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 虚拟R&D组织产生的理论基础

2.2.1 交易成本理论与虚拟R&D组织

虽然虚拟R&D组织并不是典型意义上的经济组织形态，但它在组成上大多包括中小企业、跨国公司等私人组织，同时它更是一个利益共同体，涉及成本和收益的问题。因此，本书基本上将虚拟R&D组织看作为一个准经济实体，具备其基本的特征和规律，可以运用相应的经济学理论和模型来加以分析。

1．交易成本分析

交易成本理论的奠基者是科斯（R. Coase），他的工作是基于对传统新古典“企业理论”的批评和反思的。在新古典微观经济学看来，企业只是一个用生产函数来表示的、在给定资源和技术水平前提下的投入产出关系，而忽略了对企业存在的原因以及内在结构和规模的考虑。科斯于1937年在《企业的性质》一文中，运用交易成本范畴解释了企业与市场之间的关系、企业存在的意义，即企业的性质。所谓交易成本是指价格机制运行所必然产生的成本，它可以看作是一系列制度成本，包括信息成本、拟定和实施契约的成本、界定和控制产权的成本以及监督管理的成本。科斯认为，企业的显著特征就是作为市场价格机制的替代物，即当市场的交易费用大于企业内部的组织费用时，企业就是比市场协调更有效率的调节机制，交易被企业内部化了。外部交易内部化，其目的是降低企业的运营成本。

威廉姆森等人（1975,1979,1980）在此基础上进行了更为深入的研究和分析。他们认为，参与交易的当事人之间的交易，通过企业还是通过市场来组织和协调，是个决策变量。选择何种经济组织形式取决于不同交易的特征及与每种组织形式相应的交易成本。威廉姆森用资产专用性、交易所涉及的不确定性和交易频率三个维度，来论述交易的特性及其对交易费用的影响，其中又以资产专用性起最重要的作用。资产专用性是指为某一特定的交易而做出的持久性投资，一旦形成便难以改作他用。资产专用性越强，交易所涉及的不确定性越大，交易频率越高，交易双方越希望建立某种管理机构。于是，这种管理机构给交易双方带来的收益就越能抵销管理这种机构的成本。

根据交易成本经济学，虚拟R&D组织这种基于ICT的组织形式具有成本上的优势。正如企业组织的存在是为了节约市场交易费用一样，网络交易比市场交易节约了更多的交易费用。网络交易降低交易费用的路径包括：一是降低了资产的专用性；二是降低了不确定性；三是提高了交易频率（解树江，2001）。这些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是市场交易费用大规模降低。伴随着网络应用的日渐普及、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以及企业经营环境的相应变化应运而生的虚拟R&D组织，其主要特征是在于使用ICT和网络来加强联系，降低团队成员之间信息不对称的程度，跨越时间、空间以及组织的边界共事，从而最大限度地利用降低市场交易费用的优势。同时，虚拟R&D组织的成员都具有各自独特的核心研发能力，成员的专长和技能是互补的，所以可以通过专业化分工和合作来降低市场交易费用。

2．组织治理

威廉姆森（Williamson）使用治理结构来表示交易的不同执行方式。他认为，不同的交易在特征上存在差异这一事实说明了组织形态的多样性，由于这种差异，交易的治理也会不同。通过以一种一一对应的方式把交易和治理结构相应地匹配在一起实现了交易成本的最小化。

威廉姆森根据资产专用性、交易频率和不确定性等三个维度，将交易活动分为六种类型。在不确定性适中的情形下，利用其他两维变量确定交易类型，匹配出如下的治理结构（见表2-3）。“独特”指资产的专用性程度很高；“混合”指资产的专用性程度适中。“偶然”指交易重复的次数较少，其中包括一次；“经常”指交易次数较多。

