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我去德国留学是在20世纪80年代末。因弟弟在美国，我原想去投靠他。我去美国驻上海总领事馆办签证那天，赶上1989年春夏之交的那场政治风波。中午时分，我跟女儿所坐的火车到了真如站就停了。我只能背着女儿，不顾炎热沿铁轨步行。

女儿看我累得满头大汗，说：“爸爸，我下来自己走吧！”

走到上海已经晚上8点多了，我们直接赶到美国领事馆打探消息。站岗的武警战士安慰我们说：“今天全部都签出了，明天来没问题的。”

我们就在附近找了一家小旅馆住下。走了将近20公里，真累坏了。刚躺下，女儿就说：“爸爸，枕头下有小虫虫。”

我翻开一看，几只肥硕的大蟑螂，一转眼溜走了。我安慰女儿入睡后，就再没合眼。才凌晨4点多钟，我就叫醒女儿，到那里一看，领事馆门口已人山人海。一直等到上午10点多，领事馆发出通知：闭馆了。

看着领事馆门前久久不愿离去的人群，我只好带着女儿，拖着疲惫的身体，四处找车返回杭州。因为火车停运了，叫车就极难，好不容易才用高价叫到一辆破旧的小型面包车。颠簸了5个多小时，快到杭州艮山门车站时，那辆破车散发出浓烈的焦味，似乎马上就要燃烧起来。我吓得赶紧抱起女儿下车逃跑。

无奈之下，我只好再抱着一丝希望，申请去德国留学。还好，女儿的母亲与姨妈这时已在德国了，她们给我们提供了邀请函。

去办签证那天，德国驻上海总领事馆门口也是被围得水泄不通。看我是带着女儿来的，几乎所有等待签证的人都说：“你绝对签不出的。”

轮到我时，被告知女儿不能进。看着嘈杂、纷乱的四周，我把女儿带到站岗的武警身边，对女儿说：“你就站在这儿，千万不要跑开了。”

给我办签证的是一位黑人女孩，她翻了一下我的材料，然后送到楼上去，要我等。片刻后，一位戴眼镜的德国小伙子领我上楼，进了领事办公室。领事没在，德国小伙子细细翻看了我的材料，微笑着用流利的汉语与我交谈起来。他告诉我，他是领事馆翻译，参加过上海电视台“外国人讲普通话比赛”呢。

我热情地邀请他：“杭州电视台也有类似节目，邀请你参加……”

这时，领事进来了。他60岁左右，花白头发，中等个子，很敦实的身材。他什么也没问我，戴上眼镜坐下，边看我的材料，边听翻译的介绍，脸上毫无表情，看不出他在想什么。我虽然听不懂他们交谈的内容，但看得出，翻译是在帮我说话。

领事起身，在身后的书橱里找出一本书翻阅起来……最后，对翻译说了几句什么，就离开了。

翻译转告我：“因为你带女儿去留学，所以他要看一下德国移民法是否允许。不过你还是把护照留下，放心回家等待消息吧。”这番话等于告诉我，签证没什么问题了。

我出了领事馆，一眼就见到女儿满面的汗水与泪水，还有她那万分焦急的眼神，我感到极其内疚，心疼地把她抱进怀里，挤出人群……

我至今也纳闷，当时怎么会顺利签出的。门口那些没有签出的人，有的在哭泣，有的一脸茫然不愿离去……那时的人们确实都会感到一种莫名的“茫然”。

而我，当时在艺术创作上也感到了一种何去何从的茫然，这也许是我选择出国的主要原因之一。

到达柏林当晚，留我们住下的是一位年轻雕塑家，他对中国文化很感兴趣。我答应刻一方章送给他。可惜，以后再没联系了，欠了一笔使我很内疚的“人情债”。

当年在德国的中国留学生一共才300多人，不像现在有这么多的中国留学生。我带女儿去德国，就带了1000美元，是应急用的。几十年过去了，我仍珍藏着这1000美元，对于我，它已不是货币，而是我人生与青春的见证与记忆。

