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中等收入陷阱”形成机制及跨越对策
·纪玉山 关丽洁[1]
内容提要：如何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亟待解决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一个经济体的持续健康运行是由经济体实施的发展战略、经济运行的动力机制和平衡机制相互作用的结果。“中等收入陷阱”的形成机制在于三要素的配置失当。我国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之后，在产业结构、收入结构、城乡结构、人口结构诸方面均已显现出类似于“中等收入陷阱”中国家的一些特征。为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我国必须把经济发展目标由强调速度转向重视结构调整，实施“转变发展方式，实现包容性增长”的经济发展战略，实现由粗放型向集约型增长方式的转变，建立相对平等的收入分配制度，推动政府职能向提供基本公共服务转变。
关键词：中等收入陷阱 经济增长动力 平衡机制 经济发展战略
201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产业蓝皮书》指出：2011年，中国已经成为中上等收入国家，但目前中国的产业竞争结构使得中国在迈向高收入国家的后半程中面临着“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所谓“中等收入陷阱”，指的就是一个国家在成为中等收入国家之后，经济增长乏力、经济增长放慢、人均收入水平难以提高的现象。[2]以往的研究成果表明对“中等收入陷阱”缺少系统性研究。本文试图对“中等收入陷阱”形成机制进行分析，进而提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对策。
一 “中等收入陷阱”形成机制
一个经济体的持续运行是由经济体实施的战略、经济运行的动力机制和平衡机制相互作用的结果。动力机制是经济增长的源泉，没有动力机制，经济发展就会停滞甚至倒退。经济发展过程中失去平衡，动力机制就会发生逆转，成为遏制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因素。战略决定了经济体增长动力的选择，为动力机制和平衡机制决定的经济运行指明方向。因此，经济体的战略、动力机制和平衡机制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基本要素，三者相辅相成。
（一）经济增长动力与“中等收入陷阱”
从经济增长理论的发展历程来看，经济增长是源于物质资本积累还是技术进步是学术界争论的一个核心问题。古典经济学家和发展经济学家更加强调资本积累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经济体要实现经济起飞，就要提高投资率。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罗默、卢卡斯为代表的内生增长理论更加强调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另一部分经济学家如索洛（1960）认为，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过程中相互融合、不可分割。20世纪90年代之后，经济学家更加强调二者相互融合对提高生产率的重要作用。从生产角度的经济增长动力来看，经济增长理论的发展过程，揭示了经济增长的三动力，即资本、技术及二者的融合。
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不同阶段及每一阶段的经济增长动力是研究经济增长动力与“中等收入陷阱”两者间关系的前提。美国学者Michael Porter认为，后发国家的发展过程具有明显的三阶段特征，即“要素驱动”的增长阶段、“投资驱动”的增长阶段和“创新驱动”的增长阶段。如果一个经济体在“要素驱动”的增长阶段或“投资驱动”的增长阶段尤其是“投资驱动”的增长阶段中，在较长时间内经济增长速度没有变化，就意味着该经济体进入了“中等收入陷阱”。