威廉姆森认为，“偶然-非专用性”和“经常-非专用性”两类交易活动均适用于“市场治理”。市场主要通过价格来协调所交换的商品/服务的交易。交易方彼此相互独立，身份并不重要（匿名），每一方根据其自身的利益（机会主义）来行事。交易关系相当短，并且合同的规定相当仔细。“偶然-混合型”和“偶然-独特型”两类交易适合“三方治理”，即由于资产具有较强或适中的专用性，交易一旦发生就必须进行到底，中途停止会给一方带来较大的损失，所以除了交易双方之外，还必须有第三方作为仲裁者来辅助交易的进行。在“经常-混合型”交易中，资产的专用性程度不很高，出于规模经济的考虑，会倾向于外购，而不是在本企业内部生产，然而资产又具有一定的专用性，并且交易经常发生，与特定的企业发生特定的交易要比市场调节更能降低交易成本，所以应采取“双边治理”，当然双边规制以信任为基础，否则契约的适应性问题和较高的履约成本就会发生。“经常—独特型”交易显然适用于“统一治理”，即在一个企业内部进行生产，通过层级结构（即行政命令）取代价格机制而成为资源配置的动力，可以取得规模经济和降低防止机会主义行为的成本。

对于虚拟R&D组织来说，可以分为两类：一种是单主体虚拟R&D组织，构成虚拟研发网络的是某一组织内部的诸个研发单位，因此它的组织治理可以看成是某一组织内部的统一治理，分析的方法实际上等同于分析企业组织。另一种是多主体虚拟R&D组织，构成虚拟研发网络的是来自不同组织（企业、大学、政府等）的研发机构，因此它是典型的中间组织形态，其治理结构大多属于双方或三方治理模式。当然，网络组织的治理是非常复杂的，但交易成本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已经提供了相当有效的分析框架，不应被忽视甚至被否定。

2.2.2 社会网络理论与虚拟R&D组织

无论是组织内的虚拟R&D组织还是组织间的虚拟R&D组织，从组织的整体形态上看，虚拟R&D组织都呈现出复杂的网络结构。因此，当我们从经济学的角度去分析它的存在理由和治理机制时，更为关键的前提和理论基准是将虚拟R&D组织看作为网络组织，理论分析的最为重要的基础也就是组织科学中的网络范式（Network Paradigm）。如果说交易成本经济学是理解虚拟R&D组织的微观基础，那么网络理论则为其提供了宏观的逻辑框架。

在关于网络组织的研究中，存在对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多个学科研究传统，但对目前网络组织研究影响最大的是来自社会学的研究传统，它已经深刻地影响到组织科学发展的基本趋势和走向。

一般认为，社会网络的研究始于德国社会学家齐美尔（Simmel），但直到20世纪60年代才进入比较快速的发展时期。社会网络研究大致从两个方向开展的：第一个研究传统是侧重于技术性的社会计量学传统，怀特（Harrison White）、弗里曼（Linton C. Freeman）等人从图论导演出一套数学分析方法，可以有效地对网络结构进行测量，并提出了一系列网络分析概念，如紧密性、中距性和中心性等。第二个研究传统是侧重于个体间的自我中心网络。他们关心的问题是个体行为如何受到人际网络的影响，个体如何通过人际网络结合为社会团体。但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这两个研究传统已经汇聚在一起，并与经济学、管理学、法学等学科的相关理论和实践交织贯通，形成了具有广泛影响的前沿性思潮。因此，社会网络的概念也已经超越了个人间关系的范畴，一个网络的行动者可以是社团行动者如商业公司、民族、国家；网络关系既包括把行动者联结起来的联系（包括组织间关系），也包括商业公司之间的交易关系。Davern Michael（1997）指出，社会网络是指在社会团体当中，个人之间的社会的或人际的关系总和。它由四个基本要素构成，即结构要素（指行动者联系的形式与强度）、资源要素（指能力、知识、财产、性别、宗教等各种特性的分布）、规则要素（指影响行动者行为的各种规则）和动态要素（指网络形成与变化的各种机会和限制）。

