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忠恕之道：促进多元文明和平共处、共同发展

忠恕之道应用在处理世界各个文明的关系中可以促进多元文明和平共处，走共同发展之道。按照忠恕之道，人类不同文明可以进行和平交流、公平竞争，以避免不同文明之间的不信任、仇视乃至暴力斗争。

如果要概括世界文明发展的基本特征，首先应该是文化的多样性、文明的多元性。德国历史学家斯宾格勒把世界文明区分为八种，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则把世界文明区分为20多种。其他一些哲学家和文化学家也有不同的区分。这些划分都从不同角度向人们揭示出世界文明发展存在的多样形态。联合国《世界文化报告2000》在谈到人类文化的多样性时说：“我们应当把文化多样性看做是：它在过去已经存在、现在呈现着更丰富的形式，在将来会成为汹涌的大河。最终这种多样性是人类意愿的产物。”“了解、赞同和甚至欢呼文化多样性并不意味着相对主义，而是意味着多元共存。文化的多元存在在这里指的是：不同的国家、公民群体、国家和国际机构理解和组织文化多样性的道路。”2001年11月2日，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三十一届大会上，通过了《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明确提出文化多样性对人类来讲就像生物多样性对维持生物平衡那样必不可少，文化多样性是人类的共同遗产，应当从当代人和子孙后代的利益考虑予以承认和肯定。

多元文明的和平共处问题，就是如何促进多元文明在全球现有的政治经济组织的框架之内和平共处、发展进步的问题。各文明如果不能和平共处，就会出现很多问题，甚至出现纷争。近代以来的西方文明由于种种原因，没有解决好这个问题，20世纪以西方世界为主导，发生了两次世界大战，造成了人类史无前例的灾难，“二战”以后虽然再没有发生世界性的大战，但几乎每天都有规模大小不同的地区冲突和局部战争，持久和平仍然是人类的渴望和理想。人类已经进入了21世纪，但是新世纪并没有带来新气象，而是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天灾人祸。全球化的步伐加快，特别是西方文明内部产生的问题以及西方文明对非西方多元文明的咄咄逼人，人类社会正面临着一场新的文明危机，并开始引起了人们的警觉。

许多西方学者，有着很深的西方中心主义的情结和二元对抗思维模式。亨廷顿在1993年美国《外交》杂志第3期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文明的冲突》的论文，提出：“新世界中占首位的冲突根源，将不会是意识形态性的或经济性的。民族国家在世界事务中仍将是最有力的行动者，但全球政治的主要冲突将发生于不同文明的民族和集团之间。文明的冲突将主导全球政治。”后来，亨廷顿在他的专著中发挥这一观点说：“文明是终极的人类部落，文明的冲突则是世界范围内的部落冲突。在正在显现的世界中，属于两个不同文明的国家和集团为了对抗来自第三个文明的实体或者为了其他的共同目标，可能形成有限的、临时的、策略上的联系和联盟，以推进它们的利益。然而，不同文明集团之间的关系几乎从来就不是紧密的，它们通常是冷淡的并且常常是充满敌意的……90年代，许多人看到，在伊斯兰和西方之间又在形成一种‘文明冷战’。在各种文明组成的世界里，这种关系并不是唯一的关系。冷和平、冷战、贸易战、准战争、不稳定的和平、困难的关系、紧张的对抗、竞争共存、军备竞赛所有这些说法，或许最恰当地描述了不同文明实体之间的关系。信任和友谊将是罕见的。”他的观点受到了来自世界不同文化背景的专家、学者的批评。

当今威胁人类和平共处、共同发展的因素有许多，其中特别是文化帝国主义（Cultural Imperialism），以及由此产生的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的挑战和文化霸权的出现。文化帝国主义是当今以美国为主的西方国家借用其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实力以及文化影响力自觉不自觉地推行的一种全球文化战略，其后果就是使西方强势文化在许多方面取代他国本土文化，使文化的多样性失去其真实的意义，成为空洞的形式。文化帝国主义认为自己的文化是普遍性的，否定其他文化的“其他性”并改变这种“其他性”。这种态度带有一种悖论的特性：一方面，它要求保持自己文化的同一性，不能改变这种同一性的独特性；另一方面，它又强调其独特同一性的价值是普遍的。文化帝国主义的出现，与世界文化发展的多样化趋势是相反的，也往往被作为所谓的文化“一元化”倾向的主要表现来看待。其实，文化帝国主义既是对多样形态的挑战，又是对一元性的僭妄。在文化帝国主义横行的情况下，世界人权、全球伦理、普世价值要么根本无法付诸实践，要么一付诸实践就被利用，从而走向反面。

文化帝国主义的思想根源在于西方文化中从近代以来逐渐形成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近代以来的西方文化，没有遵循基督教“登山宝训”中的博爱精神，而是遵循一种社会达尔文主义“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结果使西方文化富有极强的侵略扩张性格，盛行以国家军事实力和经济实力为国家目标控制世界的帝国主义精神。特别是美国，由于移民征服的建国史造就了美国人富于开拓和征服精神的民族性格，社会达尔文主义得以大行其道，最终导致了美国现今的霸权主义的国家战略观。美国人的先辈是从海外来到美洲新大陆的“拓荒者”，在一次又一次的征服和挑战中成长起来的美国人普遍信奉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生存观，把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移植到人类社会生活领域，宣称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同样受“生存竞争”“弱肉强食”“优胜劣汰”等“自然法则”的支配。美国自建国起，就以“上帝的选民”自居，认为美利坚民族是优秀民族，别的民族是劣等民族，别的国家是流氓国家。美国为了自己的国家利益，可以在地球上任何地方为自身的生存和拓展进行斗争。

