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人类城市历史发展的高级空间形态与当代城市化进程的最高逻辑环节

在当代学术语境中，都市的内涵可从历史与逻辑两方面加以理解与阐释。

从城市社会学的历史视角看，都市是人类城市历史发展的高级空间形态。如中国两汉赋家写到的“两都”“京都”“蜀都”等古代城市，如斯宾格勒讲到的“在每一文化中”存在的“首邑城市”类型。对人类城市历史发展进程的研究，刘易斯·芒福德提出的“五阶段论”最值得重视。根据他的研究，城市发展的第一个阶段是“生态城市”（Ecopolif）。这个阶段的关键性要素有：“植物和动物开始驯化”“出现了第一批永久性居住的村庄”“村庄是最大的社会组织形式”“每个村庄的人口很少，同村庄以外的人交往十分微弱”等。实际上，与其说这是城市，毋宁说是今天人们习惯的“村庄”。这表明城市的历史正是从“村庄”这种“原始群聚”中开始的。在城市发展的第二个阶段，随着“人口增长”“经济繁荣”、出于防卫等现实需要，“两个或更多的村庄合并成一个更大的村庄”，原来的“生态城市”过渡到“城市”（Polis）阶段。它的主要标志是出现了“宗教”“劳动的分工和专业的分工”“机械的采用和技术的改进”，以及有了从事“艺术、写作、阅读活动”的“空闲时间”。这与摩尔根、恩格斯讲的以“铁制工具、文字发明与使用、复杂的礼仪中心”为标志的“文明时代”，在基本结构与要素上是相一致的。城市发展的第三个阶段是“大城市”（Metropolis），“大城市”的特点可从三方面来认识：首先，从地理空间与自然资源角度看，城市之间的生存竞争使“一个城市逐渐统治了其他城市的地盘”；其次，城市规模的扩大直接改造了传统的社会与文化结构，具体说来，一是出现了“更大的专业化、更复杂的劳动分工”，二是“在历史上第一次农业让位于工业”，三是城镇和地区之间交流的扩大与频繁，四是文化成为推动“社会变化速度加快”的重要力量。再次，是生活的自然空间与社会环境的变化直接影响到人自身的再生产，大城市的出现破坏了古代人“见素抱朴，少思寡欲”（《老子》第十九章）的平静心灵及“静而与阴同德，动而与阳同波”（《庄子·天道》）的朴素生活方式，并在人的主体世界中“形成了一种扩张意识”，文明的进步与发展正是建立在这种主体条件之上。第四个阶段与第五个阶段分别是“特大城市”（Megalopolis）与“暴君城”（Tyrannopolis），这两个概念的出现，既与城市社会对人自身异化程度的加深相联系，也与芒福德本人对城市文明的价值判断尺度有关。在芒福德看来，“特大城市”与“暴君城”是城市停止发展、走向衰竭的产物，前者的特点，一是空间环境越来越不适合人们居住与生活，二是人的精神世界也在对金钱与权力的追逐中被彻底扭曲与异化。后者是“特大城市”的升级版本，“社会解体”“道德上冷漠无情”“政治上不负责任”“人格被贬低”等城市社会学家经常讲的“城市危机”，构成了“暴君城”最突出的社会生活特征。