在社会网络研究中，已经产生了许多很有价值的成果，但对于虚拟R&D组织的研究而言，诸如弱关系、嵌入性、信任机制、社会资源、社会资本等方面的研究是十分重要的。

（1）弱关系理论。马克·格拉诺维特Mark Granovetter（1973）在“弱关系的力量”（The Strength of Weak Ties）一文中首次提出了弱关系力量的假设和经验研究。在Granovetter看来，关系是指人与人、组织与组织之间由于交流和接触而实际存在的一种纽带联系。这种关系分为强和弱，强弱关系在人与人、组织与组织、个体和社会系统之间发挥着根本不同的作用，其中强关系维系着群体、组织内部的关系，弱关系在群体、组织之间建立了纽带联系。Granovetter从四个维度来测量关系的强弱：一是互动的频率，互动的次数多为强关系，反之则为弱关系；二是感情力量，感情较强、较深为强关系，反之则为弱关系；三是亲密程度，关系密切为强关系，反之则为弱关系；四是互惠交换，互惠交换多而广为强关系，反之则为弱关系。Granovetter认为，强关系是在性别、年龄、教育程度、职业身份、收入水平等社会经济特征相似的个体之间发展起来的，而弱关系则是在社会经济特征不同的个体之间发展起来的。因此通过强关系获得的信息往往重复性很高，而弱关系更能获得新信息，它比强关系更能充当跨越其社会界限去获得信息和其他资源的桥梁。格拉诺维特断言，虽然所有的弱关系不一定都能充当信息桥，但能够充当信息桥的必定是弱关系。这一思想后来在Burt的“结构洞”（Structure Hole）理论中得到进一步发展。

根据这一理论，在虚拟R&D组织中，组织成员各具特质，差异性大，它们之间存在众多的弱关系，因而更容易获取新的信息和发展机会，冗余信息少，资源效率高。

（2）嵌入性理论。“嵌入性”（Embeddedness）概念是由卡尔·波兰尼在《伟大的转折》一书中首先提出的。Mark Granovetter于1985年在《美国社会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重要论文“经济行动和社会结构：嵌入性问题”。他认为经济行为嵌入于社会结构，而核心的社会结构就是人们生活中的社会网络，嵌入的网络机制是信任。在经济交易中，如果信任感降到最低的程度，双方都必须在获得了必要的监督保证之后才能进行，交易成本也会随之大大提高。Granovetter认为，信任来源于社会网络，信任嵌入于社会网络之中，而人们的经济行为也嵌入于社会网络的信任结构之中。与其“弱关系”理论相一致，Granovetter主张的是“弱嵌入性”，即一方面承认经济嵌入于社会关系之中，另一方面也承认经济过程的自主性。所以，弱嵌入性实际上就是部分嵌入。

对于虚拟R&D组织来说，嵌入性不仅意味着成员组织行为之间的相互嵌入，还意味着组织成员对虚拟网络的嵌入，以及虚拟网络对整个社会经济系统的嵌入；但这种嵌入是以成员组织和整个虚拟R&D组织的相对独立性为前提的，而不会成为所属网络结构的附属物。

（3）社会资源和社会资本理论。Lin Nan在发展和修正格拉诺维特的“弱关系力量假设”时提出了社会资源理论。他认为，那些嵌入于个人社会网络中的社会资源如权力、财富和声望，并不为个人所直接占有，而是通过个人的直接或间接的社会关系来获取；个体社会网络的异质性、网络成员的社会地位、个体与网络成员的关系力量决定着个体所拥有的社会资源的数量和质量。另外，Lin Nan还提出了社会资源理论的三大假设：第一，地位强度假设，即人们的社会地位越高，摄取社会资源的机会越多；第二，弱关系强度假设，即个人的社会网络的异质性越大，通过弱关系摄取社会资源的概率越高；第三，社会资源效应假设，即人们的社会资源越丰富，工具性行动的结果越理想（肖鸿，1999）。实际上，“弱关系”不仅仅是一种“信息桥”，而且是“资源桥”，是获取组织资源的途径。

