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改革开放30年与中国美学的变迁

在某种意义上，新时期每一次稍大一点的学术与社会思潮，几乎都与当代文艺美学有着或直接或密切的关系。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以反思、感伤、启蒙、憧憬为主要特征的现代主义潮流，到20世纪90年代以怀旧与革新、保守与激进相互交织、众语喧哗为基本特点的积极的后现代思潮，再到新世纪以来以实用、欲望、消费等为文化生产主题的消极的后现代思潮，均可以看到中国美学人忙碌的身影与亢奋的声音。

“三十功名尘与土。”（岳飞《满江红》）30年时光流逝，当年美学人的宏伟理想和远大抱负大都未能如愿以偿，在理论与实践上留下不少的遗憾乃至锥心的苦痛。但从总体上说，无论成功与失败，都极大地扩展、深化了中国美学研究的问题、对象与领域，并为今后中国美学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经验与更高的起点。透过杂多的经验表象与人事变幻，在内在理路上可将当代中国美学梳理为三种基本范式：一是以思想解放为核心的青春体学术，二是西方理性主流范式与中国诗性智慧非主流范式的二元对立形态，三是以大众文化、消费欲望为主体的后现代形态。正如刘勰说“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文心雕龙·时序篇》），无论哪一种形态与范式，也无论其学术的具体成败如何，都是美学人立足时代风雨、回应现实挑战，与中华民族改革开放历程同呼吸、共命运的结果。

新时期伊始，同千疮百孔、百废待兴的现实一样，中国美学也置身于新旧交织、“左”“右”缠绕、既充满憧憬又举步维艰的艰难历程中。但在改革开放和思想解放运动的总体背景下，中国美学还是率先在抽象的精神领域中迈出了大胆探索的脚步，并对20世纪80年代的思想解放与学术发展作出了具有启蒙意义的重要贡献。在个体的感性需要与存在被压抑到极点的“文革”之后，中国社会的任何变化和发展都离不开“人是什么”这个基本的哲学问题。当中国哲学还在“文革”话语中反复徘徊的时候，正是中国美学以其特有的诗性知识形态与感性学本质，在如何理解人、人的本质与自由等方面为思想解放运动提供了重要的内在生产观念。当时每一个重要的美学家，都无一例外地把“人”、特别是人的感性存在看作美学的研究对象。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李泽厚与高尔泰。尽管两人在美学理论上针锋相对，但在“美学是人学”这一点上，他们是高度一致的。如李泽厚说“美学要解决‘自然的人化’‘这样一个根本的哲学—历史学问题’”，审美是代宗教又超道德的本体境界。如高尔泰指出：“研究美，……也就是研究人。美的哲学是人的哲学，它的目的……是证明一种有价值的、进步的生活理想和人格理想，以及我们对于这些理想的渴望和追求何以是正确的和必要的。通过这种证明，它也推动历史前进。”在今天看来，尽管他们共同的问题在于未能区分“美的本质”与“人的本质”，并开启了长达30年、至今未能止息的“以美学代哲学”的先河，在逻辑上也有悖于“学术独立”这一现代学术理念，但从历史的角度看，恰好体现了刚从文革阴影与思想蒙昧年代摆脱出来的美学人对于人的感性存在与生命解放的共同关注与急切思考。在没有哲学的年代中，他们率先承担起了精神导师的使命。

