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与社会：两千年的思索（代序）

王沪宁

《从〈理想国〉到〈代议制政府〉》一书选择15本西方政治思想史的经典著作做释评，是一件新颖而又富有意义的工作。第1本书为柏拉图的《理想国》，写于公元前386年左右，第15本书为约翰·密尔的《代议制政府》，发表于1861年。从《理想国》到《代议制政府》，跨越2200多年。西方政治思想史是人类文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两千年的沧海桑田，斑驳陆离的社会场景，熙熙攘攘的政治思想家，五彩缤纷的精神产物，依然有令人昏昏然然的特异功能。怎样透过色彩斑斓的千年思想史去领悟人类政治思维演化的线索？本书的作者们进行着自己的努力。有一点是明确无误的，若言中西文化之异同，政治学说或政治思想的异同为其中之大端。以政治制度、政治权力、政治权利、政治义务、政治现象为主干的西方政治学说构成了西方文化异于中国文化之一大标准。如今研究西方政治学说之演化发展，无论于研究西方文化抑或中国文化，透析域外社会抑或域内社会，研讨未来的过去抑或过去的未来，均有补益。

一、主题：人与社会

无可否认，当代西方社会的种种政治观念，不少源自古代希腊哲人对城邦的分析，诸如正义、自由、立宪政体和法律至上等观念。尽管历史以其特有的耐心用几千年的光阴修改着这些“原始观念”的内涵，使其不能与往日同日而语，但其精神上的血缘关系依然在当代社会起着某种统摄作用。西方政治学说，形态完整的，大致可追溯到雅典的伯里克利“黄金时代”，即公元前500年左右；形态氤氲的，则可从伯里克利时代再向前追溯几千年。当然这要将视野拓展到现代西方边疆以外的地域，即以地中海为中心的古代世界的其他地方，或称之为“中东文明”，如公元前3100年左右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流域，公元前1700年的巴比伦，以及埃及、美索不达米亚等地。这些文明当初对希腊文明的熏染，如今已难以洞察。不过，我们的兴趣在于，政治学说自邃古就萌生了，晚近一直可廓张到马尔库塞、萨特、阿伦特、罗尔斯、阿隆和阿尔杜塞等当代思想家，在这几千年中，成百成千的思想家满腔热情地投身于这个领域，殚思竭虑，得其乐也得其苦，人们究竟想索解什么难题？或曰，西方政治学说乃至任何地域的政治学说分析的主题究竟为何物？

黑格尔对西方文明演化的研究确有一览群山的功力，他曾说：“市民社会，这就是各个成员作为独立的单个人的联合，因而也就是在形式普遍性中的联合。这种联合是通过成员的需要，通过保障人身和财产的法律制度，和通过维护他们特殊利益和公共利益的外部秩序而建立起来的。”黑格尔这一番话，算是一位19世纪上半期的人对西方政治文化发展的总结，恰到好处地点明了西方政治思维中经久不散的主题框架：人与社会。任何政治均发生在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或集团）之间、社会与社会之间，因而政治是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有情有欲的关系，而非超凡脱俗、大化宇宙、深不可测的现象。在现实生活中，政治往往以后一种形态表露出来，这不过是不同的思想家借后者规范前者，以后者奠基前者，托后者论证前者。除去种种富丽堂皇和高深莫测，余下的依然是人与社会。所以萨拜因和索尔森说：“政治学说就是人类为有意识地去理解和解决集体生活和集体组织的种种难题而作的尝试。因之，政治学说是一种理性的传统，它的历史是人们对政治问题的想法随着时代而演变构成的。”他们基本上把握了政治思维的根本，略微大而化之一些，因为他们没有把人作为主体性的个体这一面突出出来。归根结底，政治乃是为了个体或组合的个体。

人与社会的主题源自古代希腊认知人的热望。古代希腊神话记载并传诵至今的“司芬克斯之谜”，希腊名声斐然的智者普罗塔哥拉的“人是万物的尺度”，均为政治思维中这一主题创造了契机。不仅西方如此，中国文化在不同的思维维度下，也早早展开了这层关系，所谓“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天人相通，天人相类，都闪烁着这个主题的星辉。亚里士多德的名言“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是对这个观念最概括的总结。马克思本人对亚氏的这一论断甚表赞同，在《经济学手稿》和巨著《资本论》中均有借鉴。人首先作为个体，其次作为必得在一定群体中生活的个体。亚氏之城邦为polis，即后世政治之词源。可见，政治原本实指群体或集体。个体加入群体，便有种种政治问题发生：个体为何介入集体生活？个体是什么？个体与集体的关系如何？集体如何组织？集体如何活动？集体中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如何确定？集体中政治权力的结构和权限若何？个体对集体有何权利和义务？如此等等，不一而足，都是人与社会这个主题的构成因素。

确定了政治思维的主旋律后，便可看其展开部。所谓展开部，只是政治思维的结构框架。法国学者阿尔杜塞采择结构主义方法论研究思想体系和意识形态，讲究宏观理论中结构的功用，虽有些牵强附会，却不乏有益之处。政治思维均有结构框架，只不过各位思想家未必将其清楚明白、一览无遗地摆在世人面前，有时需要去勘探、发掘。时鲜物“文化解析法”（cultural deconstruction）亦颇相类。不过，对于梳理政治学说，在“解析”之后，还须“重组”。可把政治思维的结构框架设计如下：（1）人论，阐释人性及人的本质，人性及人的本质变异和人的社会化过程；（2）社会论，分析社会的起源、社会的活动内容和社会的形态；（3）政治理想论，论证政治生活的原则、理想政治的形态和实现政治理想的途径。此框架是一分析性框架，即经过认识论设计的框架。剖析各派政治学说时，且可将其粉碎分解，再将其中相关的因素重组，从而更为明晰地审度各派学说对人与社会这一主题的透视与论述。任何方法均有如何使用的问题，在此无法展开。

在此主题框架下，西方政治学说演变了2400多年。各派学说的具体内容大为不同。柏拉图对人性的冶金学式的分类（金质、银质、铜质）导出“哲学王”治下的“理想国”；亚里士多德从“政治动物”推演到城邦为“最高的善”；奥古斯丁从人皆有原罪演绎出“天国”高于“俗国”的理念；马基雅弗利和霍布斯确认人性“险恶、粗陋”，方有崇尚专制的想法；洛克与卢梭相信人性本善，故提出订立社会契约走向自由或平等的社会的理想。马克思对此有更为透彻的认识，所谓“以一定的方式进行生产活动的一定的个人，发生一定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社会结构和国家总是从一定的个人的生活过程中产生的”。正因为有这种方法论，马克思才立意超越形式—法律体制，深入到社会经济领域和物质关系去解放人类。

把握住这个主题，在朦胧的思想山脉面前，便可拾级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