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1967

在西伯利亚铁路旅行的九年以后，我又一次来到了帝国。这次，我走遍了苏联南部的七个共和国：格鲁吉亚、亚美尼亚、阿塞拜疆、土库曼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这次旅行节奏快得都令人觉得难以承受了——在这些共和国采访一共只有几天的时间，所以我意识到，这种节奏的采访和会见只能是非常表面和非常随机的。但是，在这样不便到达和封闭、到处充满神秘的国度里采访，必须充分利用每一个哪怕是最小的机会、利用哪怕是最不期而遇的可能性，来试图将那个紧闭而又沉重的幕布揭开一点儿缝。

第三次与帝国接触最出乎意料的是什么？在我们的想象中，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是一个整齐单一的产物，在那里一切都是灰暗和冷酷的，充满了单调和陈腐。在这里一切都不可能超越适用的标准，不能标新立异，不能展示自己的个性。

为此，我专门跑到了当时还属于帝国的那些非俄罗斯族的共和国。在那里我看到了什么？尽管那里仍然受到俄罗斯政府僵化的军营般的束缚，但还是让我看到了这个古老民族保留了一些自己的传统和自己的历史，保留了一些含而不露的民族自豪感和尊严。我还发现在那里有晒在阳光下的东方式地毯，地毯上在很多地方还保留着自己民族喜欢的古老色彩，保留着很突出的自己民族原始的设计图案。

格鲁吉亚

第比利斯博物馆真的值得一看。很早以前这个地方曾是一座神学院，斯大林还曾在这里念过书，入口处的牌子上这样写着。这栋楼颜色灰暗，但是很宽敞，坐落在市中心，在老城区的边上。其实展览大厅很空旷。一位叫塔米拉·特福多拉泽的女大学生给我讲解，这位姑娘很含蓄而且非常漂亮。

格鲁吉亚古老艺术的精湛和美丽让我这样孤陋寡闻的人目不暇接。最不同寻常的是那里的圣坛画！它们比俄罗斯圣坛画要早很多年，格鲁吉亚最好的圣坛画要早于安德烈·鲁布烈夫画的圣坛画。塔米拉认为，格鲁吉亚的圣坛画最初在金属上创作：那时只画圣人的面部。这类创作最辉煌的年代是在8—18世纪。镶嵌在华丽的金色木框内和贵重宝石框内的圣人的面部黝黑，但在光线的照射下闪光发亮。有些圣坛画还可以开合，类似于波兰维塔·斯特沃什的可开合的圣坛画。这些圣坛画的画幅像纪念碑一样庞大。这里的有些圣坛画甚至历经三个世纪的几代工匠才得以完成。这里还有一个镇馆之宝，一个小小的十字架，它是格鲁吉亚皇后塔玛拉唯一的遗物。

还有就是格鲁吉亚教堂壁画展。在格鲁吉亚之外，鲜有人知道格鲁吉亚的这些奇迹。遗憾的是这些壁画也遭遇了灭顶之灾，最好的壁画早已遭到严重破坏。这些最好的壁画都曾画在格鲁吉亚最大的一座教堂里，这座教堂叫斯维特·特斯克维里，建于1010年、坐落在第比利斯附近的姆茨赫塔，该教堂内的壁画是中世纪的杰作，堪与法国沙特尔圣母主教座堂内的彩色花玻璃媲美。后来沙俄总督下令要涂掉这些壁画，他说，要让教堂墙壁变白，“要像农妇把炉灶都刷白”了那样去做。后来人们下了很大的功夫要恢复这些壁画，结果都没办法。于是这些壁画的光泽就这样永远地消逝了。

斯维特·特斯克维里大教堂是在欧洲保存最好的11世纪的建筑古迹。教堂建筑看上去好像不过一百年的历史，尽管从来没有重新修整过。这座教堂是格鲁吉亚的一位叫阿舒克斯基的建筑师建造的，后来帝王下令砍掉他的一只手，这样今后任何人都不能建造与之相媲美的建筑。后来帖木儿几次下令炸掉这座教堂，结果连墙壁都未颤动一下。这座教堂开放至今，格鲁吉亚天主教会大主教叶福来二世在这里主持弥撒活动。

同时我还看到了瓦尔基亚，但仅仅是瓦尔基亚的照片。这是格鲁吉亚难解之谜中的又一个谜，是现代人无法解释的。瓦尔基亚是建于12世纪的格鲁吉亚的一个城市，整个城市建在岩石上，看上去不是水平状的，而是像楼层般垂直状的。重要的是，首先得说清楚，这里说的不是什么洞穴或者什么坑穴，而是有计划、有街道、有原始建筑的城市，只不过整个城市是嵌在岩石上，嵌在一座巨大无比的大山里。问题是用的是什么样的工具呢？建造这样的城市比建造埃及的金字塔还要难上加难。此外瓦尔基亚曾是有人居住的城市。现如今，它跟金字塔一样失去了生命，剩下的只有石壁，成为一个苍凉的超现实主义的物群。

最后塔米拉带我来到了尼科·皮罗斯曼尼展厅，让我欣赏一下不久就要去法国巴黎展出的画。塔米拉告诉我，巴黎仰慕尼科·皮罗斯曼尼。尼科逝世于1918年。人们赞誉他为格鲁吉亚的尼基福尔和卢梭。

伟大的自学成才的画家！

尼科曾经住在纳哈沃福卡——第比利斯的一个游民贫民窟街区。他一生都很贫穷，连画笔都得自己做。尼科的画以黑色为主调——画面中黑色占据了很大篇幅，因为他能从制棺人那里拿到颜料，同时他还搜集旧的锡做的招牌，以便能在上面作画。为此在他画面的背景上能模模糊糊看到一些没有完全用颜料盖住的如某某“杂志”或者“烟草”的字母。尼科的黑白影像印在金红色的广告牌上。格鲁吉亚的原始主义画主要是画在俄罗斯的商业建筑上。尼科都是在那些廉价酒馆或者廉价小吃店里作画。有时旁观者会送他一杯葡萄酒喝。也许他患了肺结核？也许是癫痫病？关于他人们知之甚少。尼科的很多作品都流失了，部分保留了下来。其作品的大多主题都是关于晚餐的。

尼科画的晚餐跟保罗·委罗内塞一样。

不同的是尼科画的晚餐是格鲁吉亚式的，世俗式的。他的画面以格鲁吉亚的风景为背景，摆着丰盛美味佳肴的桌子，格鲁吉亚人坐在桌子后面大吃大喝。桌子占据画面的中央，桌子是最主要的。食物让尼科着迷，尼科把这些美味佳肴和人们狼吞虎咽的样子都记录在画面上。尼科把他想吃的、今天和将来以及永不想吃的东西都展示了出来。桌子上摆满了各种食物，有烤羊、肥肥的乳猪、如乳牛血般鲜红的葡萄酒、水灵灵的西瓜、香气扑鼻的石榴。在他的画作中蕴含着某种受虐狂的韵味，好像刀子插进自己的腹部，尽管尼科的绘画艺术很欢快甚至有些滑稽。

尼科画面上的格鲁吉亚总是温饱的，永远在尽情吃喝，酒足饭饱。牛奶遍地流。天赐美食，所有的日子都是在享受美味。这就是格鲁吉亚纳哈沃福卡夜有所梦的情景。

尼科画出了纳哈沃福卡的梦。

绘画并没有给尼科带来幸福。他有过一位叫玛格丽特的女友。谁也不知道她是怎样的女孩。尼科很爱她，为她画了肖像。他把玛格丽特的脸庞画得十分天真浪漫，但所有的部位都非常不对称，一切都不成比例的大。她的嘴很大，眼珠膨出，耳朵硕大无比。尼科把这幅画送给了玛格丽特。惹得女友愤怒地尖声大叫，然后气愤地心怀恨意地离他而去。他的天才注定了他的孤独。

从此尼科过着孤单的生活。

他继续用生锈了的锡板作画，制棺人继续为他提供颜料。他一直在画自己的盛宴，山景衬着桌子。有时旁观者为他买上一杯葡萄酒。他54岁就离开了人世，死于第比利斯，死于某个廉价酒馆，无从得知他是死于疾病还是死于饥饿，或许他是死于癫狂。

瓦赫坦·依纳什维利带我去看了他工作的地方：一个大厅里摆满了堆到屋顶的大桶。一个个又大又重的木桶静静地立在那里。

大木桶里盛放的是酿好的白兰地酒。

并不是所有人都知道如何酿制白兰地。要酿好白兰地，首先要具备四个条件：葡萄酒、阳光、橡树和时间。此外，就像做每一件艺术品那样，还得有品位。剩余的步骤就是——

秋天，摘下葡萄后，先用葡萄酿酒，然后把酒倒入大木桶。大木桶必须是用橡木做的。是否能酿造好的白兰地还取决于橡树的年轮。橡树在生长的过程中能把阳光充分储存在自己的树干里。阳光慢慢沉淀进橡树的年轮里，就像琥珀沉淀在海底那样。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持续长达数十年。用年轻的橡树做的酒桶是不可能酿出好的白兰地的。橡树在生长的过程中，树干会逐渐变成银色。橡树开始结果，木质汲取能量、颜色和芳香气味。不是每棵橡树都能酿出好的白兰地。最好的白兰地是由独自生长在安静地方的干燥土壤上的橡树制成的酒桶酿成的。因为这种橡树能充分吸收阳光，在这种橡树里储存的阳光就像蜂巢里的蜜汁一样稠。潮湿的土壤呈酸性，那时橡树的苦内酯含量高。这在酿造的白兰地中可以马上感觉到。用年轻时受过伤害的橡树做酒桶也不能酿出质地良好的白兰地。因为受伤的树干渗出的内酯发不出芳香味，因此它就失去了橡树本身具有的芳香化合物。

然后就是桶匠制作酒桶。桶匠必须知道，他制作的是何种用途的木桶。如果用错误的方法切割橡木，那么橡木就不能释放出香味。尽管木头可以释放出颜色，但不含香味。由于橡树是很挑剔的，因此在酿制白兰地时橡树必须起作用，为此桶匠也必须具有小提琴制作师的灵感。优质的酒桶可以持续用上百年，有的木桶可以连续用两百年，甚至更长时间。也不是每个桶都可以这样持久使用，因为有的桶不能散发香味，有的则能酿制成黄金般的白兰地。几年之后就能鉴别出桶的好坏。

之后就是往酒桶里倒入用葡萄酿制的酒。要看情况，往桶里倒500或者1000升不等。之后把酒桶放在木架上，不再动它们，也不需要再做别的事了，需要的只是等待。一切都需要时间。现在这酒被倒入了橡木桶，然后橡木需要释放出它蕴含的一切，释放出它储存的阳光，释放出它的气味，释放出它的颜色，橡树从体内挤出自己的内酯，开始工作。

