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图书编校质量检查中的政治性差错
——以我社2015年度图书编校质量检查为例
近年来，国家新闻广电出版总局对图书质量的检查力度逐年加大。从2014年的“出版物质量专项年”到2015年的“质量提升年”，乃至2016年新年伊始就开始布置的图书检查，每年都集中检查不同类别的图书。同时，对检查中发现的质量不合格图书进行了曝光，2014、2015年媒体都通报了图书质量不合格的多家出版社，其中不乏大社、名社。这体现了国家对于图书这种特殊产品质量的关注与重视，也体现了整个社会对图书这一文化产品质量的关注与重视。
人大出版社一直关注图书质量，依靠多年建立起来的一整套高水平的综合质量管理体系，依靠一支业务过硬的编辑队伍，打造出一批又一批精品力作，为社会源源不断地生产出大量高品质的精神食粮，在业界赢得了普遍赞誉。在荣誉和成绩面前，我们仍看到图书质量方面提升的空间。基于以上认识，本文以我社2015年度图书编校质量检查情况为例，仅就图书编校质量检查中存在的政治性差错，做一论述。
一、图书编校质量检查概述
新闻出版总署2004年12月发布、2005年3月1日起施行的《图书质量管理规定》第三条规定，图书质量包括内容、编校、设计、印制四项，分为合格、不合格两个等级。此四项中有一项不合格的图书，其质量属不合格。该规定第五条指出，差错率不超过万分之一的图书，其编校质量属合格。差错率超过万分之一的图书，其编校质量不合格。
图书编校质量检查的内容，一般是图书内容中的连续10万字，全书字数不满10万字的检查全书；也包括封扉版、目录以及文前辅文的相关文字。这些内容，既涉及文字编辑的工作，也涉及校对人员的工作，同时书眉、图片、表格等排版过程中出现的差错，又关乎排版人员。其中的文字、词语、标点、语法、数字、量和单位、版面格式等内容，都在检查范围之内。
编校质量检查差错如何认定呢？《图书编校质量差错认定细则》（2005年修订）第二条规定，版面格式的判别，以《图书书名页》《文后参考文献著录规则》等国家标准为依据；标点符号、数字、规范汉字、汉语拼音、量和单位等正确与否，分别依据相关的国家标准；语言文字正误的判别，以《现代汉语词典》《新华字典》等常用工具书（最新版本）为参考依据。
二、编校质量检查中的政治性差错
一说到政治性差错，我们立刻想到的就是《出版管理条例》（2011年3月19日）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所列禁止内容。这些禁止内容，违背国家宪法、相关法律，关系国家安全、社会安定等重大问题，涉及整体的政治立场、思想倾向等重大问题。这方面的错误属于内容质量的问题。就我社的情况来看，此类问题在选题策划、论证、策划编辑审读样章、书稿三审等环节，已经得到了有效的解决。本文谈及的是编校失误产生的政治性问题，主要指由于缺乏常识、认识模糊、表述不当、行文疏漏或排版错误等造成的编校质量问题，涉及的内容大多是细节性的、枝节性的，是可以通过编辑加工、技术性处理得以解决的。
编校质量检查中的政治性差错，可大略分为图文两个方面的差错，一是地图类政治性差错，二是文字方面的政治性差错。
（一）地图类政治性差错
地图是国家版图的主要表现形式，在编辑加工中比较容易出现政治性差错。涉及地图内容时，必须正确反映我国版图，正确表示中国国界线，正确表示香港、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和台湾省，正确表示南海诸岛、钓鱼岛、赤尾屿等重要岛屿；涉及国际关系内容时，要注意涉及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的敏感问题，以及世界其他国家或地区之间的地缘政治敏感问题，依据有关规定、规范，做出正确处理；也要注意地图中不得有涉密内容。
我社图书涉及地图的不多，但质检中也发现了某些差错。举例如下：
（1）本版图书中，因编校失误产生了问题。如某书讲中国经济发展时，给出十余幅中国地图，编辑虽关注到了南海诸岛的标注问题，但仍有一幅地图漏标；而另一本讲东南亚金融危机的书中，则把泰国与菲律宾的国名位置标混。
（2）引进版图书中的地图。引进版图书中涉及中国地图的，编辑时要提起特别的注意。尤其是涉及中印边界、中塔边界等国家边界以及我国南海诸岛、钓鱼岛等固有领土时。有大片领土出入的地图，须加脚注，如：“此图系翻印某某图。其中有关中国与邻国国界线的画法，不代表中国政府立场。”有局部界线画法问题的地图，须加脚注，如：“此图系翻印某某图”或“此图系原文插图”。
（二）文字方面的政治性差错
这类问题涉及面广，涉及的问题很多。诸如宪法用语、法律制度用语、重大提法和历史问题用语、民族和宗教问题用语、我国主权以及港澳台用语等等，如果使用不当，就会造成政治性错误。
编辑加工时要关注这类政治性用语的特点，使用要规范。编辑要做到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要做到这一点，可以通过查阅相关资料，了解特定用语的历史背景，知晓原因，然后就能对一些不当用语有较强的敏感性，能够清楚地采用更换说法、添加引号、减省词语乃至删除相关文字或内容等技术方法来处理。
