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中华文明的鼎盛时期

著名历史学家钱穆先生认为，中华文明与欧洲文明的根本区别之一是：前者几千年在同一个文化传统中绵延不绝，且其人口也以炎黄子孙——汉族——为主，而后者经历了根本不同的文化的更迭，且文化更迭也伴随着种族征服^[60]。崇尚西方文明的学者们倾倒于西方人对客观知识积累的杰出贡献，却忽视了文化和种族绵延不断对于文明改进和智慧积累的重要性。

当然，中华文明也不拒绝外来文明的积极成果。钱穆先生说，中华文明也总处于不断吸收、不断融和、不断扩大、不断更新的过程中。它的主干大流永远存在，并不为它所不断容纳的新流所吞没或冲散。我们可以说，中华民族是禀有坚强的持续性，而同时又具有伟大的同化力的。这大半要归功于中华民族之德性和中华文化之内涵^[61]。

上文已谈及中国古代文学、艺术和哲学的成就。就综合国力而言，中国在明朝时曾雄踞世界第一。郑和下西洋的壮举足以佐证这一点。美国历史学家罗伯特·B.马克斯（Robert B.Marks）说：“1405年秋天，一支船队在中国东海岸的长江口集合。这是有史以来世界上最大的船队，也是以后五百年世界上最大的船队。”^[62]从1404年到1407年，中国建造了大约1681艘船，其中最大的是船队司令郑和的九桅“宝船”，大约400英尺长，160英尺宽，比一个足球场还大^[63]。能造这么大的船，足见当时综合国力的强大。

就综合国力而言，明朝早期代表着中华文明的鼎盛。那时的中国是世界上最富强的国家，“有世界上最为强大的海军”^[64]。最富强的国家似乎就是称霸世界的国家。然而中国没有称霸，因为中华民族是珍惜和平的。罗伯特·B.马克斯的历史叙事可以证明这一点。郑和下西洋时是中国国力最强的时候，但那时的中国没有因为自己的强大而耀武扬威。马克斯说：中国人进入印度洋，把印度洋的贸易分成了三个部分相互交叉的贸易圈。参与这三个贸易圈的有中国人，也有阿拉伯人和印度人。从650年到1500年，印度洋的贸易似乎一直是自我调节的。没有任何政治力量试图支配贸易活动。即使在中国人郑和航海期间也是这样。阿拉伯商人和印度商人照做他们的生意，中国人没有给他们制造任何麻烦。那时的贸易无须假借武力。非洲传统的独桅三角帆船、中国的平底帆船、印度和阿拉伯的商船，都是在没有本国军舰护航的条件下航行的。然而，从1500年到1750年，所有这些全改变了。先是葡萄牙人，接下来是荷兰人、英国人和法国人，他们把“武装贸易”引入印度洋，迫使那里的传统商人要么武装保卫自己，要么给入侵者支付保护费^[65]。西方这种以军事力量保护其经济贸易优势的战略沿袭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