发展史》、杨培新的《旧中国的通货膨胀》等。从这些研究成果的内容结构来看，已形成了两个研究重点。一是突出揭露帝国主义经济侵华，出版有关的著作和资料书14种，发表论文78篇，均占总数的14%左右；二是兴起了研究资本主义经济的热潮，出版有关著作和资料书56 种，发表有关论文220 余篇，分别占总数的56%和40%左右。研究的领域，除了对资本主义工矿各业、外国在华资本、官僚资本和官僚资产阶级、洋务企业等旧有领域做更加全面深入的研究之外，还有不少新的开拓，有关资本原始积累、民族市场、民族资产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农产品商品化、新民主主义经济、少数民族经济，太平天国、戊戌维新、辛亥革命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等课题，几乎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才有较多研究的，并取得了程度不等的成果。

二 讨论的主要问题

在这17年中，近代经济史研究开辟了不少新的领域，并展开了不同观点的热烈讨论，推进了各相关问题的研究。

第一，中国的原始资本积累问题。这一问题的讨论始于1956年初，到1965年基本结束。讨论的中心问题是：中国有没有原始资本积累？其特点和实质是什么？参加讨论的多数学者认为，中国有原始资本积累的过程。这一过程主要发生在鸦片战争之后，当时有一部分破产的农民和手工业者流入新式工业；政府和官僚把一部分利用暴力搜刮来的财富投资于工业；一些买办和商人的资本转向工业投资，在中国原始资本形成过程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外资入侵也造成了中国的商品和劳动力市场。其特点是：有外国资本的参与；对小生产者的剥夺特别残酷；速度慢而不充分，规模大而数额少；原始积累和资本积累交叉并进。[4]

少数学者认为没有原始资本积累过程。其理由是：农民和手工业者处于被压迫和破产的境地，不可能进行原始积累；官僚、地主、商人的货币财富绝大部分用于购买土地、商业投机和高利贷活动，即便有少数投入民族工业，也只是资本的转化和积累，不属于原始资本积累；政府则因其压制民族工业，不能充作原始资本积累的工具。[5]

另有少数学者提出，中国原始资本积累经过了两个阶段。鸦片战争之前为第一阶段，它与资本主义萌芽同时开始于16世纪中叶，其特点是民族的、自发的、零散的和迂回曲折的。鸦片战争之后为第二阶段，其基本特点是半殖民地半封建性。[6]

第二，民族市场问题。对这一问题的讨论，主要发生在1961—1963年间。讨论的焦点是民族市场的形成与否及其形成的时间和性质。参加讨论的多数学者认为近代中国已形成民族市场，但对形成的时间和发展的过程有不同的意见。有的认为，自明代中叶以来，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全国统一的民族市场已逐渐形成；有的认为1840年以后民族市场逐步形成；有的提出19世纪末开始形成，到20世纪20年代后有较大的发展；他们还指出，这种民族市场虽然带有半殖民地性，但是不能由此否定它的存在。[7]也有少数论者认为，中国始终没有形成民族市场，只在1840年后出现了半殖民地性质的国内市场，而且由于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货币和物价的不统一、帝国主义的争夺和军阀战争，国内市场处于分裂的状态。[8]

第三，洋务运动与中国资本主义问题。对这一问题的讨论，各种观点的争论更为激烈，重点讨论了洋务企业的性质及其对民族资本的作用。这次讨论是由姜铎的文章引发的，他在1961年底和1962年初先后发表三篇文章，在指出洋务企业因存在浓厚的垄断倾向而对民族资本有限制和阻碍作用之后，重点强调了洋务企业因仿效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而具有的对民族资本的刺激和促进作用。并认为“官督商办”“官商合办”制度，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是资本主义初期发生阶段所必经的过程，有利于民族资本的发生和发展，并与外国资本存在着明显的矛盾。[9]

姜铎的文章很快引来了不同观点的商榷。如牟安世指出，洋务企业只是进行了技术改革，没有改变封建的生产关系，因此不能说是仿效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洋务企业都是实行经济垄断的排他性企业，官督商办制度不仅成为民族资本发生和发展的阻碍，并且成为封建买办官僚侵吞民族资本的一个有力工具。邵循正认为，洋务企业的官僚资本主义色彩是很清楚的，洋务运动主要庇护的是买办化官僚集团，其次是民族资产阶级上层，中下层得不到什么庇护。张国辉认为，官督商办制度是洋务派官僚与买办相结合的形式，其实质是官僚买办集团对近代企业的垄断和分肥，形成早期的官僚资产阶级，并阻碍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10]

还有第三种观点。如夏东元认为，洋务军用工业虽然向官僚买办型发展，但已具有相当程度的资本主义性质。李运远和汪敬虞认为，洋务派创办各类企业的过程，并不单纯是官僚资本的形成过程，而需要注意到的它的分化。中国民族资本近代工业的产生道路和方式是多种多样的，纯粹商办的是一种，由官办、官督商办、官商合办而转化的是另一种，且更为主要，更占优势。[11]

第四，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生和发展问题。对这一问题的讨论，集中于考察近代机器工业的产生与资本主义萌芽和外国资本的关系。一种观点认为，资本主义工业的产生与资本主义萌芽基本上没有关系。这是因为，鸦片战争后中国的工场手工业遭到严重摧残，很少能向机器工业过渡，近代机器工业不是鸦片战争以前已经孕育着的资本主义萌芽的延续，而是在外国资本的刺激下，依靠封建国家的权力和官僚、商人、买办的投资创办起来的。[12]