例如大家都知道遇到“文化大革命”要加引号，其原因就是必须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指出：“一九六六年五月至一九七六年十月的‘文化大革命’，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实践证明，‘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它“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由此，我们只要了解这个决议的内容并领会其精神，在遇到与“文化大革命”相关的文字时就不难做出判断和技术处理。
文字方面的政治性差错，试举数例说明。
1．关于中国大陆的提法
在中国大陆，马克思主义研究很长时间以来一直是一门显学。
大陆和台湾对称，不可以自称为中国大陆。这个说法强调过很多次。此处未涉及台湾，仍单独使用中国大陆，欠妥。
关于大陆一词的使用，相关的培训资料中是这样讲的：（1）在宣传报道中尽量避免使用大陆，如无法回避，可酌情使用祖国大陆的提法；（2）在国际活动中介绍我国情况时应称中国或者中华人民共和国，不能称大陆；（3）不涉及台湾的宣传报道，不得自称中国为大陆；（4）不得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称为大陆政府，也不得在中央政府所属机构前冠以大陆，如大陆国家文物局，是不可以的；（5）不得将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称为大陆法律；（6）不得把全国统计数据称为大陆统计数据。我想，这可以作为我们处理相关稿件的一个大致原则。
2．关于中国历史上民族矛盾的问题
中国自秦汉以来两千余年，颇不乏以外族入侵而导致政权更替之情况，但中华文明粲然自立，道统不绝如缕。……这也正是中国文明可以经历多次异族入主仍得以保全延续的原因所在。
中国历史上有多次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情况，如元、清等朝代。但现在这些少数民族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员，用外族、异族、入侵等词语，不妥。同理，“满清”“蒙元”的说法也不妥。国务院曾经专门发出《关于今后行文和书报杂志里一律不用“满清”的通知》，对此做出明确规定。当然，在一些特殊情况下，如历史文献、引文等，为尊重历史原貌，不应该强行改动。
3．关于一些理论观点和已经定论的提法
……因而，剥削和压迫、实现人的真正平等，是社会主义的内在追求。
认清资本主义取代社会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
这两句话中，第一句话漏掉关键动词，应该是“消灭剥削和压迫”。第二句话是两个关键词颠倒并由此造成了严重的政治性错误。编校质量检查中的政治性差错，大多是这种编校失察造成的。相信任何一位编辑在读到这两句话时都会有一个准确的判断，但事实上，这样的差错就存在于我们的成书当中。
中国……自鸦片战争之后沦落为西方列强的殖民地。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社会性质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在很多经典文献、历史课本等都有明确的说明。此处不能说沦为西方列强的殖民地。产生这类差错，不能说是因为编辑不具备这方面的知识，应该也是由于一时的编校失误或者编辑加工时间过于仓促。
中国共产党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并为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创造了必要的前提和条件。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成为这个转变的转折点。
众所周知，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是旧民主主义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折点，而文中所说的“这个转变”，承接上文，明显是指前面说的“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此处问题的产生，应是由于对中国革命的不同阶段认识模糊。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结束了两千多年封建专制制度的统治。
众所周知，辛亥革命推翻了中国两千多年来的封建帝制。而此处把新中国的成立算作结束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那么，1912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前几十年的历史，又如何看待呢？
