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我们的语言哲学，作为理念的化身，仅仅呈现出一种档案管理员、考古学家甚至恋尸癖式的思维模式。他们醉心于过程终结之后所遗留的残骸，这一过程在某种程度上脱离了主题，用恋物癖取代了产生恋物癖的事物本身。在古埃及、巴比伦以及迈锡尼（希腊南部古城），我们目睹这些文化遗迹——金字塔、镌刻的石碑、遗留的法典隐于现代话语之中，同时我们自认可以通过整理这些文化遗迹来掌控它们。

这些隐现于动荡历史之中的一成不变的思维模式，把悬置的多重话语定型，坚持不懈地借此探寻语言的真谛，或通过聆听沉睡的身体的叙述来寻找主体的真理；沉睡的身体，在安息之中，从社会历史的盘根错节中抽身，从直接的经验中撤离：“生或死……死亡，沉睡……入睡，抑或是做梦。”

然而，这种思维模式指向一种事实，即（资本主义）社会所鼓励的活动压抑了身体和主体之间的过程（procès）。若我们希望接近社会机制中被压抑部分，即意义生成（signifiance），就必须摆脱人际交往和社会交往中的经验。

档案整理、考古学和恋尸癖的思维方法是科学规范的基础，它们的推论建立在经验、系统化论据和所见对象之上，即语言之上。但是这些思维模式在阐释现代或当代的现象时会略显无能为力，它们表明资本主义的生产模式将语言放置到了个人化的习惯用语之中，将其划分成禁闭的孤岛和不规则的空间。这些个人化语言构成的孤岛以及空间存在于不同的时间线（那些过去时代的残余）之上，且并未察觉到彼此的存在。

我们需要一种处理随机性话语的类型学（typologie），以在社会整体的语境下与主体类型、社会经济类型相对应。科学和理论作为整体性的动因占据主导地位，它们的干预使得随机的话语在其各自领域内可以被理解。尽管如此，科学和理论会面临失去话语权和重新夺回话语权的风险；同时，它们的干预一次又一次使得随机的话语成为一体，哪怕只是实现暂时的统一。这类干预过程是科学和理论的长征。语言学、符号学、人类学和精神分析学表明，思考的主体即笛卡尔式的主体，是通过思想或语言来定义自身的存在的。笛卡尔式的主体在其自身存在和主体形成的活动中融入了超语言实践（pratique translinguistique），而在这一实践中，语言和主体都不过是一些零星的时刻。从这一角度来思考，语言哲学以及源于它的人文学科（sciences humaines）是对这些时刻的思索。无论它们被视为仅仅是语言的、主体的，还是被视为与更广义的社会经济相关，其均取决于这些特定领域（disciplines）。尽管如此，它们仍然只是一些碎片或残骸。我们探究这些时刻各自的内在分节（articulation），却很少涉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或它们的起源。

在此，关键问题并不在于我们是否采取不同的方式展开研究。若我们选择的对象是无数个完整的个体组成的整个人类社会，很明显，我们无法完成这项研究，而这类完整个体不仅能组织语言还能在交流中运用语言。

关键之处在于，问题并不似计算金字塔的底部和斜高、模仿巴比伦石碑上残余的记录，或者复刻克里特岛人线性书写的字母这么简单，经济学、现象学、精神分析理论完善，解构了建立在偶然但必要的因果联系的封闭体系。但是，我们有必要假定在每一个封闭集合中都存在一个“外部空间”（dehors），否则即使体系内部差异会无限地扩展，这个体系本身也将仍保持一种封闭的状态。

我们将会经常借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以及最近的发展研究成果，给这种辩证逻辑的发展提供一个唯物主义（matérialiste）的基础。这套意指活动的理论是建立于主体、主体的形成、主体的实体、语言以及社会辩证法基础之上的。我们的目的并不是坚持任何特定学派的正统学说，而是旨在选择分析理论中能够改善文本实践活动中意指过程的部分。这种辩证法自身是拒绝被归类的吗？对此，我们不能轻易下结论，但是至少它表达了自身的立场，它不再整合实证性话语的碎片，因为话语碎片将所有的意指实践化约为形式主义。同时，它也不再简单地认同社会整体中的其他领域，如话语、意识形态、经济。

鉴于此，我们可以提出另一种新的意指实践形式：它在语言中产生，而且只能通过语言才能被理解。通过分解语言学的语音、词汇、句法的对象，这类意指实践逃脱了所有拟人化的科学控制，也拒绝认同在精神分析活动中移情于分析师的静止和被动的身体。这种意指实践耗尽了坚固的意识形态的制度和装备，论证了形式主义和精神分析理论装置的局限。这类意指实践，是现代文学的一种特殊类型，并通过意识形态的、强制性的和恋尸癖般的种种表现展示了社会结构的“危机”。准确地说，任何一种生产模式都存在着黎明和消亡，但这种危机从未消失：例如，在荷马叙事诗清晰、群体性的呈现之后就是古希腊平达的晦涩。然而，对于洛特雷阿蒙、马拉美、乔伊斯、阿尔托而言，这种“危机”关乎一种新的现象。资本主义的生产模式同时产生和边缘化了一种颇为壮观的话语断裂，同时运用它完成自我意识的重建。通过分解主体和主体意识形态的局限，这种现象呈现出三重效应，同时也产生了三类问题：

