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国内家庭变迁研究综述

（一）家庭社会学理论

家庭变迁是家庭社会学研究中的经典主题，中国的家庭变迁更是国内外研究者所关注的焦点。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推进，中国的家庭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家庭变迁和社会变迁之间存在什么样的关系？由于现代化概念和理论长期以来主宰了有关社会变迁的分析，国内外学者在分析中国的家庭变迁时也大多采用经典的家庭现代化理论，假定传统与现代之间存在对立，中国家庭变迁则循着西方家庭发展之路，随着社会变迁的推进，从传统的父权父系制扩大家庭走向平等的核心/夫妇家庭（罗梅君，2004）。

在一些主要研究中，研究者都把家庭和婚姻、生育的变动置于中国向现代化转型的过程之中，分析二者间的关系（五城市家庭研究项目组，1985；雷洁琼，1994；潘允康，1995；沈崇麟、杨善华，1995；沈崇麟等，1999；杨善华、沈崇麟，2000；沈崇麟等，2009；王金玲，1996；李东山，2000a；刘宝驹，2000；边馥琴、约翰·罗根，2001；张友琴，2002；郑真真，2002；唐灿，2005a）。

国内曾有过几次关于家庭变迁的大型调查。虽然这几项调查的研究者没有明确提出采纳的是经典的家庭现代化理论的框架，但是其理论背后实际上都是经典的家庭现代化理论的影子。如雷洁琼认为中国家庭变迁和社会变迁的方向是一致的，家庭变迁的最终目标是建立与现代工业社会相适应的制度。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有关乡村家庭变迁的“续谱理论”：以小生产的单一农业经济的社区为一端，以已经实现了工业化的农村地区为另一端，就可以建立起一个农村社会发展和变迁的续谱。由于农村婚姻家庭变迁方向与农村社会变迁方向是一致的，所以农村家庭婚姻变迁与农村社会变迁之间就可以建立一种大致对应的关系，即处于农村现代化和工业化进程中某一位置的某一社区，其家庭和婚姻变迁的程度与其社会变迁的程度是基本相应的（雷洁琼，1994：5）。比较经典的家庭现代化理论与续谱理论就可以发现，后者明显地脱胎于前者，而且也包含着经典的家庭现代化理论一再被诟病和质疑的弱点：家庭变迁的一元化模式、单线演进图式和单因素动力论。

沈崇麟、杨善华等人在随后的七城市家庭调查（1993年）、城乡家庭调查（1998年）和中日合作城乡调查（2007年）中所依据的理论框架都是在续谱理论上的进一步拓展。“城乡社会发展梯级模式”和“城乡一体化模式”都是把续谱理论另外一端的已经实现工业化的农村地区更换为实现了发达的商品经济和工业化的城市，拓展了续谱的范围，强调指出续谱以传统的农业文明和乡土文化为标志的一端是落后的，而只要具备了条件，落后的地区就因袭先进地区的发展，中国农村社会变迁的最终方向是工业化和社会现代化（杨善华、沈崇麟，2000：21，237）。在他们最新的研究中，续谱理论再一次成为研究的主要框架：城乡婚姻和家庭的变迁与城乡的社会变迁之间可以建立一种大致对应的关系，即处于现代化和工业化进程中的不同位置的城乡社会，其家庭和婚姻的变迁程度与它的社会变迁程度是基本相应的（沈崇麟等，2009：123）。从这些理论中有关“落后的”乡村追逐“先进的”城市变迁的描述中，可以看到经典现代化理论描述的“落后的”后发展国家（包括中国）追逐“先进的”西方工业化国家的影像。

然而正如有些研究者所指出的，欧美学者根据现代欧美各国的实践所建构出来的所谓“现代的”家庭模式并不是所有家庭的理想类型，亚洲各国的家庭变迁可能会展现出不同的现代家庭模式，但又都是同一个现代化过程的多种表现形式（落合惠美子，2010：10-11）。面对经典的家庭现代化理论在解释中国现代社会中出现的多样化的家庭结构和家庭关系的无力感，研究者也开始反思：经典的家庭现代化理论所描述的家庭核心化小型化、家庭功能从经济单位转向情感满足以及父子轴被夫妻轴代替，真的在中国城市中发生了吗？如果说中国“家”的独特性使其很难被西方的“家庭”概念所涵盖，那么又如何能遵循西方家庭变迁所走过的道路呢？有的研究者在深描基础上，依据个体化理论的指导，指出中国城市家庭的真正变化是从“家族主义”转向“个体家庭”。而个体家庭的形成是传统与现代博弈的结果（沈奕斐，2010）。这与经过修正的发展的家庭现代化理论有着相当程度的契合，特别是在讨论传统和现代的关系上。

