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　核心概念辨析及厘定

1.3.1　技术创新

著名经济学家熊彼特在1912年发表的著作《经济发展理论》中首次使用“创新”这一概念，认为创新是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是一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熊彼特又先后于1939年和1942年出版了专著《经济周期：资本主义之理论的历史与统计分析》和《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这两本专著中引入了颠覆性技术和创造性破坏等概念，进一步补充和完善了创新理论，强调创新是以创造性破坏为推动力的动态竞争过程。

技术创新是指企业按照市场需求将科技成果转化为商品并首次实现其商业价值的动态过程（江旅安，1997）。技术创新的定义重点强调以下三个方面：首先，企业是技术创新的主体；其次，技术创新是以市场为导向、以效益为中心的双向作用过程；第三，技术创新成功与否的主要标志是首次实现商业价值。技术创新按照层级可以分为企业技术创新、区域技术创新和国家技术创新。

1.3.1.1　企业技术创新

同一技术在生产力发展水平较高的国家（地区）可能并不被视为创新，而在生产力发展水平较低的国家（地区）进行商业化则可能是一种创新，因此，企业技术创新概念的界定必须密切结合一国（地区）的生产力水平。结合我国企业目前技术贡献率偏低、投入产出综合效益不高的现状，企业技术创新的含义应当包含以下几点：①企业是技术创新的主体和行为者，一项技术发明必须经过企业创新才能真正成为商品。②企业是市场与新技术、新发明的结合点。③企业技术创新有首次技术创新和模仿技术创新两种形式。首次技术创新是指率先将技术发明商业化的企业行为过程（技术发明可以是企业自身完成的，也可以是别的企业或部门完成的），重点强调企业首次将技术发明商业化，而不考虑技术的提供者是谁；模仿技术创新是指技术发明已经被国内外其他企业率先成功商业化，而国内后继企业通过技术引进、消化、吸收、模仿、改进等方式进行创新并实现商业化的过程。④企业技术创新的内容包括新产品开发、工业创新、新设备及其引进、技术整合以及产品新造型等。

1.3.1.2　区域技术创新

为了更好地理解区域技术创新的概念，首先要理解区域创新的概念。区域创新是指区域创新系统通过创造性地集成创新资源，在特定区域内形成新的能力集，表征了创新要素在特定区域内的集聚、整合及其对持续创新的推动能力。

国内外学者从不同视角定义了区域技术创新，本书参考相关定义（迈克尔·波特，2002；邵云飞和谭劲松，2006；党兴华和弓志刚，2013），从区域创新系统的层次性特征出发，认为区域技术创新是区域创新的一个子系统，具体是指在区域创新系统内，以提升区域竞争力为目标，以促进区域经济发展为动力，充分发挥企业、研发部门（高校与科研机构）、政府部门、中介机构等行为主体在新技术的创造、使用及扩散过程中的积极性与主动性，运用各种方法高效、合理地配置科技人力、资金、技术等创新要素，将技术创新方法转化为新服务、新产品、新工艺的综合能力。区域技术创新是由知识创新能力、知识获取能力、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创新绩效等多因素构成的一个复杂系统；区域技术创新的主体包括企业、研发部门（高校与科研机构）、政府部门、中介机构等；区域技术创新是一个综合性的开放系统，其效率与功能不仅取决于行为主体的运行机制，也取决于行为主体的交互作用及结合方式。

1.3.1.3　国家创新能力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在1997年的《国家创新体系》报告中指出，国家创新体系是由企业、研发机构（高校与科研机构）、政府部门、中介机构等创新要素有机联系、相互作用所组成的网络，它使社会经济与科学技术融为一体，从而有效提升国家创新能力与国家创新效率。国家创新能力作为国家创新体系研究的延续和深入，是国家创新体系绩效跨国比较的一种形式化方法，也是内生增长理论和技术创新理论在国家创新研究中的应用。

国家创新能力是指一个国家（地区）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产生的创新性技术，以及将这种技术商业化所实现的知识价值创造与增值。国家创新能力反映了创新过程中的要素投入与制度安排。国家创新能力、创新人才的培养和提高与国家创新系统的良性运转密切相关（迈克尔·波特，2002）。国家创新能力是决定一个国家在世界格局和国际竞争中地位的重要因素之一。

区域技术创新是国家创新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创新能力与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提升的桥梁。区域技术创新决策目标的制定过程，就是国家创新目标与企业技术创新目标相互融合与相互作用的过程。

1.3.2　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

在界定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概念之前，需要厘清技术扩散等相关概念。技术扩散是指利用各种路径传播先进技术的行为，按照传播动机，可以分为有意识的技术扩散和无意识的技术扩散两种。有意识的技术扩散是指自主技术传播行为，主要包括技术许可、技术转让、技术销售等；无意识的技术扩散是指无意识的技术传播行为。技术扩散的“溢出效应”提升了技术接收方的全要素生产率和技术创新能力，但技术扩散的外部性使其不能获得全部收益。技术扩散的范围越广，使用该技术的企业越多，其“溢出效应”越大。