在学术范式上，可以将20世纪80年代美学命名为青春体学术。感性与理性的交织，直觉与逻辑的绾结、沉思与激情的并行，是青春体中国美学的基本特征。首先，如同天马行空的诗仙李白，青春体学术最直接的感性特征就是拒绝任何现实的约束。尽管当时的意识形态与文化环境不容乐观，但同今天相比，由于没有严格的学术规范，没有由权威构成的学统与规约，特别是没有以项目、奖励、职称、学历等为中心的学术生产体制，因而给这一时期个体的自由思想和发展提供了相对独立的学术场，这是80年代美学出现百花齐放局面的重要原因之一。其次，从许多过来人的共同人生经验来看，尽管当时从事学术研究的物质条件很差，但物质条件的贫困却极大地刺激了人的精神需要，特别是美学人本身尚未被物质享乐诱惑或俘虏，因而贫瘠的现实恰好构成了美学人从事精神生产的动力，这是20世纪80年代美学研究动机显得更加纯粹、有时甚至可以达到“以学术为目的”的主要原因之一。再次，最有意味的是，如果说实践美学代表着青春体学术的最高成就，那么也可以说，作为实践美学“诗眼”的“积淀说”最能体现这种青春体学术的秘密。“积淀说”以人类历史实践为基础，将包括审美机能在内的人的主体性的生成过程解释为感性的积淀为理性的，自然的积淀为社会的，概念的积淀为心理的，内容的积淀为形式的。在80年代，尽管每个人都喜欢“理性”一词，而罗丹的“思想者”更是人们心中的偶像。但这个理性既非西方古典的先验理性，也非西方现代的工具理性，而在本质上更近乎一种感性与理性不分、诗性与知性杂糅的诗性智慧。这就是李泽厚反复强调的，他的实践本体既不同于康德的先验理性，也不同于卡西尔的语言符号的根源。由于实践美学的巨大影响，这种“诗化的理性”直接构成了中国新时期美学生产的母体。此外，对于20世纪80年代中国美学，一个必须讨论的问题是，具有浓郁现实主义情结的美学人是如何将审美的无功利性与他们对现实世界的高度关注统一起来的。这个问题实际上比较简单，正如初唐时代的诗人一样：“它是一种少年时代的憧憬与悲伤，一种‘独上高楼，望断天涯路’的憧憬和悲伤。所以，尽管悲伤，仍感轻快，虽然叹息，总是轻盈。”因而，尽管十分关注现实世界及其矛盾斗争，但1980年代美学并不真的很沉重或很现实，而是成为一种催人奋进、激情盎然的时代乐章。同时，作为一种被启蒙理性激发出的青春感，它们也完全不同于后现代的物质化的商业青春。总之，由于各种现实的与逻辑的条件与机缘，使20世纪80年代最终成为一个在历史上不多见的美学盛世。

正如以李白为代表的酒神精神必定要被以杜甫为代表的日神精神取代一样，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充满伤感、悲叹和困惑的人声鼎沸的美学界逐渐走向了冷静与理性。正如李泽厚以“思想”和“学问”区分80年代和90年代一样，当现实世界在改革开放中日益展示出丰富的社会内容之后，原本借助朦胧诗、伤痕小说、星星画展再现的美的幻境必然要被迅速地覆盖。原本天马行空、无拘无束、自由通畅的青春体美学，也在市场经济以及日益严密的学术生产体制下逐渐被规范化和技术化。这一痛苦的学术和现实进程，既直接表现在青春体美学的自身嬗变上，也表现在以纯粹学术为目标的非主流美学的发展中。在某种意义上，青春体学术无疑是当代中国美学的主流。尽管中国主流美学表面上谱系、话语众多，但在深层结构上可以将之分为“本质论”美学和“存在论”美学。前者以西方古典哲学的“本质先于存在”为基础，并主要表现为以认识论为根源的“具体概念”论，以心理学为根源的“审美表象”论和以主体性哲学为根源的“自由形式”论（积淀说）。它们既是古典哲学的三个组成部分，又是其向现代发展过程中的三个重要环节，即认识论哲学、心理学哲学与本体论哲学，其逻辑进程可以分别描述为：“认识高于存在”、“心理高于存在”和“形式高于存在”。尽管它们在不同侧面不同程度地揭示了审美意识、审美心理和审美主体的秘密，但由于青春体学术“以美学代哲学”的本质规定，因而其最大的共同问题在于将美的本体论混同于人的本体论。后者以西方现代哲学“存在先于本质”为基本框架，主要代表分别是高尔泰、刘晓波和后实践美学。作为本质论美学最高成果的“积淀说”，是这一知识谱系共同的批判对象。如高尔泰，他强调美来源于生命的感性动力，诸如需要和痛苦，生命、力量和热情等，而反对以历史积淀解释美的本质或主体审美机能的生成。激进的、昙花一现的刘晓波更是要以“感性的选择”来取代“理性的积淀”，后实践美学则要以“生存”取代“实践”。尽管他们在表面上与实践美学针锋相对，但由于其理论焦点仍在于“人的存在”这一现代哲学问题，因而他们与其批判对象在“混淆人的本质与美的本质”上并无本质的差异。进一步说，由于从新时期伊始就缺乏建构一个纯粹“知识学”的美学语境，致使中国美学研究的理性基础相当脆弱，特别是随着“怎么说都行”的后现代文化时代的来临，更加剧了中国美学研究中“意见”多于“陈述”、“情绪”多于“理智”、“噪音”多于“语义”、“杂感”多于“共通性”、“价值形态”多于“科学体系”的现状。这一点也可以说是青春体学术最直接的后遗症和最大的缺憾。

