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无达诂：无限意蕴和读者的有限理解

文本解读，核心是“文本”。英语里的text，原来是正文、本文、原文的意思。可是在现代西方文论中，text作为学术话语，文章写成以后，作家就退出了，留下的只是一种召唤读者记忆、经验、精神的框架，其内涵并未最后定型，只有经过读者心灵的输入，才能受孕投胎成形。解读并不仅仅是被动的接收，而且是主体的“同化”[1]，不同时代、不同文化背景、不同经历、不同素养、不同价值取向的读者主体不同，就是同一时代、同一文化背景者，也有个性之不同，甚至同一个体在不同心境下，“同化”（受孕）的结果也是各不相同的。按这种理论，文本的意义，就是由读者决定的。“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雷特”[2]，一万个读者就有一万个孙悟空。

将当代西方文论中的读者中心说进一步发挥：作品写出来，实际上还是半成品，读者解读，并不是被动地接受信息，而是主动地参与，以自己的经验激活文本。一切由读者决定，既无真假，亦无高下，更无深浅之分。这就是上个世纪末中国教育界引进的所谓“多元解读”说。在教学实践中，多元解读被极端化，解读的无政府主义甚嚣尘上。

中国的读者中心说，大体来自于姚斯、伽达默尔的接受美学。伽氏的名言是“不涉及接受者，文学的概念就根本不存在”[3]，姚斯认为：“一部文学作品并不是独立自足的，对每个时代每一位读者都提供同样图景的客体。它并不是一座文碑独白式地展示自身的超时代的本质，而更像是一本管弦乐谱，不断在它的读者中激起新的回响。”[4]

姚斯的理论不无矛盾，既强调读者中心、文本是不能“超时代的”，又不否认文本（管弦乐谱）是超越时代的、不变的存在。更矛盾的是，接受美学说“没有接受就没有作品的历史生命”时，并不否认有积极的、消极的、简单的等各种各样的接受[5]。特别强调不同读者对文本客体的无限逼近：“第一个读者的理解将在一代又一代的接受之链上被充实和丰富，一部作品的历史意义就是在这过程中得以确定，它的审美价值也是在这过程中得以证实。在这一接受的历史过程中，对过去作品的再欣赏是同过去艺术与现在艺术之间、传统评价与当前的文学尝试之间进行着的不间断的调节同时发生的。”[6]赖瑞云先生在他的《语文教学新论》中这样说：

姚斯用了“确定”和“证实”，显而易见，姚斯不仅指出了各历史时代的接受、各位读者的接受的“时代局限性”和随历史发展的不断更新，更阐明了接受的目的是在理解作品，接受不断充实、丰富的作用不是为了接受本身，而是使作品的意义日益被“确定”，作品的审美价值日益被“证实”。在这里，作品只是一部，是固定的，“完美”的，只是其“完美”的意义要在历史的长河中不断被发现；而读者是无数的，不固定的，每一接受都是不完美的，无数不完美的“接受”的无限叠加、历史积累使之趋近于作品的“完美”。[7]

姚斯的读者中心论的偏颇是不可否认的，但是，其尊重文本的合理因素却为我国学人忽略了。

这就说明，就是在姚斯那样的读者中心论者那里，读者主体性也不是绝对的，不能不受到文本主体（管弦乐谱）的制约。故作为补救，西方文论又提出不同读者有“共同视域”。就读者主体而言，其心理图式也有开放性和封闭性的矛盾。故西方文论又提出“理想读者”，也就是有修养的读者，可是对于“理想读者”，又有学者认为，对于文本的理解，一切理论预设都可能是一种约束和遮蔽，反过来说，理想读者就是不受任何理论“污染”的读者。显然，不受任何理论“污染”的心理，按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原理，就是主体“图式”空白，也就是洛克空想的“白板”，对外来信息不会有任何反应，这显然是彻头彻尾的空想。又有学者提出“专业读者”，这就否定了不受任何理论污染的“理想读者”。这种问题的提出，多多少少是对读者主体绝对化的补救，但也显示了绝对读者中心论的困境。赖瑞云先生说：

后期的姚斯，转向文学阐释学和交往理论研究对过去的一些片面性作了修正，对文本的基础作用给予了高度重视，如说文本犹如一个内核，指引着读者；提出了遵循文本暗示，尊重文本的意向性[8]；他很不赞同罗兰·巴特的“复数文本”和“互文性”（或译为“多文本”“文本交汇性”），批评说：“多文本理论及其‘文本交汇性’的提出，是作为意义可能性毫无限制的、任意的生产，作为专断解释毫无限制的、任意的生产”，他相信文学阐释学的原则是与此相反的[9]。他为此专门研究了一个诗歌文本的多元解读现象，发现不同的审美感受、不同的意义阐释，包括排斥他人的各种具体化之间仍有“一致的解释”，“并不互相矛盾”；他说：“这一令人惊异的发现，将导致如下结论：即使‘多元的文本’本身也在第一种阅读水平的范围内，给予感性理解以统一的审美方向。”[10]