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历程来看，摆脱贫困阶段和进入中等收入阶段的大部分时间都是以“要素”和“投资”来驱动的，以低成本的要素和投资为经济增长的驱动动力，其本质是粗放型的要素投入增长过程，是一种非持续的经济增长过程。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认为在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条件下，低效率的企业将被效率高的企业所淘汰，全社会形成单一的国民收入函数。国民生产总值（或国民收入）是一国经济发展成果的集成，国民生产总值是通过劳动和资本的投入创造出来的。这种由要素驱动的经济增长模型预示了两种结果：一是国民收入的增长取决于要素投入的增加。在生产要素投入不能增加时，国民收入增长随之停止。二是在双要素增长模型中劳动和资本是按一定比例进行生产的。当某种生产要素出现短缺时，国民收入的增长是由短缺的生产要素数量和增长水平决定的。由此可见，排除了技术进步的双要素增长模型揭示了在生产要素不能增加时，国民收入将停止增长。即使在生产要素增加的条件下，由于边际产量递减，经济增长速度也将降低。以要素驱动的经济增长本质是粗放型的要素投入的增长，这种增长方式的最终结果是使经济增长速度减慢甚至是停滞，也就是一国经济落入了陷阱之中（季铸，2003）。
可见，如果将要素作为经济增长的驱动力，那么在排除技术进步的条件下，它将使得经济的增长是不可持续的，以要素驱动的中等收入阶段的经济增长会长时间徘徊在既定水平甚至会后退，这种状态就是“中等收入陷阱”。
（二）经济发展的平衡机制与“中等收入陷阱”
经济发展的平衡在通常意义上指的是发展过程中的结构平衡。经典经济学对经济增长问题的研究一直局限于劳动、资本和技术进步。在20世纪后期，钱纳里提出的结构性增长理论开辟了从结构角度研究经济增长问题的先河。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结构失衡，常常意味着经济发展动力越大，对经济发展的破坏作用越强。
经济社会结构由经济、社会和资源环境构成，三者构成了可持续发展的三个维度，三维平衡是可持续发展的具体表现（项俊波，2009）。三维系统中的任何一方运行的结果超出了其他方的承受能力，三维平衡就会被打破，三维系统就会出现失衡状态，发展将呈现不可持续状态。三维系统失衡具体表现为经济结构失衡、社会收入差距过大、资源瓶颈和环境恶化。经济结构主要包括投资消费结构、产业结构、金融结构、国际收支结构等。由此，三维系统的具体关系，简单地说，消费结构反映了人们的需求倾向，生产者的生产决策取决于人们的需求，因此，消费结构决定了产业结构。人们的需求是由人们的收入水平决定的，收入结构决定了消费结构。产业结构又影响着收入结构。在国民经济运行的过程中，实体经济和金融体系之间又相互影响，实体经济的失衡会导致金融结构的变动，而金融体系中的利率水平等变量也会影响实体经济的正常运行。在这个简单的经济运行模式中，三维系统的持续运行要求其内部的各结构要素应相互协调运行，从而使系统处于平衡发展状态。
当经济结构失衡、社会收入差距过大、资源瓶颈和环境恶化等任意要素发生时，三维系统就会出现失衡状态。相应地，经济发展就会出现结构陷阱、收入陷阱、资源环境陷阱。当经济结构的某一因素或部分因素的数量变化达到一定的临界水平时，原来的结构平衡状态就被打破。由于经济结构系统具有协同演进性特征，当某个子系统出现不协调或者失衡时，也就是超出了经济发展的承载能力，就会制约子系统结构功能的正常发挥，此时的经济结构被锁定在某种无效率或失衡的状态，从而制约经济结构系统的正常运行，阻碍经济的发展。经济失衡无法通过系统自我调节回归均衡路径，其状况是不断恶化的。经济失衡最终可能诱发经济或社会危机，而使经济增长停滞或倒退。经济运行的过程就是“非均衡—均衡—非均衡”的过程，当经济体进入到中等收入阶段之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等各种矛盾就会凸显出来，经济长期的非均衡运行最终酿成失衡的后果，经济长期在原有状态下徘徊或倒退，经济发展落入了“中等收入陷阱”之中。
（三）战略与“中等收入陷阱”
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速，国际间的产业分工越来越细化。世界范围的分工，实际是按产业价值链的不同环节进行的分工。迈克尔·波特的产业价值链具体分为产品设计、原材料采购、仓储运输、订单处理、批发经营、终端零售和产品制造。在低收入经济体成长为中等收入经济体阶段，大多数后发国家依赖于低成本优势战略获取出口产品优势。这些国家主要从事的是在整个价值链总利润中占比最低的生产制造业，而且许多行业都集中在加工组装领域。根据实践经验，处于“微笑曲线”中间的制造业，利润率只有5%左右，而处在“微笑曲线”两端的产业环节，一般利润率在20%～25%。制造业生产环节不仅利润微薄，同时造成资源的巨大浪费和环境的严重破坏。