4．关于民族、宗教的问题
为什么中国共产党认为台湾“独立”是一个实际存在的威胁，对此，中国官员给出了一些理由。……第三，台湾“独立”会在国内鼓励多米诺效应，使西藏、新疆维吾尔族以及蒙古分裂主义分子更加猖狂。
此处把维吾尔族特别提出来属于范围扩大，我们所说的“疆独”不是说维吾尔族闹独立；另外，我们说“台独”“藏独”“疆独”“港独”，没有蒙古闹分裂这样的说法。
5．关于国家机构名称的
在图书编校质量检查中，经常会遇到国家机构名称文字重复或缺漏的情况，比如：最高人民检察检察院（衍字“检察”），中国人民共和国（前一个“国”字错），中国共产党主义青年团（应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等等。这些问题，产生的原因可能是录入时候的疏忽，也可能是手写时候的讹误，虽是普通字词的差错，造成的错误却比较严重。
以上所列，只是在编校质量检查中发现的部分错例。编辑应该对此类错误有足够的认识，在编辑加工中提高自己对此类问题的敏感度。当然，对于政治性问题不能矫枉过正，有一本书中把所有的民国纪年的民国二字，都打上了引号，这样处理也是不对的，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前，中华民国是合法政府。
三、如何避免编校质量检查中的政治性差错
关于避免图书政治性差错的问题，很多专家都有相关的论述。编辑可以通过各种渠道查看、学习相关文章和知识。为避免编校质量检查中存在的一般政治性差错，我认为，以下几点应该注意：
首先，坚持我社已有的一整套的质量保障体系。由于社领导的重视，人大社多年来在保障图书质量方面形成了一整套有效的体系。人大出版社依据新闻出版总署发布的《图书质量管理规定》和《图书质量保障体系》、教育部《关于加强图书质量管理的意见》等有关重要文件，结合本社的实际情况，制定了一套相应的质量管理制度和办法。如《图书质量管理办法》《关于出版物质量管理的规定》《编辑加工基本规范》《书稿三审制规定》《书稿校对质量管理办法》《关于封面、扉页和版权页各项责任的规定》《关于核红样检查项目的规定》《付印样通读检查制度》《成品书质量检查制度》，以及社内各部门和出版流程质量的岗位责任制等。为了适应发展的需要，出版社还及时对有关规章制度进行了补充、修订和完善。质管部门将新书普查、成品书抽查中发现的各种问题，及时汇总、分析，通过会议、邮件、质量论坛、学习园地（QQ群）等各种途径及时反馈给各位编辑。这些规章制度，落实到位，认真执行，对我社图书质量具有重要的保障作用。
其次，坚持人大社在培养编辑方面以老带新的传统。近两年，我社在人才培养方面推行的导师制，加强了对新入职员工的业务技能培养和职业道德教育。这一制度，尤其对文字编辑的成长具有重要的意义。编辑加工是一项非常细致的工作，其中涉及的知识点非常多，编辑中积累的经验对做好这项工作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让有经验的老编辑带新编辑，把他们多年积累的经验传授给新编辑，有助于新编辑的快速成长，有助于图书质量的保障。
再次，编辑要有明确的政治意识和一定的政治敏感度。编辑作为文字加工的主体，个人的政治素养对图书质量具有重要的影响。编辑应该了解哪些类别的书稿易出现政治性差错，哪方面的内容易出现政治性差错，在编辑加工时有的放矢，提高警惕性。同时，要掌握国家的相关规定，熟悉一定的技术处理手段。编辑熟悉国家的相关规定，就可以较容易地判断，哪些可以通过加引号处理，哪些需要加注释说明，哪些需要一定的文字修改。编辑（尤其是年轻编辑）遇到自己不能处理的问题，要及时请教终审、相关领导。
最后，建议出版社对编辑进行经常性的有针对性的培训。文字编辑工作不同于策划、营销工作，由于书稿类型的不同，编辑遇到的问题也是五花八门，经常性地有针对性地对编辑进行相关的培训，提升编辑对问题的敏感度，对于减少或消灭此类问题具有积极的意义。当然，编辑也要加强自身的学习，遇到此类问题时，可以通过参阅相关图书、文件、规范来解决。如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第二卷），对于书稿中有关中共历史方面的问题具有很大的借鉴意义。我社的《编辑加工基本规范》（第五版，16～27页），也提供了不少相关问题的具体处理方法。
参考文献
1．黎洪波，等．图书编辑校对实用手册．3版．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
2．刘志．为出版社实施精品战略“保驾护航”——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质量管理经验汇报．中国高校教材图书网．
3．全国出版社编校人员业务培训讲义．
4．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编辑加工基本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