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四勿”说在法治时代的意义

按现代为法治时代，一切行为皆以合法或不合法作为评断的准则，与“四勿”说所讲求的以礼为教并不相同。然而细加探究，就可发现礼、法其实有其相通之处，即两者皆兼具有指导及节制的作用，只不过礼的指导作用大而节制作用小，法则刚好相反。

举例而言，“四勿”说所谓“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即在告诉我们所行所为必须依循于礼，其作用乃偏向于指导。至如孔子所说：“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葸，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即明白指出恭、慎、勇、直等美德如果没有礼的约束，将会造成劳、葸、乱、绞等的弊害，此处所指礼的作用即偏向于节制。但一般人之所行所为能否遵循礼的指导，并接受礼的节制而不造成弊害，并无法获得保证，亦即礼实际上是缺乏强制力的。至于法则不然，法固然强调对于人民权益的保障，带有指导意味；但是在民法、刑法当中，却充斥着多如牛毛的各种禁制或处罚的规定，在公权力的介入之下，或使人的财产受到损失，或剥夺人身的自由，甚至危害到生命的维系，亦即法带有很大的强制性。

正由于礼、法兼具有指导及节制的作用，但却各有所偏重，则如能相互配合为用，正好可以调剂对方的不足，而发挥补偏救弊的功能。是故以礼为教的“四勿”说在现今的法治时代，仍有其重大的意义，兹就所见分述之如下：

（一）防患未然，以收正本清源之效

前已述及，礼重在指导作用，而因缺乏强制力以致节制作用较弱；法则带有很大的强制性，指导作用虽较不明显，但能充分发挥节制作用。指导偏向主动，重在事前的预为防范；节制则属被动，偏于事后的惩处补救。《汉书·贾谊传》即引贾谊上汉文帝之疏曰：

夫礼者禁于将然之前，而法者禁于已然之后。是故法之所用易见，而礼之所为生难知也。

司马迁在其《史记·太史公自序》中也有相同的看法，曰：

夫礼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后；法之所为用者易见，而礼之所为禁者难知。

一在事前，一在事后，但在事前者因缺乏强制力，而且费时较久，故“所为生难知”“所为禁者难知”，效用难以显现；在事后者则具有很大的强制力，而且可以立竿见影，故“所用易见”“所为用者易见”，成效明显。如纯就效果而论，在事前者确实远远不如在事后者，可是贾谊在其所上之疏又强调说：

然而曰礼云礼云者，贵绝恶于未萌而起教于微眇，使民日迁善远辠而不自知也。孔子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

所谓“禁于将然之前”“禁未然之前”“绝恶于未萌而起教于微眇”，所指皆为在本源上即预作防范，以避免罪恶或祸患的发生。能如此正本清源就不必于事后亡羊补牢，是故《周易·既济》大象曰：

水在火上，既济，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

按《既济》卦象为，离下坎上，离为火，在下；坎为水，在上。水在火上，炊煮之象，水火相交而各当其用，代表事情已经成功。然而祸常发于所忽之中，而乱常起于不足疑之事，因此“时当既济，唯虑患害之生，故思患豫防，使不至于患也。自古天下既济而致祸乱者，盖不能思患而豫防也。”思患而豫（预）防之，此即礼教之功用也。

（二）操之在己，具有主动积极精神

在“四勿”说所出的《论语·颜渊》“颜渊问仁”章中，颜渊问仁，孔子以“克己复礼”答之，并说“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两度提到了“己”，等到颜渊请问其目，孔子即以“四勿”答之，可以推知“四勿”的关键乃在于“己”。是故何晏《论语集解》于“为仁由己”下引孔安国曰：

行善在己，不在人也。

刘宝楠《论语正义》则于孔子提出“四勿”之说下引申道：

视、听、言、动，皆在己不在人，故为仁由己，不由人也。

所谓“在己不在人”，即能发自内心，自觉的遵循礼的规范，而非依靠外在力量的制约而勉强为之。既然操之在己，而能发挥主动积极的精神，其效果当然比因被动而不得不然良好许多。故《论语·为政》记载：

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礼记·缁衣》也有类似的记载：

子曰：“夫民，教之以德，齐之以礼，则民有格心；教之以政，齐之以刑，则民有遯心。”

出于主动而乐意为之，自然能“有耻且格”“有格心”；迫于被动而心不甘情不愿的去做，势必“免而无耻”“有遯心”。是故贾谊于上汉文帝之疏中总结道：

以礼义治之者积礼义，以刑罚治之者积刑罚，刑罚积而民怨背，礼义积而民和亲。故世主欲民之善同，而所以使民善者或异，或道之以德教，或驱之以法令。道之以德教者，德教洽而民气乐；驱之以法令者，法令极而民风哀。哀乐之感，祸福之至也。

操之于己，能自动自发，与操之在人，不得已而为之，效果迥异。可见以礼为教自有其使民日迁于善而不自知，驯至发挥移风易俗的莫大功用，允宜为我们所格外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