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随着世界经济增长速度放缓，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泛滥，中国经济面临严峻挑战。要扭转国内经济“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局面，需培育新的经济增长动力、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大转型时期，推动经济中高速增长的劳动力、资本、自然资源等传统动力出现一定衰弱，新生动力加快孕育成长。新旧动力正处在转变之中，我国经济增长的动力正从传统的要素驱动、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创新成为经济发展的新引擎。

研究与开发（R & D）活动及技术创新是一个企业、产业、国家（地区）核心竞争力的决定因素。企业技术创新是国家创新的基础，产业技术创新与区域技术创新是国家创新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创新能力是一国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科技竞争力已成为国家之间综合国力竞争的关键。而技术创新能力的培育与提升绝非朝夕之功，而是由大中型企业、高等院校、研究机构等多主体共同参与的系统工程，是诸多创新基础因素与子系统耦合互动的过程。对技术要素尚欠优势的中国而言，要有效提升企业、区域、产业、国家层面的技术创新能力和全要素生产率，除了依靠自主研发和人力资本投入，一方面要依赖中国所进行的以建立市场经济为导向的制度改革与完善，另一方面要积极“走出去”，参与全球市场竞争。

在以往的研究中，许多学者分析了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行为，研究的重点是企业生产率高低和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而有关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成效的研究则相对较少。那么，中国企业是否应该“走出去”，应该如何“走出去”，又该走到哪些国家去呢？从理论与实践的角度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OFDI）行为及其成效给出逻辑一致的解释，从而指导我国企业不断加快国际化进程，是目前政府职能部门与理论界亟待解决的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李泳，2009）。随着“新增长理论”“新创新经济学理论”“新经济地理学理论”相继被引入技术创新理论，相关研究开始关注对外直接投资能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获得逆向技术溢出，是否促进了企业生产率的提高，以及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目前，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较少，有限的研究结论也不一致。此外，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大国，具有典型的区域发展不平衡特征，区域与产业层面的技术创新差异也较为明显。技术创新能力与全要素生产率在不同省份之间是存在溢出效应，还是集聚效应？上述问题的答案对中国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显得尤为重要。

与现有文献将制度环境、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和技术创新三者割裂开来研究不同，本书从制度环境入手，将三者纳入统一的分析框架，紧密围绕“制度环境、OFDI对母国技术创新的作用机理”这一基本问题进行了一系列研究。具体而言，本书遵循从微观到宏观、由表及里、由浅入深的原则对以下几个问题进行了研究：第一，制度环境、OFDI逆向技术溢出对企业、区域、国家层面技术创新的影响。第二，在微观层面，制度环境、对外直接投资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和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在实证分析过程中，纳入空间相关性与空间交互作用后的结果如何。第三，在区域层面，制度环境、OFDI逆向技术溢出对技术创新能力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第四，在国家层面，东道国制度环境（双边制度距离）、OFDI逆向技术溢出对国家创新能力提升的效果。

传统的经济理论研究以单因素分析和时间维度为主，而现实的经济地理系统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各要素之间相互关联、相互影响，如果在理论与实证分析过程中忽略空间集聚（溢出）效应与空间相关性，必然会导致回归结果出现偏误。首先，从企业、区域、国家层面分析制度环境、OFDI逆向技术溢出对技术创新能力和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内在机理，并结合相关文献与逻辑演绎提出本书研究的假设命题与理论模型。其次，基于1999—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与商务部对外直接投资企业名录匹配的742764条数据，运用O-P方法核算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TFP），并在此基础上考察了制度环境、对外直接投资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和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并采用空间计量分析方法对省域层面全要素生产率的空间交互作用进行了实证研究。最后，基于2003—2013年区域、国家层面的相关数据，运用空间数据探索分析（ESDA）和空间杜宾模型（SDM）分析了制度环境、OFDI逆向技术溢出对技术创新的影响。

基于上述研究，本书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企业、区域层面的技术创新能力与全要素生产率在样本期间表现出显著的集聚效应。空间自回归系数ρ显著为负，意味着技术创新能力和全要素生产率较强的省份并没有对周围省份的技术创新能力和全要素生产率产生正向辐射作用。另外，结合Moran指数的I值，可以发现某些省份的技术创新能力和全要素生产率远高于周围省份，成为高值孤立区，而有的省份则成为低值空心区域。总体而言，技术创新能力和全要素生产率出现显著的极化现象，空间集聚效应大于空间溢出效应，导致不同省份之间技术创新的空间分异特征日趋明显，即考虑空间异质性和空间相关性后，技术创新能力与全要素生产率在不同区域的差异逐年扩大。

第二，制度环境、OFDI逆向技术溢出可以显著促进企业及省域全要素生产率的进步。在微观层面：制度环境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进步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国有、民营、外资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均显著提升了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无论是向OECD国家还是向非OECD国家开展的对外直接投资，均可以提升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研发加工型对外直接投资显著提升了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且提升幅度最大，贸易销售与多元对外直接投资次之。在宏观层面：考虑空间交互作用与集聚效应，发现制度环境、OFDI逆向技术溢出可以显著提升省域层面的全要素生产率，且省域全要素生产率总体上存在显著的集聚效应，即全要素生产率较强的省份并没有对周围省份的全要素生产率产生正向辐射作用，反而表现出显著的极化现象。制度环境有利于提升民营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OFDI逆向技术溢出则会对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民营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表现出明显的极化现象。

第三，制度环境、OFDI逆向技术溢出可以显著提升区域技术创新能力，人力资本存量、研发资本存量是影响区域技术创新能力的主要因素。首先，利用动态面板数据模型的系统GMM方法进行实证分析，发现OFDI逆向技术溢出可以有效提升区域技术创新能力，东部地区OFDI对区域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效应最大，而中西部地区均不明显；其次，制度环境未能有效提升区域技术创新能力，但是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的制度环境对区域技术创新能力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最后，根据空间杜宾模型（SDM）的结果可以发现，制度环境可以显著提升综合区域技术创新能力；OFDI逆向技术溢出、人力资本存量、研发资本存量是影响区域技术创新能力的主要因素；省域层面的技术创新能力在样本回归期间存在显著的集群效应，而没有表现出邻近省份之间的空间溢出效应。

第四，东道国制度环境（双边制度距离）、OFDI逆向技术溢出可以显著提升国家层面的全要素生产率和国家创新能力。首先，东道国制度环境和双边制度距离均可显著提升我国的综合创新能力和全要素生产率；其次，OFDI逆向技术溢出可以显著提升我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和综合创新能力；人力资本与国内研发资本存量仍然是影响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和综合创新能力的最主要因素；吸收能力可以显著提升国家综合创新能力。

以上研究结论有助于我们深入了解制度环境、OFDI逆向技术溢出对技术创新非均衡发展影响的作用机制。另外，本书对技术创新理论的发展也具有一定的贡献：一方面，从空间相关性和空间异质性视角研究技术创新能力和全要素生产率的非均衡发展，进一步拓展了技术创新的研究边界；另一方面，运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ESDA）和空间杜宾模型（SDM）分析制度环境、OFDI逆向技术溢出对技术创新非均衡发展的影响，进一步对空间效应进行了可视化和量化处理，这为相关领域开展空间效应系列研究打下了扎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