因此它需要安静。

同时还需要风，因为木头需要呼吸，而且木头喜欢干燥的空气。湿气会破坏颜色，让酒的颜色变深，变得没有光泽。可葡萄酒则需要一定的湿度，白兰地则与之相反。制作白兰地要求很苛刻。酒龄为三年的白兰地定级为三年陈，标有三颗星。标上星级的白兰地属于最年轻的，不属于上乘白兰地。最好的白兰地标有公司商标，但不标星级。这类白兰地至少为十年陈酿、十二年陈酿甚至是上百年的陈酿。事实上白兰地的年份还要更久一些，因为必须加上制成酒桶的橡木的年龄。现在橡木桶开始工作，就像法国大革命那样影响久远。

可以从白兰地的口味分辨出白兰地的年份。白兰地年份短的口味有些重、带些辛辣味、不醇和，口感略酸、发涩。而年份长的白兰地口感则幽雅醇厚，浓郁香醇，色泽鲜亮。年份久远的白兰地入腹发热，晶莹光灿，韵味协调，品位温柔醇香。

而且令人回味绵延。

亚美尼亚

瓦尼克·散特瑞安带着我穿梭于首都埃里温（Erewan）的大街小巷，这完全是应我的要求，不走那些熟路和老路。就这样我们来到了贝尼克·佩特鲁斯扬的画院。这个小院子四周用石墙围着，这是贝尼克常年画展举办地。贝尼克今年28岁，毕业于埃里温学院，是一位雕塑家。他个头不高，很腼腆，居住在自己拥挤的画室内，这个画室的门正对着展厅的院子。他的画室里挂着一个非常精美的亚美尼亚石刻十字架，当地人叫Chaczkary，也就是亚美尼亚人在古代刻在岩石上的十字架。在亚美尼亚全境随处可见这种石刻十字架，这是亚美尼亚存在的象征或是边界的标记，有时也是路标。这些古老的石刻十字架大都是在那些人们难以到达的地方，在那些悬崖峭壁顶上的洞穴里，如今已经没有路能攀上去，很难想象那些石刻家是怎么登上那些悬崖峭壁的，当时那些雕刻家大都是僧侣。

贝尼克用葡萄酒招待我们。我们坐在木板凳上，四周是他耗费多年心血雕刻的石头，他为我们打开录音机，让我们聆听亚美尼亚语称为patarak的录音，即亚美尼亚古老的赞美诗，这个赞美诗非常优美动人。贝尼克给我们放的是亚美尼亚合唱团在法国巴黎用法文演唱的录音。在亚美尼亚如今还能听到原始版的赞美诗，在首都埃里温附近的埃奇米阿津（Echimiatsin），那里被称为亚美尼亚教会圣地梵蒂冈。

贝尼克既搞石头雕刻创作，也搞czekanka创作，就是搞金属-塑料浅浮雕创作。他在这方面极具天分。他的雕刻和金属-塑料创作大多是紧扣爱情的主题——爱情的拥抱。但是在这些姿态中很少表现出愉悦的情感：两个人相拥在一起，之后就得永远分别。他有一组作品表现的就是亚当和夏娃的分别。

他很少能为自己找到举办展览的地方。他的雕刻大多都像现在这样立在这个院子里的树下，或者靠墙立着，或者直接躺在院子的过道上。贝尼克为自己院子周围的四邻们雕刻。为当地的主管和邮差们雕刻。为前来收拾成堆垃圾的人雕刻。为那些前来玩耍或者为得到糖果而来清洗石刻的孩子们雕刻。为电力公司的收费员雕刻。同时也为那些因公来这里的民警们雕刻。

在贝尼克居住的这条街道上，还有一个叫阿玛雅克·布德阳的艺术家也有一个自己的工作室。布德阳擅长制作高大的希腊罗马式双耳细颈瓶、花瓶和陶瓷制品，这些制品很适合在埃里温的广场上展示。这是一种纪念碑式的巨大的陶瓷制品，是埃里温城市广场和林荫道旁宽广的草地上绝好的艺术装饰。布德阳喜欢明亮和欢快的颜色，但是他的作品的材质却十分粗糙，凹凸不平。布德阳在波纹起伏的突起点涂上清淡的、明亮的釉色，为此这些花瓶和陶瓷制品从远处看就闪闪发光。在该城的很多地方都能看到布德阳这些高大的希腊罗马式双耳细颈瓶作品。身为亚美尼亚艺术学院教授的布德阳开展了一场运动，其目标不仅是将整个埃里温变成一个建筑杰作，同时还要把它变成一个艺术杰作。政府全力支持他的倡议，为此布德阳设计了埃里温剧院内装潢——这是现代艺术在内装潢方面最有趣的创作之一。同时在“阿拉斯”（Araks）咖啡馆和“亚拉腊山”（Ararat）饭馆里完美的内装潢都是出自他手。“亚拉腊山”饭馆在地下，是将品位和节制艺术集于一身的现代艺术的典范。在埃里温这样的地方随处可见。亚美尼亚首都已经变成了一座当代艺术博物馆。

当我们到达布德阳那里时，遇上了大暴雨，雨水灌入了他的工作室，因为他的工作室处于街区的低位。布德阳像是古代制陶人那样，用陶土做了一个苗条的花瓶。他还给我们看了他在加拿大、瑞士、意大利和叙利亚举办展览的照片。他今年42岁，长得人高马大，沉默寡言，非常勤奋。遗憾的是，只能在埃里温才能看到布德阳最有趣的杰作，首先是因为布德阳创建了城市。

我们还去拜访了一位年轻的作曲家，她叫艾米娜·阿利斯塔凯斯亚娜。瓦尼克把我带到那里，是想让我聆听一下伟大的科米塔斯的歌。科米塔斯对于亚美尼亚人来说，就像是波兰人的肖邦那样，是他们的音乐天才。他的原名叫苏莫·苏莫阳，因成为修道士而更名为科米塔斯，因此当地人都这样称呼他。1869年他出生于土耳其，那时大部分亚美尼亚人都居住在土耳其，大约有两三百万人。他在德国柏林学习了作曲，把一生都贡献给了亚美尼亚的音乐。他下乡到亚美尼亚的农村搜集民间歌曲。他成立了数十个，也有人说是上百个亚美尼亚合唱团。他是个云游在民间的民歌手，喜欢即兴创作史诗，时常引吭高歌。为世界上著名的交响乐团创作了上百首伟大的、经典的曲目。还写了很多圣乐，至今仍在亚美尼亚的教堂中传唱。

1915年在土耳其展开了对亚美尼亚人的大屠杀。在世界历史上那是一场仅次于希特勒种族灭绝行动的另一场对人类的大洗劫。当时有50万人丧生。土耳其人把科米塔斯带到了悬崖峭壁，准备把他推下去，就在最后一刻，伊斯坦布尔苏丹的女儿，也是他的学生救了他。但那时他已经看到了身后的万丈深渊，导致精神失常。

那时他45岁。有人把他带到了法国巴黎，他并不知道自己身在巴黎，在那里又活了二十年。他彻底沉默了，在精神病院住了二十年。他很少活动，一言不发，只是看。人们认为，他能看见来看望他的那些人，因为他会紧盯着那些人的脸庞。

他从不回答人们向他提的问题。

人们做了各种各样的尝试，让他坐到管风琴旁，但是他起身离开了。给他放音乐听，但给人们的印象是，他可能失聪了。有人把民间乐器放到了他的腿上，他小心翼翼地把它挪开了。谁也不敢肯定，他是否真的病了。说不定他只是选择了沉默？

也许这是他的自由。

他没有死，但也没有活着。

在生与死的悬念之间他存在，又不存在，颠迷于炼狱之中。那些看望过他的人都说，看到他越来越疲惫，变得十分憔悴，消瘦，皮肤黝黑暗沉。有时他会轻轻地用手指在桌子上轻敲，但桌子没有发出任何回应。他一直很安静，总是很严肃。

1935年他去世了，走入深渊，在距离他的学生，伊斯坦布尔苏丹的女儿将他从深渊旁救出不过仅仅二十年。

在马特纳达兰可以看见亚美尼亚的古代手稿，对我来说是双倍的不可企及：首先因为那些手稿躺在玻璃展柜中，另外我不会读那些字母，当然就无法领略它的意思。我问瓦尼克，能否看懂。他说既能也不能，因为他会读那些字母，但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十五个世纪以来这些字母一直没有变，但是语言变化了。亚美尼亚人走进马特纳达兰就像是穆斯林进入麦加一样。这是他朝圣的终结，他很激动，略有些焦虑。在亚美尼亚历史上这本书是他们民族的遗产。导游同志（她可真漂亮呀！）低声给我们讲解人们用生命换来的那些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手稿。在有些书页上还能看到血迹。有些书籍常年被藏在地底下，藏在岩石缝中。亚美尼亚人就像败阵的战士掩埋自己的战旗那样藏匿了这些书籍。不过他们也能很轻易地找回这些书籍：因为有关藏匿这些书籍地点的信息他们会一代一代传下去。

一个没有国家的民族在符号中寻求救赎。保护符号，对亚美尼亚人来说就像保卫边疆那样重要。符号的狂热信仰成了热爱祖国的一种形式。这是表现爱国主义的一种实际行动。不是说亚美尼亚人从来没有过自己的国家。他们有过，但是在古代就被摧毁了。亚美尼亚在9世纪复兴了一百六十年，之后再次以过去的形式消亡，永不复存在。这涉及的不仅仅是国家问题，是两千年以来对亚美尼亚人种族灭绝的大屠杀。就在我们这个世纪，也就是在1920年他们仍面临过这种威胁。

亚美尼亚的历史是以千年来计算的，目前我们所处的世界这个部分被誉为人类文明的发源地。我们正沿着人类最古老的生存遗迹游走，我们走入埃里温附近的拉兹丹盆地，这里曾出土过五十万年前石器时期的工具。最早出现过的关于亚美尼亚的文字记载是在四千年前，就在那时候，根据石器上的记载，在亚美尼亚这一地区出现过“六十个帝国”和“数百个城市”，因此亚美尼亚成为世界同期最古老的文明古国，《圣经》上的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都发源于它的边界处。

亚美尼亚人有着与我们不同的计时方式。他们被分割的历史可以追溯到2500年前。他们在4世纪获得复兴。比我们早七个世纪接受了基督教。他们使用文字的历史也比我们早十个世纪。但是亚美尼亚和古埃及、苏美尔、拜占庭这些世界典型的悲剧地区一样，本质是缺乏历史的连贯性的，在本国的历史教科书中会突然出现空白章节。

一次壮观的提升，随之而来的是令人郁闷的沉落。生活在人类文明发源地的民族，在创建了伟大的、不朽的文明的同时，好像被超人的力量摧垮，甚或是被所创造的巨大成果而压垮，再也无力继续发展，只能把引领世界的权利交给那些年轻、充满活力、充满生活激情的民族。因此欧洲上场了，紧接着是美国上场了。

