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忠恕之道：行仁之方

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唯”。子出，门人问曰：“何谓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里仁》）

曾子认为孔子可以“一以贯之”的就是忠恕之道。忠恕之道作为孔子自我修养和处理人与人关系的一个基本准则，为后儒所重视，历代都有新的发挥。《论语》记载：

子贡问曰：“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卫灵公》）

子曰：“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雍也》）

“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就是所谓“忠”。在《论语》里，“忠”不是像后世那样，专指处理君臣关系的道德规范，它还具有更广泛的含义。如孔子在《论语》中多次提到“主忠信”，“为人谋而不忠乎？”（《学而》），“与人忠”（《子路》），“忠焉，能勿诲乎？”（《宪问》）这里所说的“忠”，都包含着对国家、对君主、对上司、对朋友、对职事真心诚意、尽心尽力、积极为人的意思。“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就是所谓“恕”。在《论语》里，“恕”包含着“宽恕”“宽宥”的意思。“仲弓问仁。子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颜渊》）这与《卫灵公》一样。“恕”的基本思想就是要求人们通过将心比心的方式来践行“仁道”。另外，孔子所提倡的“以直报怨，以德报德”（《宪问》），“不念旧恶，怨是用希”（《公冶长》）也是“恕”品德的体现，孔子强调对“恕”道要“终身行之”。可见，孔子的“忠恕之道”是一种推己及人的“仁者爱人”的精神，是实践“仁道”的基本途径与原则方法。

《大学》以“絜矩之道”解释“忠恕之道”：“所恶于上，毋以使下；所恶于下，毋以事上；所恶于前，毋以先后；所恶于后，毋以从前；所恶于右，毋以交于左；所恶于左，毋以交于右：此之谓系矩之道。”这里“絜矩”，据朱熹注：“絜，度也。矩，所以为方也。”就是说，“絜”指一种度量，“矩”是制作方形的量器。“絜矩”即引导、示范之意。这里是从否定方面，即不应该做什么，来强调忠恕之道的。《中庸》亦云：“忠恕违道不远，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于人……所求乎子，以事父……所求乎臣，以事君……所求乎弟，以事兄……所求乎朋友，先施之……”这正是孔丘“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思想的发挥，要求在处理人与人的关系上合于“中庸之道”。据朱熹注云：“以己之心度人之心，未尝不同，则道之不远于人者可见。故己之所不欲，则勿以施之于人，亦不远人以为道之事。张子所谓‘以爱己之心爱人则尽仁’是也。”这里是从肯定方面，即应该怎么做，来强调忠恕之道的。而无论否定方面还是肯定方面都是以自己作为标准以达到爱己爱人，走向仁道。

孟子发挥孔子说：“强恕而行，求仁莫近”（《孟子·尽心上》），朱熹注云：“强，勉强也。恕，推己以及人也。”是说只要努力地按照忠恕之道去做，凡事推己及人，就离仁道不远了。

由此看来，忠恕之道即仁道，其道实一本之于我心，而可贯通之于万人之心，乃至万世以下人之心者。而言忠恕，则较言仁更使人易晓。因仁者至高之德，而忠恕则是学者当下之工夫，人人可以尽力。至于如何实行仁，则在于推己及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是推己及人的肯定方面，孔子称之为“忠”，即“尽己为人”。推己及人的否定方面，孔子称之为“恕”，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推己及人的这两个方面合在一起，就叫做忠恕之道，就是“仁之方”（实行仁的方法）。统而言之，忠恕就是现实仁的具体途径。析而言之，忠和恕又有所不同。忠是指“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恕是指“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特别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恕说起来简单，其实很难做到。孔子就认为子贡做不到这一点。《论语·公冶长》云：“子贡曰：‘我不欲人之加诸我也，吾亦欲无加诸人。’子曰：‘赐也，非尔所及也。'”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引程子曰：“‘我不欲人之加诸我，吾亦欲无加诸人’，仁也。‘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于人’，恕也。恕则子贡或能勉之，仁则非所及矣。”这也是强调忠和恕尽管还不能等同于仁道，但相差也不远。

忠恕之道作为求仁之方，还是目的论和方法论的高度统一。忠恕之道是实现仁德的方法，人本身才是目的，但实现仁德的方法与人本身之作为目的不是一分为二，而是合二而一的。忠恕之道的内涵中就包括了目的，所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就是把别人看成和自己一样的人去对待。这完全出于对别人的同情与尊重，而不是将别人作为工具去对待，在这里，方法和目的完全合一。忠和恕是实现仁的必由之路，孔子把“忠恕之道”作为其思想的“一贯之道”，是因为“忠”和“恕”两个方面的内容，正是仁者爱人总原则的引申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