另一种观点认为，两者有着比较密切的联系。18—19世纪中国城市小手工业已很发达，许多地区已存在民营和官营的手工业工场。前者为民族资本近代工业准备了一定的条件；后者虽具有纯粹的封建性，但对19世纪后半叶近代工业的发生有着重要的作用。它们或继续存在，并逐步发展成为近代工业，或在洋货的竞争下转产，或虽被迫停闭，但其资金、技术和工人流向其他近代工业。因此，外资入侵不能切断资本主义萌芽与近代工业的联系，工场手工业是近代工业形成的重要途径。[13]

第三种观点认为，两者之间的关系既不是很密切，也不是没有。一些大工业基本上都没有经过工场手工业阶段，而是直接采用机器生产的，但多数行业经过了这一阶段，有的还长期停留在这个阶段上。从企业家数量来说，近代中国的资本主义工业有80%是工场手工业。工场手工业与近代工业之间既有上述联系，外资也不能完全切断它们两者之间的联系，但使萌芽不能独立发展。中国社会经济的基础及其在外国侵略下的变化，是产生中国近代工业的第一位原因。[14]

第五，民族资产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的问题。民族资产阶级的研究所涉及的，一是关于形成的时间，有19世纪70年代形成说和1895年前后形成说两种观点，都是通过考察民族资本的企业和投资者的数量而提出的，后一种观点还以戊戌变法运动认定民族资产阶级已成为一个独立的阶级。二是关于分层，有关研究都认为民族资产阶级有上、中、下三层之分。也有持四层说者，即把三层说的中层再分为上下两层：其上层为较大的工商业资本家、中等银行家和大钱庄老板；其下层为中等工商业资本家、小银行家和中小钱庄老板。[15]

买办资产阶级的研究所涉及的，一是把它的产生发展的过程，分为1912年之前的初步形成和发展阶段，1912—1927年的发展阶段，1927—1949年的发展为官僚资产阶级阶段。二是把它的性质和作用定为，是外来资本主义势力与中国封建势力相结合的产物，是完全依附于外国资本的反动阶级，代表中国最反动的生产关系，阻碍和破坏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但也有学者认为它与民族资产阶级有若干共性，在一定条件下有相互转化的可能。三是认为它是外资侵华的重要合伙者和支持者。[16]

三 一种值得注意的倾向

由上可见，在这17年中，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和明显的进展，但是也存在一种隐患，这就是不能很好地贯彻“双百”方针，不能正确地理解学术研究为现实服务的精神，使学术研究过多地受现实政治的影响，存在着从某些政治原则出发作简单逻辑推理的现象。

在对外国在华资本的研究中，为了适应当时反帝斗争的需要，在较多地注重外资的经济侵略性和资本主义剥削的反动性的研究时，忽视了探讨外资输入对近代中国社会经济变化的客观作用，不注意研究中外资本之间的正常经贸关系。

在关于中国原始资本积累问题的讨论中，有些论者简单地从毛泽东提出的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的理论原则出发，对提出中国的原始资本积累过程主要发生在外资入侵之后观点的学者进行批判，甚至加之以“美化帝国主义”的罪名。

在对中国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研究中，从为当时的阶级斗争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服务出发，较多地批判其剥削工人、抵制无产阶级革命的反动性和软弱性，很少探讨其在近代中国社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对于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状况和水平，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落后性出发，简单地认定为“日趋没落”，即使有短暂的发展阶段也完全归结于中国人民反帝斗争和帝国主义列强因世界大战放松侵略的结果，很少从国际条件和国内社会制度、经济机制的变革等方面进行分析。

在关于近代中国政府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作用的研究中，存在着从政府的政治性质出发而完全否定的现象。如对洋务运动的研究，有些论者从阶级斗争和清政府的封建性、反动性出发，认为清政府为镇压太平天国起义，依赖于外国资本和技术而发展起来的洋务运动，只是一次清政府挽救其封建统治地位的运动，是一次反动的卖国运动，不仅不是为了发展中国的资本主义，而且阻碍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生发展，毫无进步可言。又如对晚清和民国政府所制定经济政策的作用问题，也往往从政府的反动性和封建性出发，不是作简单的否定，就是以“徒具形式”论之。

指出上述这些倾向，并不是说近代经济史研究不需要为现实社会服务，也不是说这些研究的成果都是不正确的，而是意在总结经验教训。这些倾向的出现，从总体上说是时代所造成的，虽然难以避免，但应该引以为鉴。从研究方法上来说，带有教条主义的色彩，缺乏实事求是的精神，用阶级性、政治性、阶级斗争、政治斗争的价值判别标准来衡量经济的落后或先进、衰退或发展，甚至取代经济标准和经济法则。从学术方向上来说，是没有很好贯彻“双百”方针的反映，为了迎合形势，论述畸轻畸重，尊己抑彼，对持不同研究视角和不同学术观点者，不能以民主平等的学术讨论方式对待之，更不能以开拓进取的精神鼓励之。这些倾向，到“文化大革命”时被利用、发挥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对本学科造成了极大的危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