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图谬误”和“意图无误”“意图升华”
巴特的作者死亡论，在西方文论中是其来有自的。早在20世纪中叶，新批评就为作者死亡提供了理论前提。新批评把文本当作中心，这在理论上属于文本本体论，作品就是一切，文本是解读唯一的客体，应该得到极端的尊重。鲁迅曾经指出《三国演义》“文章和主意不能符合——这就是说作者所表现的和作者所想象的，不能一致。如他要写曹操的奸，而结果倒好像是豪爽多智”[1]。但是，这种主观意图与文学形象的倾向不相一致的情况，只是一种可能，并非全部现象。他们在这一点上走向极端，强调在解读过程中，任何作品以外的资源，都只能是对作品客观性的某种亵渎。就是对作家创作动机、意图、生平、思想和时代背景的参照，也存在对文本客观性的歪曲。当然，他们这种极端有值得尊重之处，这体现在对西方学院派泛传记批评的反抗。更值得尊重的是，他们还为这种反抗提出相当有影响的学术范畴。其中之一就是所谓“意图谬误”（intentional fallacy）[2]，意思是说，作者的意图并不一定能在作品中实现，作品常常违反作者的意图而获得生命。50年代以后的西方文论把这种观念一步步推向极端，先是作者写完作品就退出了，后来德里达把它发挥到极致，提出“作者死了”，读者决定一切。这也不无道理，至少在弥补直线的“自我表现”论或者粗糙的“风格就是人”等观点上，有一定的历史合理性。作者和作品的关系并不是直线式的单因单果决定关系，其相关性有着复杂曲折的层次。钱锺书先生在《管锥编》中嘲笑过把文章等同于作者的评论家，说这样的“学者如醉人，不东倒则西欹，或视文章如罪犯直认之招供，取供定案；或视文章为间牒密递之暗号，射覆索隐。一以其为实言身事，乃一己之本行集经；一以其为曲传时事，乃一代之皮里阳秋”[3]。钱锺书先生还从正面把作者和文本的关系作了如下分析：
立意行文与立身行世，通而不同，向背倚伏，乍即乍离，作者人殊，一人所作，复随时地而殊；一时一地之篇章，复因体制而殊；一体之制，复以称题当务而殊。若夫万殊为一切，就文章而武断，概以自出心裁为自陈身世……慎思明辨者不敢为也。[4]
钱先生把作者与文本的矛盾，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同一作者，由于时间地点不同，文章并不相同（“随时地而殊”）；第二，就是同一时间地点，同一作者写的文章，也会因为所取体裁不同而不同（“因体制而殊”），这一点并不难理解，诗中的自我往往倾向于形而上的概括，而散文中的自我则执著于形而下的描述；第三，就是同一作者写同一体裁，也可能因命题、因针对性不同而不同（“以称题当务而殊”）。本来新批评反对用作者的意图直接阐释作品、提出“意图谬误”不无道理，但是巴特把作者与作品的矛盾强调到如此极端，似乎作者生平思想和作品毫无关系，作者的自我只是书写的“工具”[5]，则是把脏水和孩子一起泼了出去。钱锺书先生指出应该把作者“修辞成章之为人”和“作者营生处世之为人”加以区别，但是此二者之间不但不是水火不相容的，相反，文章中之“我”不过是作者审美审智化了的自我，它仍然是作者自我的一个层次。读者固然可以对作者没有任何印象，而纯粹为作品感动，但是这种感动毕竟是感性的，多少有些模糊和不确定。于是在文学研究中就出现了一种可以说是偷懒的办法，那就是直接把作家的宣言、对作品的陈述（“意图”）等同于作品的内涵，这就产生了以作者生平和思想的考证代替作品文本研究的倾向。其实，作家的“意图”、作家的宣言虽可以为作品提供解读的索引，但不可避免有所遗漏，甚歪歪曲。只是我们不能将之笼统当作“意图谬误”而摒弃，同时也不能将之当作解读作品的唯一的金钥匙。因为作品的奥秘并不完全存在于作家的宣言中，其更丰富的内涵应该在作品中、在文本中。我国古典文论中“知人论世”“以意逆志”的原则虽然至今仍然有鲜活的生命，但是，更清醒的态度应该是在知文论人的基础上知人论文，一切奥秘存在于作家生命和文本的交融之中。在这一点上，维姆萨特和比亚兹来主张把一切注意放在文本之中，倒是完全正确的，这正是文本中心的要义。
如果说作家生平是文本的明码的话，那么文本中则隐藏着作家深层的密码。
[1] 鲁迅：《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鲁迅全集》第九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33页。
[2] “意图谬误”（intentional fallacy）是美国新批评家维姆萨特和比亚兹来提出来的。他们认为这是“a confusion between the poem and its origins … it begins by trying to derive the standard of criticism from the psychological causes of the poem and ends in biography and relativism.”参阅 The Verbal Icon.1954．Rpt．in The Critical Tradition：Classic Texts and Contemporary Trends．Ed．David H．Richter．Boston：Bedford，1998，pp.748-756。
[3] 钱锺书：《管锥篇》，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391页。
[4] 同上书，第1390页。
[5] 这里指的是艾略特的观点：“我的意思是诗人没有什么个性可以表现，只有一个特殊的工具，那只是工具，不是个性。”见T.S.Eliot Slected Essays，1933，p.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