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大学组织文化的研究

英国学者托尼·比彻在《高等教育新论——多学科的研究：文化的观点》这一经典著作中，曾对20世纪80年代以前开展的文化研究中与高等教育有关的内容作过相当全面的概括和总结。托尼·比彻发现，高等教育中的文化与文化现象的相关研究文献相对匮乏，并且比较分散，但值得欣慰的是，这些早期的成果已经为我们理解在高等教育中的文化现象提供了非常有趣的视角（伯顿·克拉克，1988）。

伯顿·克拉克曾经撰写了《美国的学院》一书。在书中，他通过其本人在美国大学和学院的学术生活中的观察与研究发现，在这些美国大学和学院中，的确反映了在美国高校组织中所特有的文化内涵。克拉克将美国高校组织中的文化划分为四个类型或者层次：学科文化、学术职业文化、院校文化、整个高等教育系统的文化。托尼·比彻把伯顿·克拉克、哈尔斯和特罗、帕森斯与杰拉德·普拉特等人的研究称之为“以院校为基础开展的研究”。通过这些学者的研究，大量的专著“不断勾勒和廓清了大学的整体的文化面貌”（Giuseppe Labianca et al，2001）。

20世纪50年代，英国学者斯诺写作了《两种文化》一书，他就当时英国知识界中同时存在的科学家和作家、纯粹科学家和应用科学家之间的感情嫌恶与价值冲突等现象，展开了细致生动的描述、刻画和分析。他的书极有价值，因为书中犀利的笔触对于人们理解在大学中发生的文化冲突现象相当有启发。弗·兹纳涅茨基（P.Znaniecki）是早期的知识社会学学者，他在《知识人的社会角色》这一著作中，把“知识人的社会角色”划分为技术顾问、圣哲、学者、知识的创造者（探索者）四种。托尼·比彻把这些研究表述为，对知识领域内各个学科的特点的研究、学者及其特点的研究。

在20世纪60年代，玛格丽特·米德是美国文化人类学者，她的两本著作《代沟》和《文化与承诺：一项有关代沟问题的研究》，为我们理解在校园中的大学生与其长辈人群间的文化差异——代沟，给出了新颖而独到的视角。霍德华·比科尔和布兰奇·格尔合著的《白衣男孩：医学院中的学生文化》一书，在美国高等教育领域引起了相当广泛的影响。霍德华·比科尔和布兰奇·格尔对多所美国大学的医学院进行了现场观察和访谈，细致地描述和分析了处在不同学业阶段的学生的态度和期望，在此基础上，他们揭示了医学院的学生群体所具有的普遍特征。除此之外，美国的学者如菲利浦·雅各布、西奥多·纽科姆和霍格等人，开展了价值观变化方面的追踪研究以及大学生态度方面的调查研究等（Millett，1962；Neumann，1991）。事实上，自从1964年美国加州伯克利大学的学生发起“言论自由运动”后，以大学生为主体的大规模文化变革和反战运动在美国、法国、英国、联邦德国、意大利、澳大利亚、加拿大等西方国家持续进行。由此，大学生群体在西方逐渐被看作是一个相当特殊性的群体（Gioia，1996）。托尼·比彻将其描述为大学生亚文化。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教育界和文化界也曾多次出现“校园文化”的研究热潮，实际上，这些所谓的“校园文化”的研究实质上也是大学生亚文化。

20世纪80年代，组织文化概念正式进入高等教育研究领域。组织文化的研究能很快为从事高等教育研究的学者所接受，与企业研究的发展、学者们开展的企业文化的研究有关。蔡特、迪尔和怀尔等美国学者发现，大学中的学术部门在教职制度、质量的控制形式、问题的解决方式、未来发展方向的共商机制等教育管理的传统领域都充分体现了“企业共享管理”的社团化组织特征，而且这一特征与日本企业管理的模式非常相似。与此同时，西方高等教育面临着二战以后的第一次严重危机。由于经济形势发生变化，各国政府预算大量缩减，而高等教育规模在迅速膨胀之后仍然不适应这一现实，由此，多年以来大学不断扩张和发展，大学内的事务不受或者少受社会影响，大学生活平静、稳定与安逸的状态被打破了。自70年代开始，新公共管理理论风靡西方各国。随着公共管理领域内各种管理思潮的发生和发展，组织变革、管理效率和管理成本成为时代主流。政府、商业机构和普通民众长期以来对大学运转中的一些管理现象理解为缺乏质量和效益意识，至此对大学组织内部的管理水准产生了怀疑（Weick，1976；赵成，2006）。由于他们是大学的资金提供者，这种不满就逐渐变化为对大学的管理运作提出更为苛刻的要求，对大学在社会现实生活中发挥的作用也提出了不同的意见。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从公共管理领域内引入的、注重质量和效益标识的大学组织变革，以向公共领域内的市场化变革学习的做法开始流行起来，并陆续在部分大学的组织运转中发挥影响（田华，2006）。

针对大学能否进行市场化倾向的变革，大学组织能否学习、引入、借鉴甚至套用企业或者政府组织运作的模式方面的疑问（宁本涛，2003），部分学者也试图通过对组织文化的研究来回答这一问题。他们通过分析和研究大学组织与其他组织的区别，说明大学组织所具有的独特本质属性，以此来作出回答。从目前已有的研究情况来看，大体上可以划分为以下两类基本研究方式。