我们运用“高低端产品价格剪刀差”规律分析“微笑曲线”形成的机理及处于低端价值链和生产低端产品的后果。“高低端产品价格剪刀差”规律是指：“高端产品的相对价格不断走高，低端产品的相对价格不断走低，低端产业的资本不断地流入到高端产业，从而推动高新技术及其产业不断发展，并引发国民收入的分配向高新技术产业和地区倾斜。”[3]以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为依据进行分析，由于高端产品科学技术含量高于低端产品，必然所含复杂劳动较多，因此，高端产品所含商品价值量也相对较高。又由于劳动密集型等低端产业技术含量低，行业没有较高的进入壁垒，产品供给量往往大于市场需求量，这样社会劳动时间的一部分就被浪费掉了，因此，这些低端产品（资源或劳动密集型产品）必然要低于它们的市场价值出售。此外，随着人们收入水平的提高，人们对高端产品的需求要远远高于对低端产品需求，需求增长速度的差异必然导致两类产品价格上升速度产生差异，致使两者的收益差距日渐扩大，最终传统产业将被具有较高劳动生产率的竞争行业所侵吞。从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角度看，如果发展中国家的产业长时间处于落后状态，从事价值链中最低端的产品制造环节，就会沦落为发达国家的经济附庸和“信息殖民地”（纪玉山、常忠诚，2005）。在这样的状态下，发展中的经济体是很难保持经济高速增长的，难以逾越“中等收入陷阱”。
二 中国的社会经济特征与“中等收入陷阱”
（一）产业结构特征
1.重化工业趋势再现
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中国工业结构的主要特征再次表现为重工业领先增长的趋势。1999年，中国的重工业增长速度高于轻工业一个百分点，表明重工业化的趋势再现；2000年，重工业的增长速度高于轻工业3.5个百分点，中国经济出现转折性变化；2003年又升至4个百分点。1999～2003年，中国重工业增长了98.13%，轻工业增长了61.11%，重工业领先系数为1.61。同时，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中，重工业的比重从1997年的53.8%猛升至2003年的64.3%，2005达到69%。2009年6月，重工业化再度加速，中国的重工业增加值增长速度开始超过轻工业，到11月已经达到22.2%，超过轻工业9.6个百分点。
美国发展经济学家钱纳里通过实证研究，把工业部门发展的时序性表述为早期工业、中期工业和晚期工业三类。并运用截面分析，对20世纪50年代具有不同收入水平的国家的工业结构差异进行了比较研究。他把工业部门分为三类：投资及其相关产品、中间产品和消费产品，得出这三类工业在全部工业中所占的比重随收入水平的不同而不同。由此可见，工业的发展是有时序性的，工业结构是与收入水平有关的，而不是人为臆断出来的。更多的学术研究指出，在社会需求和资源比较优势发生变化的条件下，新的产业结构将被诱导出来。也就是说，生产要素禀赋结构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即劳动力短缺从而使得工资水平上涨，资本过剩从而使得利率水平降低，此时，重化工业获得了比较优势。这是重化工业阶段到来的前提。中国利率的降低是人为扭曲的结果，1998年以后，为了刺激居民消费和企业投资，中国政府采取了扩张性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利率持续下调。中国劳动力的工资纵向比较是上涨，但和世界其他国家相比处于低工资状态，美国制造业部门的劳动力工资是中国劳动力工资的近50倍，墨西哥是中国的近5倍，韩国是中国的近20倍。中国当前人为推动重化工业化来自政府追求GDP的政绩观，以及在目前的增值税体制下有利于增加税收的动机。当前，我国要素价格被人为扭曲，由此建立的产业结构可能违背比较优势原理，使经济发展超越了当前的资源比较优势所能支撑的水平。也就是说，在我国实际劳动力供给丰富、资本仍短缺的发展阶段，政府选择以节约劳动和资本密集投入为特征的重化工业为主导产业，就不可避免地陷入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之中（蔡昉，2005）。
2.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体
在世界供求格局和产业分工体系中，中国是生产型国家的代表，美欧是典型的消费型国家。中国依靠生产要素的成本优势和较高的积累率，以出口贸易为导向建立起了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形成了巨大的劳动密集型产品产能，由此生产的商品中国人仅能消费35%，其余的只有依赖出口。以欧美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出口高科技产品，进口劳动密集型产品，崇尚借贷式的超前消费。金融危机爆发之后，美欧等发达国家开始改变超前消费方式，纷纷减少劳动密集型产品的进口。在发达国家对中国的劳动密集型产品的需求减少甚至停止时，这无疑会给中国过剩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产能带来极大的挑战。
3.高增长的能源消耗和碳排放