应该指出的是，虽然姚斯是清醒的，但是读者中心论在德里达、伊格尔顿、乔纳森·卡勒等权威的鼓吹下，从否定文本到否定文学之论，仍然风靡全球，酿成了文学理论的空前危机。姚斯也是有局限的：首先，他对康德的审美价值论似乎并不重视，没有进行充分的阐释；其次，他认为读者可能“专断解释毫无限制的、任意的生产”，但他并没有像新批评那样把普遍存在的读者感性印象（主义）的偏颇提升到“感受谬误”[11]的学术范畴，而是直截了当地指出读者的感受中包含着谬误，诗歌价值可能因而遭到歪曲。这一点早在40年代的朱自清和李健吾那里，就有过深入的研究。朱自清提出现代诗的“意义是很复杂的”，“一个不留心便逗不拢来”。孙玉石先生提出，朱先生自己就承认，自己解读卞之琳的《距离的组织》时，把作者放在括弧里的“醒来天欲暮，无聊，一访友人罢”与前面的“报纸落，地图开，因想起远方的嘱咐/寄来的风景也暮色苍茫了”的含义弄错了。没有分清“天欲暮”与“暮色苍茫”是一梦一真，托孤中的“友人”和“友人带来了雪意和五点钟”的“友人”是一我一他。[12]李健吾先生把“圆宝盒”理解成“圆宝”盒，而不是圆的“宝盒”，从而误解了诗的意义。上世纪末，我国某领导基础教育改革的专家由于对理论和历史缺乏起码的理解，对新批评理论中“感受谬误”的合理性缺乏了解，对读者中心论的偏颇居然视而不见，还对之望风景从、推波助澜。不承认独立于读者之外的作品，从而也就不承认统一评价，盲目的“多元解读论”实际成为文学解读的虚无主义。这不但与现实的文学创作解读脱节，而且与中国传统的古典文论背离。

从本质上来说，中国古典文论是文本中心论，和当代西方前卫文论以读者中心论为基础在根本上异趣。当然，中国传统诗论中不乏读者中心的苗头，“诗无达诂”的说法颇得广泛认同就是一种表现。

董仲舒在《春秋繁露》卷三中说：“《诗》无达诂，《易》无达占，《春秋》无达辞。”[13]首先提出了诗歌解读的多元问题。但是，这仅是个结论，并未从理论上做出阐释。沈德潜（1673—1769）在《唐诗别裁集凡例》中解释说：“古人之言，包含无尽，后人读之，随其性情浅深高下，各有会心。”经典是无限丰富的，后世读者“性情浅深高下”不同，才“各有会心”。从根本上说，性情不同的读者只是从文本中获取了与自己相同的东西。这就是说，文本是无限的，读者的心灵是有限的。从解读学来说，还是以文本为根据，与当代西方文论所主张的读者中心说，在性质上是不同的。

“《诗》无达诂”的前提是：第一，“古人之言，包含无尽”。经典作品的内涵太丰富了，后人不能穷尽。第二，后世读者“各有会心”是因为其“性情”有“深浅”和“高下”，如沈德潜所说，“评点笺释”皆“方隅之见”。最多只是文本的一个侧面而已。那就是说，经典的内涵是具有确定性的，不因为笺注的深浅和高下而改变。只是对于经典的确定性不能太死板，笺注之学要防止的是“凿”（“阮籍《咏怀》，后人每章注释，失之于凿”），过分强调追求唯一的解释，就容易造成穿凿附会，变成对经典的歪曲。

袁枚（1716—1797）《随园诗话》卷三中说：“诗如天生花卉，春兰秋菊，各有一时之秀，不容人为轩轾。音律风趣，能动人心目者，即为佳诗。……若必专举一人，以覆盖一朝，则牡丹为花王，兰亦为王者之香：人于草木，不能评谁为第一，而况诗乎？”吴乔《围炉诗话》卷六中更主张诗之“压卷”不但因人而异，而且因人一时之心情而异，所谓压卷，不过是“对景当情”而已：“凡诗对境当情，即堪压卷。余于长途驴背困顿无聊中，偶吟韩琮诗云：‘秦川如画渭如丝，去国还乡一望时。公子王孙莫来好，岭花多是断肠枝。’（按：此为唐韩琮《骆谷晚望》）。对境当情，真足压卷。癸卯再入京师，旧馆翁以事谪辽左，余过其故第，偶吟王涣诗云：‘陈宫兴废事难期，三阁空余绿草基。狎客沦亡丽华死，他年江令独来时。’（按：此为唐王涣《惆怅诗十二首》［其九］）道尽宾主情境，泣下沾巾，真足压卷。又于闽南道上，吟唐人诗曰：‘北畔是山南畔海，只堪图画不堪行。’（按：唐杜荀鹤《闽中秋思》中二句）又足压卷。……余所谓压卷者如是。”从理论上来说，这有点读者中心论的苗头。袁枚和吴乔此论都只是一时的感兴，并不能代表其整体诗歌理论。吴乔的“无理而妙”，讲的就是诗的普遍规律，抒情的质量并不因为读者一时心情而异。总体来说，与西方文论的“共同视域”和“理想读者”乃至“专业读者”，似乎有息息相通之处。

[1] 这里用的是皮亚杰发生认识论的术语，assimilation。与这个术语类似的还有贝塔朗菲的“同化”。最初是从生物学意义上提出的，如羊吃草将草同化为羊的机体。

[2] 这句话在许多英语文章中被说成是出自莎士比亚，但是似无根据，它可能只是英语的一个成语（idiom）。

[3] 朱立元：《当代西方文艺理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88页。

[4] 蒋孔阳：《二十世纪西方美学名著选》（下），复旦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477页。

[5] 胡经之、张首映：《西方二十世纪文论选》（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53页。

[6] 同上。

[7] 引文出自作者授权引用的电子稿。

[8] 参见金元浦：《接受反应文论》，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38页。

[9] 〔美〕姚斯：《文学与阐释学》，周宪译，引自胡经之、张首映：《西方二十世纪文论选》（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367页。

[10] 同上书，第368页。以上论述引自赖瑞云的《语文教学新论》，特此鸣谢。

[11] 这个观念最初由维姆萨特（Wimsatt）在The Sewanee Review（1949）中第一次明确提出，于1954年收入 Wimsatt的论文集The Verbal Icon（1954）。

[12] 孙玉石：《中国现代解诗学的理论与实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8—9页。

[13] 《四库全书》，经部，春秋类，春秋繁露，卷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