亚美尼亚一切不幸的根源在于它致命的地理位置。我们必须这样审视地图，不是从我们欧洲中心的角度去审视，而是完全从另一个角度，从亚洲的南部，如同那些决定亚美尼亚命运的人们的角度来审视地图。历史地来看，亚美尼亚地处亚美尼亚高原。很长一段时期（持续数个世纪）亚美尼亚发展得很远，是占据了三片大海的国家——地中海、黑海和里海。但就让我们先停留在亚美尼亚高原的这个范围吧。这是亚美尼亚人自有历史记忆以来的地域范围。在11世纪之后，亚美尼亚人就从未成功地在这片地区重建亚美尼亚。目前亚美尼亚共和国的领土仅仅是过去亚美尼亚高原的十分之一。现在的伊朗占了其部分剩余的地方，而大部分地区现在归土耳其所有。

从南亚的角度来审视地图，就能对亚美尼亚的悲剧给出一个解释。命运无法把他们的祖国安放在一个更加不幸的地方了。在高原的南部亚美尼亚与当时两个最大的国家接壤，一个是伊朗，一个是土耳其，外加阿拉伯人的帝国，甚至拜占庭。这四个政治巨头野心勃勃，奉行极端的扩张政策，狂热又贪婪。当四个霸权国家中的每一个政权摊开眼前的地图时，看到的是什么？看到的是，如果占领亚美尼亚，那么其帝国北方边界就会形成非常理想的自然边界。因为位于北方的亚美尼亚高原是一个极好的自然屏障，有两片海洋（黑海和里海）守护着，外加高加索巨大的山障。而北方对伊朗和土耳其，对阿拉伯人和拜占庭都构成威胁，因为那时有来自北方的蒙古人疯狂地咄咄逼近。

为此亚美尼亚让所有的帕夏和帝王难以入眠。他们每个人都希冀让自己的帝国拥有美好而又完美的边界，这样在他的领土上，就像法王腓力一世那样拥有一个日不落王国，以便这个边界不再分散在平原上，而是依靠山障和海岸线。这一野心的结果就是不断地侵略亚美尼亚，不断有人要征服它、摧毁它、压制它。

这是政治范畴的问题，还有宗教问题。301年，在亚美尼亚梯里达底三世阿尔莎库尼王朝的国王统治时期，亚美尼亚正式接受了基督教。这也是在世界范围内把基督教作为国教的第一个国家。空气中弥漫着纷争：邻国伊朗信奉琐罗亚斯德教，视基督教为敌，不久逼近的南方伊斯兰教，既与基督教为敌，也与琐罗亚斯德教为敌。于是开始了疯狂的宗教迫害，大量屠杀信徒，宗派主义盛行，各教派开始分裂，进入了中世纪的疯狂。为此亚美尼亚也跨入了这个时代。

亚美尼亚人有自己的教会，称之为圣使徒亚美尼亚教会。在梵蒂冈与拜占庭数世纪的冲突中他们采取了中立立场，但偏向梵蒂冈。因此，尽管他们采用希腊东正教会礼拜仪式制度，但君士坦丁堡则认为他们没有遵守教会传统，甚至认为他们是异教徒。“他们的宗教仪式，”朗西曼爵士说，“在很多地方与东正教仪式不太一样。他们喜欢用带着动物鲜血的祭品献祭，在七旬斋时进求大斋日，平时是在周六进求斋戒，最主要的是他们在举行圣餐圣礼时用无酵饼。”因为他们以异教徒方式坚持用这样的面包，被轻蔑地戏称为“微发酵的人”。

亚美尼亚教会的领导人被称为“牧首”，传统上都定居于靠近埃里温的艾赤米亚基那。牧首里有几位著名的诗人、哲学家、音乐家、语言学家。在亚美尼亚亡国期间，即在封建制度和几乎持续了一段时间的新时期里，正是这些牧首在国际舞台上代表亚美尼亚处理问题。他们非正式地行使了消亡国家的首脑职责，获得了额外的声望。为此当前的这些牧首也十分受人们尊敬，这已经成为传统。

有一位修道士叫麦斯洛普·玛什托茨（Mesrop Mashtots），发明了亚美尼亚字母。玛什托茨看上去是一个典型的默默无闻的修道士，一生都贡献给了亚美尼亚字母的发明工作。亚美尼亚人称他为“天才的玛什托茨”，因为他发明了这些字母，教会宣布他为圣玛什托茨，为此，可以把这个视为他荣获了国家级的嘉奖。这是一个惊人的创举，一个当时无名的修道士发明的字母竟然能迅速普及。但事实就是如此！其实在那个时代的亚美尼亚人中间已经有了身份识别和辨别的强烈需求。他们十分孤立，是亚洲海洋上一座特异的基督教孤岛。山峦拯救不了他们：差不多就在玛什托茨字母公告的同一时期，亚美尼亚失去了独立。

从那时起，外国的军队——波斯军队、蒙古军队、阿拉伯军队、土耳其军队犹如邪恶的风暴那样蹂躏这个国家，像一个恶咒紧紧锁住这片土地。过去建造的一切都被摧毁，血流成河。编年史中处处是凄凉的画面。“亚美尼亚的玫瑰和紫罗兰干枯了”——亚美尼亚中世纪的历史学家雷昂悲痛地描写道：“亚美尼亚变成了痛苦的国度。亚美尼亚人要么流亡，要么漂流在异国他乡，要么在祖国横尸遍野的大地上迷失或者忍饥挨饿。”

亚美尼亚被武力征服，但它在修道院的写字室里寻找救赎。实际上人在困境之中更加有尊严，生存的意识更强。那写字室是什么样的呢？可能是窄小的房间，可能是一间土屋，甚至是一个岩洞。在这样的写字室里有一个小讲台，讲台后面站着一个抄写员不停地写着。亚美尼亚人的意识里总带有一种将被斩尽杀绝的危机感，随之而来的是一种热切的救赎需求。渴望拯救自己的世界，既然不能用刀剑拯救自己，那就让记忆永存。船沉了，那就让船长的日志保留下去吧。

于是，在世界文明史中就出现了一种独特的现象：亚美尼亚文书籍。有了自己文字的亚美尼亚人开始撰写书籍。玛什托茨亲自做了榜样。那时他们刚刚有了自己的字母，但我们发现他们就已经翻译了《圣经》。亚美尼亚文化中的第二个伟大文化力量就是圣使徒教会首领萨克·帕尔特夫（Saak Partef）和来自圣使徒教区的翻译团。玛什托茨开展了一场中世纪伟大的抄写运动，在亚美尼亚人中迅速展开，达到了迄今为止都前所未有的规模。

在6世纪时他们就把亚里士多德的全部著作翻译成了亚美尼亚文。到10世纪时，他们已经把大部分希腊的哲学著作和数百本希腊古典文学作品翻译成了亚美尼亚文。亚美尼亚人具有开放和兼容并蓄的头脑。他们翻译了所有手头拥有的外来书籍。这一点让我想起了日本人，他们也大批翻译了能搜集到的外国书籍。许多世界文化中的古典文学作品都是因为有了亚美尼亚翻译文本才得以保存至今。抄写员们竭尽全力搜集一切新书籍，然后把它们抄写下来。当阿拉伯人入侵了亚美尼亚之后，亚美尼亚人就把所有的阿拉伯书籍翻译成了自己的语言。当波斯人践踏了亚美尼亚后，他们就把波斯人的书籍全都翻译了。他们与拜占庭发生了矛盾，只要那时在市场上出现过的书籍，他们也全都翻译了过来。

于是他们创立了很多图书馆，藏书量肯定十分浩大：在1170年塞尔柱人烧毁了苏尼克的图书馆，那里的藏书达上万册。那些都是亚美尼亚的手稿。仍有两万五千多册亚美尼亚手稿保存至今。这些手稿中的一万多册保存在埃里温和马特纳达兰。如果有谁还想看到其余的手稿那就得去周游世界。最多的藏书是在耶路撒冷的圣约翰图书馆、威尼斯的圣拉撒路图书馆和维也纳的毛吉诺瑞安图书馆。法国巴黎和美国洛杉矶的图书馆也有很多精美的藏书。波兰的利沃夫也有过大量的精美藏书，因为那时利沃夫曾有亚美尼亚最大的印刷厂。

亚美尼亚人最早是在皮革上写字，后才写在纸上。他们曾经制造过32公斤重的书籍，用了700只小羊。但是他们也有微型书，大小如蜉蝣。会读会写的人都可以复制，但是当时有职业抄写员，他们一生都致力于抄写工作。一个叫欧瓦奈斯·曼卡莎兰茨（Ovanes Mankasharence）的人在15世纪共抄写了132本书。“在七十二年中，”他的学生扎赫利亚什这样写道，“无论冬夏和日夜，欧瓦奈斯不停地抄写。到了晚年，他的眼力已不济从前，手也开始发抖，写起字来非常痛苦。他在帕努与世长辞，享年86岁，而现在，我，扎赫利亚什，欧瓦奈斯的学生，将继续完成他未竟的手稿。”这些人做的工作就像是蚂蚁搬家，是自己工作激情的殉难者。另一些抄写员写道，在他们忍受着饥饿，把最后一分钱用于买树脂块，为的是照亮他们抄写的纸页。这些书籍大部分都是书法艺术的杰作。亚美尼亚字母的金色大军爬过数百张页码。那时的抄写员同时也都是杰出的画家。在亚美尼亚的书籍中，微型画的艺术达到了世界艺术的高度。特别是两位微型画家的名字至今闪耀着不朽的光芒，他们是托罗斯·罗斯林（Toros Roslin）和萨尔基思·皮卡克（Sarkis Picak）。罗斯林13世纪的书中微型画至今保持着原始的鲜亮色，直至今日仍能从马特纳达兰的藏书中发出光芒。

这些书籍的命运就是一部亚美尼亚的历史。受到迫害和蹂躏的亚美尼亚人以两种方式保存自己的实力：部分人上了山，躲藏在山洞里，部分人移民到了世界各大洲的不同国家。无论前者还是后者都带着自己的书籍随行。因为流浪者是徒步离开亚美尼亚的，但因有些手稿过于沉重，就被分成了两半，于是这些被分成两半的书籍就流落到了地球的不同地方。

阿塞拜疆

住在石油工人大道上的古尔纳拉·古赛因诺娃开办了一个芳香疗法诊所，给那些记忆力下降的人闻月桂叶，给那些患有高血压病的人闻天竺葵，给那些患有哮喘病的人闻迷迭香。人们带着盖沙诺夫教授开的处方来找古尔纳拉，在处方上写着花名，同时也写着闻花香时间的长短。人们坐着闻花香，通常持续10分钟。古尔纳拉注意观察着每个人，以便让那些人闻他们该闻的花香，也就是说，不要让记忆力下降的人去闻迷迭香。他们把摆放着一排排花卉的玻璃房称为植物疗法治疗室，治疗室类似温室。古尔纳拉也让我坐下，闻一下某种花香。我闻到花香了吗？我觉得什么也没闻到。其实，花朵是不会为自己释放出香味的，得动动它的花茎，那时，花就会感觉到，人们对它感兴趣，然后就开始释放自己的香味。花朵不会为自己释放香味，总是为别人释放。希望每次轻动花茎，花就能释放香味，那就太天真了，这不免过于冒失，以为花会取悦每个人。同志们，你们要轻轻动一下花茎！古尔纳拉提醒着那些坐在治疗室里的老年人，于是人们就开始像要抖掉身上的蚂蚁那样晃动花茎。

