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早期希腊人的观念中，农业即已占据了十分重要的地位。在希腊最早的文学作品即荷马史诗中，农业已经被看成是文明的标志。荷马笔下的奥德修斯在向他人描述野蛮的独眼巨人时，以两条依据把他们同文明生活区分开来：一是他们不事农耕，二是他们没有社会成员集体议政的会议（agora）。^[1]虽然荷马告诉我们，那些独眼巨人以放牧为生，但对他来说，这并不意味着文明生活，而只有农耕才是文明生活的象征。赫西俄德与荷马生活在同一时代，他的长诗《工作与时日》以农耕为主题，诗人劝诫其兄弟勤于耕作，顺应农时。只有这样，个人才能维持生计。对赫西俄德来说，农业是个人及其家庭赖以生活的根本，而海上贸易则带有极大的风险，只能作为家庭的副业。早期希腊人这种以农为本的思想一直延续到古典时代。公元前4世纪的雅典作家色诺芬著有《家政论》（Oeconomicus）一文，其主要内容是如何经营和管理家庭的土地。文献传统归于亚里士多德的另一篇论文也以《家政论》为题，但作者也论及城邦的经济，并列举了城邦经济的主要来源。对他来说，城邦最大宗、同时也是最重要的收入来源于土地的收成，其次是港口税和市场交易税，再次是其他收入；而家庭最重要的收入来源也同样是农业，其次才是其他收入。^[2]

古希腊社会的农业特征也反映在希腊人对农业和其他职业的不同态度之中。从根本上影响他们经济行为的因素是职业的高低贵贱之分，而不只是获利的多少。^[3]对他们来说，有些职业是高贵的，符合贵族与上等人的身份，而另一些职业却是低贱的，只适宜于没有土地财产的下等人、没有公民权的外邦人和奴隶。在职业等级中，农业是最为体面的，也最符合“绅士”（kaloi kagathoi）^[4]的身份，它同其他所有职业形成一种对立，而商业和手工业则是低贱的职业。因此，色诺芬把手工业说成是不适合城邦生活亦即文明生活的职业，其笔下的苏格拉底则认为，于“绅士”而言，没有比农业更为合适的职业，因为他是从农业中获得生活所需。^[5]由于同样的原因，柏拉图在其晚期的著作《法律篇》中，把他的理想国描绘成一个由5040个农民公民组成的城邦。^[6]虽然柏氏所述是一个理想化的社会，但在这里，当时的历史现实对他的影响是十分明显的。柏氏又着重强调，这个理想的城邦应是完全自给自足的，它甚至不应生产过剩的粮食。因为如果粮食大量出口，“城邦将会充满大量金银钱财——而如果一个城邦想要培养公正而高贵的习性，那就再也没有比这更糟糕的情形了”。^[7]伪亚里士多德的《家政论》同样也强调了这一点，他写道：“至于财产，首先应使之与天性相符合。按照天性，农业是第一位的，其次是与土地相关的行业，如采矿。农业是最好的职业，因为它是公正的，且不妨害他人的利益，无论这妨害是有意的——如贸易和雇工，还是无意的——如战争。”^[8]或许有人会说，苏格拉底或柏拉图对手工业的蔑视并不一定具有代表性，但希罗多德注意到希腊人对手工业的一般态度：“我不能肯定是否也像其他许多东西一样，希腊人是从埃及人那里接受了对手工业的这种态度，但据我所知，色雷斯人，斯基泰人，波斯人，吕底亚人和几乎所有的蛮族人都蔑视从事手工业的公民及其子女……所有的希腊人都接受了这种态度，尤其是斯巴达人，而科林斯人的态度则最为温和。”^[9]实际上，这种对手工业和商业的轻视反映了传统农业社会中对手工业和商业的一种典型态度。但仅仅从观念的考察并不足以说明希腊城邦社会的农业特征，实际的历史情形又如何呢？

[1] 《奥德修记》，IX，108—112行。

[2]伪亚里士多德：《家政论》（Oeconomica），1346a5—13。

[3]对此最为深入的分析当属芬利：《古代经济》（M.I.Finley，The Ancient Economy），伦敦1985年第2版（1973年初版）。芬利提出，古代人的经济活动是“嵌入”（embedded）在社会生活之中的，其核心在于维持和提升现有地位。

[4] 在古希腊文中，“绅士”一词具有其特定的历史含义，它是“贵族”的代名词。

[5] 色诺芬：《家政论》，VI，4—6。

[6] 《法律篇》，737e。

[7] 《法律篇》，705。

[8] 伪亚里士多德：《家政论》，1343a25—b2。

[9] 《历史》，II，1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