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统一新罗时期的文学

统一新罗是文学进一步发展的时期。经济的发展，国力的强盛，唐朝文明与本土文化的交融，统治思想的系统化，文化的多元并蓄，国内环境的空前宽松，以及在其国内最受重视的读书三品科以儒家经典和文学能力为考核内容等因素，有力地促进了统一新罗时期文学的发展。在这样的客观环境下，优秀作家辈出，各类作品涌现，而汉文学作为这时期文学的主流更是大放异彩。除了汉文学，统一新罗时期值得注意的是国语文学。新罗乡歌源于三国新罗，它的极盛时期也在三国新罗真兴王执政前后。统一新罗的国语文学体裁多样，感情真挚，形象生动，反映了这时期文人积极的生活态度，浪漫的情调，有些作品也透露出当时都会民众的生活气息和感情色彩。

统一新罗时期的文学深受中国唐代文学的影响。历史进入这个时期，已经结束了三国时期七百余年相互征战的混乱局面，社会进入了相对稳定的阶段，统治阶级实行“偃武修文”的基本政策，与近邻唐朝保持了友好来往关系。在这样的客观条件下，新罗政府放手发展经济和文化，力求构筑一个海东盛世。为了达到这样的远近目标，新罗王朝加强了与唐朝的政治外交的友好关系和文化上的紧密交流。当时的新罗王朝不仅急需引进唐朝的制度文明和文物制度，而且更需要吸收唐朝文化中对己有用的部分以充实自己，特别是已经达到世界最高水平的唐代文学艺术，是新罗人寤寐以求的所望之物。于是新罗王朝利用一切机会引进唐代文学艺术成果和历代相关文献，一次又一次地派人去唐学习文学的奥境。新罗王朝的这种愿望和政策以及文化交流的事实，我们在《三国史记》等朝鲜历史文献中可以随处看到。还有利用外交来往的机会，在唐购书及文物，是新罗王朝的一个常规战略。这方面的记录，我们可在当时和后来文献中经常看到。如《三国史记》记道：

遣使入唐，奏请《礼记》并文章，则天令所司，写《吉凶要礼》，并于文馆词林，采其词涉规戒者，勒成五十卷赐之。^[1]

这里所说的“文章”，就是有关文学的文献或书籍。武则天特命所司，不仅临时写就《吉凶要礼》给新罗使，而且还从“文馆词林”中“采其词涉规戒者，勒成五十卷赐之”。可见，对新罗的要求，唐王朝也积极配合，尽量满足。这是新罗文圣王（839—857）时期的记录，我们可再看景文王（861—875）时期的记录，其曰：

遣学生李同等三人，随进奉使金胤，入唐习业，仍购买书银三百两。^[2]

新罗朝廷不仅送学生拜托唐朝政府精心照顾，而且利用派使的机会，购买唐朝的书籍。记录中的购书资金是银三百两，在当时这个数目的现金应该是相当地充足，能买得大量的所需书籍。另外，在唐新罗留学生数量众多，光是新罗文圣王时一次归国数量就有一百多人。对此《三国史记》记曰：

唐文宗敕鸿胪寺，放还质子，及年满合归国学生，共一百五人。^[3]

这些新罗留学生，在唐努力学习学术和文学，有的还与唐朝著名的文士直接接触和交流，不仅充分习得唐朝的先进文明和文艺，而且还大广见识。这样，回国时的这些留学生，已经是达到相当水平和见识的人才，为新罗王朝的发展增添了不少力量。特别是在新罗文学的发展过程中，这些自唐归国学子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新罗王朝在“偃武修文”的总政策方针下，有计划地培养一大批颇有文学修养的文士，使其在中央和地方的各个要害部门任职。在当时的新罗，这些人才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是留唐深造回国的留学生，一是在国内靠政府的支持和自己的努力一步步奋斗，最后通过读书三品科筛选出来的人才。无论是哪一种情况，这些人才都已经经历过苦读中国儒家经典，苦修汉文学知识和技能的艰难修业过程，其文学水准已相当高了。统一新罗时期的文学，是由两条线索发展的，一是主要利用中国文学艺术形式的汉文学，一是用乡札标记法和汉文记录的国语文学。