根据统计公报，2009年中国全年能源消费总量达到31亿吨标准煤，煤炭消费总量达到30.2亿吨，远远超过了2020年的预期目标。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从2000年的36亿吨增长到2009年的80.3亿吨，“十一五”期间年平均增长率8.06%。中国经济高增长的同时带来了能源密集高增长和碳排放密集高增长，其本质是由能源密集、污染排放密集的重化工业主导的经济增长（胡鞍钢，2010）。2008年，中国重工业产值已经占工业总产值的70.8%。此外，产业结构没有实现优化升级。2009年，中国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为43.4%，仅比2000年增加了4.4个百分点，人均GDP为3600美元。韩国在1970年，人均GDP 270美元，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45.9%；1990年，人均GDP 5770美元，服务业占GDP的47.9%；2007年，人均GDP近15000美元，服务业占GDP的57%。跨入高收入经济体的一个典型特征是产业结构的变化，即工业比重下降，服务业比重上升。迄今为止，在我国的产业结构中，服务业占比仍然较低，工业是经济增长的主导。可以认为，到目前为止，我国传统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仍具有路径依赖的习惯作用，我国的经济发展方式没有实现根本的转变。
（二）收入结构特征
世界银行发布的《世界发展报告2010》，以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日本和韩国以及落入陷阱之中的巴西、阿根廷和菲律宾为典型案例国家，分析了它们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基尼系数的变化，指出了典型的“中等收入陷阱”特征。日本和韩国在人均GDP 25000～35000美元过程中，基尼系数为0.28～0.31；巴西、阿根廷和菲律宾的人均GDP在10000美元以下，基尼系数为0.43～0.57。也就是说，“中等收入陷阱”的一个典型特征表现在收入结构上是收入分配差距较大。
我国的收入分配结构表现为以下特征。第一，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劳动报酬连续下降。从统计数据看，1993～2007年，居民的劳动者报酬由49.49%降至39.74%，降幅9.75个百分点，劳动占比连续22年下降。第二，在国民收入分配中，居民收入向一部分人集中。徐现祥、王海港采用核密度函数估计各省区1978～2002年的收入分布，结果发现，1978～2002年，我国初次分配中居民的要素所得普遍增长；但在增长过程中，低收入居民的增长缓慢，高收入居民的增长迅速，出现了两极分化。收入最高的20%阶层和最低的20%阶层的家庭收入差，已经从2000年的3.6倍扩大到了2008年的5.7倍。第三，财政收入占比连续增加。政府部门的生产税净额由1993年的11.68%增加至2007年的14.81%，表明社会资本大幅度地向行政权力集中。第四，基尼系数出现扩大趋势。1978年，我国的基尼系数为0.298，1987年越过0.4，2003年达到0.46，2010年进入0.5区间，2011年为0.55。基尼系数不断提高，表明在我国的收入分配中，贫富差距越来越大。总体来看，基尼系数已经体现了“中等收入陷阱”的典型特征。
（三）城市化水平
总体来看，我国的城市化速度落后于工业化进程。我们把中国的数据与钱纳里发展模式中的城市化与工业化的关系标准进行比较后发现：钱氏标准中当制造业增加值占GDP为12.5%时，城市人口占总人口为12.8%；当制造业占比为37.9%时，城市人口占比为65.8%。20世纪50年代初期，我国的第二产业占GDP的20%，城市化水平为12.1%，与标准模式接近；当第二产业占比达到38%时，城市人口占比仅接近20%，而此时的标准为66%。2000年，我国的第二产业占GDP的45.6%，而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36.3%；2009年，我国第二产业占GDP的46.3%，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46.8%，此时我国人口的城市化率仍远远低于标准数值。国际标准模式表明，在经济发展进程中，城市化水平要高于工业化水平，且城市化的速度会超过工业化的速度。1952年，我国城市化落后于工业化5.1个百分点；1978年，我国城市化落后于工业化26.4个百分点；1998年，我国城市化比工业化落后11.8个百分点；2009年，我国近53%的人口在农村。可以说，中国的城市化速度要慢于工业化速度。