在某种意义上讲，芒福德关于城市发展的研究仍有不足之处，一是由于价值判断上带有比较浓郁的道德色彩，因而他关于“特大城市”“暴君城”——也就是现代化都市或国际化大都市的隐喻——的研究与阐释就显得不够客观，忽视了它们作为人类城市历史发展最高形态所具有的积极因素与重要意义。二是由于研究在学理上偏重于历史与经验，在逻辑与结构上也不够纯粹与简洁。具体说来，“五阶段论”中的第一个阶段是乡村，完全可以从城市历史与形态序列中剔除掉，而“特大城市”和“暴君城”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又完全可以合并在一起。经过这样处理，人类城市历史可归纳为三个典范形态，即相当于今天城镇的“城市”（Polis）、相当于中小城市的“大城市”（Metropolis）和相当于现代化大都市的特大城市（Megalopolis）或“暴君城”（Tyrannopolis）。尽管人类城市在历史上千姿百态，但典范形态基本上超不出城镇、城市与都市三范畴。另一方面，从逻辑层面看，城镇、城市与都市本身，也恰好构成了人类城市文明深层结构的三要素，不仅一直显现在人类的历史世界，也直接体现在当代席卷全球的城市化进程（即城镇化、城市化与都市化）中。这是必须把社会学家芒福德的城市历史理论加以逻辑浓缩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从当代城市化进程的内在结构看，都市化无疑代表着这个历史进程的最高逻辑环节。按照一般的看法，城市化主要包括三个层面，即农村城镇化、城镇中小城市化、中小城市特大城市化或都市化。但正如斯宾格勒在《西方的没落》早就指出的那样，“城市的本身，无论其为大城或小城，若与‘世界都市’比较之下，也都只变成了乡野区域而已。”在城市化浪潮波及全球并愈演愈烈的当下，区域性中心城市、特别是国际化大都市对不同地区乃至整个世界的经济社会与文化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这是都市化作为人类城市发展最高逻辑环节的必然表现。法国地理学家戈特曼（Jean Gottmann，1915－1994）1957年提出的“都市群”（megalopolis）理论，是对这一当代城市发展模式的最高理论总结。以国际化大都市为中心而形成的“世界级都市群”，主要特征有三方面：一是人口规模巨大、城市化水平高，人口总数一般在2500万人以上，城市化率往往高达70%以上。也就是说，即使大都市的周边仍有农业人口，但在比例上已不足城市人口的三分之一。二是区域内城市密集，城市之间一体化程度高，核心城市与外围地区的社会经济联系十分密切，在交通、通信、金融商贸、企业服务、旅游等方面具有良好的协调发展机制，城市间不再是彼此独立，而是以大都市为中心，形成了具有合理层级的体系关系。三是作为人类城市在成熟阶段的最高空间组织形式，都市群的影响一般都超越了民族—国家或洲际合作组织的界限，成为全球性的国际枢纽与中心。把历史与逻辑、经验与构造整合起来，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人类城市在历史上主要发展出城镇、城市与都市三种空间形态，在逻辑上则主要表现为城镇化、城市化与都市化三种结构要素。都市是人类城市历史发展的高级空间形态与当代城市化进程的最高逻辑环节的统一。

尽管都市有多种不同的历史形态，如古代作为政治中心的都城、当代的各种区域中心城市等，但按照马克思“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方法论，“低等动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动物的征兆，反而只有在高等动物本身已被认识之后才能理解。”所以，马克思研究商品，不是从古希腊开始，而是从商品经济走向成熟的资本主义社会开始。正如马克思说“资本主义经济为古代经济等等提供了钥匙”，历史上的都城与大城市，与更高阶段、全面发展形态的“现代化大都市”相比，也仅仅表现为一种“征兆的东西”，对于这些处于低级阶段的“猴体城市”，也只有在充分研究、“解剖”了作为其更高发展形态的“人体城市”以后，才能真正认识与深刻理解它们的本质。一言以蔽之，当代的国际化大都市，既是人类城市历史发展的高级空间形态，也是当代城市化进程的最高逻辑环节，对它的研究与阐释，不仅是了解人类都市历史的一把“钥匙”，也有助于我们站在更高的历史阶段上更深入地认识城市的本质。在这个意义上讲，都市的本质既不存在于历史上的各种都城与大都会，也与一般的当代城镇与中小城市没什么直接关系；在当今世界政治、经济、金融、交通、信息、文化等方面具有支配性作用的“世界城市”与“国际化大都市”，才是它真正的代表。这是都市研究必须以当代的国际化大都市为中心与主要对象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