一类是特殊性的分析和研究，也就是在研究中试图反映大学与其他社会组织相比较的特殊性的一面。学者们采用系统研究的方法，对构成学术组织的文化要素与文化现象开展了具体的分析，力图以此来揭示高等教育机构在结构特点和行为模式等方面与其他社会组织存在根本性的差异，这样就能够反映大学特殊性的方面（Clark，1960）。克拉克是开展这方面研究的代表人物，他曾经在20世纪80年代先后出版了《高等教育系统》和《学术生活：小世界、不同的世界》两本著作，具体分析了高等教育机构作为文化中心所具备的特殊组织构成。克拉克提出，文化在组织中发挥的整合作用不像科层机制那样，依靠指令、规则、惩罚等一些强制性的措施和手段。文化作为一种价值和观念，必须内化到组织成员的内心深处，使组织成员自觉地按照这些价值和观念的规范调整自身的态度与行为。文化机制整合的途径可以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对组织成员进行培训，通过培训组织成员以及增加组织内部的沟通和交流等，传递组织的核心价值；二是利用文化的一些基本表征，如符号、口号、典礼、仪式、语言、神话、故事等来强调组织的核心价值。大学组织正是通过这两条途径，使学术系统和组织自身的基本价值体系在学术组织的成员中建立起来并不断得到加强（金顶兵，2004，2006）。

另一类研究的方式取向则是组织内部研究。学者们从组织文化入手分析大学的组织内部运作，为研究大学的组织管理理论，开展大学管理实践提供依据，这方面的代表学者有麦克尼、多普森、罗伯特·伯鲍姆、威廉·H.贝格斯等人。在20世纪90年代初，贝格斯出版了《学术机构的四种文化：改善学术组织领导权的观点和策略》一书，该书是这方面研究的一部代表作。

近年来，组织文化方面的理论和实践研究已经为大学组织文化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重要帮助。安德鲁·T.马赛德在回答为什么要对大学组织文化进行研究时，在其文章中写道：“在理论层面上，组织文化的分析为研究者提供了又一个工具。理解特定组织的文化有助于深层次地解释学术机构的管理，因为文化对管理模式和决策实践有显著的影响。”他还引用了科恩、雷菲尔、奥尔森和马奇等多名学者的看法并总结：“在大学中，如正式的规则和命令等直接的控制、专业分工和科层制等含蓄的控制都对组织的生活发生影响，然而，在这两种控制都处于弱势的情形下，像组织文化这样的不引人注意的力量就会变得非常重要，大学或学院就是直接控制与含蓄控制机制比较薄弱的组织，因此，在这类组织中开展深层次的组织文化研究更为适合。”由此，他在文章中评价道：“有一种观点甚至认为组织文化更应成为高等教育研究的核心”（Ted and Youn，1997）。

中国大学组织文化的研究与国外相比开展的略晚，但研究发展很快。在20世纪80年代以及80年代之前，对中国大学的描述基本上散见于各类纪念文集、回忆录和小品文之中。90年代以后，由于对大学的关注逐渐增多，关于大学组织文化的专著和书籍办随之迅速增加。这些专著或者书籍主要从两个维度对大学的组织文化进行了生动的描写。

一个维度是对关于“校园文化”这一大学组织文化的构成部分开展的相关研究。在这些研究中，不少是由学生的党团组织等完成的，关注大学生的理想、态度、价值取向和生活信念等反映学生在不同生活环境和社会背景下的基本状况的内容，研究的主要目的是为学生的组织管理与思想教育提供理论依据和工作参考。由于其著述目的在于总结和展示大学中的学生活动，因此其可靠性较强。这些著述的缺点是范围较多局限在大学生群体的亚文化现象中，对大学教师等学生群体以外的学校组织文化的内容涉及较少。

另一个维度是对名校的回忆。这方面的书籍和出版物相当多，随手翻开就可以发现，多家出版社90年代先后出版了世界著名学府与中国著名学府的简介和故事等，比如多家出版社出版了关于中国著名大学（一般包括北大、清华、中国科大、浙大、交大、复旦、南开、武大等高校）的故事，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中华学府随笔”，以及《从哈佛到斯坦福：美国著名大学今昔纵横谈》《哈佛琐记》《哈佛之恋》等介绍或描述国外著名大学情况的书籍。这些著作的趣味性比较强，不少内容也可以作为研究的参考，但惜乎内容和描写都相对主观，部分内容引用前需要加以考证。

2000年前后，国内的组织文化研究开始进入聚焦阶段。一方面，关于大学组织文化的学术研究逐渐深入（刘俊等，2006），比如，阎光才的《识读大学——组织文化的视角》（2002），使用介于“纯粹解释模式与完全理解模式”之间的角度，对大学组织文化的本质、特征和发展规律等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理论研讨。严峰的《中国大学文化研究》（2006）、杨全印的《学校文化建设——组织文化的视角》（2005），张英姿的《学校组织文化初探》（2007）等则结合我国大学或中学的特点，努力尝试运用一定的组织文化理论进行分析和研究。另一方面，2000年以后不少高校相继出版了记载学校发展和历史的校志、校史材料，部分高校校长也先后结集出版了回忆录、传记与纪念文集，如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蒋南翔传》等。这些记载着大学办学理念、决策思路和发展状况的内容作为研究大学组织文化的第一、第二手资料，成为大学组织文化研究不可忽视的重要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