从日本和韩国的经济发展经验看，日本和韩国分别在20世纪70年代初和90年代初进入到中等收入阶段，日本1970年的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72.1%，韩国在1990年的城市人口占比为74.4%。然而，直到2008年，我国尚有接近50%的人口滞留在农村。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之后，经济增长的动力要由投资驱动转为消费驱动，人口的城市化目的在于解决中等收入阶段的需求动力问题。我国的城市化水平不仅落后于工业化进程，也远远低于其他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典型案例国家的经验比率。
（四）人口红利即将消失
“人口红利”指非劳动年龄人口与劳动年龄人口的比率对经济增长作用的贡献。研究发现，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增长中，总抚养比下降1个百分点导致人均GDP增长率提高0.115个百分点。1982～2000年，我国总抚养比下降了20.1%，推动人均GDP的年增长速度保持在8.6%左右。[4]根据对人口年龄结构的预测，到2013年，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速，我国人口抚养比将停止下降转而提高，那就意味着，人口抚养比每提高1个百分点，将使人均GDP增长率降低0.115个百分点。[5]这意味着人口红利将消失。另外，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速度向零趋近，意味着劳动力短缺、工资上涨从而使得劳动力成本提高，这将损害中国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低成本优势。
三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战略对策
（一）经济目标由强调速度转向重视结构调整
1978年以来，中国经济以年均近10%的速度高速增长。不可否认的是，中国所取得的成就得益于GDP的快速增长，但是，由于我国GDP的高速增长是政府的经济发展目标，是考核地方政府政绩的一个重要指标，因此，对GDP的推崇渐渐演化成了“唯GDP论”。为了追求GDP的增速，地方政府盲目扩大投资、实施过度开发造成了资源的浪费和对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在没有新的经济增长点的发展道路上，“政绩GDP”就只能靠重复建设来维持，这样就形成了重复性的产能过剩与结构扭曲。这种“唯GDP论”的增长路径，忽视了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中国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世界金融危机爆发，使得中国的结构性问题凸显出来，成为中国经济运行与发展的主要矛盾。因此，中国经济发展目标必须转到结构调整上来，强调促进社会经济结构及结构内部系统的协调演进。
（二）以“转变发展方式，实现包容性增长”为经济发展战略
战略是对实现目标的路径、方法的总体谋划。为了实现社会经济结构在经济增长过程中的协调、持续演进的经济总体目标，政府需要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政府职能和实现包容性增长为实现目标的战略手段。
1.坚持“北京共识”的战略原则
2004年5月11日，英国外交政策研究中心发表了美国高盛公司高级顾问、清华大学兼职教授乔舒亚·库柏·雷默先生的一篇题为《北京共识》的研究报告。“北京共识”是舒亚·库珀对中国发展模式的称谓。他认为中国通过艰苦努力、主动创新和大胆实践，摸索出了一个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模式，他把这一模式称为“北京共识”。“北京共识”不仅是对中国以往发展经验的总结，而且也是为中国未来的发展道路所确立的一种新战略原则。首先，坚持创新，以创新促发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在于实现“制度”和“技术”的创新。其次，解决中国发展道路中主要矛盾的路径是，把发展重点放在生活质量的提高上。为此，在未来的发展中，政府要努力创造一种有利于持续与公平发展的环境。最后，发展非对称力量，在国际争端中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利益。
2.实现由粗放型向集约型增长方式的转变