我问古尔纳拉——这位医学院的毕业生，她是否相信花香能治好人们的病，我说的不是治疗心理疾病，因为那已经被证明是有可能的，而是治好身体疾病，譬如让已经钙化了的细胞恢复弹性。古尔纳拉只是笑了笑说，她的患者来自全世界，她还强调说，还有从美国来治疗的人。盖沙诺夫教授的方法，即花香疗法，早已经很闻名了。

我想，古尔纳拉跟我一样，她喜欢的是这种优雅的治疗方法和令人欢喜、慈悲的智慧。因为教授能为这些年过七旬、连自己生日都不记得的老人们做些什么呢？当然，教授可以把他们安置在医院拥挤的病房里，那里到处充满了氯仿和碘化物的气味。那对他们有什么好处呢？难道花香对那些已经进入暮年的老人来说不比氯仿更好闻些吗？因此，当这样的人来找教授时，他为了说出自己的生日，还得掏出身份证看看，以便告诉教授自己的出生日期，同时还会抱怨自己脑袋糊涂，此时，教授会认真听他的诉说，然后给他开一个处方，上面写着：“处方：月桂叶，每天闻10分钟，连续三周。”您看，古尔纳拉说，来找教授的患者络绎不绝。为了预约到教授，要等数个月。

我们坐在古尔纳拉位于石油工人大道上面朝大海的诊室里，巴库（Baku）这座城市坐落在海湾里，缓缓地隆起层层岩石平台，形状像一座露天剧场，全城景致一览无余。古尔纳拉问我是否喜欢巴库，我回答说，喜欢，非常喜欢。这里的建筑物风格别异，交相辉映，好像是一座巨大的滑稽剧场，展现着不同时代的建筑风格。这里的建筑风格无奇不有！有仿哥特式建筑和仿巴洛克式建筑，有后摩尔风格建筑，还有勒·柯布西耶风格的建筑，有20世纪20年代建构主义建筑，还有夸张时期的巨型建筑，同时也有非常漂亮的现代建筑，简直是一个举世无双的建筑展。因为一切都有自己的位置，各种风格的建筑并排矗立，就像地产经纪人寇克思先生在伦敦办公室里的售楼沙盘上的楼群，能为每个买房的人提供合适的居所。

其实巴库分几部分。

最老的巴库城区占地最少。不仅占地少，而且拥挤狭窄，拥挤狭窄的程度令人窒息，当我走进窄小的街道时，我深吸了一口气，想测试一下，是否能自由地喘息。如果站在这里的街中心，伸展开双臂，那么你的一只手就可能摸到左边住房里睡在摇篮里的孩子，另一只手就可以拿到对面房子里桌子上摆放的梨子。在这里，两个人只能前后错开行走，不能并肩行走，否则会造成堵塞。同时，在巴库的老城没有任何城市规划，或许有过规划，可这里的建筑具有如此超现实主义的特点，是正常人都无法想象的。没人能知道，怎么从这里走出去。我跟着瓦莱仁走，他生在巴库，长在巴库，我们试了很多次，这么走，那么走，全都白费，走得我们筋疲力尽，直到后来来了几个孩子，我们才得以解救。

这部分巴库被称为Iczeri-Szereh，意思是内城。这里的街道充满了传奇故事，人们用民谣的方式传唱着这些故事。对于范围较大的巴库的居民来说，内城是一个具有异国情调的地方，在那里人们说着自己的语言，好像生活在同一屋檐下，没有任何秘密。如今的内城已经逐渐被拆完，在这里将建设一个新区。

在内城外围的巴库城建设得很有规模，很大，但有点附庸风雅。因为这个大巴库是专为那些私人企业家、暴发户、巴库的石油大王建设的。巴库一直就是靠石油发财的。早在10世纪的时候，阿拉伯的文学家们就描述巴库是个典型的盛产石油的地方，他们就此问题用了一些很奇怪的形容方式。13世纪的一篇题为“Adżaib ad-Dunia”的波斯短文这样写道：“巴库昼夜就像燃烧的火焰。他们在地上架起一口大锅，并在那里煮水。关于煮水一事，有一位名叫艾弗里·切列比（Eveil Chelebi）的土耳其旅行家在1666年时这样描述道：“巴库有很多不毛之地，如果有人或者马匹脚踩土地一会儿，那他的脚就开始发热，然后，贸易马车商队的领头就开始在这些地方挖地，之后在上面架起大锅，粮食很快就会煮熟。神的智慧真神奇！”

这些贸易马车商队把巴库的石油运往整个亚洲。马可·波罗写道：这首先是治疗骆驼皮肤病的无价之药。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中世纪的亚洲运输曾经很依赖巴库的石油。由于巴库燃烧的大地，巴库也成为印度火信徒的麦加，他们从印度来到这里，以便在自己燃烧的火神旁取暖。拜火神庙的四只烟囱虽已熄灭，但依旧保留了下来。

一百年前，巴库架起了第一座钻油塔，钻油塔成为这座城市快速发财的开端。有一位波兰人来到了这里——人们告诉我说——他风度翩翩，举止高贵，一辆出租的马车带着他四处逛逛。在某一时刻，他摘掉了高筒礼帽，扔到了地上，对目瞪口呆的赶车人说，我们要在礼帽落下的地方钻油。后来，这个人发了大财。那时有二百多家外国公司在巴库钻油。哈维·欧康纳写道：

1873年，在巴库第一次喷出石油，在接下来的十年中，巴库成了世界级的首富城市，而亚美尼亚和鞑靼的百万富翁开始与美国得克萨斯州的百万富翁角逐。这个城市成为世界最大的炼油中心。俄罗斯成为最大的石油开发商，不过几年就可以超过美国。1875年，诺贝尔兄弟非常偶然地来到了这里，一年后，他们建起了自己的第一个炼油厂，而在1878年成立了诺贝尔兄弟石油公司，这个公司在1883年时就控制了51%的石油产量。他们在巴库地区建造了第一条输油管道，工人来自宾夕法尼亚，并把最新的科学用于这混乱发展的工业组织。在短短的几年之内，诺贝尔兄弟就建立了一个庞大的远航蒸汽游轮船队，以及较小的油轮船队，以便将油料运送至伏尔加河。这一切都发生在从美国用船只运送原油桶罐的时代。诺贝尔兄弟打破这一规则，即不管任何石油巨头，只要他们在巴库生活一年以上，就不可能重回文明之人的行列。“黑色城市”巴库成为世界上最令人发指、最动荡、最令人不安的角落之一。鞑靼人、亚美尼亚人、波斯人和犹太人与俄罗斯人一起创建了一种民族马赛克现象，因为在那里时不时地会发生民族间的互相残杀。大量能开发石油的土地被沙皇赠送给自己的盟友。投机倒把盛行，一夜之间使他们暴富。这成了世界上空前未有的现象，就连美国宾夕法尼亚州西部也从未出现过这种现象。因为当时还不可能控制如溪流般喷出的石油，只能采用筑堤坝的方式把流出的原油围成一个油湖。就这样如河流般涌出的原油还是从堤坝中溢出流进大海里。

“对不起，请原谅，我要说点带有民族主义情绪的话。”这位激进的阿塞拜疆女孩儿很有趣，她知道，一方面民族主义是个禁忌之果，但另一方面又是一个无法抵挡的诱惑。我们站在一幅中亚和阿塞拜疆的塑料地图前，她想告诉我，阿塞拜疆曾经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这就是她所谓的民族主义情结）。我告诉这位阿塞拜疆姑娘，她所展现的对自己昔日伟大国家的荣耀感在当今世界上是人们普遍拥有的态度，一个人无论走到哪里，每个国家的人都会夸耀自己的祖先曾远征到哪些地方。很显然，人民需要这种意识，甚至可能这种需求越来越强烈。我对她说，在这里可能有某种补偿性规则在起作用。过去的世界是较松散的，如果某个民族突然要扩张，那就在这种扩张中走得更远。让我们来看看令人触目惊心的罗马人的扩张，再看看蒙古人是如何成功地实行了对外扩张。土耳其人是如何扩张的，难道我们不应惊叹西班牙人的大扩张吗？甚至连小小的威尼斯也曾经有过成功的扩张经历。

如今，搞扩张既困难也很危险，总的来说，这种行为在日益减少，因此各国人民需要以深刻的反思来弥补这种本能的思考，就是要深入到历史中去，以此来证明自己的力量与意义。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看看弱小民族是怎样找到了寻求和平的道路。幸运的是，如果我们审视一下世界历史，我们就会发现，每个民族在这个或者另一个时代，都经历过自己扩张和膨胀的一个时期，至少经历过某种释放爱国主义情感的阶段，致使如今能保持一种——可以说是相对的——人类的某种心理平衡。换句话说，这种深刻的反思让各国人民在不触犯禁忌的情况下保持自己的尊严。

我甚至不知道，这位阿塞拜疆姑娘叫什么名字。在这里，女孩儿的名字常常有自己的意思，所以父母很重视为女孩儿取名。Gulnara的意思是“花朵”，Nargis的意思是“水仙花”，Bahar的意思是“春天”，Ajdyn的意思是“明亮”，Sewil是女孩儿的名字，意思是“爱中之人”。瓦莱仁对我说，革命以后，开始为女孩儿取一些具有现代意义的名字，甚至波及农村。因此有些女孩儿就叫“拖拉机”“柠檬汁”“司机”，某位父亲，很显然想避税，所以就给女儿取名为Finotdiet，这几个字母是金融部（Finaan Sovyj Otdiey）全称的缩写。

因此我跟这位不知其名的阿塞拜疆姑娘站在亚洲地图前看着曾经幅员辽阔的阿塞拜疆，从高加索延伸到德黑兰，从里海延伸到土耳其。

过去的阿塞拜疆，其实是一个地理和文化的概念，而非法律国家的概念。事实上，历史地来看从未有过阿塞拜疆的中央集权国家，为此阿塞拜疆的历史与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的历史有所不同，当然，在别的一些方面也有区别。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是通过黑海和安那托利亚与古老的欧洲保持交往，后来与拜占庭保持接触。他们从那里接受了基督教，并在他们的领土上抵制伊斯兰教的扩张。那时，欧洲对阿塞拜疆的影响已经大大减弱了，降到了次要位置。高加索和亚美尼亚高原在欧洲和阿塞拜疆之间形成了一道屏障，而在阿塞拜疆东边是平原，因此相对容易进入，也相对开放。