与此相关联，Lin Nan还在Bourdieu、James Coleman、Burt等人的理论基础上，对社会资本理论做了十分重要的发展研究。Lin Nan认为，社会资本是从嵌入于社会网络的资源中获得的，它可以被定义为嵌入于一种社会结构中的可以在有目的的行动中摄取或动员的资源。社会资本的概念包括三种成分：嵌入于一种社会结构中的资源；个人摄取这些社会资源的能力；通过有目的行动中的个人运用或动员这些社会资源。因此可以构想，社会资本包含的三种成分涉及结构和行动：结构的（嵌入性），机会（可摄取性）和行动导向（运用）方面。同时，Lin Nan还把社会资本描述为“在具有期望回报的社会关系中进行投资”，社会成员正是为了创造收益才参与互动和建立网络的。他从这一角度将社会资本的功能概括为四个方面。

第一，促进了信息的流动。处于某种战略地位或等级位置中的关系人可以更好地提供有用的信息，从而降低交易成本。

第二，社会关系人可以对代理人（如组织的招募者或管理者）施加影响，这些代理人在有关行动者的决定（如雇佣或提升）中发挥着关键性作用。

第三，社会关系资源及其被确认的与这个人的关系，也被组织及其代理人视作这个人的社会信任的证明，某些信任反映了个人通过社会网络和关系，他/她的社会资本摄取资源的能力。

第四，社会关系被期待着强化身份和认可。

显然，上述的概念和理论可以使得我们对于虚拟R&D组织有了更为深刻的理解：虚拟R&D组织是一个由若干禀赋各异的成员组织组成的网络型组织，其中的成员组织之间、成员与网络整体之间、虚拟R&D组织与外部环境之间相互嵌入、相互影响，并存在丰富的弱关系网络；这种结构特质使得其中的各类组织可以通过关系网络获取丰富的信息和资源，也可以建立相互之间的信任机制，既提供组织成员获利和发展的机会，也有助于网络组织的稳定和成长。

2.2.3 资源基础论

似乎存在某种契合：从20世纪80年代前后开始，交易成本经济学及相关理论的日益成熟使得人们逐渐接受了这样一种观点，即新古典经济学将企业看成是黑箱的观点是错误的，应该重视对经济组织内部结构的研究。与此同时，在管理学领域，资源基础论（Resource-Based View, RBV）也否定了基于市场结构分析的传统战略理论，人们更多地从企业内部来寻找影响企业业绩的理论解释，组织资源尤其是知识在企业中的作用日益受到重视。

传统的战略管理理论从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前提出发，同样将企业视作为一个“黑箱”，是同质技术上的投入产出系统，实际上并没有企业的地位。在完全竞争的假设下，市场中企业的同质性就意味着企业之间没有竞争优势可言。而在不完全竞争市场结构（完全垄断、寡头垄断与垄断竞争）假设下，则认为个别企业获得超额利润主要是由不同的市场结构所导致的。产业内存在进入障碍和退出障碍、政府的保护与限制、产品的差异化所产生的相对垄断等，决定了企业的获利水平，因此这种理论实质上是一种竞争优势外生论。例如美国哈佛大学的梅森（E.S.Masson）和贝恩（J. S. Bain）提出的S-C-P范式（即Structure、Conduct、Performance），以及波特的产业竞争战略理论都是这种理论的代表。

但是，在80年代进行的一些实证研究对这种外生论提出了质疑。鲁梅尔特（R. P. Rumelt）的研究表明：“产业中长期利润率的分散程度比产业间的分散程度要大得多。”事实上产业内的分散程度比产业间的分散程度要大3～5倍。因此，企业最重要的超额利润的源泉是企业自身所具有的特殊性，而非产业内的相互关系和外部力量，企业表现为超额利润率的竞争优势来自于自身因素。这就是具有竞争优势内生论特质的资源观，即企业的竞争优势源于内部的资源和能力优势。