从经济发展战略、经济增长方式与经济发展目标之间的关系来看，经济发展战略所要解决的问题是选择何种增长方式以实现经济的发展目标，发展战略的核心是转变经济的增长方式。以追求经济的高速发展为目标，以要素和投资为经济增长驱动力，必然导致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是非可持续的，而且带来高消耗、高污染、高浪费、经济失衡的后果。经济体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之后，结构性矛盾成为主要矛盾。结构调整与升级不仅需要进一步完善市场的竞争机制，更重要的是实现集约型的经济增长方式，而集约型增长方式的实现是建立在以制度和技术创新为经济增长驱动力的基础之上的。由此可见，制度和技术创新是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关键。
3.实现经济的包容性增长
典型案例国家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特征之一是收入分配的不公导致贫富差距拉大，这不仅制约了需求结构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而且给社会带来了安全隐患。胡锦涛同志指出：实现包容性增长，就是让经济全球化和经济发展成果惠及所有国家和地区、惠及所有人群，在可持续发展中实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实现包容性增长，要着力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增加社会财富，不断为全体人民逐步过上富裕生活创造物质基础；坚持社会公平正义，着力促进人人平等地获得发展机会，逐步建立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分配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不断消除人民参与经济发展、分享经济发展成果方面的障碍；坚持以人为本，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实现经济的包容性增长，使经济发展的成果惠及所有人群，消除贫富差距的过大化。[6]
4.推动政府职能向提供基本公共服务转变
目前，我国已经进入中等偏上国家行列，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是该经济发展阶段的主要任务。如何实现城乡居民在养老保险、义务教育、基本医疗等方面的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如何缩小城乡、地区、行业和社会成员之间的收入差距，这些问题的主要解决方式就是政府职能要转到提高基本公共服务的保障水平和均等化水平上来。为此，政府应该加强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财政能力，完善城市和乡村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建立和健全城乡居民社会保险体系等方面的工作。
（三）以建立、健全相对平等的收入分配制度和实现产业结构的升级为战略重点
我国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迈入高收入阶段，关键在于实现经济结构的调整，尤其要实现收入结构的调整和产业结构的升级。产业结构的升级取决于技术的创新，而制度创新是技术创新的前提。现行的经济运行中，体制、政策等对收入结构的调整和产业结构的升级产生了巨大的掣肘，因此，只有突破体制障碍，才能为经济结构的调整和升级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
1.突破体制障碍，实现制度创新
（1）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经济结构调整提供充分的竞争环境。结构问题必须通过市场竞争的优胜劣汰来解决，为此必须消除产业间的进入、退出壁垒，使得在竞争中被淘汰的低效率企业能够退出，效率高的行业为企业进入敞开大门。然而进入、退出壁垒是当前产业结构中最令人头疼的问题。缺少相应的退出机制，导致低水平生产能力过剩严重、某些行业过度竞争。某些垄断性较强的基础产业、基础设施、金融信息服务等领域，仍然存在较多的政策进入壁垒。产业结构升级，要求突破进入壁垒，从而推动一批高成长产业的增长，这就要求除少数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行业外，我国政府应破除基于所有制、地区和行业等不必要的进入壁垒，真正给企业一个公平和竞争的环境。
（2）建立、健全“相对公平的收入分配制度”，扩大中等收入人群。三十多年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主要是高投资拉动的结果，始终未能培育起消费主导型的经济发展方式，而市场经济的核心与关键，恰恰是要建立以消费为主导的经济发展方式与经济运行机制。中国经济未来的发展动力需要转到消费主导型的需求结构上来。消费主导型的经济运行机制的建立，是以扩大中等收入人群为前提的，因此需要加速城市化进程和改变收入分配结构体制。首先，改革旧有制度，加速城市化进程；其次，建立、健全“相对公平的收入分配制度”。