阿塞拜疆是中亚的前沿。

阿塞拜疆的主导宗教是拜火教，其次是伊斯兰教，但当我阅读了由八位作家合著的《阿塞拜疆历史与哲学概述》时，令我感到惊讶的是，那里竟然有那么多异教徒、变节者、无神论、教派分裂、邪教、神秘派、洞穴派、隐士派等，各种异教都能找到自己的庇护所和归宿，因为这里有马塔兹里克派（Matazylik）、巴颓尼叶派（Batynik）、依兹玛伊派（Izmailik）、玛兹达派（Mazdak）、摩尼教，还有基督一性说派、拜火教、白克塔西教团（Bektaszyci）、努克达维基派（Nukdawidzi）和苏菲派、胡兰派、纯教友派，此外还有胡鲁派（也叫数字神秘主义派）、萨尔拜达日派、卡迪里派和逊尼派。与亚洲许多重要国家相比，阿塞拜疆被认为是一个边缘国家，只是一个能收留和收容某国家失意领导人的地方，尽管这并不一定全对。1417年，异教哲学家伊玛戴迪·纳吉姆（Imadeddin Nezimi）被活活扒了皮，而就在这几年之前胡鲁派的首领法扎拉赫·阿斯特拉巴底（Szichabedin Fuzlullach）死于穆斯林教派的严刑逼供中。

这位殉道者的门徒，胡鲁派教徒——数字神秘主义者、秘术师和占卜师——相信，数字28和32将能解释世界的起源，运用这些数字将可以解开每件事之谜。在他们的概念里，上帝通过美来表现自己。越是漂亮的杰作，越能彰显上帝之美。这就是他们评价现象的标准。

他们在人类的脸上寻找上帝。

然而一些穆斯林是在美女的脸上看到了真主。

12世纪在阿塞拜疆出现了一位闻名于世的大诗人尼扎米·甘哲维。似乎与康德一样，尼扎米从未离开过自己出生的城市甘扎，即今日的基洛瓦巴德（Kirovabad）。黑格曾评论尼扎米的诗歌说：他的诗“温柔而又甜蜜”。尼扎米写道：“在夜晚，我提炼诗歌闪亮的明珠，我的大脑在火焰中千百次地燃烧。”他有一句至理名言：“语言必须具有广阔的空间。”尼扎米既是史诗诗人，也是哲学家，他不仅精通逻辑学，同时也精通文法，甚至宇宙哲学。

阿塞拜疆一边遭受土耳其的蹂躏，一边遭受伊朗的践踏，根本无力为自己的自治而奋斗。其实它被分割成很多小公国，但是都各自为战。因为好几个世纪以来，阿塞拜疆仅仅是伊朗的一个省份。1502—1736年是伊朗的萨菲王朝统治时期，萨菲正好出生于阿塞拜疆。在他的统治时期，伊朗处于鼎盛阶段。阿塞拜疆语并非属于波斯语，而是属于突厥语。不是所有人都知道，土耳其语属于在苏联使用最广的语言之一。乌兹别克人、鞑靼人、哥萨克人、阿塞拜疆人、楚瓦什人、土库曼斯坦人、巴什基尔人、吉尔吉斯人、雅库特人、多尔根人、卡拉卡尔帕克人、库梅克人、哈固族人、图瓦人、维维尔人、卡拉恰耶夫斯克人、哈卡斯人、丘雷姆人、阿尔泰人、巴尔卡尔人、诺加人、土耳其人、舒尔其人、卡拉伊莫人、克里米亚犹太人和托法尔人，这些民族全都说土耳其语。乌兹别克人和鞑靼人等民族均可以用各自的语言与对方交流，而且互相都能听懂。

一天晚上，尼克-尼克让我爬上高塔。我将会从上面看到石油岩是怎样发光的，而尼克-尼克说，在没看到石油岩闪光前，他就不让我从上面下来。这个高塔挺立在海里，海水是黑色的，尽管叫里海，我顺着晃晃悠悠的通天梯往上爬，因为这通天梯是木头的，整个塔都是用木头钉起来的，塔高得能够得着星星，尽管风吹着这个像细麻秆一样的高塔，但它依然坚挺，虽会弯曲但不会折断，顺着高塔我爬上了天空，这里的天空幽暗，就像海水那样黑，我们进入一个像木球的地方，我不想看了，只想站在这个地方，但听见尼克-尼克还在往前走，所以我就只能跟着他进入黑暗、深渊，进入断层之中。一切都变得十分虚幻，因为已经什么都看不见了，换句话说，就是只能看见周围表面粗糙没有刨过的木头，好像一块毛剌剌的嵌入天空的木块，像是完全很随意地从黑暗中冒出来的地方，令人难以置信，十分抽象。

“尼克-尼克！”我叫道。

因为我意识到是我一个人待在这个地方，处于一个很奇怪的意境中，好像处于失重状态，悬在一个不确定的地方，因为这块木头之外只有黑暗，没有任何参照点，也无法协调自己的动作，没有任何可能挪动几步，连点根香烟都不可能，只能静下心来思考，下一步怎么办，总之不知在这上面该做什么，于是就傻呆呆地、木讷地在黑暗中原地不动，直至听到尼克-尼克的声音，他好像在我的下面，在一个低回的星系上。

“你看见了吗？”尼克-尼克喘息着问，其实他早已不在我的视线范围内了。只是在此时我才往下看了看，带着一种巨大的恐慌感，因为我有恐高症。

我看到城市了。

其实，看到城市没什么好奇怪的，即便是今天的农民对城市的景象也不会感到陌生，而我看到了在宽广的、海浪波动的、波涛汹涌的海上之城，从这个城市到最近的一片陆地还有一百公里。

我看到了城市之光、它的街道，这些街道消失在海平面上，看到了市中心人群涌动，很显然人们是刚看完电影走出影院，我自己前一天也去看了一场波兰电影《回力棒》，市中心霓虹灯闪烁，公共汽车穿梭往来，咖啡厅明亮放光，商店的橱窗和家家的窗户灯火辉煌。有一艘油轮停泊在港口，因为这里不但有港口，甚至有两个港口码头，当然也有飞机场。能看见在很远的地方有一个钻井塔，尽管很远也还能隐隐听见它发出的蜂鸣，此时，夜班工人正在钻井塔上作业。其实这是一座不夜之城，凌晨也是如此。

在下面，在地底下，海在起浮。

海浪拍打着一排排支撑城市的钢柱，涌入支撑着水面上的街道、广场和房屋的钢架迷宫之中。而城市则岿然不动，挺立在牢牢插在海床之中的巨大钢柱上。我们甚至可以换个思维来看：这是建立在山顶之上的城市，只不过高山是躺在水平面之下。

水下的山脉连接着里海的东西两岸，从巴库延伸到土库曼斯坦的克拉斯诺亚尔斯克。沿着大山的整个脉络，这里蕴藏着丰富的石油层和煤气层。当大海风平浪静时，你能看到海水下山脉之巅处，石油从缝隙中、从岩石下、从这里或者那里涓涓流出。所以，这里的岩石被称为石油岩，为此建造在海中央的这座城市也因此而得名。

土库曼斯坦

阿什哈巴德（Aszchabad）是一座安静的城市，不时有伏尔加牌小轿车穿行而过。时不时还有毛驴用驴蹄踢打沥青路。在俄罗斯市场里，人们叫卖着热茶，一壶20戈比（即0.2卢布）。难道茶的价值能这样算吗？在这里，茶就是生命。土库曼的老人拿起茶壶，往两个杯子倒茶，一杯给自己，一杯递给一个金发男孩儿：“那曲！”他对小男孩儿说。“哎呀，大叔，”小家伙对他说，“我跟你说了好多遍了，不能说‘那曲’，应该说‘拿去’。”大叔笑了笑，也许跟我的想法一样：谁也别想再教他什么了。这样的土库曼人，只要活到长出了白胡子的年龄，就什么也不想再做了。他的脑袋里充满了智慧，他的眼睛看过生命之书。当他第一次得到骆驼时，他就尝到了幸福的滋味。当他的羊群死掉时，他就体会到了不幸和贫穷。他见过干枯的水井，因此他晓得，什么是悲伤，当他看到水井里的水，他就知道什么是欢愉。他知道，阳光给人以生命，但同时他也知道，阳光亦可以给人带来死亡，没有任何一个欧洲人无法理解这一切。

他知道何为饥渴，何为饱腹。

他知道，即使是酷暑，也得穿暖和，带上罩衫和羊皮帽，而不能像那些白人一样脱得精光。穿着衣服的人会思考，反之则不然。一个赤身裸体的人可能干出任何蠢事。那些做出伟大事业的人们都是穿着衣服的人。在苏美尔美索不达米亚，在撒马尔罕（Samarkanda）和巴格达，无论怎样酷热难耐，人们都是穿着衣服的。伟大的文明起源于那里，无论是澳大利亚还是赤道非洲，他们在阳光下赤身裸体走路，他们不懂这样的文明。看了世界历史就能明白这一点。

也许这位老人能回答莎士比亚提出的伟大问题。

他见过沙漠，也见过绿洲，这就意味着，他见过整个世界，这就是用最简单的方法对世界的最简单的划分。世界上出生的人愈来愈多，绿洲变得人满为患，甚至在最大的绿洲欧洲也是如此，更别提恒河和尼罗河绿洲了。难道生于沙漠的人类，如同所有的文件述说的那样，将不会回到他们的发源地吗？而大汗淋漓的城市居民开着烧热的菲亚特汽车，带着无处找到插头的电冰箱，那时他们能找到什么人去咨询吗？难道不会开始寻找长着白胡子的土库曼人吗？寻找裹着头巾的图阿雷格人呢？他们知道，哪里有水井，这意味着他们知道生存和救助的奥秘。他们或许缺乏烦琐哲学和书本知识，但他们具有独特伟大的知识，因为生活的需要。欧洲人习惯描写居住在沙漠的人落后，甚至认为他们极端的落后。没人会考虑一下，绝不可能这样评价一个生活在令人恐惧的条件下，而能生存数千年的民族，他们创造了一种最有价值的实用文化类型，使整个民族得以生存发展，而就在同一时代，很多已有的文明已经衰落，并且永远消逝。

有些人认为，因为贫穷，人才会走进沙漠，因为他已经毫无选择。事实并非如此。那些生活在土库曼沙漠的人们，他们拥有自己的羊群，因而很富有，游牧曾是富有的特权。“旅居沙漠，”加百列教授说，“是一种荣耀，因为是上帝所选之地。”对游牧民族而言，选择定居生活是他们最后的选择，因为这意味着生活失败落魄。靠经济或政治的高压手段强迫游牧民族定居，代价是很大的，因为他们会失去沙漠给予他们的自由。

谁能想象没有游牧民族贡献的人类文明是什么样？让我们来看看金帐汗国和帖木儿帝国，它们都是中世纪最大的帝国。世界文学史上最长的史诗《玛纳斯》（Manas）共有40卷，吉尔吉斯人的一部游牧民族的英雄史诗。让我们再看看在莫卧儿游牧朝代统治下的印度艺术的繁荣发展。特别值得提一下这些现象，譬如伊斯兰，它们在世界史上影响了十三个世纪，而且是一个一直在扩张的宗教，有遍布全球的信徒，从塞内加尔到印度尼西亚，从蒙古国到桑给巴尔。