（1）这类碎片化的话语处于我们所处时代的整体话语体系之外，由此显示出语言学转向所带来的主体地位的改变，这具体表现为主体与身体、他者以及对象之间的关系的转变，同时还显示出标准化的语言仅仅是阐明意指过程的众多方式之一。意指过程既包括身体、外在物质，也包含诉说的语言本身。那么，这些分层是如何连接在一起的？它们在意指实践内部有怎样互动？

（2）这种碎片化同时显示出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已经在科技推动下发展为高度发达的生产模式，由此不再需要严格地遵循语言学和意识形态的基准（normes）。即便如此，这类生产方式也同样需要将过程融合为整体。以艺术为例，这类碎片化可以展示意指的构成，主体的建构和意识形态结构的基础——这一碎片化的基础在原初社会中被尊为“神圣的”存在，而在现代社会中却沦为“精神分裂症”的象征。那么，生产方式要如何进行融合？这一融合在何种情形下会变得不可或缺，又在何种情形下被审查和压抑，直至被边缘化？

（3）回顾意指系统的历史，特别是艺术、宗教和仪式的历史，我们可以注意到，这些意指系统中都出现了碎片的现象，尽管这些现象或不为人知或迅速被融进一种更加公共化的意指系统中，但都指向了意义生成的过程。巫术、萨满教、神秘主义、狂欢节、令人费解的诗歌，都凸显了社会化用语的局限，同时也验证了社会化话语中被压抑的成分——超越了主体和用于交流的语言结构的过程。然而，在何种历史时刻，社会交换可以容忍语言“诗性的”或者“晦涩的”形式，甚至使其成为一种必要的话语方式？在何种情形之下，这类晦涩的话语可以打破社会业已形成的意指实践的边界，并与社会经济变革，甚至最终与革命呼应？又在何种情况下，这类话语会走入死胡同，成为一种调剂品，而社会秩序则利用这种神秘主义的色彩进行扩张，使其自身变得更加灵活，从而得以日益繁荣？

倘若存在一种“话语”，它并不仅仅关乎薄弱的语言学划分和语言结构或者一个隐去的主体留下的只言片语的记录，相反，它与实践中本质的因素息息相关，它以对抗和入侵、解构和建构的姿态囊括了无意识、主体性、社会关系的总和。简而言之，这种话语是一种生产性的暴力，它即是文学，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文本。即使是简要地论述，文本的概念（后面将继续讨论）已经使得我们远离了“话语”或者“艺术”领域。文本是一种可以与政治革命比肩的实践活动：文本可以将他者带入社会的事物引入主体中。如果说20世纪的历史、政治初步验证了一个人不能在他者缺席的情形之下自我改造，那么在黑格尔的辩证法被颠覆（renversement）之后，特别是在弗洛伊德的革命性理论出现之后，这点最终被确认。尽管美学的神秘主义以及源自社会形式主义和教条主义的压抑，都试图将文学实践和政治实践拆散，但我们所讨论的文学实践将从与其息息相关的政治实践出发。我们将这种异质实践称为意义生成，一方面，生理冲动被社会所控制、引导和组织，而越过了社会体制的范围；另一方面，当且仅当它进入语言学沟通和社会化交流规则中时，这种本能的机制便成为一种实践，这一实践也是对自然和社会的消极性、有限性和停滞状态的改造。罗纳德·戴维·莱恩、大卫—格拉汉姆·库珀与吉勒·德勒兹和菲力克斯·瓜塔里类似，恰到好处地强调了无意识的解构和非表意构造。与作为交流的和规范性的意识形态相比，莱恩们的研究路径是解放性的，并且在很大程度上，这类研究路径激发了人类学和精神分析学的发展。但是我们不难发现，“精神分裂的波动”的例子最为集中地出现在现代文学作品中，出现在一种波动可以借助语言实现流动的实践中。这种“精神分裂的波动”通过调整和重置能指，从而得以在这项活动中践行“欲望机器”的异质生成。

我们所说的意义生成，准确地说，是指无限的、无尽的生成过程，是驱力面向语言，在语言之中，并跨越语言的不停歇的运作过程；同时也是驱力面向交换系统及其主导者（即主体和他所处的各种机制），存在于这二者之中，并通过它们而不停运作的过程。这种异质的过程，既不是混乱的、无秩序的基础，又不是精神分裂症的堡垒，而是一种结构化的和解构化的实践，一条通往主体的局限和社会有限性的路径。从而，当且仅当在这一时刻，享乐（jouissance）和革命得以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