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发轫于20世纪80年代的大规模人口流动和城市化浪潮是改革开放以来对中国经济社会影响最深远的事件之一。截止到2011年，中国农民工总量达到2.53亿人，农民工已经成为我国产业工人的主要组成部分。当前及未来10～20年是我国城市化快速发展的时期，同时也是城市化过程中各种问题和矛盾集中爆发的时期。能否妥善解决这些问题和矛盾，推动农民工顺利融入城市、完成其市民化过程，不但关系这一庞大社会群体的自身发展与福利，更直接关系我国城市化进程能否顺利进行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否真正建立。为此，我们在中国经济最发达也是农民工最为集中的区域——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唐三大都市密集区选择了一些典型城市，从经济层面、社会层面和文化心理层面对进城农民工的市民化状况进行了深入调查与研究，并得出如下结论。

从经济层面看，进城农民工的经济生活状况仍不容乐观。在就业与收入方面，与普通市民相比，农民工群体就业具有更换工作频率快、失业率高、就业稳定性差等特点，频繁的主动或被动“跳槽”和失业使他们的城市生活始终处于一种动荡和不稳定的状态，并直接影响了他们的经济收入。目前就总体情况来说，进城农民工的收入水平仅能满足他们低层次的生存需要，尚不足以支撑他们形成与当地市民相同或相接近的生活方式，整体低下的收入水平使很多农民工在城市中的生活经常捉襟见肘甚至入不敷出。在生活消费与支出方面，目前进城农民工的日常消费支出仍主要以购买生活必需品（如食品、日用品、衣物等）和缴纳房租等生存性支出为主，鲜有余钱用于文化、教育、娱乐等消费和自我发展的积累。特别是在居住方面，除了极少数人在城市拥有自购住房外，绝大多数农民工都住在单位宿舍、简易工棚、雇主家或租赁房等临时性住所里，目前全国农民工的房租支出已经超过其家庭总支出的1/5，有40%以上的农民工认为当前的房租已经达到或超过其承受能力。

从社会层面看，进城农民工正在日常生活中逐渐调整和重新编织着自己的社会网络。一方面以血缘和地缘关系为基础的初级关系仍然是他们社会网络中的强纽带关系，进城农民工主要从这种先赋性的强纽带关系中获得他们在城市生活所迫切需要的社会支持。另一方面，随着谋生方式由农业生产向非农产业的转移、生活重心由乡村向城市的迁移，进城农民工正在逐步建立起以城市社会为参照、以业缘关系为基础的新的社会纽带，这些由进城农民工一手构建的社会关系网络正在成为他们在城市中赖以生存和发展、并最终融入城市的重要资本。

从文化心理层面看，进城农民工的城市适应和社会满意度普遍不高，对所在城市的认同度和归属感不强，融入程度较低，具有典型的亚文化属性。在我们的调查中，进城农民工对城市社会的适应程度总体上处于“一般”到“比较适应”之间的水平，社会满意度处于“一般”水平，城市认同度处于“一般”偏上的中间水平，心理融入程度基本处于“尚未融入”的水平，对城市的文化心理融入程度较低。

研究发现，进城农民工的市民化状况，如社会适应、生活满意度和城市融入程度等，与其在城市中的经济生活如职业获得、经济收入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一般情况下，农民工的就业越充分、收入水平越高、消费能力越强，其在城市中的社会满意度就越高，就越能够适应和融入其所在的城市。而反之，当农民工的经济收入经常出现入不敷出、长期处于生存性消费状态时，他们的城市适应和社会满意度也会大大降低，并直接影响他们的市民化进程。换句话说，实现充分就业仍然是影响农民工经济生活和城市进入的核心问题之一。目前我国农民在进城打工过程中仍然面临着一系列就业壁垒，如制度性壁垒、经济性壁垒和市场化壁垒等，这些就业壁垒不仅使农民工无法在劳动力市场上与城市市民平等参与竞争，更使他们处于一种与城市社会相对隔离的边缘化境地，已经成为影响和阻碍我国进城农民工市民化的重要桎梏。

随着各地改革步伐的加快，农民工市民化的户籍门槛正逐步弱化，但附着在户籍制度之上的差别化的福利安排所导致的较高市民化成本，正在成为影响农民工市民化的又一重要门槛。建立多元化成本分摊机制将成为我国突破农民工市民化成本门槛以及推动农民工市民化的关键。

农民工进入城市的过程分为社会适应和自我发展两个阶段。在社会适应阶段，他们在城市中建立的社会联系越多，社会交往网络越广泛，其社会适应的过程也就越顺利，最终的社会适应程度就越高，也就越容易进入和整合于他所在的城市社会。相反，那些社会交往网络越狭窄甚至发生断裂的外来人口，其社会适应程度和社会整合性就越差。在自我发展阶段，他们社会网络中的异质性成分越多，与弱关系的联系越紧密，对城市社会的资源攫取能力就越强，其自我发展程度和社会满意度就越高。因此，能否在新的社会环境中构筑起合理有效的社会网络也是影响农民工城市进入和实现市民化的基本条件和关键因素。

进城农民工的社会适应和城市融入的过程，不是由都市性到乡村性的替代过程，而是在乡村性上增加都市性的叠加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有两个具有现代意义的转变：一是城市农民工在他们传统的血缘、地缘关系上增加了新型的业缘关系，虽然这种关系更多的仍是基于同质群体，却开始了他们向现代分工社会的转变；二是城市农民工在他们的社会行动中加入了明确的目标动机和工具理性，这开始了他们向现代生活方式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