从汉文学的角度看，统一新罗时期是汉文学大力发展的时期，出现了大量优秀作家和作品。尽管由于文献的缺少，很难全面掌握统一新罗时期文学全况，但从已经流传下来的作家、作品看，这时期还是汉文学进一步成熟和发展的重要时期。这时期的作家们立足于现实生活，运用汉诗文的艺术形式，反映出了国家大事和自己的生活。同时，这时期的作家们非常细致地反映自己在现实生活中的感受和审美认识，写出内心的喜、怒、哀、乐，丰富了新罗汉文学宝库。还有一些在唐朝读书、做官和进行文学创作的宾贡科出身的人，回国以后都在新罗朝廷和地方上发挥自己的作用，但是由于当时新罗国内各种矛盾错综复杂，很多归国留学生往往受到排挤，甚至被那些王公贵族和官僚统治者受到打击，过着极其痛苦的生活。在文学创作上，这些人在逆境中写出了诸多诗歌和散文，以表达自己怀才不遇的心境。这时期出现了渐开、纯贞、金乔觉、释月明、中岳山人、金立之、金云卿、金可纪、崔致远、崔匡裕、朴仁范、王巨仁等一大批汉文诗人和无数无名氏作家。

崔致远是这时期无数汉文学家之中的一个代表性作家。他12岁离开家乡，渡海到唐长安，以宾贡生身份刻苦学习中国的思想文化、学术和文学，几年后以优异的成绩入格于宾贡科，三年后被授予溧水县尉。他在溧水勤勤恳恳地从事公职，四年后任期满，他打算进一步考取司马试。但是由于生活的困难和当时唐朝社会的动荡，他南下淮南在朋友的帮助下辗转谋职。此时正好黄巢起义爆发，唐王朝在惊惶失误中任命高骈为都统，以镇压黄巢起义军，而此时的高骈正处于组建前线指挥部的过程中。崔致远通过朋友顾芸的推荐去应聘，在众多竞争者中以优异的条件被聘用，任都统高骈之从事官。在任此职期间，他日夜勤勉工作，深受高骈信任和重用，为完成使命作出了贡献。他在这期间写出的《檄黄巢书》，受到当时和后人的广泛好评。特别是檄书中“不惟天下之人皆思显戮，抑亦地中之鬼已议阴诛”一句，言辞之峻切凌厉，令一代豪雄黄巢心生怯意。据朴趾源的记录，“高骈奏为从事，为骈草檄，召诸道兵讨黄巢，巢得檄，惊坠床下。孤云名遂震海内。”^[4]后来凭藉高骈的极力举荐，崔致远先后担任侍御府内供奉、都统巡官、承务郎、馆驿巡官等重要职位。在中国为官时期，崔致远的文学才华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示。由于他的重要贡献，唐僖宗特为他授予“绯鱼袋”勋位。后来崔致远思念故国，愿意回国省亲，唐僖宗特命以大唐三品官衔兼使节的身份让其荣归故国。在中国学习、任官，奋斗了十六年的崔致远，于28岁（885）那年，终于回到了自己的祖国新罗，此时正是新罗宪康王十一年。

