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古典的终结
赵柏田
一
2015年秋，我住杭州。忽一日，一众人去小远、小萍伉俪府上吃茶，顺便拉上了我。我知温州有一对夫妻作家，上世纪90年代初就以小说集《太阳酒吧》名动江湖，一见之下，却是这一对妙人，即大起相契之感。那天吃了茶，又去外面吃了酒，散席时天空飘起了小雨，小远还兀自兴致很高，陪着我们走到六公园一带，去看了夜的西湖。事后回想那晚，我们几个人如剪影一般在湖边痴坐半夜，我忽地觉得，小远身上是有些名士气的，就好像几百年前，那些盘桓此间沉醉不归的湖山主人。
那一夜雨中回去，我腋下是挟着一本书的。书是小远、小萍所赠，他们合著的长篇历史小说，《末代大儒孙诒让》，写一个经学家的跌宕一生。对于孙诒让，我除了知道他是晚清时与俞曲园、章太炎齐名的经学大师，知道他家里有一个藏书十万卷的“玉海楼”，其他都不甚了了。其实那天是很想跟小远、小萍聊聊这个人的，特别是聊聊一百多年前由古典时代向现代性转型的时代夹缝中的那些学人，他们的困惑，梦醒后的彷徨无依与突围；见同去的小说家和诗人朋友对这般沉重的话题并无多大兴致，也就识相地不提。心里却存下了一个疑惑，以中短篇小说起家的小远和小萍，为什么会把目光投向这样一个久远的人物、去写这样一部以学术史为背景的小说？他们又在这部小说里寄寓了什么？世人所热称的“温州作家群”一向给我的印象是面向现实写作，历史意识相对淡薄，似乎总怕一不小心就会掉入区域性写作的坑里去，这本书却让我隐隐觉得，这一对作家大不一样，他们是温州作家中的一个异数。
大概是读完那本书后不久，我曾寻思去温州瑞安，看看那个“如玉般珍贵、如海般浩瀚”的玉海楼。这座藏书楼是孙诒让四十岁那年他的老翰林父亲孙衣言送给他的，里面贮藏着父子两代人历年购存的近十万册图籍。一个进京会试屡屡不第的儿子（那一年他已六上公车不第了），凭什么得到父亲送的这么大一件礼物？“爱他就送他一个藏书楼”，被这个故事吸引着，我几乎是迫不及待要出发了。近十万册的善本孤本包括宋版元刻、孙家父子手稿本批校本，带着主人的手泽，再加上这个家族历年收藏的金石鼎彝，虽然过去了一百多年，总归会留下些遗存吧。有心与小远小萍相约，但他们忽而居沪，忽而在杭，在瑞安的时候反而少，也就一直没有成行。忽焉到了今年秋天，桂花开得正烈的时候，小远和小萍相偕来看天一阁了，还带来了一个新朋友，孙诒让的曾孙，孙建森先生。
建森先生虽是电气工程师，眉宇之间，却一派先祖的儒雅。举手投足，也自从容。浙南瑞安的这户望族，一门双翰林，香火有续，不算太旺，却也一直没有中断过，现大多如建森先生一样，从事理工科类职业，如中科院院士孙义燧、核工程师孙宝麟、高级经济师洪焕松等，但文化的精气，如书间的一脉幽香，总是凝而不散。血脉传承中基因之强大，说来真是堪惊。
那日，在天一阁里游过范大司马家的南园、东园，看过明经堂、尊经阁，又去书库看了玻璃柜里用恒温小心保管着的明刻善本，建森先生的脸色愈发凝重了。后来他告诉我，现在瑞安的玉海楼只是一座空楼，里面几乎没有一本真正的古书了。
上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大兵们驻扎在书楼，把那些书用作生火的引子；60年代，所剩之书则被堆沙包、做枪托，用作文攻武卫。幸亏孙诒让之子孙孟晋先生，于1915年、1947年、1951年先后三次将藏书赠予瑞安公立图书馆、浙江大学文学院、温州图书馆，才有玉海缥缃残存浙地。