当时，德国对留学生打工控制得不是很严。学校还有专门机构介绍学生在节假日勤工俭学。我最初是在科隆大教堂广场边上的北京饭店洗盘子，那是一家广东移民开的餐馆，老板人很好。我洗盘子动作慢，碰到客人多时，一会儿工夫，要洗的餐具就堆得像小山似的，老板会叫来二厨和其他人帮我。

老板娘40多岁，很瘦小。她看我从下午4点钟上班，到半夜12点下班，从不喝水，就来告诉我，这里的饮料是不要钱的。我总是微笑着谢绝，因为我从不喝可乐类的饮料。

那时我每天的工钱是50马克，但下班时，老板的母亲，一位已80多岁、慈眉善目的老太太，总是要老板娘多给我5马克，有时，还会给一大包鸡爪之类的食物让我带回去。我离去时，老太太总是朝我点头微笑，目送我离开。她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2014年我又到德国，曾要女儿陪我去北京饭店看看，可惜饭店早已易主了。

那时，每晚我收工走出饭店，矗立在眼前的是灯光中的科隆大教堂。在德国所有教堂中，它的高度居第二（仅次于乌尔姆市的乌尔姆大教堂），世界排名第三，是欧洲北部最大的教堂。其建筑风格宏伟而细腻，从灯光中更显出一种艺术与民族文化的辉煌。这座大教堂可以说就是一部德国的历史，包括建筑史、宗教史和文物史。科隆大教堂里收藏着许多珍贵的艺术品和文物。其中包括上万张当时大教堂的设计图纸，它们是研究中世纪建筑艺术和装饰艺术的宝贵资料；还有去朝拜初生耶稣的“东方三圣王”的尸骨，被放在一个很大的金雕匣里，安放在圣坛上。这里还有最古老的巨型《圣经》、体量比真人还大的耶稣受难十字架，以及教堂内外无数的精美石雕。另外，还有一些珍贵文物被保存在一个金质神龛内，这座金神龛被认为是中世纪金饰艺术的杰出代表作之一。在唱诗班回廊，还保存着15世纪早期科隆画派画家斯蒂芬·洛赫纳于1440年为教堂所作的壁画和法衣、雕像、福音书等珍贵文物。教堂内还有一座奥托王朝时期的木雕《十字架上的基督》，是哥特艺术最早的代表作之一，对后世的雕刻艺术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教堂四壁的窗户，总面积达1万多平方米，全是镶嵌着描绘《圣经》人物故事的彩色玻璃，被称为“法兰西火焰式”，它的色彩使教堂显得更为庄严。据考证，这些色彩缤纷的玻璃，只用了四种颜色，而且都有讲究：金色，代表人类共有一个天堂，寓意光明和永恒；红色，代表爱；蓝色，代表信仰；绿色，代表希望和未来。在阳光照射下，这些玻璃绚丽多彩，是大教堂一道独特而神奇的景观。

科隆大教堂被誉为哥特式教堂建筑中最完美的典范。它始建于1248年，工程时断时续，至1880年才由德国皇帝威廉一世宣告完工，共耗时超过600年，至今仍修缮不断。

我见过一张科隆城市的照片：二战时，在一片废墟中，只有科隆大教堂还屹立在莱茵河边。当年美军飞机轰炸科隆时，艾森豪威尔将军下令不许轰炸大教堂，这才使科隆大教堂得以保存下来。

我第一次进入大教堂时，里面正在举办婚礼，唱诗班圣歌的和声与管风琴的旋律，回荡在建筑物高高的穹顶下……来自世界各地的旅游者目睹这对新人的婚礼，为他们祝福。当新娘与新郎接吻时，不同国家、不同肤色、不同年龄的人们都送上热情的掌声。那一刻，我怎么觉得，好像是联合国大会通过了一项神圣的决议。看来，文化是民族的，但也是世界的。

