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荣辱不惊”,艺术要他远离政治
“我对别人的表扬或批评不足为奇,我尽量敬而远之。”丁绍光这样说,也这样做。1970年前后,他被指定讲授学院派写实主义和传统的国画,同时被要求拿出作品去参评、参展为政治服务时,他也能让学校的保守派闭上嘴巴。因为他创作的《佤族女民兵》《藏族赤脚医生》等白描、水彩画,挑剔的批评者也不得不承认“他的创作符合标准,且画技无懈可击,并有革命的主题”。这个早在1962年跨出大学校门时就参加了中国美术家协会的全国会员,也不断有作品进入全国性美术展览。《藏族赤脚医生》是奉命之作,画的原型青翁,是云南中甸的少数民族妇女。她在藏区行医、走村访寨为贫苦牧民服务的事迹,被指定要在广州交易会上宣传展出,丁绍光接到任务后画了三幅长约2米、宽约1.5米的英雄像。这次他受到嘉奖——一次公费旅行,由作者亲自送画到广州,并安排一位女郎同行。这不是组织上为画家提供的旅伴,而是作为解说员站在画前介绍英雄事迹的。因此丁绍光连带受益,在去广州之前受命前去距昆明千里之外的雪域圣地——中甸去挑选解说员。他到中甸的时候,一大群漂亮的藏族姑娘,早就等候在大院中,都想争取到这趟美差。后来丁绍光对人讲,他从阳台上走出来,一眼便从人堆里挑出了最美的一位。他喜欢对人炫耀识别美的眼力,尤其是识别漂亮女人的眼力,所以就不必太在意他是看了一眼还是看了许多眼才完成了任务。尔后在他众多的东方美人图中谁又能分清哪一种图案、哪一片色块、哪一种脸型,又是否与他的“香格里拉”之行有关呢?“她很漂亮,但衣衫陈旧,身上还有羊脂味。”丁绍光的记忆中确实留下了对这位藏族姑娘的鲜明印象。但他告诉你“没有故事”。漫长的旅途使初次出远门的藏族姑娘十分紧张,她紧靠着丁绍光,称他为大哥。这是没有故事的旅行。有朋友戏说丁绍光在广州的饭店和汽车上常为她争位置而和人家大吵大闹,一副护花使者的架势。丁绍光回答得一本正经:“那是在广州她常常遭到冷落,鄙人一生最恨人欺人!”从这姑娘身上他的确想到过玉娟姑娘,那个“可爱的小姑娘”,与他重相见是在“文化大革命”动荡的岁月,也就是丁绍光被迫留在昆明的几年后,趁混乱潜过“封锁线”才得以独自重返了一回西双版纳。他最不愿意回忆和玉娟姑娘见过的这一面。最不在乎人们怎么“戏说”画家在人生旅途中不时有个漂亮女朋友同行的故事,直到今天也是如此。
丁绍光是在云南成熟起来的。对来自别人的表扬或批评不足为奇,尽量敬而远之,是因为他深知自己的目标——“要画出摄影所不能照出来的作品”还是一个梦,一个诱人奋发的梦。为参展送作品,为任务搞创作,他明白那不是自己真心想画的东西,纯粹是一种生存伎俩。
这就叫“既端人家的碗,就得服人家的管”!
“表扬实际上比批评更危险。”这时候有消息传来,他为英雄造像的作品颇受“官方”赏识,要创作者留在广州等候上面来的大人物江青的接见。丁绍光不想自己的艺术创作从此就交给他人去“抓”,同时也担心自己的突然离去——像古代的大文人某某某那样毅然决然挂冠而去以显示傲慢,后果恐怕不堪设想……
两难之间——
云南发生了地震。
云南艺术学院有几名师生在地震中惨遭不幸。
消息传到广州,却救了丁绍光的“命”——这当然指的是艺术生命。
他有了遁词——以“地震”为借口,他迅速离开广州,逃回了昆明。
丁绍光事后审度,暗自高兴。
“我知道自己像屋檐下的‘雪人’,承受不了太阳光的直射。太阳不出来,‘雪人’还有鼻子有眼,一旦阳光暖上身,它就是一摊水……”
他追求的艺术,要他远离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