“逆向技术溢出效应”主要发生在技术获取型对外直接投资当中，是指东道国的先进技术、研发成果等战略资源有意识和无意识地溢出到投资国企业的海外子公司（R & D机构），利用跨国公司内部机制向母公司转移和扩散先进技术，使得技术溢出在投资母国竞争企业间扩散、模仿、创新，带来集聚效应，最终提升投资母国的技术创新能力和全要素生产率。21世纪以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逐年增多，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通过向发达国家直接投资获得先进技术，这与传统的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直接投资的技术溢出效应方向相反，因此，被称为“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如图1-1所示。

1.3.3　制度及制度环境的内涵与演进

1.3.3.1　制度的内涵与演进

最早提出“制度”这一概念的是以凡勃伦、康芒斯等为代表的当代制度经济学派。凡勃伦作为当代制度经济学的鼻祖，认为制度的本质是社会或个人对相关关系和某些作用的惯常思维和行为习惯。约翰·康芒斯是早期制度经济学派的另一代表人物，他强调制度的演化特征，将物品的分配视为产权的分配，认为产权转让应依据一定的规则进行，这样不仅可以减小交易双方的矛盾，还可以促进交易的顺利进行。因此，康芒斯认为，制度类似于规章制度或法律结构，是控制个人交易的集体行动。

随后，罗纳德·科斯等将交易成本等概念引入制度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逐步兴起，并经过众多学者的深化与扩展，形成了交易成本经济学、委托代理理论、产权理论、不完全契约理论、关系型合约、经济史的新制度分析等众多流派。新制度经济学代表人物有科斯（Coase）、诺斯（North）、威廉姆森（Williamson）、阿尔钦（Alchian）等。与古典经济学强调通过竞争和专业化分工等手段来降低生产成本相比，新制度经济学派强调通过节约交易成本来降低生产成本。制度界定了交易的成本以及经济系统的形式，所以交易成本与所处的制度环境密切相关，制度成为新制度经济学研究的核心。

罗纳德·科斯在其1937年发表的论文《企业的性质》中提出了企业存在的原因和企业规模的决定因素。首先，企业存在是因为市场运行是有成本的，企业通过形成组织并允许某个权威“企业家”来支配资源达到节约交易成本的目的。当存在企业时，可以减少签订契约的数目，也可以用一个契约代替一系列契约。这也意味着市场的运行不仅涉及人与物的关系，还涉及交易过程中人与人之间的合作与协调。其次，科斯探讨了企业的规模问题，即企业必须扩大到企业内部组织交易的成本等于市场上公开交易的成本这一水平上，才能实现成本最低。

作为新制度经济学派的代表人物，诺斯（1990）在其著作《制度、制度变迁以及经济绩效》中对制度是这样定义的：“制度是一个社会的博弈规则，即制度是为决定人们之间的关系而制定出来的规则、守法程序与道德伦理规范，旨在约束追求效用或者个人福利最大化的个人行为。”同时，诺斯将制度区分为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并阐述了二者的实施特征：制度是指正式的约束，主要包括规章、法律、经济与政治规则等；非正式制度是指非正式的约束，主要包括风俗习惯、行为准则、道德规范、意识形态等。

Levchneko（2007）认为，制度是指包括政治体系、财产权利、投资者保护及合同执行等内容在内的一系列社会结构。他认为，制度就是合同的执行能力以及财产的保护力度等。

阿夫纳·格雷夫（Avner Greif）作为内生制度理论的集大成者，认为制度是信念、规则、组织与规范等共同作用并维系社会秩序所产生的系统，由“人为的非物质因素构成”。另外，格雷夫指出，并非所有的信念、规范、规则等都是制度因素，只有那些能够影响主体行为的因素才是制度要素。

青木昌彦（Masahiko Aoki）作为比较制度分析学派的代表人物，认为制度是共有信念的自我维护系统，是对均衡博弈的信息浓缩或概要表征。他如此定义制度，是想说明制度具有相互协助和制约的双重特性，从而解释了制度的刚性或稳定性。青木昌彦基于委托代理理论对参与人在不同领域之间的互动进行了深入分析，从而解释了制度的多重均衡的存在性和耐久性，并通过进一步分析人的信息处理能力和主观认识能力，指出制度是如何从多重路径中选择发展方向进而形成新的制度均衡的。

Alonso和Garcimartin（2013）基于阿夫纳·格雷夫的制度定义，进一步界定了制度，认为良好的制度能够激励参与主体从事高回报率的经济活动，保证分配的效率与公平，而较差的制度则会导致参与主体缺乏从事非生产性活动和参与社会活动的积极性。因此，良好的制度应当包括公信力（制度能否决定主体行为的规范性）、静态效率（制度能否激励主体参与降低成本的活动）、安全性（制度通过降低交易成本能否建立安全、稳定的社会关系）、适应性（制度能否预见社会变革且激励参与主体从事适应这些变化的活动）四个方面。