但是，首先在人们尚不知飞机为何物，在这之前也不知轮船为何物的数千年中，只有这个游牧民族早已掌握了征服死亡空间的精湛及危险的艺术，经过自己不断远足的经历创立了世界历史上第一个真正的全球大众传播系统，通过从城市到城市，从一个大陆到另一个大陆，从世界的一个尽头到另一个尽头，不仅仅运输黄金、香料和大枣，还运送书籍、信件、政治信息和旅途新发现的报告、杰出思想家的著作的原文或副本，为当时交通不便、消息分散的年代提供了交流文化成果和发展的可能性。

在我和土库曼老人和小男孩儿喝茶的隔壁，有一个卖花的女摊主叫道：“乡亲们！别忘了买玫瑰！”阿什哈巴德的玫瑰已经变得沉重而枯萎。没有人买花。这个时辰，市场上的人寥寥无几，此时也正处沙漠的正午。酷热难耐的阿什哈巴德横在骄阳下无精打采、一片沉寂。从这个地方到我住的饭店有一百米。从此地到与伊朗交界的地方需要一小时的路程。而与莫斯科相距很远，有4300公里，距华沙有5000多公里。1935年，一群土库曼人骑着马来到莫斯科，他们日夜兼程近三个月，八十三天，这个纪录已经被载入《土库曼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史》。

在市场上有来自集体农庄卖蔬菜的小贩，他们出售的都是摘自自家菜园子和宅边地的菜；还有卖药的小贩，在小摊上、在国营书店和理发店里也都可以买到这些药。这里理发店不少，但只给男士理发。土库曼妇女都扎着大辫子，不需要去理发店。还有卖笔记本和纸张的小贩，他汗流如雨，一颗又一颗的汗珠不停往下滴，好像站在淋浴的喷头下面。“乌兹别克人！”他朝卖茶的人喊道，“来壶茶！”然后就一碗接一碗地大口喝着热茶。“乡亲们！”——过了一会儿他又大喊：“显示一下你们是有文化人的吧！快来买本子吧！来买本子吧！”

整个市场都铺的沥青路，街道也如此。大街上跑着无轨电车，车里热得像火炉。马路两旁种着绿树，有很多绿地和鲜花，看得出来他们很重视绿化，城市很整洁，绿化也很好。绿树不仅提供了树荫，同时起了一个心理安慰的功能。这些绿荫缓解了因为酷热造成的幽闭恐惧症给人带来的疲惫感，减缓了待在密闭空间的恐惧感，生活在绿洲的人们有此同感。习惯定居的人害怕沙漠，沙漠让他感到恐惧。对他来说只需要走到城市的边缘，时常是走到沙漠附近自己院子的尽头就足矣。沙漠侵犯城市，覆盖了广场和街道。我去过位于撒哈拉的努瓦克肖特（Nuakshott），在那里，人们需要常年清扫覆盖在沥青马路上厚厚的沙粒，就像我们清扫马路上的积雪那样。我看见了在阿塔尔（Attar）绿洲勤劳工作的农民，他们的工作就是不断把被沙子覆盖的海枣树挖出来。沙漠侵犯房屋，因此那些房屋没有窗户，如果有窗户的话，那些窗户也是永久关闭的。嗨，这样的气候！但也有人以此方法保护自己的住房、储备和财产不受沙尘侵犯。

树木给人一种轻快的印象，因为绿洲不是不断受到沙漠元素侵犯的孤岛，而是一片较大的适合人和植物生长的土地。

阿什哈巴德从两方面来说都算是年轻的城市，因为建城的时间在1881年，那年俄罗斯军队攻破了土库曼人的抵抗，在这里建筑了军事堡垒。在堡垒周围开始修建了道路，变成了一座小城。1948年，这里发生了当代历史上最严重的一次地震，15秒的瞬间，城市就被夷为平地。那里曾是一片墓地，米莎回忆说，而在地震后变成了16片墓地。全市唯一没有移位的是列宁纪念碑。

今天的阿什哈巴德是震后完全重建的城市。那些喜好古迹的人在这里没有任何可参观的地方。

拉什德在地图上指给我看乌兹博伊河（Uzboy）曾经流经的地方。乌兹博伊河水来自阿姆河（Amu-daria）横穿卡拉库姆沙漠（Karakum）然后进入里海。曾经是一条非常美丽的河流，拉什德对我说，曾经跟塞纳河一样长。他还说，这条河死了，是在战争开始时死亡的。随即又告诉我，考古学家尤瑟波夫考察了乌兹博伊河消亡的历史。他认为，这条河是在相对不长时间以前才突然出现在沙漠上的，或许是在五千年以前。随着水流，鱼和小鸟也都来到了沙漠，之后人也来到了这里。这些人属于阿里-伊利（Ali-ili）、赫兹尔（Chyzr）和提维基（Tiwedżi）部落。那时土库曼人属于110个不同的部落，甚至可能更多。那些属于阿里-伊利、赫兹尔和提维基部落的人把乌兹博伊河分成了三段，每个部落的人享有三分之一的河段。乌兹博伊河岸流域变成了鲜花盛开的人口稠密的绿洲。人们建造了村落和贸易区、花园和种植园。沙漠中心变得拥挤和嘈杂。这也是水带来的结果。水是一切的起源，是生活第一之需要，是大地的血脉。人们用三条波浪曲线画出他们头脑中的水的形态。在曲线上面画了一条鱼，鱼是幸福的象征，三条曲线加一条鱼就意味着生命。

商船在河上穿梭。从印度来的货物经过这里被运到安那托利亚，从花剌子模运到波斯。乌兹博伊河曾是举世闻名的河流。在这些有文字记载的国家的人中，与其相关的问题有各种文字记录。希腊人和波斯人以及阿拉伯人对这些也有文字记录流传至今。在乌兹博伊河沿岸有一个好客的客栈，那些划桨水手可以在那里歇歇脚，留宿和吃饭。在多福-卡瓦、奥尔塔-库伊和塔拉伊哈都有集市，每个人都可以在那里买到从世界各地运来的高品质的货物。

乌兹博伊河流域的人们崇拜圣石，这是沙漠居民的典型特点，他们崇拜现有的一切——石头、峡谷、水井和树木。

在圣石矗立的地方禁止战斗。石头会保佑人不死。那里从远古以来就蕴藏着一种永远不会消失的能量。亲吻石头几乎给人们带来一种感性的喜悦。拉什德对我说，让我关注一下《游记》里的一个片段，在那里有一个叫Abu Abd Allah Mohammed ibn Abd Allah ibn Mohamm ibn Ibrahim al-Lawati at-Tandżi的人，以伊本·巴图塔（Ibn Batuta）为大家所知，而在东方国家他的名字是Szams ad-Dina，他写道：“在亲吻石头时，双唇会有一种无限甜蜜的感觉，为此我就想一直亲吻下去。”对乌兹博伊河畔的人们来说石头就是圣物。

那时，人的思维都是围绕着水的分配在转，我们可以运用推论法来证明这一点。革命之后，改革尚未进行，对土库曼来说，水的分配的重要性堪与爆发战争或者签署和平协议这样的事件相比。一切都取决于它。水通过渠道流到田野里，当地人称之为：中元（aryki，河渠之意）。水的分配都是通过“主中元”来分配的。如果春天雨水丰沛，水的分配就不成问题，但是很少能遇上这样的春天，在这里全年降雨量只相当于欧洲一次的降雨量，可能全年从天而降的雨水只集中在两天内就降完，然后就是持续的干旱。那时水的分配就可能转为一场战争。“中元”两边水渠的水就被墓地抢走，因为那些水渠下面毕竟躺着人骨。

有钱人拥有宽阔的河渠，而穷人的则很小。为此，穷人们就冒险偷偷打开闸门，让更多的水流进自己的小渠中。富人们强力谴责这种行为。这看上去像是一场阶级斗争。水成了投机倒把的商品，成了在黑市上倒卖的商品，有水集市，倒卖水的人既有景气的时候，也有不景气的时候，那些得到水的人能致富也会破产。直到革命后，才取消了这一切默认的很多不成文的习惯做法。过去妇女无权获得水配额，只有已婚男子有水配额。一个生了儿子的父亲，让还在襁褓中的儿子跟一个成年妇女成婚，这样还在襁褓中的男婴作为已婚男子，就有了水配额，这也就成了那些生育了很多男孩儿的家庭致富的一条途径。直到1925年土库曼党召开了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了一项革命法令，禁止婴儿娶妻，同时，妇女也拥有水配额。

每个人都竭力住在离乌兹博伊河较近的地方。河给人以水，给人以生命。沿着河两岸曾是远征商队走过的路。成吉思汗的军队骑兵顺着乌兹博伊河的水流远征。撒马尔罕的雅库特商人曾到过这里，他们曾是贩卖奴隶的商人。

拉什德说，乌兹博伊河缓慢消失的过程，始于四百年前。就像它突然出现在沙漠那样，开始迅速消失。乌兹博伊河在沙漠正中心创造了一个文明，滋养了三个部落，连接了东方和西方，尤瑟波夫在乌兹博伊河两岸考古发现了数十座城市和居民居住区。如今河水已经被沙漠覆盖。不知是谁最先发现河的水量在逐渐减少。阿里-伊利、赫兹尔和提维基部落的人聚集到河两岸，眼看着河水消失、生命之泉在消逝，他们坐在那里这样看着，因为人们喜欢观察自己的不幸。水位日益在下降，深渊出现在人们的眼前。围绕着开闸、关闸而展开的冒险行动和阶级斗争都失去了意义，谁拥有多大的河渠也已经毫无任何意义。人们奔向毛拉，奔向算命师，抓住遇到的每一块石头，都无济于事。田野干枯了，树木枯萎了。一只卡拉库姆的羊只能换到一小袋水。卡拉库姆沙漠原来只是在这里有一片，在那里有一点，现在它急速蔓延，好像大地患了传染病一样。集市关闭了，商人关闭了店铺。

经过考古挖掘发现了乌兹博伊绿洲的尤瑟波夫说：从那里挖掘出来的物品什么都有，说明人们丢弃了自己所有的物品，孩子们丢弃了自己的玩具，妇女们丢弃了锅碗瓢盆。那时人们一定十分惊惶、歇斯底里和束手无策。那时肯定是流言满天飞，也许占卜家和算命师都来过这里。人们感觉到沙漠将会把他们吞噬，沙粒在他们的门前呼啸。

像《出埃及记》里描写的那种大迁徙开始了。阿里-伊利、赫兹尔和提维基部落（后者也被称为“赶骆驼的部落”）向南迁移，因为当时南方有闻名遐迩的绿洲马尔和特柘木。流亡的人们走过卡拉库姆沙漠，即走过了黑沙，土库曼和整个中亚最大的沙漠，身后留下了干涸的河流，它像被打碎的陶器静静地躺在沙子中，沙子遮盖了河渠、田野和房屋。