宪康王把他留为侍读兼翰林学士、守兵部侍郎知瑞书监，他满怀信心地投入到新罗朝廷的事业中来，但不久他发现当时的新罗处于内外重重矛盾之中，朝中党派林立，国家经济衰退，处处显出民生疾苦。面对国家的各种弊病，他积极献策，曾提出过《时务策》，但由于种种原因，他的献策迟迟得不到实行，反受人家的非议。特别是那些奸佞之辈们处处排挤和刁难他，而且还背着他在国王面前献谗言，使他十分被动。如《三国史记》所载：“致远自以西学多所得，及来将行己志，而衰季多疑忌，不能容，出为大山郡太守。”他受到排挤，出为地方官，在大山郡、富城郡等处任过太守之职。再后来，他干脆绝缘于仕途，领家属隐居于山林之中，以读书、钻研学问为乐趣。如《三国史记》所说：“东归故国，皆遭乱世，屯邅蹇连，动辄得咎，自伤不遇，无复仕进意，逍遥自放。山林之下，江海之滨，营台榭植松竹，枕藉书史，啸咏风月。若庆州南山、刚州冰山、陕州清亮山、智异山双溪寺、合浦县别墅、此皆游焉之所。”^[5]崔致远一生经历坎坷，文学成就丰硕，所达到的思想、艺术性亦高岸，受到后人的称颂。他一生中的每个阶段都留下了相应的文学作品，如在长安学习期间、游历东都洛阳期间、溧水县衙为官时期、淮南高骈幕府时期、回国途中、回国以后等，都是对他创作分期不可忽视的阶段。他诗歌创作中的代表性作品有《秋夜雨中》《东风》《山阳与乡友话别》《陈情上太尉》《再经盱眙县》《古意》《江南女》《石峰》《潮浪》《沙汀》《野烧》《杜鹃》《海鸥》《山顶危石》《石上矮松》《红叶树》《石世上流泉》《乡乐杂咏》《金丸》《月颠》《大面》《束毒》《狻猊》《遇兴》《蜀葵花》《双女坟》等等。据崔致远在唐中和年间所写的《桂园笔耕序》，他的诗文有：今体赋五首，共一卷；五、七言今体诗共一百首，一卷；《中山覆篑集》一部五卷；《桂园笔耕》一部二十卷。据传，归国后还写过《帝王年代历》《新罗殊异传》等著作。不过如今所传之诗文，只有《桂园笔耕》中所载和《东文选》中所保存的三十首诗歌作品和《三国史记》中所记《乡乐杂咏》五首。崔致远代表了统一新罗时期汉文学的最高成就，他也是朝鲜古代最优秀的汉文学大家之一。

统一新罗时期的汉文学中，还有一些游记、碑铭之类的文体。慧超的《往五天竺国传》，是其中的一部。慧超是新罗第三十三代圣德王（702—736）时人，十六岁至唐学习佛教经典，达到了很高的境界。后来他决心到佛教发祥地印度去漫游和考察，于719年从中国南海边登商船，经过海上的长途跋涉到达印度，遍访五天竺国，最后经过其西北方的克什米尔等地，辗转取道其西南方，经过波斯、大食，到达了当时属于东罗马帝国的拂临（叙利亚）。他最后从这儿踏上归途，经过中亚几十个国家，翻越帕米尔高原、青藏高原，途经新疆，于唐玄宗开元十五年（727）回到唐都长安，总行程十万多里路。他的《往五天竺国传》，记录了行程中所见所闻，而且把自己在此过程中的感受和思想细致地表达了出来。《往五天竺国传》详细记述了五天竺国佛教发展情况，围绕佛教的宗派、习俗、历史等，还详记了五天竺国僧人修行、圆寂、国王敬佛等情形。该旅行记字里行间流露出作者对五天竺国社会发展状况及人民生活的极大关心，作品中对一些国家的农业生产、矿产、畜牧业等情况都有详细的描述。慧超的《往五天竺国传》，开启了朝鲜古代旅行文学先河，对后世游记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

统一新罗时期也是韩国国语文学大力发展的时期。这时期的韩国国语文学主要有乡曲、乡歌、故事等。所谓的乡曲，是相对于唐乐的一种新罗本土之乐，由于它将诗歌和乐曲紧密结合，故其在当时和后世具有强烈的艺术生命力的主要原因，乡曲的文学意义，在于它有内容极其丰富的、经过反复提炼的国语诗歌作为词，具有极其强烈的民族特色。这时期乡曲的代表作有：《新调》（玉宝高）、《飘风》（贵金）、《平·羽调》（克宗）、《三调》（逸名）、《三竹》（逸名）、《平调》（逸名）、《鹦鹉歌》（兴德王）、《三歌》（大炬和尚）、《繁花曲》（金魏膺）、《乡乐杂咏》（崔致远）等。这些乡曲作品一般都是具有浓厚的民族情节和民族感情，民族艺术形式，是朝鲜古代文学和艺术之珍贵的瑰宝。

