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土司家族

卓尼的土司，是中央政府封的。从明朝开始，就有了土司制度。不过，各地土司的官衔都不大一样，有的是五品官，有的是六品官，有的是三品官，也有一品官的。按寻常规矩，土司受朝廷官员的制约，但如果土司的官衔很大的话，官府就管不住他了。像清朝末年，卓尼的土司是杨积庆的叔叔，他戴的是一品的顶戴花翎。从理论上说，他本该在洮州府的管辖之下，但是洮州府的官衔没到一品，而土司的官衔又太高了，所以洮州府不管他，或者说，根本就管不了。

平日里，洮州府只能管一些在洮州这一带耕田的汉人。如果说一块土地上有汉族，也有少数民族，那么政府要是只派一个汉族的官吏来管辖的话，很多时候就是管不住的——不但管不住，有时候还会弄成民族问题，一到这一步，问题的性质就复杂了。所以洮州府的少数民族，只能让土司来管，少数民族大多信服土司。于是，土司在当地的权力就非常大。

土司自从由政府任命之后，就可以有自己的军队了。因为他为政府服务，属于白道，政府允许他有军队。当时，新疆的准噶尔部落闹战乱，杨土司的藏兵也被招了去。虽然在他们真正参加作战之前，战争就已经结束了，但每次征兵，杨土司都会带着自己的藏兵去支援。可见，杨土司跟政府的关系还是很不错的。

百年来，杨土司家族不仅控制着管辖区域的政治权力，还控制着该区的宗教权力。当然，他并没有控制所有的宗教权力，最多也就百分之六十左右。因为车巴沟的宗教他控制不住，车巴沟人很强悍，他们把教权给了拉卜楞寺。再就是迭部的宗教他也控制不住，因为迭部沟的人，有的信奉本教，有的信奉宁玛派，而那时的卓尼的禅定寺，属于格鲁派。不信格鲁派的人，他们无法在宗教上进行控制。

对宗教的控制，杨土司家族看得很重。从明朝开始，杨土司家族就是通过宗教，慢慢地提高了自己的地位。那时候，杨土司很明确地觉察到，朝廷在极力发展宗教，然后再借助宗教的力量，稳固藏族地区的势力。看到这一点后，杨土司也开始在基层发展宗教影响力。他大力扶持宗教人物，因为那些人物好管理，不闹事。此外，杨土司还派人在一个叫大峪沟的所在，用最好的木材刻了《大藏经》。这是一件大事，由杨土司的母亲亲自主持。她为了让经文能刻得更深一些，就把篆刻的木板放在绸布里，然后让工人们直接在绸布上开工，等一天等量的工作做完之后，看谁的绸布里的木屑最多，就说明这个人刻得最深，他拿的银子也会越多。正因为在做的过程中下了这些功夫，所以卓尼的《大藏经》在诸多版本里面，质量是相当好的。当时，无论是在沟里砍柴的，放牛的，还是专门念经的，时间久了，聊的都是沟里的经卷，慢慢地，那些人也都识字了，或许那些念经的，还会给别人讲讲佛法，或许也会因《大藏经》，改变了不少人的命运——无论是工人，抑或是在旁观看的。

这个卓尼《大藏经》的诞生，让杨土司得到了更多藏人的拥护。当然，杨土司赢得很多藏人的信服还有其他原因。过去，杨土司家族的权力虽然很大，但是在他管辖下的老百姓，生活是很轻松的，一年到头，基本上不用交税，就算交，也只是意思一下，象征性地交一点。而且，他们交税的形式，也很有意思，汉人交的是钱，他们交的是酥油，也不多。据说，整个车巴沟总共也才二十多斤酥油。

在藏族人高端的评判标准里面，不是说一个喇嘛有些学识，就是高僧大德的，而是他只有在西藏三大寺里出了名，成了甘丹赤巴才行。在卓尼这块土地上，好像前前后后总共出过七个甘丹赤巴。但是，在卓尼杨土司的境内，并不推崇甘丹赤巴，因为一有甘丹赤巴的话，杨家的地位就会受到影响。在杨家一贯的世袭制度中，一般老大就是当地的土司，老二就是寺院的僧纲，前者管地盘，后者管宗教。寺院里虽说也有几个小活佛，但影响力特别大的活佛，也真不多。自古以来，杨土司的家族都控制着整个辖区，这一点，杨土司还是很精明的。