拉什德说，来自干涸河流的部落遭遇了南方绿洲居民的抵抗，那里居住的是塔克和萨雷克部落。无论是迁移到这里的人还是居住在这里的人都属于土库曼人，都属于为水而战而被分裂的同一民族。拉什德还说，在这片绿洲里，水量和居民数一直都保持着平衡，因此，绿洲不能再接纳新来的人。绿洲可以接纳客人，可以接纳商人，但绝不能接纳整个部落的人，因为这样会迅速破坏这里的人赖以生存的平衡。因此就引发了沙漠与绿洲之间的战争。这里的人比他们那些住在气候宜人地区的兄弟来说，处于一种等级更加分明的境遇中，为此发生战争的起因更深远，换句话说，他们是为生存而战，而不是像在欧洲，历史上的战争都是为了一些琐碎的理由而发起的，譬如：冒犯君主、争夺王位或者统治者患有迫害狂躁症。在沙漠里，战争的起因常常是由于人的生存渴望，人陷于这种矛盾之中，从而造成了悲剧。为此土库曼人从未获得过统一，因为废弃的河渠分割了他们。

乌兹博伊河之死，让死河部落流亡到南方，开启了土库曼人兄弟之间互相残杀的先河。这种兄弟间的互相残杀持续了数个世纪，直至我们这个时代。直到革命之后还发生过战争，但已经明显政治化了。拉什德说，现在是由政府部门分配水。他还说，1954年给波萨卡地区运来了推土机，波萨卡位于土库曼的阿姆河上游，与阿富汗的交界处很近。人们开始在这个地方挖人工渠，为此河水时有时无，这次是人在沙漠上挖出了河渠。历史又在这里重现。像早前那样，水给沙漠带来鱼和小鸟。河渠两岸鲜花盛开，变成了人类居住的绿洲。这条人工开发的河渠现在长800公里，将会再延长两倍，像早先那样最终流入里海。

这渠里的水是甜的，拉什德说。他舀了一缸子水让我喝。这水的确很甜，很好喝。河岸边浮荡着一艘平底船牵拉的一个浮桥，周围一片沙漠。在这个浮桥旁有一间小木屋，在木屋的一面墙上贴着女明星和裸体女郎的照片，以雅罗斯瓦夫·施柴维伊（Yaroslav Shchaviey）为首的挖掘队住在这里，这个挖掘队里共有四位乌克兰人。我和拉什德是他们的客人，不过这纯属偶然，因为我们的摩托艇坏了，只好停在这里。这个挖掘队要给河渠挖出一条支流，以便水能流到集体农庄去。这些重型机械的轮子足有一人多高，把挖出的沙土从这边运送到那边，沙土堆上站着一个蓝眼睛的姑娘，记录着每个司机跑的趟数。她记录什么呢？就这样记录着，为的是让每位司机完成定额。她叫帕乌琳娜，她来自哈尔科夫某地。如果司机人很好，帕乌琳娜就给他画上很多横杠，让这位司机成为工头。天太热的时候，帕乌琳娜就放下本子，跳进渠水里，游到岸的那一边然后再游回来，继续画她的那些横道道。施柴维伊催帕乌琳娜去炸鱼，他派其中一个重型机械的司机去集体农庄买酒。他们为我们办了一场奢华的盛宴。晚上我们离开了那里。船上的灯光倒映在渠水上。

回到马尔（Mara），这是我在土库曼的最后一天。马尔是穆尔加布河（Murgab）绿洲的首府，是继阿什哈巴德之后的第二大城市，有人口60万。土库曼的居民（不到200万）分住在五个绿洲上，沙漠占共和国国土面积的百分之九十。马尔的市中心都是刷成蓝黄两色的老旧平房。曾有过上百间来自乌兹别克、俄罗斯和亚美尼亚人开的商店，现如今这些商店要么被收归国有，要么变成了车间或者仓库。这里闷热，中午天就变得灰蒙蒙的。来自沙漠的沙尘暴狂卷而来，狂风和云尘遮盖了天与地之间的全部空间。卷起的沙尘让人看不到远处，呛得人喘不过气来。生命枯萎，一切机器都停了下来。现在帕乌琳娜和施柴维伊以及阿达和那些姑娘们穿得像唱戏的人那样躲藏在角落里，挤在夹缝中，头上披着床单、毯子等一切手边能拿到的东西，以免窒息，沙尘暴能填埋一切，洪水能淹没人和羊群（因为在沙漠中也会发生洪灾！），而沙尘弥漫非常呛人并会导致人窒息，抑制呼吸导致人死亡。这沙尘，这尘埃（是石头被风和水搅成粉末的东西）漂浮在空气中，被太阳晒得火热，然后变成干雾，这令沙漠上的所有人感到恐惧，干燥而又火热的雾，好像燃煤烧得火热的云粉，这就是沙漠在自己发怒之时让人们呼吸的东西。我在旅馆里，在自己的房间里，没有照明，更要命的是没有水，电线可能被风刮断了，水管也被沙子堵住了，喝水的缸子里还剩了一口热水，那下一步该怎么办？城市没有水，电话线断了，只有收音机还能响。我躺在床上，一切都是湿乎乎的，布满了灰尘，枕头热得像火炉，在沙尘暴袭来的时候，人们陷入水恐慌症，会突然贪婪地、不假思索地喝完自己储备的所有水，这就是一种疯狂，他们喝水不是为了别的，不是因为现在他们口渴难忍，只是因为恐惧而喝，满脑子都是不会再有水了的想法，为了不受打击而喝。街道萧条，饭店寂静，走廊里空空如也，我走下楼去，餐厅也空空如也，餐厅服务员坐在那里，望着窗外。有一个俄罗斯人从外面走了进来，尘土满面，连衬衫都被吹得露在了裤带外面，头上戴着保暖的毛皮帽。来200克酒，他对服务员说。然后，服务员站起身来，把酒倒在杯子里。他一口喝完这杯酒，嘴里发出“哈哈哈哈啊”的声音，这下可好了，一边说着，一边带着肚子里的这把火走出餐厅，走向沙漠之火。服务员用目光送走了他，然后说，这才是好样的，这样的人才能挺过一切灾难。之后又关心地看看我，但带有一点讽刺的目光，一句话没说，给我递来了一杯柠檬汁。

塔吉克斯坦

我们前往一个叫“第三国际”的集体农庄。这个集体农庄离杜尚别（Duszambe）不远，负责15个村落。这是一个较大的集体农庄，但也有比这个大些的。

“第三国际”集体农庄的主任叫阿卜杜尔卡琳·沙里波夫（Abdulkarin Sharipov），一个身材高大的男子，但缺少一条腿。他的腿是在保卫乌克兰的战争中被德国子弹打中而失去的。后来他被送到了医院，伤愈后回到家，无论是在战争中还是后来，他从未见过一个德国人。

沙里波夫不能行走，我们就坐着他这个主任的专车到处跑。在路上，他介绍说集体农庄到底都有什么：三头奶牛、十二只羊和想要多少就有多少的毛驴和马匹。好羊很贵，要150卢比，盖一座新房要十五只羊。除了畜牧业，他们还有农田，每公顷的产量是800磅小麦。产量如此之少，并不足为奇，因为所有的农田都在高山上，收获季节持续好几个月，因为农田处在不同的高度，低处的小麦成熟得早些，高处的晚一些。在塔吉克斯坦，全年都是这样，整年都要播种和收割。在瓦乎什盆地6月是收获季节，而在帕米尔的农民才刚播种。在这个月份列宁纳巴德的杏子已经成熟了，而在伊斯法尔杏花才刚刚绽放。

我们走过了一个村庄，塔吉克斯坦的妇女停下身子，背对着汽车，用手蒙住脸。革命将她们的脸从面纱下解放出来，妇女们摘下了面纱，但还保留着习惯动作。在杜尚别大学，我结识了洛哈特·纳比耶娃，她是第一位获得学位的塔吉克斯坦妇女。当时是1963年，她论文的题目是关于废除面纱的抗争的，这种抗争让许多人付出了生命，有数百位妇女因为摘掉面纱而丧生，匪徒公开处决了这些妇女。有趣的是，生长在千百年来没有变化的同一个世界的人，由于所处的地理位置不同竟然有这样不同的风俗。因为在一些文明国家中男人们希望妇女露出她们漂亮的脸蛋，而在另一些国家则要求妇女必须遮盖脸庞。

沙里波夫带我们来到村庄的尽头，在一棵大树树荫下的开阔地，沙里波夫为我们举办了一场盛宴，不仅用樱桃、杏子和苹果招待了我们，同时还有用大碗盛着的冒着热气的大肉、大盘的小麦煎饼，当然还有各式各样的热汤、全国闻名的菜肴和色拉。各种食物堆积如山，还有成箱的白酒。沙里波夫自己不喝酒，他说禁止穆斯林喝酒。不过最后还是喝了一点酒。然后起身，脱光衣服，摘下假肢，随后跳入河水中游泳。农民们看着脱光衣服的农庄主任。他在做什么？我问。他在为自己降压，有人回答说。

宴会在没有主任的情况下继续举行，很多塔吉克人聚集过来，他们当中的一个人开始讲故事，然后，人们哄堂大笑。我问他们，他们都讲了什么。随后一位老师给我翻译说，这是一个关于年轻塔吉克人的故事，这位年轻的塔吉克男子战后回到了“第三国际”集体农庄，但是忘记了自己的母语，他跟所有人都讲俄语。可在农村很少有人懂俄语，人们只会说塔吉克语，于是他父亲对他说，讲塔吉克语吧，但是这位年轻的塔吉克男子装着听不懂父亲说的话。后来人们纷纷来到他家，每个人都想看看这位忘了说自己母语的塔吉克青年。邻居最先来到这里，后来是全村人都聚到这里，人们看着这位从战场上归来的塔吉克青年，开始是一个人笑了起来，然后所有的人就都跟着笑了起来。全村人就这样大笑着，全村爆发出热烈的笑声，人们捧着肚子笑得前仰后合，在地上打滚，最终那位塔吉克青年受不了了，冲出房门大声用塔吉克语喊道：够了！然后自己大笑起来。从这天起这位塔吉克青年就想起了自己的母语，于是村里宰了羊，狂欢了一整夜。

懂俄语真好，那位老师总结说，但塔吉克人也应该懂自己的语言，我们举杯为世界上所有的语言干杯。

清晨我乘飞机飞往吉尔吉斯。图兰送我去飞机场。四面八方的景色都不一样。北部气候温和、山峦郁郁葱葱。

南部是白雪覆盖的高山。东部是烈日炎炎的沙漠沙丘，而杜尚别则是绿意盎然。在冰雪覆盖的高山的另一面是印度，越过沙漠则是中国。

吉尔吉斯斯坦

我在天山山脉的苏塞木耳（Susamyr）盆地的卓玛尔·司马诺夫的蒙古包里过了夜，这里距伏龙泽（Frunze）200公里。卓玛尔在潘菲洛娃（Panfiłowa）集体农庄有自己的羊群，因为他工作出色，当地政府授予他“吉尔吉斯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优秀牧场主”的称号。卓玛尔共拥有600只羊，细问他之后发现，在这个集体农庄里只有一半的羊属于集体农庄，剩下的羊均属于卓玛尔，属于他的兄弟、叔叔和他的邻居。卓玛尔只上了七年学，今年41岁，有九个孩子。在这里家家都有很多孩子，都是大家庭。整个夏天，卓玛尔都在自己的蒙古包里度过，到冬天才回到集体农庄。在蒙古包里住的，有他和他的妻子、其他牧民、别人的和自己的孩子。这些人的热情好客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我这次来到他们这里纯属偶然，卓玛尔宰了羊，搞了一顿丰盛的晚餐。蒙古包里挤满了人，这些人都是接到了牧马人的通知从别的牧场赶到这儿来的。我们蹲坐在毛毡毯上，大口嚼着羊排，畅饮着伏特加。在喝酒方面吉尔吉斯人要胜过俄罗斯人，波兰人更不用提了。妇女也喝酒。一般情况下都是在蒙古包外举办盛大宴会。男主人把酒倒在桌子上的酒杯里，然后呼叫妇女的名字，之后她进入蒙古包，蹲着并且举杯一口喝下酒杯里的酒，随后一句话也不说，什么也不吃，起身消失在黑暗中。