美国还以西方中心主义为理念在对待其他国家的历史文化与文明时采取“西方文明普世主义”的态度，对此亨廷顿认为，美国的“这一信念是以诠释和规范的方式来表达的。用诠释的方式说，它认为所有社会的所有人民都想接受西方的价值观、体制和实践……用规范方式说，西方的普世主义信念断定全世界人民都应当信奉西方的价值观、体制和文化，因为它们包含了人类最高级、最进步、最自由、最理性、最现代和最文明的思想。”“西方文明与其他文明的不同之处，不在于发展方式的不同，而在于它的价值观和体制的独特性。这些特性包括最为显著的基督教、多元主义、个人主义和法制，它们使得西方能够创造现代性，在全球范围内扩张，并成为其他社会羡慕的目标。”这显然还是一种文化帝国主义的态度。当然，亨廷顿也意识到了这种“西方文明普世主义”所遇到的问题：“在当今正在呈现的存在民族冲突和文明冲突的世界中，西方文化的普世观念遇到了三个问题：它是错误的；它是不道德的；它是危险的。”

文化帝国主义的哲学基础就是所谓一元论，包括世界的一元化和历史的一元化。世界一元论者都是自我中心主义者。具体就是西方中心主义者。西方中心主义在近代的出现和存在，虽然有其历史的理由，但它绝不因此便是公正的，尤其不是永恒的。用世界一元主义去解说历史、摆布历史，便有了历史一元主义。历史一元主义曾是一个美妙的构想。它产生于西方人在近代本着世界一元主义、按照自己面貌去改造世界，竟然所向披靡的时期。实际上，世界不是一元的而是多元的，历史也不是一元的而是多元的。

全球化和多元性之所以成为一个不得不正视的问题，根源在于人类每一个文明的载体所具有的双重性——民族性和人类性。这个时代是全球化的时代，但它也是重新发现个性特征的时代。对个性的发现带来了对独特性的赞赏，同时全球化也使人类进一步了解差异性。因此，全球化和多元性这两个相互对立的趋势是我们当今现实的两个方面，其最初的发源地和最后的根据地，都在这个民族性与人类性的分合之中。人是群居的动物，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世界上不同的人群为了适应和应付不同的外界环境形成了不同的生活方式，形成了一个群体的共性。共性对于群中人而言，是不学而能不言而喻的，具有天经地义的性质；对于群外人而言，往往就成为相互区别的依据和标志。不同群体具有不同的共性，所谓“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这个心就是今天人们常说的民族性。但是不同群体的不同民族性中，也有共同之处，这是因为人作为动物当中最特殊的一类，具有相同的头脑结构，处于地球这个共同的环境之中，具有区别于任何动物的应付环境的生活方式，所谓“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这个心就是人们常说的人类性。从理论上讲，人既有民族性，又有人类性；人类性就存在于民族性之中，普遍性就寓于特殊性之内。

解决多元文明冲突的最理想办法是在多元中寻求统一。如何在多元中寻求统一？将忠恕之道经过现代诠释，并运用到多元文明的人类社会，实现“超时空”的结合，这样人类就有可能通过忠恕之道走向儒家心目中“天下归仁焉”的“仁道”，也就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孜孜以求的大同理想。实现仁道的基本前提是不同文明的和平对话。没有对话的全球化进程可能会增加出现霸权的可能性，没有对话的多元性可能会形成更多的排他性。这种不同民族文明之间的对话，从古代就已经开始。世界上最早的巴比伦史诗《吉尔迦美什》便继承了苏美尔、卡尔德的文学遗产，而其中关于洪水的细节，后又被犹太人改编收入《圣经》，并成为《旧约圣经》中“诺亚方舟”的故事。至于中国古代文化同朝鲜、日本、越南等国的交流，早已为人们所熟悉。罗素也指出：“不同文明的接触，以往常常成为人类进步的里程碑。希腊学习埃及，罗马学习希腊，阿拉伯学习罗马，中世纪的欧洲学习阿拉伯，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学习东罗马帝国。学生胜于老师的先例有不少。”杜维明先生从全球文明对话的高度强调了多元文明和平对话的深远意义。今天，一个新的世界秩序的问题取代了超级大国的两极对立（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当人们面对这个问题时，情不自禁地得出轻易的概括：历史的终结、文明冲突或太平洋世纪。实际上，我们所目睹的正是全球历史的真正起点，而不是历史的终结。从比较文化的角度看，这个新的起点必须以不同文明的对话为出发点。我们意识到植根于种族、语言、领土和宗教差别的文明冲突的危险，这使得对话的必要显得特别紧迫。霸权政治淡化之际，我们欢迎沟通、联系、谈判、互动、讨论和合作时代的曙光。因为全球现代社会的多元化是显而易见的，如果其中之一宣称自己的文化至高无上，那只是暴露出自己的傲慢自大，不同社会之间互相参照是不可避免的，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既是令人渴望的，也是必不可少的。这种不同文明的对话也产生了现实的效应，“儒家做人的道理，通过文明对话，已经和世界各种精神传统结盟，成为21世纪超越‘凡俗人文主义’的世界公民的共通语言。儒家式的基督徒即是关切政治、参与社会、重视文化和尊重其他宗教的信徒。儒家式的佛教徒即是崇尚人间佛教或人间净土的佛门弟子。明清时代有自称‘回儒’的伊斯兰教徒，如王岱舆和刘智。当今儒家式的穆斯林或许可以说是‘儒回’。近年来我也接触到认同儒家的犹太教徒和印度教徒。这些在儒家传统中获得启迪的人，都认同儒家‘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恕道和‘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仁道。”因此，以忠恕之道为价值指导原则的不同文明之间的相互对话、交流、借鉴和融合是文明多样性及其发展的内在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