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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赫伯特·胡佛却在为本届任期而殚精竭虑地顽强工作，当急转直下的商业指数使他那些乐观的预言成为笑柄的时候，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声望一落千丈，他因此而更加努力地操心和工作。然而，对这位伟大的经济工程师来说，事情并没有好转。

伦敦的裁军会议，尽管经过精心细致的准备——在此期间，拉姆齐·麦克唐纳曾来华盛顿协商——但并没有达成什么令人印象深刻的协议：它设置了一些“限制”，对这些限制，美国如果不在新的军事建设上花掉10亿美元，是不可能达到的。一直埋头修订关税标准的国会已经完成了这项工作，其拿出的新关税法案，不是胡佛半心半意地提倡的有限改变，而是高上天的税率，实际上就是（用丹纳·弗兰克·弗莱明的话说）“对整个文明世界的经济宣战”，等于“告知其他国家，对美国商品的报复性关税、配额和禁运是符合规矩的……告知我国的战争债务人，它们用来偿还债务的美元是无法得到的。”在任何一个其经济学知识高于幼儿班水平的人看来，有一点是显而易见的：美国要么借钱给外国（在20年代它一直是这么干的，如今已经不再这么干了），要么允许大量进口，否则的话，它既不可能繁荣出口贸易，也没有办法从外国收回巨额欠款。一千余位经济学家发现他们头一遭意见一致（也是整个30年代最后一次意见一致），都强烈反对一般税率的任何增长。胡佛并不是个经济学的文盲。但无论是从天性还是从后天的训练来说，他都是一个行政管理者，而不是政治家。在漫长的关税争论期间，他在政治上被彻底打败了，到最后，1930年6月，《霍利-斯穆持关税法》摆在了他的桌子上，他签署了这部法案——推测起来，大概是带着内心的痛苦呻吟签署的。

胡佛的农业委员会一直在市场上购买小麦和棉花，以设法支撑这两种农产品的价格。到1930年底，它成功地积存了600万蒲式耳小麦和130万捆棉花，其作用只不过是放慢了价格的下跌速度。就好像农业的境况还不够糟糕似的，在夏天的时候，发生了可怕的干旱，受灾地区从东部海岸的弗吉尼亚和马里兰，一直延伸到密苏里和阿肯色（这是一位先行者，旋踵而来的，是另外几场更加可怕的干旱）。当田野里水井干涸、作物凋萎的时候，新的哀痛便开始折磨这个身居白宫的人。当商业的持续萧条明显预示着失业者将有一个难熬的冬天的时候，这些哀痛并没有停止，到1930年底，失业者的数量已经从这年春天的三四百万，增长到了大约五六百万。

自金融恐慌后最初一阵疯狂的行动之后，胡佛便对政府抗击大萧条的任何直接行动心存疑虑。他更喜欢让经济顺其自然地发展。他坚持认为：“经济萧条不可能通过立法行动和行政决定来疗救。经济创伤必须通过经济体的细胞——生产者和消费者自己——的行动来治疗。”于是，他袖手作壁上观，等待治疗过程自己发挥作用，根据放任主义经济学的神圣原则，它应该能发挥作用。

胡佛总统和他的内阁

但在此期间，胡佛并没有闲着。因为已经有人在强烈呼吁联邦政府给予这样那样的援助和救济；在这样的呼声中，他看到了一种严重的危险，威胁到联邦预算、美国人民的自立精神以及地方自治和地方负责慈善救济的传统。他决心打败这一威胁。尽管他设立了一个全国委员会，以关注失业救济的形势，但这个委员会并不分配联邦资金；它只是协调并鼓励州和地方政府，通过州里的拨款和地方慈善组织，为失业者提供帮助。（胡佛是对的，那些富人彼此之间总在说，像英国那样的“施舍”是在“毁灭灵魂”。）他强烈反对退伍老兵对补助金的要求——不料“调整补偿”法案竟无视他的否决，获得了通过。他否决了退休金法案。为应对干旱所导致的匮乏和穷困，他敦促红十字会搞一次活动，并建议国会拨款，好让农业部贷款给农民去“购买种子和喂养牲畜的饲料”，但反对联邦政府拿出任何施舍品去喂养人。

在所有这些事情上，胡佛都是非常认真的。在他自己看来，他不仅是国库的看门狗，而且还是美国“粗犷的个人主义”的守护人。在一份给媒体的声明中，他说：“美国人民是否会挨饿受冻，这不是个问题。防止挨饿受冻的最佳方法，才是唯一的问题。问题是，美国人民是否会继续保持慈善和互助的精神，这种互相帮助，一方面是通过自愿的捐赠和地方政府的责任，另一方面源自联邦财政为此类目的而给出的拨款……在我的一生中，我花了大量的时间在国外和南方各州跟贫困和饥饿作斗争。我并不觉得我应该受到‘对受苦者缺乏同情’的指控，但我记得，在许多年来我曾接触过的所有组织中，基金会一直在鼓起最大限度的自救……我愿意保证，倘若有朝一日，我国的志愿机构，连同地方和州政府，一旦不能找到防止饥饿和困苦的办法，我会要求联邦政府尽一切所能提供帮助，因为我像任何一个参议员或众议员一样，不会坐视我们的同胞饿死。但我相信，这一天不会到来。”

这些就是胡佛的信念。但在饿肚子的阿肯色州农民看来，一个愿意借联邦政府的钱给他们养牲口，却不愿意借钱给他们养儿女的总统，似乎是冷酷无情的。遭受重创的工业城镇上那些丢掉了饭碗的男男女女，对胡佛总统献给自立自强的赞美颂词毫无印象。

就连生活富足的保守派也辜负了他的希望，不是什么全心全意的盟友。商业很萧条，总统似乎没做什么建设性的事情来帮助他们，尽管他们自己也不知道到底该干什么，或者，他们的意见存在严重的分歧，但他们渴望有一位领袖，并觉得自己并没有得到这样一个领袖。他们牢骚满腹，其中有些人把胡佛称作没有骨头的水母。与此同时，民主党的宣传总监查尔斯·迈克尔逊正在撰写一大堆目标明确的新闻通稿和国会演说，利用胡佛的软弱增强民主党反对的力量；而总统则因为没有能力吸引和笼络华盛顿的新闻记者而吃够了苦头，新闻媒体对他很不客气。在1930年11月的国会选举和州选举中，民主党人赢得了胜利，使胡佛面临着这样的前景：不久之后，他将有一个明显敌对的国会。

胡佛总统在国会发表咨文（1932年4月）

顺便说一下，在纽约州，这两场选举给州长富兰克林·D.罗斯福带来了一次巨大的胜利，他以出乎意料的725，000票再次当选纽约州州长。当选之后的第二天下午，民主党纽约州委员会主席、前拳击协会专员詹姆斯·A.法利，在罗斯福政治上的良师益友路易斯·麦克亨利·豪的帮助下，出炉了一份声明，他担心州长可能不喜欢它。声明说：“我看不出罗斯福先生如何能逃掉本党下届总统候选人的提名，就算没人尽举手之劳促成此事。”这份声明在纽约的比尔特摩酒店发表之后，法利打电话给身在奥尔巴尼的州长，承认了他所做的事情。罗斯福哈哈大笑，说：“吉姆，不管你说什么，在我看来都是对的。”要是胡佛知道的话，这对他来说又是一个不祥之兆。

但事情已经够糟的了，甚至无需为未来而自寻烦恼。在隆冬时节，商业出现了可喜的转机，但随着1931年春天的结束，衰退再一次开始。事实超出了胡佛的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