也有很多研究者因观察到婚姻和家庭行为与经典的家庭现代化理论不符，而采用或提出了一些解释理论和分析方法：如国家政治权力的解释模式（Whyte，1992；怀墨霆，2009；阎云翔，2006；王跃生，2006b；左际平，2002），行动者的主体能动性（约翰·罗根等，2003；李长莉，2004），传统延续说（熊跃根，1998；麻国庆，1999；阎云翔，1996），家庭经济模式（阎云翔，2006；罗梅君，2004；李树茁等，2002），等等。也有一些学者对现代化理论的解释框架提出了某些补充，比如很多研究者都注意到了非现代化的其他因素对家庭婚姻变迁的影响，例如政治因素（郭于华，2001），特定的历史因素（王树新，2004），区域亚文化因素（沈崇麟等，1999），社会转型过程（李银河等，2004；唐灿，2005b），等等。

（二）实证研究的结论

本次研究可以看作1983年“五城市调查”和1993年“七城市调查”的后续研究。^[2]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家庭社会学有关家庭变迁比较有影响的研究，集中体现在这两次调查和后续调查^[3]的研究成果中。因此，这里综述的家庭变迁研究的基本结论以这两次调查的研究成果为主，同时辅之以其他研究。这些基本结论的相当部分支持依据经典的家庭现代化理论提出的假设，但是也不断有研究对这些结论从各个方面提出挑战。

1.家庭的形成

随着结婚年代的推移，婚姻的自主性不断增强，择偶越来越取决于当事人的意愿；通婚的半径不断扩大；妻子和丈夫的初婚年龄呈上升趋势；婚后独立门户的趋势增强（沈崇麟、杨善华，1995：16-47；杨善华、沈崇麟，2000：207-219；费孝通，1983）。

2.家庭规模和家庭结构

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过程中，家庭呈小型化的趋势，家庭人口规模呈现减少趋势（沈崇麟、杨善华，1995：47，89；夏文信，1987a；潘允康，1990；潘允康、林南，1992；张雅芳，1987；王跃生，2006b；徐安琪，2001；曾毅，1987）。核心家庭和主干（直系）家庭是占据主导地位的家庭结构（沈崇麟、杨善华，1995：47；张雅芳，1987；潘允康，1985：144；刘炳福，1987；马有才、沈崇麟，1986；沈崇麟等，2009：22；刘宝驹，2000；王跃生，2006a；徐安琪，1995a；曾毅等，1992）。但是进一步推论，研究者却有不同的看法。有的研究者认为这说明中国城市家庭出现了核心化的趋势（徐安琪，2001；潘允康，1990；潘允康、林南，1987）；有的研究者认为核心家庭的比例较高，并不能说明中国家庭出现了核心化趋势，因为中国城市中核心家庭的比例一直占据主导位置（马有才、沈崇麟，1986；沈崇麟等，2009），核心家庭比例上升是因为单身家庭比例减少，不是大家庭崩溃的结果（刘炳福，1987）。对于核心家庭与主干家庭的关系，有的研究者认为主干家庭是核心家庭的辅助形式（潘允康，1990；潘允康、林南，1987；徐安琪，1995a）；有的研究者认为主干家庭是一直保持稳定的（张雅芳，1987），主干家庭才是中国的基本家庭形式（马有才、沈崇麟，1986；曾毅，1987；曾毅等，1992；孙丽燕，2004）。潘允康等人在强调中国城市家庭出现核心化的同时，提出“家庭网”作为核心家庭的补充形式（潘允康，1990；潘允康、林南，1987）；而沈崇麟等研究者则认为中国城市家庭与其说出现核心化趋势，还不如说是空巢化趋势，因为空巢家庭比例大幅上升（沈崇麟等，2009：36-39）。