我忽然想起鲁迅评说孙诒让身后寂寞的一段话来，那段话是在写他的先师章太炎的一篇文章里：“清末治朴学的，不止太炎先生一生，而他的名声远在孙诒让之上者，其实是为了他提倡种族革命，趋时而且造反。”后世彰显者，莫不因造反而起，而那个被硬生生拧断、中止了的传统，也皆因20世纪以来一场接一场的革命风暴所赐。这自然是孙诒让那一代学人所无能想象的了。
我安慰他，好在有《蝉蜕》，建构起了一个纸上的“玉海楼”，也在另一个时空维度里，让这些逝去的人物，重新对着今天说话。
二
寂寞，是《蝉蜕》主人公孙诒让一生的精神底色。这寂寞，不只是一个天才的寂寞，更是一朝梦醒、已在万重山外的那种广大的寂寞。
在古典时代，或曰“前近代社会”（沟口雄三语）的中国，人们普遍相信，这世上存在着一本终极之书。这本书神秘、博大，是世间一切秩序的源头。从童年时代起，孙诒让就在寻找这样一本终极之书。他很早就知道，这本书叫《周礼》，或者叫《周官礼》，一本记载三代之治典章、职官制度的古书，这本书纤悉无遗地记载着大同之世的伦常纲维，后世只要对其中的礼制一一奉行，国家自可强盛。唯因年代久远，这本书散佚了，书上的词义也变得模糊，它的真相渐渐如同雾中的山巅，寻常人走近不得。
他明白，为了寻找到这本终极之书，拨去遮蔽着它本来面目的层层云翳，他只能像前辈大师一样，先是做一个通经者，然后更要善于运用训诂、校雠这些工具，即所谓的“小学家法”，在对名物、典章、经籍等等如同剥洋葱一般的校勘考证中，让每一个字和词归到原位，焕发出太初所有的光亮。
这是一项具有巨大挑战性的工作。自然，比之以时文策论叩开仕途的大门，赢得世人对金榜题名的歆羡，这条在古文世界的探勘之路，更注定是寂寞者的事业。
他首先得是一个崇古主义者，因为崇古，相信一切皆在鸿蒙开辟时安排妥当，所以他对一切都须取怀疑的立场，疑古，更疑今。外人看他神神鬼鬼，实则他是被求真的职志所驱使。其次，他得是一个技艺高超的匠人，能熟稔运用金石、古音韵、古文字学等被乾嘉大佬学者运用纯熟的“小学”功夫。再者，也是最磨砺一个人意志的，他得有数十年治一经的劲头，抵挡得住内心里和外面世界的种种诱惑。如同欧洲启蒙时代的百科全书编纂者们所做的那样，这几乎称得上是一项带有疯狂意味的工作，其过程，很像是伏身到一条幽暗的地道里去作业；他像土拨鼠一样躜躜前行，照耀着他的，只有前头一点微茫的光亮。甚或有时候，连这光亮也不可寻，而只能以自身作一个燃灯者。
在孙诒让之前，有清以来两百年学术思想史，一代代学人就是这样终老文字的。时代学风所被，这些先驱者也是孙诒让从少年时代起就矢志追随的文化英雄。对孙诒让这样的贵胄公子来说，红尘中所有的绮丽加起来，也抵不过上古文字的光亮对他的诱引，这只能说天性使然了，当然也有着他父亲孙衣言和叔父孙锵鸣对他的影响。而走上这条治经之路，更大的意义或在于，在日复一日的劳作中，从一个词到另一个词，从一部经籍到另一部经籍，渐次勾连而成的知识全息图景中，呈现出了这个世界的“道”。这个被一代代学人孜孜追寻的“道”，系连着国之兴衰，也系连着天下苍生。由字到词，由辞通道，天下重器，岂惟雕虫，经学家们兴奋了，所有刻板、枯燥的工作细节，所有寒夜里经受过的寂寞，也终于在获致最高意义的“道”后有了回报。
在孙诒让之前的时代，这几乎称得上一个学人的理想一生。草木一秋，人生一世，其价值之有无，之大小，皆在于留痕。官场遭逢，起起落落，放长历史的视野看去，不过浅浅一痕。而在这一名山事业中，远接汉儒，近承乾嘉诸老，把自己的名字深深嵌入这条文化长链中去，在孙诒让和他之前的学人看来，那便是成功的留痕者。