每晚，我半夜下工，在夜深人静骑车离去前，总要仰望一会儿大教堂。这人类灿烂的艺术杰作，可以使你忘掉一天的疲惫，怀着一种特别愉悦的心情回家睡觉。久而久之，它仿佛成了我的老朋友，我们之间建立了一种特别的情感。

中国文化，以佛教、道教为重要载体，而西方文化则以基督教为重要载体传承至今。在特里尔大学学习时，老师特别叮嘱我，学习德国各地教堂的文化，是了解德国历史文化的重要途径。

我从科隆到特里尔大学报到，是花了5马克搭别人的顺风车去的。那人在特里尔城市郊外就把我放下。当时，已经是晚上11点多，我人生地不熟，只能凭着感觉找地方。

特里尔是个小城市，深夜，路上几乎见不到行人。我茫然地沿大路走着，听见有脚步声渐近，一看，是一位高个子的小伙子，金发，一米八以上的身高，挺帅。我像见到救星一样，急忙向他打探去处。

我要找的学生宿舍，在校外的一座游泳池边上。小伙子非常耐心地告诉我方向。我谢过他后急着赶路，大约走出十几分钟后，在寂静中，身后又响起脚步声。我转身一看，竟是那位小伙子急匆匆地赶来。我有些紧张起来：怎么，难道还要问路钱吗？

他气喘吁吁地告诉我，这座城市有两个游泳池，有一个是青少年游泳池。他担心自己指错路了。

我们核对无误后，他才放心地离去。我望着他消失在暗夜中的背影，不禁对这个民族肃然起敬。

第二天我去学校报到，从公交车上下来后，前车门下来的那位40岁左右的女士，穿着高跟鞋不慎崴了脚。我赶紧上前扶她，问伤着没有。她感激地看了我一眼，活动一下，说：“谢谢你！”

谁料，我报到后到了教室一看，原来她就是我们的班主任。

她对我的学习非常关照，每次下课总要留我几分钟，问我学习的情况，并要求我每天下午没课时，必须去语音教室加强德语学习。

可我不是一位用功的学生，坐在语音教室总要打瞌睡，老想着去打工挣钱。那时在德国工作一天，相当于我在国内半个月的工资，所以还是很有诱惑力的。

有一天，我清晨4点就起床。天还没亮，女儿仍睡得迷迷糊糊的。我用腰带把她绑在身后，骑车到郊外的草莓园摘草莓，工钱5马克。

到了草莓园，女儿醒了，她趴在地上也摘了满满一板。我给她一枚硬币，告诉她，这是你一生中，第一次用自己的劳动赚来的钱。女儿一直把这枚具有象征意义的硬币保存着。

我骑车带着女儿回到城里，一辆警车鸣叫着追上来拦住我们。车上下来一位年轻、漂亮的女警官，合身的警服勾勒出苗条的身材。她看着一脸茫然的我，过来和蔼地告诉我，在德国骑车是禁止带孩子的。然后，她把孩子抱到车上，她开车，我骑车，一直把女儿送到了学校。以后的几十年，我只要看到女警察，就会想起当年那位女警官。

女儿在读一年级时，有一天我上午没课，早早到女儿的学校想接她出去吃顿午餐。我朝教室里张望，只见老师在黑板上写了一句话，孩子们则据此自由发挥，他们有的在纸上写，有的趴在地上画，还有的互相在商量……哪像国内上课时都坐得规规矩矩，只听老师一个人在讲的样子。其实，德国从幼儿教育开始，就一直在观察孩子的智力与兴趣的发展状况。到初中毕业时，学校会有一份详细的记录提供给家长，为孩子今后继续升学深造提供方向参考。下课了，老师又让孩子们排着队，带出学校去了。我以为老师还安排了其他活动，但其实学校是利用午餐时间，让老师带孩子们到不同国家的餐馆用餐，感受异国风情与餐饮文化，针对性地举一反三，从实践中教授孩子们地理和人文知识。