资源基础论从企业的内部来寻找企业成长的动因，用资源与能力来解释企业差异的原因。这一学派认为，企业具有不同的有形的和无形的资源，这些资源可转变成独特的能力；资源在企业内是不可流动的且难以复制；这些独特的资源与能力是企业持久竞争优势的源泉。当一个企业具有价值、独特、不易复制、难以替代的资源时，它就能比其他企业更具有竞争优势。资源基础论将企业看成是一系列独特的资源的组合而不是同质的追求利润最大化的黑箱。它认为决定企业赢利能力的．主要是它能够比竞争对手更好地掌握与利用某些核心资源与能力。战略的核心是通过积累与配置无法仿制的资源来获得李嘉图租金。

然而，企业内的资源有很多种，但并非所有资源都可以成为企业竞争优势或高额利润率源泉，因此后来的一些学者对资源基础理论进行了批判性的继承和发展，提出了企业能力理论，即以能力为基础的企业观点（Capability-Based View Of Firm）。这种理论认为，以资源为基础的企业观点把竞争优势的源泉定义在具体的作为物的资源上，完全脱离了企业中人的因素，造成了资源与资源配置者之间的分离。实际上，客观存在的物质资源能够发挥多大的效用完全取决于使用它的人，资源异质性的背后是人的异质性。正如哈默尔和普哈拉所指出的，决定企业竞争优势的能力是企业多方面资源、技术、不同技能的有机组合，而不是单纯的企业资源。因此，在探寻企业竞争优势来源的过程中，企业的资源这一层又被剥离了，认识又向前推进了一步，企业竞争优势的根源由具体的、客观存在的资源变成了资源配置、开发与保护资源的能力。

然而，企业能力理论也遇到了新的问题，因为在企业的实际运营过程中，有些企业确实拥有了核心能力，但同时又会出现了“核心刚性”（Core Rigidities），并最终丧失了核心能力。因此，更为深层的问题是：隐藏在能力背后的又是什么？新近出现的企业知识理论认为，隐藏在能力背后、决定企业能力的是企业的知识以及与知识密切相关的认知学习。同时，在一定情况下，正是知识所固有的性质导致了企业的“核心刚性”。在知识理论看来，企业是一个知识的集合体，企业的知识存量决定了企业配置资源等创新活动的能力，从而最终在企业产出及市场力量中体现出竞争优势。同时，知识具有难以模仿性，它通过具有路径依赖性的积累过程才能获得，并发挥作用，成为企业决定未来知识积累的重要力量，这使得竞争优势得以持续下去。而由企业知识决定的企业认知学习能力是企业开发新的竞争优势的不竭源泉。正如哈耶克所指出的，企业作为一个知识的集合体，是一个知识分布系统，它通过具有路径依赖性的积累过程获得知识，并使知识发挥作用。新的知识逐渐融入企业的正式组织和非正式组织之中，成为企业决定未来知识积累的重要力量。企业的知识存量和认知结构进一步决定了企业配置、开发和保护资源的能力，从而最终在企业产出及市场力量中体现出企业的竞争优势。因此，知识才是企业竞争优势的根源，对于知识的管理和合理运用关系着企业持续的竞争能力。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组织的竞争优势分析应该包括资源优势和竞争能力两个方面。因此资源基础论为虚拟R&D组织的理解提供了恰当的角度。

第一，虚拟R&D组织属于超组织边界的结构形态，它将属于其他组织的大量外部资源纳入自我发展的轨道，让成员组织使用自身并不曾拥有的资源而得益。因此提供了一种无限利用或共享跨边界资源的组织架构。这种资源利用的形式犹如具有向心力的资源池（The Pooling Of Resources），将具有关联性的各种核心性资源汇聚（Pooling）在一起，形成其他传统组织不可能具备的资源优势，从而增强组织的竞争力。显然，与单一的核心资源相比，这种具有多种独特资源的资源池更难以模仿和复制。