宴席中，人们把煮好的羊头放在盘子里递给客人，客人必须把羊头吃掉，然后挖出一只羊眼睛，把它吃掉。别忘了，羊的眼睛比李子还要大。另一只眼睛由主人来吃。以此方式结下兄弟情谊。这是一种非凡的经历，永志难忘。

乌兹别克斯坦

埃尔金说，他要到城里办事，然后就离开了。把我一个人留在了布哈雷酋长的城堡里。城堡现在是个博物馆，可以在这里看到酋长的金色长袍，还可以看到刽子手用的刀，这刀已经被用得几乎看不见刀刃了。一帮美国老妇人在城堡里穿行，一会儿在酋长的卧室里，一会儿举着相机照相，一会儿去看地牢。现在请大家来看，一位老师对学生旅行团的孩子们说。这时孩子们挤挤搡搡地聚在地牢铁栅栏入口处，里面，在半明半暗中，可以看到酋长关押过的囚犯模型。一个囚犯模型被吊在屋顶上，一个身上流着血，几个囚犯模型坐在地上，他们被锁链拴在墙上。讲解员说，酋长是这里最残酷的统领，这一切，包括这个城堡、这些金袍、把人吊在屋顶上这一现象，都被称为封建主义。

正午时分，我走出城堡，来到了一个尘土飞扬的大广场，对面有一个茶屋，在这个时辰，茶屋里坐满了乌兹别克人，他们头上戴着彩色无边帽蹲坐在那里，喝着绿茶，他们就这样能喝上几个小时，甚或一整天。这种在树荫下，在地毯上与亲朋好友在一起的生活十分惬意。我也坐在草地上，点了一壶茶，我的一边是城堡的景致，这个城堡跟波兰克拉科夫的瓦维尔城堡的大小一样，只不过这个城堡是用泥建造的，而我的另一边的景致更美。

这另一边矗立着一座雄伟的清真寺。

这个清真寺引起了我的注意，因为是用木头建造的，这在穆斯林的建筑史上是非常罕见的，因为穆斯林的清真寺大多是用石头或者泥建造的。此外，在沙漠炎热的和短促的正午，还能听到清真寺内传来的敲击声，于是，我把茶壶放在一边，去到那里看个究竟。

台球的撞击声。

这座清真寺名叫波罗-哈乌兹（Bolo-Chauz），这是18世纪遗留下来的中亚独特的建筑古迹，也是这一时期唯一幸存的古迹。波罗-哈乌兹门上和内墙上的木雕装饰之美、之精湛旷古绝伦。每个看到的人都会赞不绝口。

我进到里面参观，那里有六张绿色的桌子，在每张桌旁都有几个满头蓬乱的金发的年轻小伙子在那里玩台球。一群旁观者则为不同的台球员加油。每张台球桌每小时租金80戈比（0.8卢布），真便宜。想玩台球的人很多，在门口排成长队，为此我也没法好好欣赏里面，只好回到茶屋。

刺眼的阳光洒在广场上，狗儿在广场上游荡，一队队旅行团走出城堡，先是美国旅游团，后面是儿童旅行团，清真寺里台球撞击声、加油声不断。堡垒变成了博物馆，清真寺变成了台球厅，而乌兹别克人仍然坐在这里喝着茶。他们安静地坐在这里，面朝清真寺，这是父辈传下来的习俗。在这些人的沉默中有着一种尊严，尽管他们身上穿的是灰色衣服，但看上去很矜重。我想过去握握他们的手，我想以某种方式表示一下我对他们的敬重，但不知道如何去做。在这些人中，在他们的举止中，在他们明智的平和中，我内心真挚的崇敬感油然而生。他们世世代代坐在这个古老的茶屋里，或许这个茶屋要比城堡和清真寺都老。如今许多事已经与以前大不一样了，但只是许多，而不是全部。可以说，世界在变，并不会完全改变，至少不会变得乌兹别克人不能在工作时间在茶屋里喝茶。

在布哈拉（Bukhara），我还去看了一些拥挤不堪而又丰富多彩的自由市场。这些都是古老的市场，有数千年的历史，但一直生气勃勃，人山人海。埃尔金带我看了阿维森纳喜欢逛的市场，还带我看了伊本·巴图塔买大枣的市场。现在这里的小商店、摊位、柜台都被编上了号，因为全都国有化了。埃尔金说，乌兹别克人宁愿多花点钱也要在市场上买东西，而不愿在商店里买东西，因为市场是传统，是大家见面聊天的地方，是第二个家。我还参观了密尔-阿拉伯（Mir-i-Arab）学校的楼群，这是一所穆斯林大学。它有一个雄伟的建筑群，建于1503年，现在这里被整修一新，因为革命后该大学被关闭，现在重又开启，更名为中亚和哈萨克斯坦穆斯林神学院。

布哈拉的基调是褐色的，是太阳光烘焙下的泥土色。撒马尔罕的基调是湛蓝色的，这是天空和水的颜色。布哈拉是商业城，既喧嚣又独特也很物质，是商品和市场城市，是一个巨大的仓库也是一个沙漠端口城市，是亚洲的腹地。撒马尔罕是个充满灵性、抽象、崇高和美丽的城市，是个浓缩和形象美的城市，它既是音符也是图画，是个繁星照耀的城市。埃尔金对我说，应该在皓月当空或者月亮如盘如镜时去看撒马尔罕，那时大地一片黑暗，墙壁和塔尖让光都聚焦在自己身上，城市开始发光，然后，像灯笼那样向上飘。

帕普沃思（H. Papworth）在他写的《帖木儿传奇》（1937）中对撒马尔罕奇迹是帖木儿的杰作这一事实提出质疑。有件事无法理解，作者写道，这座城市，以自己全部的美貌和大杂烩把人的思绪带入神秘与沉思，这座城市竟然是由像帖木儿这样残酷的魔王、掠夺者和暴君所建造出来的。

不可否认，建造于14和15世纪之交的撒马尔罕，就是在帖木儿统治时期而闻名于世的。帖木儿这个人物是历史上的一个传奇现象。他的姓氏在数十年间一直令人闻风丧胆。他曾是一个伟大的统帅，将亚洲踏在自己的脚下，掌管如此大的地盘并没有影响他关注细节，帖木儿对很多细节都有自己的想法。帖木儿的军队以残酷而著名。帖木儿出现在哪里——一位阿拉伯历史学家扎伊德·沃希非（Zaid Vosifi）写道：“那里人体的鲜血就像从器皿中喷涌而出……而天空几乎就映现出郁金香田般的颜色。”帖木儿时常站在远征军队的队伍前，他亲自监控一切大小事务。他曾下令砍下被他捕获的人的头颅，下令用这些人的头颅建造塔、城墙和铺设道路，并且亲自监督工作进程。他还下令剖开商人的腹部，为了在那里寻找金子。他下令毒死对手和反对者，他亲自准备毒药，并亲自毒死他们，这项使命占用了他半天的时间，在另外半天，他则把精力放在对艺术的关注上，帖木儿把用于关注死亡那样的热忱同样用于关注艺术，在帖木儿的意识里，死亡与艺术之间的差别小到只有毫发之别，帕普沃思无法理解的也正是这一点。帖木儿的诛戮是真的，但他并不是斩尽杀绝。他下令留下那些有创造才能的人的性命。在帖木儿帝国，最好的圣殿是才华，帖木儿把所有有才华的人吸引到了撒马尔罕，努力为每个有才华的人创造机会，不许任何人伤害这些天赐火花的人。

艺术家发挥了才华，撒马尔罕得以繁荣兴旺。这座城市是他的骄傲。在其中一座城门上他下令刻上：“要是你怀疑我们的强大，那就去看看我们的建筑！”这句话比帖木儿本人多经历了数个世纪。直到今日，撒马尔罕依然以其无与伦比的美丽、精湛的形式和艺术天才让我们赞叹不已。帖木儿亲自监督每一座建筑，不成功的就毁掉，他的品位超群绝伦。他对各样装饰的优劣都会认真斟酌，他非常关心设计图案是否考虑周全，会关注线条的清晰度，然后再次投入到下一次的远征，投入屠戮，投入浴血奋战，投入火光烛天，投入呼喊惊叫。

帕普沃思不明白，帖木儿在玩着众人不敢玩的游戏。帖木儿展示了人能承受极限的可能性。帖木儿证实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后来描述的事实：“人什么都能做到。”可以通过圣埃克苏佩里书中的一句话来定义帖木儿的杰作：“我做到了任何动物从未做过的事情。”好坏皆有。帖木儿的剪刀是双面刃——创造之刃和毁灭之刃。每个人的所作所为都有这样的两面性。但一般来说，只不过他们的这些剪刀勉强能打开，有时能彻底展开。但帖木儿的剪刀则是打开到了极致。

埃尔金带我去看了在撒马尔罕的帖木儿墓，这是用绿色软玉建造，在黄陵入口处有块碑文，碑文的作者是帖木儿本人，上面写着：“快乐就是一个人在世界遗弃他之前，他就先遗弃了这个世界。”

1405年，他在远征中国的途中驾崩，享年69岁。

1989年秋，我开始踏上帝国大帝之旅，我与这个大国的接触尽管很偶然，也很短暂，但其历史很久远。我心想，这些经历会对我有很大的帮助。结果我错了。最后这次帝国之旅从两方面来说给我很大的启示：首先我从未对这个国家进行过深层的探究，我不是这方面的专家，也不是俄罗斯、苏联问题专家，当然也不是克里姆林宫事务专家，诸如此类。更让我关注的是第三世界、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多彩的大陆，我几乎将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了研究这些地方的问题。因此我对帝国的实际了解是微乎其微而又十分肤浅的。其次，随着斯大林-勃列日涅夫时代的逝去，我们对这个国家整个社会体系的了解呈几何级数的发展。新资料和新资讯的到来不是以年和月来统计，而是以周和天来统计！因而如果一个人仅仅从今天才开始对作为意识形态的共产主义和作为一个事实大国的帝国所起的作用产生兴趣，那他可能就搞不清楚，现在他所能获取的百分之九十的资料，如果不是更多，在几年前是根本无法接触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