国内的学者也对制度进行了定义，并在相关研究中取得了一些成果。

林毅夫（2003）认为，制度一般是指制度安排，是管束特定关系和行动模型的一套行为准则。制度安排包括正式的制度安排和非正式的制度安排两种。正式的制度安排包括企业、工会、医院、政府等；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包括风俗习惯、意识形态、价值观念等。

邵军和徐康宁（2008）将制度定义为制约人类交往的法律规范与行为规则。他们认为，制度最基础的方面是与产权、合同等有关的法律规则。另外，他们认为制度存在质量方面的差异，高质量的制度应当具有公信力和执行力，且体系完备。

本书在分析过程中主要采用诺斯的制度概念，内涵如下：

（1）制度与人的行为动机关系密切。制度是历史进程中人类行为的沉淀和积累，符合当时人们的利益，一旦形成，便具有历史惯性。

（2）制度是一系列习惯或规则的外在表现。习惯作为一种无形规则，与特定的社会进程或者文化模式联系密切，约束人们的行为；规则是制度的核心内容，具有很强的约束性和强制性。法律、法规、政策作为规则的重要组成部分，规范人类的行为与活动。

（3）制度中最基础、最重要的方面是产权制度。产权按照权能分为所有权、使用权、转让权和受益权。资源的稀缺性带来竞争冲突，为促进交易、降低交易成本，必须界定产权。产权是制度安排的基础，决定了参与主体之间的行为规范。经济主体的交换行为是围绕产权展开的。按照排他性程度，产权可以分为公有产权、私有产权及模糊产权等。其中，私有产权能够降低交易成本，激励产权使用者高效率地使用稀缺资源，促使经济活动的私人收益接近社会收益。

（4）交易成本是制度的核心概念。一切制度安排的目的都是降低交易成本，实现经济效益。制度通过界定盈利机会、传递信息，减少不完全信息和有限理性导致的机会主义行为和不确定性，降低相关交易费用。

1.3.3.2　制度环境的概念界定

制度环境是指一系列用来建立生产、分配、交换基础的社会、政治以及法律规则。产权、支配权与合约权利的规则构成了经济环境的基本规则。作为一国的基本制度规则，制度环境中至关重要的是宪法与法律（诺斯，1994）。

1.3.3.3　制度均衡的概念界定

制度是一种公共产品，资源的稀缺性和人们的有限理性决定了制度的供给是有限和稀缺的。随着个人和组织理性程度的提高，以及外界环境的变化，人们对新制度的需求逐渐增加，进而增加预期所获收益，当现存制度不能满足人们的需求时，就会发生制度变迁。制度均衡是指制度供给与制度需求在较短时期内出现相等的一种均衡状态。在一定时期内，制度具有稳定性；但从长期来看，制度非均衡是一种必然现象。一项制度不可能适应所有的环境，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经济主体会对新制度、新规则产生需求，旧制度、旧规则要么进行自我创新适应新的社会环境，要么被抛弃。

1.3.3.4　制度变迁的内涵

笔者认为，制度变迁是一种关于制度的转换、交易、替代过程的理论，是低交易成本、高效益的制度替代高交易成本、低效益制度的动态演进过程，也可以理解为更高效益制度的“生产过程”。诺斯等把制度变迁的动力归结于理性人对制度变迁收益与成本的对比，认为制度变迁的收益与成本的对比在推迟或者促进制度变迁的过程中发挥着关键作用，当预期收益大于预期成本时，行为主体才会推动制度的变迁。

1.3.4　空间集聚的内涵

空间集聚是区域经济活动最明显的特征，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Krugman，1996；Duranton & Puga，2001；Henderson，2003；路江涌和陶志刚，2007）。全球范围内的产业空间集聚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

技术创新空间集聚是指技术创新活动在单个或者少数几个地理或者经济区域内的地理集中，创新能力较强或较弱区域在相邻空间范围内集中分布，并由此形成持续、强劲竞争优势的现象。

空间集聚作为区域组织的一种形式，可以提升集聚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和产业综合竞争力。空间集聚效应可以分为专业化效应和多样化效应，其中，专业化效应是指在某一区域相同或相关产业集聚产生的外部经济效应。多样化效应是指在某一区域多类产业集聚产生的外部经济效应。空间集聚已经成为区域乃至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模式，对我国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1.3.5　产业集聚的内涵

波特（Porter）在其著作《国家竞争优势》中将地理学领域的“产业集聚”概念引入经济学领域，认为一国生产率的提升与竞争优势的强化离不开专业化，专业化集聚必然形成产业集聚。产业集聚一方面可以降低交易成本，提高整体效率；另一方面可以改善跨国公司的创新条件，提升跨国公司的生产率。

产业集聚是指相关产业或不同类型产业在某区域内的地理集中，进而形成持续、强劲竞争优势的现象。产业集聚是目前发达国家主要的产业组织模式，是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新趋势。Nachum和Keeble（2003）的研究结果表明，跨国公司要想在激烈的全球竞争中获胜，仅仅依靠内部获得的知识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加入集群网络。相对于单个企业，产业集群拥有更为先进的技术、知识和管理技能，因此，海外子公司应当尽可能地融入东道国当地的产业集群，获得更多的资源与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