第二，虚拟R&D组织不仅具有交易成本优势和资源优势，更重要的是它具有将静态的资源活化为现实的竞争能力上的组织优势。由于虚拟R&D组织是任务导向的组织网络，具有很强的目的性和选择性，因此它能迅捷地将诸种独特资源协调、组合并运用起来，这就是现实的竞争能力。

普哈拉与哈默尔曾将核心竞争力定义为“组织中的累积性学识，特别是关于怎样协调各种生产技能和整合各种技术的学识”。这实际上就是强调必须将资源激活为竞争能力。在虚拟R&D组织中，通过组合多种核心资源以形成新的核心竞争力，并通过成员分享来实现价值增值。

第三，虚拟R&D组织具有独特的、基于资源的学习能力和创新能力。拥有核心竞争力不仅需要激活原有资源，而且需要通过学习和创新机制来加以培育。在虚拟R&D组织中，由于ICT和信任机制的有力支持，知识的传播、共享拥有了前所未有的良性组织环境。同时，作为一种知识型组织，虚拟R&D组织具有更多的知识资源和更强的创新能力。

2.2.4 委托—代理理论与虚拟R&D组织

虚拟R&D组织的参与各方都是独立的主体，有自己的利益。所以在多数情况下，成员之间的关系是竞争合作性的。因此，委托-代理理论就是研究虚拟R&D组织成员之间关系的恰当工具之一。

委托代理问题是由当事人各方的信息不对称引起的。信息不对称是指一方拥有另一方所没有的信息，拥有私人信息的一方称为代理方（Agent），不拥有私人信息的一方称为委托方（Pincipal）。委托代理问题在社会经济生活中普遍存在，只要当事人各方在拥有的信息上具有不对称性，就存在委托代理问题。于是，委托人就面对两个棘手的问题：代理人事前隐藏信息的逆向选择（Adverse Selection）和事后隐藏行动的道德风险（Moral Hazard）。逆向选择主要表现为代理人在签约之前为了取得代理权而隐瞒对自己不利的私有信息，通常表现为夸大自己的能力。道德风险则是假定代理人有完成相关任务所需要的能力，但在任务的执行过程中无法对其付出的努力契约化，这样，就容易导致代理人产生“偷懒”行为。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的解决需要委托人设计适当的激励机制。所以，委托-代理理论研究的主要问题就是设计一个激励契约，以诱使代理人从自身利益出发选择对委托人最有利的行动，减少或消除道德风险。

从逻辑上看，虚拟R&D组织是一种全新的、优化的组织管理模式，它强调的是组织如何利用自己的核心能力去和其他组织建立虚拟合作关系；而其中的每个组织成员都集中精力去巩固和发展自己的核心能力和核心业务，利用自己的优势资源，做好自己能创造特殊价值的、比其他成员更擅长的关键业务。这应该是一种双赢或多赢的组织模式，但在实际的组织行为中同样也存在委托代理问题。首先，R&D合作关系的建立要求对成员组织进行选择和评价。如果两个或多个R&D组织欲建立虚拟合作网络，或某一组织希望加入已有的虚拟组织，那就必须对成员的资格进行甄别。如果某一组织做出不切实际的承诺，而其他组织或主导性组织由于信息不完全，没有发现其中的问题，那就会给虚拟组织带来损害，并最终直接影响到合作网络的整体效益。这就是逆向选择问题。其次，虚拟R&D组织是强调合作的，但由于成员组织的利益主体不同，从合作关系中获取的利益必然存在差异，也存在相互之间的利益冲突。因此，即使建立了契约关系，某些成员组织也会隐藏私人信息，以谋取更大的收益，但这会给虚拟R&D组织的整体利益和其他成员带来危害。这就是道德风险问题。

针对这种广泛存在的机会主义现象，虚拟R&D组织的相关治理机制设计也就显得十分重要，其中包括契约设计、激励机制设计、技术创新风险防范、合作关系管理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