这时期的乡歌，继承朝鲜半岛三国时期的传统，有新的发展。这个时期乡歌内容上的主要特点，一是追慕在统一战争中献出生命的那些花郎徒和各类民族英雄，二是歌颂儒家的忠君、忠勇思想，三是宣扬佛教教理，以抒发人生的无常和永生，四是抒发人性的神圣和神鬼与人类之间能不能和谐相处的想法。这时期代表性的乡歌有：《愿往生歌》（释广德）、《慕竹旨郎歌》（得乌谷）、《献花歌》（牵牛老翁）、《枯树歌》（信忠）、《兜率歌》（释月明）、《祭亡妹歌》（释月明）、《散花歌》（逸名氏）、《安民歌》（释忠谈）、《赞耆婆郎词脑歌》（释忠谈）、《祷千手观音歌》（希明盲儿）、《遇贼歌》（释永才）、《处容歌》（处容）、《身空词脑歌》（元圣王）等等。这些乡歌意象深远，感情真挚，形象生动，无疑都是朝鲜古代文学之精华。新罗人爱作乡歌，爱唱乡歌，爱传播乡歌，乡歌无疑是他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基本元素，也是他们生命不可撼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三国遗事》指出：“罗人尚乡歌者，尚矣。盖歌颂之类欤。故往往能感动天地鬼神者，非一。”^[6]可见，新罗人认为乡歌“往往能感动天地鬼神”，具有巨大的感人、化人的功用。当时的他们，任何时候也绝不怀疑这一点，他们坚信生活中唱乡歌而感动天地鬼神的事例不是一两次，而是普遍存在。这样的思想观念虽带有浓厚的神秘主义色彩，甚至带有浓重的迷信色彩，但它毕竟是那个时代他们最真实的想法，其中寄予着他们对乡歌无限的热爱，寄托着对乡歌的一片痴情。

统一新罗时期是三教趋于融合的时代，而且原有的各种土俗信仰也趋于与三教融和的倾向。思想文化上的这种倾向，在文学中也反映得尤其明显。崔致远的散文《四山碑铭》，以恢弘的构思、深刻的思想性、洗练的文笔，反映了当时儒、佛、道三教及本土信仰趋于融合的时代气息，表达了作者对本土禅宗文化的崇慕和对佛教大师们的敬仰之情。这时期还产出了各种艺术形式的汉文散文，主要如人物传记《高僧传》（金大问）、旅行记《往五天竺国传》（慧超）、风俗志《鸡林杂传》（金大问）、纪实文学《花郎世记》（金大问）、乡乐探访记《乐本汉山记》（金大问）、志怪传奇《殊异传》（崔致远）、历史著述《三代目》（释大炬）、诗文集《桂园笔耕》（崔致远）、诗文集《餬本集》（崔承佑）等等。这些汉文散文都是新罗人自创自作的，为其后朝鲜古代散文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值得注意的是，统一新罗时期的汉文学虽然积极学习和吸收中国各代文学的营养，但其前进的步骤上与中国本土相比，还是显得落后一些。因为朝鲜的统一新罗时期，正好是唐代文学如火如荼地大力发展的时期，新罗也派很多留学生学习过唐代文学，使节们也都亲眼目睹过蓬勃发展的唐代文学盛况，但是从新罗文学自身发展的大体情形看，还是远远落后于唐代文学，甚至很多方面都基本没有触及到唐代文学内容和形式最本质的方面。朝鲜古代汉文学真正的发展，还是留待其后高丽时期的努力了。

[1] 金富轼：《三国史记·新罗本纪·文圣王》，首尔：乙酉文化社，1977年，第113页。

[2] 金富轼：《三国史记·新罗本纪·景文王》，首尔：乙酉文化社，1977年，第117页。

[3] 金富轼：《三国史记·新罗本纪·文圣王》，首尔：乙酉文化社，1977年，第112页。

[4] 《燕岩集》，《咸阳郡学士楼记》。

[5] 金富轼：《三国史记·列传·崔致远》，首尔：乙酉文化社，1977年，第430-431页。

[6] 一然：《三国遗事·感通·月明师兜率歌》，权锡焕、陈蒲清译，长沙：岳麓书社，2009年，第45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