大概在孙诒让还是一个活泼稚童时，在他的翰林父亲孙衣言在上书房轮值之暇用《周官礼》给他发蒙开始，他就立志要揭开这本传说中的终极之书的真正面目。太平天国之乱后，中兴的华美袍子下那个内忧外患的世界，更使他认定，他要找的是一部经世致远之书，更是一部致太平之书。以后的年代里，世乱日深，他也从少年、青年渐至少壮，心中的这个念头也愈来愈强烈。在杭州书院，他向父执辈的经学大师俞曲园说起过这个宏愿。日后，在北京龙树寺的古槐树下，他向即将成为朝廷柱石的座师张之洞说起时，眉宇间已是掩不住的家国忧色。他说出的这个念头总是把这些前辈吓得不轻，因为以往的大师们包括被视作不世出的天才戴东原在内，谁也没有看清过这本书的真面目。但他们无一例外都把这个故友之子看作一个堪当大任的人，用《蝉蜕》里张之洞的话来说，国需大臣，更需儒臣，前者以事功谋国，后者以名教兴国，而年轻的孙就有儒臣之才。他们都小心翼翼地把生于1848年的孙诒让看作日后文化复兴的一颗种子。
正是抱着那样一种信念，他几乎是心甘情愿地把自己放入到了一个时代的学术主流中去，那就是绵亘两百余年仍香火有续的乾嘉学派；并在不长的一生里（他只活了六十岁）以一个天才加杰出匠人的劳动，使自己成为朴学的最后一个大师。《蝉蜕》一书中，借俞曲园之口说出了这个学派两百年间的传承，由明清之际的顾亭林发其端，后分流为皖派、吴派和声名稍逊的常州学派：“乾嘉学派中的皖派开始于江慎修，成立于戴东原，师承戴东原的有段若膺和王怀祖、王伯申父子，而我的学问就是来自王氏父子。”而孙氏之学的另一个重要来源，则是发轫于他的浙南老家、讲求经世致用的永嘉学派，在他还是一个孩子时，父亲就经常以自豪的语气向他说起这一学派的两个伟大前驱：南宋时的叶水心和陈傅良。
这原本是一幅多么宁静、美好的文化愿景。一代代的传承、改良、整合，融会贯通，使这一生长于本土的知识之树葳蕤而迷人，值得后世的学人为之梦魂萦绕，直至托付性命。尽管当孙诒让降临这个世界时，西方已开始用武力叩响古老中国的大门，但心如止水的学人们完全可以充耳不闻，继续生活在那个一成不变的世界里。
乱世挟着加速度的到来让孙诒让感到了紧迫，他要尽快寻找到这本终极之书，使之恢复本相，让更多人尤其是上层集团的人读到它，以之为蓝本恢复三代前的盛世。他用了二十六年，耗费了一个学者一生中最为精粹的年华，他终于找到这本书了，他给这本古老而年轻的书取名叫《周礼正义》（初稿是《礼疏长编》），一个“正”字，显出他是多么自信。
但命运似乎在1890年给他开了个恶意的玩笑，当他自以为寻找到了这部终极之书时，这个在东西文化冲突中渐渐失衡的世界已经不再需要这本书了。甚至连一向对他寄予厚望、答应书成后予以刊刻的张之洞也收回了当初的承诺。要知道，这二十多年，当他面壁写作时，这个被他视作人生和学术导师的中兴名臣一直是隐含的一个读者。
这就好比一只攥紧的拳头，打出去却是空的。近代中国史真是一部“苦笑录”，一出处处充满着非理性和无厘头的黑色幽默剧，随处都会爆出黑暗中的笑声。作为两百年乾嘉朴学的最后一位大师，孙诒让一生的悲剧由寻找一部终极之书而起，他却不会任由这种挫败感覆盖自己的一生。在人生的最后几年里，有关这部书的故事还会余波泛起，但他将走出困境，重起炉灶。孙诒让作为现代性降临前夜寻求突围的知识人的一个鲜活个案，作为洋洋三十万言历史小说《蝉蜕》主人公的意义，也悉由此而来。
俞曲园死后，孙诒让来到人去楼空的俞楼，在一池冷水、残叶瑟瑟中，小说这般写他的浩茫心事：
诒让深知，现如今的中国乃至全球，没有人相信西国的政治制度源于《周礼》。今文经学者恶毒地咒骂过《周礼》，视它为伪经；维新人士痴迷西学，视《周礼》为旧学；只有盛宣怀心血来潮，嘱他以《周礼》为纲，西学为目，使他得以费二旬之时，汲取《周礼》精华，匆匆草成《周礼政要》，结果束之高阁。同样，没有人相信西国的科学技艺源于《考工》《墨子》，人们的目光是那样的短浅，只看到支流而不见正源。究其原因，是因为中国实在太弱了……
三