2.以技术创新为主要路径，实现产业结构升级
（1）技术进步对产业结构的演进起着重要作用。由于不同部门中技术进步率不同，使得技术进步快的部门将取代技术进步慢的部门成为主导部门，从而推动工业结构向高度化演进。由此可见，产业结构升级的实质是技术升级，所以产业结构的升级就会形成对先进技术的大量需求，这势必要求提高技术创新能力。面对迅速扩大的技术需求，我国的技术供给短期内难以满足对先进技术的需求。因此，只有通过提高研究成果向生产力的转化、强化企业对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和改进等途径，才能提高技术进步的供给。
（2）大力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从出口低端产品向出口高端产品转变。我国经济的“人口红利”驱动正在消失，“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使得我国的劳动力成本优势消失殆尽，并且，价值链低端的环节获利微薄，因此，我国要充分利用熊彼特的“创造性破坏”理论，一方面，要大力发展新能源、新材料、新能源汽车等新兴产业，革新产业结构；另一方面，要逐渐由以出口低端产品、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转为以出口附加值高、技术含量高的高端产品为主，在全球范围内建立自身的产业生产技术体系和国际商业销售网络体系。
参考文献
［1］马晓河：《迈过“中等收入陷阱”的需求结构演变与产业结构调整》，《宏观经济研究》2010年第11期。
［2］徐现祥、王海港：《我国初次分配中的两极分化及成因》，《经济研究》2008年第2期。
［3］杨灿明、郭慧芳、赵颖：《论经济发展方式与收入分配秩序》，《财贸经济》2010年第5期。
［4］蔡昉：《发展阶段判断与发展战略选择——中国又到了重化工业阶段吗》，《经济学动态》2005年第9期。
［5］蔡昉：《“刘易斯转折点”近在眼前》，《中国社会保障》2007年第5期。
［6］蔡昉：《人口红利消失之后》，《西部论丛》2010年第12期。
［7］项俊波：《结构经济学——从结构视角看中国经济》，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8］郭熙保主编《经济发展理论与政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9］季铸：《中国结构性增长的经济选择》，《财贸经济》2003年第5期。
［10］蔡昉：《推动政府职能向提供基本公共服务转变——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精神》，《财会研究》2010年第23期。
［11］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院课题组：《我国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变化、原因及对策》，《经济学动态》2010年第3期。
［12］吕铁、周叔莲：《中国的产业结构升级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管理世界》1999年第1期。
［13］李文：《城市化滞后的经济后果分析》，《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4期。
[1] 纪玉山，吉林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吉林大学国有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关丽洁，吉林大学经济学院经济学专业博士研究生，吉林大学经济学院讲师。基金项目：吉林大学专业学位研究生核心课程建设项目（450091102146），吉林大学985工程项目。
[2] 资料来源：《我国已成中上等收入国家》，《新文化报》2012年2月13日B13。
[3] 纪玉山、常忠诚：《高低端产品价格“剪刀差”规律初探——兼论我国产业结构升级战略》，《社会科学战线》2005年第1期。
[4] 蔡昉：《人口红利消失以后》，《西部论丛》2010年第12期。
[5] 蔡昉：《“刘易斯转折点”近在眼前》，《中国社会保障》2007年第5期。
[6] 胡锦涛：《深化交流合作，实现包容性增长》，第五届亚太经合组织（APEC）人力资源开发部长级会议开幕式致辞，2010年9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