3.夫妻关系

夫妻关系从“夫主妻从”到“夫妻平权”（杨善华、沈崇麟，2000：165；沈崇麟等，2009：97-98；夏文信，1987b；王跃生，2006c：463）。主要由妻子承担家务的比例下降，夫妻共同承担家务的比例上升，但是总体上妻子承担家务劳动仍然是一个普遍的分工模式。经济改革带来的收入分化有利于强化这一传统的分工模式。家庭中妻子更有实权的比例下降，夫妻共有实权的比例上升，而谁更有实权更多受到非经济因素的影响，而不是夫妻收入差异的影响（沈崇麟等，2009：97-98）。对于家务劳动分配对夫妻关系的影响，研究者有不同的看法：有的研究者认为妇女从事更多家务劳动并不意味着家庭中男女不平等，这只是角色分工带来的结果（沈崇麟、杨善华，1995：59-82）；有的研究者认为这说明家庭最终的决定权还是掌握在男性手中（夏文信，1987b）；还有研究者认为中国城市家庭的内部角色认同并没有走向现代平等，反而更趋向传统定型，并且有强化趋势（徐安琪，2010）。

4.亲子关系

纵向的父子轴是中国传统家庭关系的主轴，随着家庭的小型化和核心化，家庭内部关系更为平等，夫妻轴取代父子轴成为家庭关系的主轴，是经典的现代化理论对于家庭内部关系变迁的一个基本判断。这个判断得到了相当多研究的支持（杨善华、沈崇麟，2000；徐安琪，2001；张文宏等，1999）。但是，也有研究对这个判断提出质疑。中国城市家庭中，亲子关系变得越来越平等，亲密关系越来越重要，并不意味着父子轴已经被夫妻轴所取代或者超越，父子轴和夫妻轴在中国城市家庭中依然十分重要。究竟哪个更重要？不同家庭有不同的现实选择（康岚，2009；沈奕斐，2010）。有的研究者发现，对于年轻人来说，父子轴的重要性超过夫妻轴，而对于老年人来说则是相反的（康岚，2009）。他们认为与其说是夫妻轴已经取代了父子轴，还不如说是父子轴的重点从上落到下，家庭资源呈现亲代向子代倾斜（沈奕斐，2010），由此带来代际权利义务失衡。亲子关系中很重的一个维度——赡养，也没有按照有些研究者指出的那样，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实现，从反馈模式让位给接力模式（李银河、陈俊杰，1993），而是在中国传统价值和现实生活的共同作用下，形成既不同于反馈模式也不同于接力模式的亲子独特的代际模式：由于家庭价值稳固，子代个人意识兴起，代际权利义务失衡，子代从代际关系中获得了经济和劳务资源的较大满足，而亲代希望从代际关系中获得的情感满足却存在缺陷（康岚，2009）。

5.亲属关系

核心家庭的孤立化，对于亲属网络的疏远，是经典的家庭现代化理论对于家庭变迁的又一个重要判断。这个判断已经被许多研究所推翻。对于核心家庭与亲属网络的关系，许多研究者都尝试着从家庭网的角度来探讨。有研究者指出，家庭网是通过亲属关系构成的网络（夏文信，1987c；徐安琪，1995b），有的研究者更确切地指出，是由可能组成联合家庭的几个独立核心家庭所组成的网络（潘允康，1988b）。研究者认为家庭网是现代家庭适应传统的补充形式，家庭核心化与特殊的家庭网是互补的，是现代城市家庭的特征（夏文信，1987c；潘允康、林南，1987；康岚，2009）。核心家庭与家庭网保持密切的关系，在经济上相互帮助，生活上相互支持，感情上相互交流（夏文信，1987c；潘允康，1988b，1990）。但是也有研究者指出，家庭网是家庭从传统向现代变迁过程中的一种过渡形式（潘允康，1988b，1990）。还有研究者以网络家庭和亲属圈家庭的概念来分析现代社会核心家庭与亲属网络的关系（王跃生，2010）。无论具体采用什么概念，这些研究都指出现代社会核心家庭与亲属网络保持着密切互动，同时亲属网络双系并重，在一定程度上还有向妻族倾斜的趋势（徐安琪，2001；王跃生，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