这使我想起，中国古代圣贤孔子，他教授学生也总以亲身感受来启发学生：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

我反问自己，为什么现在我们的很多教育工作者会忘记我们民族的传统文化教育呢？

其实中国文化在世界文化中，具有很强的亲和力。我到德国不久，曾被邀请在科隆大学举办一个讲座，其间播放了我拍摄的纪录片《西藏民居》和《浙江民居》。现场的翻译，是中央戏剧学院在德国读博的老师，他指着到场的200多名师生对我说：“有这么多人参加讲座，是很少见的。”

与会的师生除了提出许多关于中国传统建筑方面的问题，还问了中国戏曲、文学方面的诸多问题。我非常吃惊，中国文化竟会受到如此的关注。

我在物流公司打工时，工头也是一位中国文化迷，尤其崇尚中国武功。他认为凡是中国男人都懂得武艺，一定要我教他几招。碰到我偶尔迟到，他也会装作没看见，后来干脆不要我做搬运工了，派我到办公室收集被粉碎的文件，这是一项很轻松的工作。

我参观德国乌尔姆大教堂时是2016年9月。从那个城市街道上往来行人的衣着上，就足以看出这是个非常富庶、安逸的城市。

秋天的乌尔姆景色宜人，蓝天下，大教堂的三座塔楼直插云霄，教堂主塔高度达161.6米，超出举世闻名的科隆大教堂4.6米。

现在的乌尔姆大教堂长126米，宽52米。东侧双塔并立，西侧教堂主塔高耸入云，这是世界上最高的教堂钟楼，十分壮观。乌尔姆建造大教堂的计划始于1377年，同年6月30日埋下基石。1392—1419年，当地建筑师恩辛格(Ulrich Ensinger)主持建造砖石架构的主教堂，设计高度156米，但经过恩辛格及其子孙三代人的努力，仍未能实现设计者的愿望。

15世纪以后，该教堂的建造断断续续，几经反复，一代又一代的建筑师和难以计数的石匠们，参与垒建教堂主塔。直到1890年，在建筑师拜尔(August Beyer)的主持下，终于实现了恩辛格的设想。

我还参观了德累斯顿的圣母教堂、柏林大教堂、波恩大教堂、格里茨大教堂等，它们都是德国辉煌文化与历史的见证。

无论是在德国的博物馆、图书馆、教堂参观，在大学的课堂与校园里学习，还是在餐馆洗盘子、在农场摘草莓、在物流中心当搬运工、在德国最著名的巧克力厂包装糖果、在百货商店做清洁工、在报社印刷厂印报纸、在德国的日本文化馆打杂，这些经历，都储存在了我知识的宝库中，作为一种西方文化的表现形式，被记录下来。

在这些东西文化的对比中，我一直在思考这两种文化现象的特点。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发展是两条不同的路径。春秋战国时期，中国“诸子百家”的学术思想，达到登峰造极的境界。他们的代表著作，如《论语》《孟子》《荀子》《道德经》《庄子》《列子》等，基本奠定了华夏文化的发展方向。

而同一时期，欧洲的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人的《工具论》《形而上学》《物理学》《尼各马可伦理学》《政治学》《诗学》等著作，同样影响了欧洲文化与哲学思想的形成与发展方向，对科学做出了巨大贡献。文化发展的脚步，同样决定了一个民族科学技术的发展进程。

进入21世纪后，世界的发展，使人们在东西方文化中寻找两种文化“殊途同归”的道路，希望能够在保持各民族文化特点的同时，找到一条共同发展的途径，而不是在排斥与战争中寻求本民族的生存与发展。

其实，我们的祖先早在1000多年前，就已经在探索这条道路，由此才会有海上与陆上的“丝绸之路”。如今的“一带一路”也许就是实现东西方文化与经济“殊途同归”的康庄大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