从文化资源与基础理论的角度看，与主流美学真正划清界限的是以诗性文化为背景的非主流美学。与主流美学主要借镜于西方哲学美学资源不同，人类原始的诗性智慧与中国传统的诗性文化构成了非主流美学的母体。在逻辑分析上，非主流美学一方面与思辨型的西方古典美学传统、与以语言分析和存在主义为两大理论基础的现代美学有着质的区别，另一方面也与在西方主流话语影响下所孽生的中国本土的“西学为体”的美学研究截然不同。就其内在规定性而言，它是一种以汉民族话语为言说方式，以东方特有的诗性思维为主体认知图式，在本质上与西方哲学美学谱系迥然相异的美学研究。如宗白华的散步派美学，它从不讨论人的本质或美的本质，而是以一种自明的方式认定美学就是研究美，并以阐释生活中与艺术中永远鲜活的审美形式为己任。又如王朝闻的论文《论凤姐》，不是运用抽象概念，而是直接使用中国古典文学中的人物形象去进行深刻的美学与艺术思考。与主流美学相比，非主流美学从一开始就避免堕入“以美学代哲学”的歧途，从而更直接地揭示了中华民族审美活动的机制与秘密。在当代美学接近30年之际，劳承万明确提出，人类美学理论存在着理性与诗性两种形态，可以看作是中国美学在经历百年历程与新时期30年风雨之后最重要的觉醒与体认。非主流美学尽管源自古老的诗性智慧，但借助于原始思维研究、文化人类学等现代知识手段，在很大程度上直接超越了青春体学术的感性混沌状态，如对主流美学混淆“哲学”与“美学”、“人的本质”与“美的本质”等的知识追问与学理辨析，既继承了现代学术“学术独立”之理念，同时又把它进一步发展到“中国美学学理独立”的新境。如果说一定存在着“从思想家到学问家”的转变，那么真正体现出“学问风格”的应该是中国非主流美学。

自新世纪以来，城市化进程逐渐导致了消费社会的出现，后现代文化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逐渐成为精神生产的主体，而具有现代性特征的主流美学只能很不情愿地退居二线，以大众文化、消费欲望、物质享受为核心的后现代美学迅速蔓延和传播开去。在某种意义上，这既是对80年代以来青春体学术的巨大嘲讽，也是对追求崇高或自律的现代审美精神的彻底解构。在现实世界中，这与社会发展的“告别革命”与“和谐世界”相关。政治革命以“价值”“理想”为动力，而“和谐世界”则以多元并存为基本理念。在前者，审美是实现政治理想的必要手段，服务于主体征服、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在后者，特别是在以后现代美学为核心的大众文化中，审美活动成为否定政治性欲望与主体性结构的工具，于是我们看到，人的本质、精神、意志、热情、悲剧性等逐渐消失，代之而起的是理性毁灭、深度消失、平面性、零散化、娱乐化等。当代美学人提出的“日常生活审美化”，可以看作是这一背景下最直接的现实产物。在学术语境上看，这与我们所说的“午后意识形态”密切相关。可以说，青春体学术是当代中国美学朝气蓬勃的朝阳形态，因而，当时的美学人喜言社会变革而不是学术研究，他们年轻气盛雄心勃勃，希望美学可以解决所有的现实问题，这既是他们对当时西方的“美拯救世界”“诗是人类最后一个上帝”特别心仪，同时也是美学热超越了学术圈成为文化热的根源。但另一方面，有云蒸霞蔚的朝阳形态就必有云淡风轻的午后形态。如果说，在“早上七八点钟”“为真理而斗争”的呐喊以及把美学提升为“未来的伦理学”的努力，均具有历史的合法性和逻辑的必然性，那么也可以说，在云淡风轻的“午后意识形态”中，在市场经济的现实压迫与学术体制的双重规约下，“亢龙有悔”必然要成为中国美学的新觉悟或自知之明。如同人生成长必然要经历的考验，在中国美学面前也出现了两种选择：一是继续20世纪80年代的青春体话语，二是回归书斋走向纯粹学术。可惜的是，由于“午后意识形态”的巨大影响，80年代青春体学术迅速地与消费社会结为同盟，在很大程度上放弃了对现实的悲剧体验与审美批判，直至以喜剧的方式完成了自身的解构与世俗化。

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正是改革开放以来不断加速的城市化进程构成了新时期中国美学嬗变、重构和发展的深层历史背景。因而，要理解中国当代美学的深层结构与未来走向，就很有必要把文艺美学与我们这个传统农业民族并不很熟悉的城市化进程联系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