到了清朝的时候，朝廷给活佛的权力就没以往大了，各地王爷的权力大幅提升。虽说各地政府名义上对黄教都很扶持，但了解的人都知道，那时候对地方和佛教的扶持力度其实不大，真正得到扶持的，只有达赖和班禅。地方政权的那些土司也罢，头人也罢，朝廷都没有给太大的权力。自那时起，宗教对藏地的影响力便慢慢淡了下去，当地的世俗力量也慢慢发展起来。这一点，杨土司看出来了。所以，在清朝的时候，杨土司做任何事情，都很谨慎。他知道，清政府不可能让土司的势力变得太大。也恰恰因为他的谨小慎微，到了清朝末年，他成了整个藏区最大的土司。

而那个时候，满族人已经汉化了，甚至就连北京城里当官的蒙古人，也被汉化了，杨土司管辖的地方，包括杨土司的家族本身，也是这样。

从清朝末年到民国的那段时间里，藏族人慢慢地有了汉姓。比如，如果藏人的家族是“达连” ——就是斧头的意思——那么起汉姓的时候，就可能选“付”（音译）。像有个家族姓“噶”，这是古代时期藏区一个非常有名的家族，它很大，杨土司也属于这个家族，玉树和西藏也有这个家族的人。后来改汉姓的时候，这个家族的人，就改成了姓“安”。而杨土司也开始鼓励自己地界上的民众学习《三字经》。可见，杨土司是一个特别能审时度势的人。

到了民国时，杨土司的顶戴花翎就没有了，因为制度已经改变了，杨土司就跑到民国中央政府去活动。他去活动的时候，袁世凯已经不在了，当时是黎元洪当大总统，段祺瑞当总理。段祺瑞见了杨土司，就给了他一个官，叫他当洮州游击司令部司令。在那个非常时期，杨土司如果想跑关系，一定是直接走北京或南京的，兰州的关系，他是看不上眼的，就直接越过了。时代虽然变了，但杨土司家族发展了几百年，地位和尊贵是摆在那儿的——即使在那个时候，杨土司手下仍然有四十八旗，藏人们也仍然信服他，土司失去的，只是政府给的名分而已。不过，失去了名分，也就失去了权力，所以，杨土司还是要去活动的。

不久之后，洮州游击司令部变为洮岷路保安司令部，于是杨土司也从游击司令部司令变成了保安司令部司令。那时，杨土司手下有五个团的常备军，分散在不同的地域。但总的来说，跟过去没有太大的区别。杨土司的辖区仍然按部落划分，每个部落仍然有管家，也就是前面所说的头人。头人还有另一种说法，就是“土官”。头人是小部落的头目，类似于村子的管家，但像过去那样，头人其实没啥特权。除了解决村子的安全和草场问题时，头人可以集结村民，对村里的事情做出最后的抉择和定论外，他们没有太多的特权。平日里，头人也和普通民众一样，家里也养牛，也养羊，也种庄稼。总管也差不多，但是杨土司如果下达了什么命令，总管就要代为传达，这是总管跟头人不一样的地方。那时节，总管是三年一换，由群众选举产生，但部落的头人不是，头人是世袭的。这是几百年来沿袭下来的制度。

从三兄弟在车巴沟安家，到百年之后，这块土地上发展出这么错综复杂的制度，出现了那么多的人事变迁，想想看，也挺有意思的。同样地，当人类开始行走，渐渐形成自己的社会群体，渐渐衍生出诸多的制度和规则，又一点一点地发生着变化，新东西出现，旧东西消失，整个世界都在不断变化着，老祖宗们——比如车巴沟三兄弟——定然想不到后来的这许多变化。如果看到今天的诸多景象，他们定然会感到诧异的，那么他们在诧异之后，是会觉得欣慰，还是会觉得不满意呢？这可就说不清了。

但可以肯定的是，这块土地上发生的一切，都是从他们的造神和许愿开始的。那是一切变化的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