飞云江，是温州第二大河流，那是流经孙诒让老家瑞安的一条著名河流。一百多年前，俞曲园对好友孙衣言和其子孙诒让居住的浙南曾有过一个想象，称“所居合在水云乡”。对于俞曲园这样的粹然儒者而言，隐于深园，藏身书斋，实在是古典时代里一个学者的最好归宿了。而俞曲园也确实是幸运的，直到他去世，这个世界依然是宁静的，至少在他心里，是可以当它宁静的。而无数的困惑，说不清的委屈，倒是要让小他二十七岁的孙诒让一代人去经受了。
俞曲园去世时，孙诒让挽联中有一句“朴学销沉同坠泪”，此时他已经预感到，时代的担子将越过他们这一代落到更为操切的一群人身上，他们都同样逃脱不了被冷落甚至被抛弃的命运。一个时代的学术至此已是巍然耸立的高峰，翻到山的那一边，风景已异，世界已全然不同。孙诒让自己也不知道，他已在不知不觉中站到了那个高峰的最顶点，可以一览众山小了。回望处尽是旧时月色，尚称安稳静好，走过去的那一边又如何？山川何有，莽莽苍苍！
时代已选择了他，去做一个古典时代的终结者。这是时代之耻，也是一个学者莫大的荣光。这个终结者必得来自中国南方，因为南方是传统学术的昌明之地。本来，这个终结者可以是他执师礼事之的德清俞曲园，也可以是俞的弟子，余杭章太炎。俞曲园之学，走的与他同为古文经学路径，其为人却隐约有禅意，过于退藏于密。章太炎治小学，把它改造成了现代学科意味的“语言文字学”，是最具现代意味的，却让“排满”革命搞得浑身火气。他与孙诒让又有方法论上的分野，章重义理，迹近宋儒；孙重考据，还是纯粹汉学途径。时代的担子已跃过俞章二位，落到了孙诒让的肩上。
三个南方学人，各具个性，才学不相伯仲，孙诒让恰处于三人中间，无俞曲园之纯然守旧，也无章太炎的满口革命腔，说起来“名最隐”，学术上的成就却是最大。梁启超治明清学术思想史，称他是最后的大师，也确是发自内心的钦慕：“晚乃有瑞安孙仲容，治《周礼》，治《墨子》，治金文契文，备极精核，遂为清末第一大师，结二百余年考证古典学之局”。
从来没有一个国家像近世中国这样，经受过如此巨大的文化断裂。即就近世经学一支而言，继起的世称“东瓯三先生”的陈虬、宋恕、陈黻宸等新派经学家，与孙、黄等前辈为敌，这一“后院起火”也暴露了经学的内在矛盾，加快了古典的终结。孙诒让在世的六十年，正是这样一个旧传统断裂、现代性初露曙光将启未启的尴尬时刻，连带着他的一生事业，到了后半晌也渐形尴尬。古音古韵，种种象形、转借，到了近世，虽须从金石中考校，然字有六义，尚不离根本而一个继起的时代，流行开来的已是一套全新的话语方式，随着西潮汹涌而入的声光电化，使一种新的知识谱系得以全面生成，这种新知识，这套新话语系统，将使原本安稳的世界面临彻底颠覆的危险：孙诒让们孜孜寻找的终极之书被证明为无用，这一代学人视之为性命的学术被视作“旧学”。
按照费正清的观点，1800年前后是划分18世纪繁荣、进取、自信的中华帝国与19世纪崩溃失衡的近代社会的一个分水岭，乃是一个现代性建立的起点。现代性之于近代中国的四个时期里（1800—1864；1865—1911；1912—1930；1931—1949），孙诒让在世的六十年几乎整个地落入了第二个时期里。在一浪接一浪的西潮面前，国家无所适从，士人也无所适从，像孙诒让这样的传统学人，势必会传染上时代的普遍病症：晕眩，困惑，无力感，深深的自我怀疑。而甲午战败带来的耻辱不啻是一场心灵地震，使他更深地陷入了“致用”“无用”的深深纠结里，激愤时甚至说自己从事了一辈子的学问是“中土无用之旧学”，“琐屑校雠，无益时需”，又说“刍狗已陈，屠龙无用，实不足以应时需”。极度的自贬跟过于自信一样，都是一种躁狂。他确实已病得不轻。他想不明白，自己学问所本，是讲求实利和功用的永嘉之学，治学的路径，也是老老实实不尚空谈的朴学功夫，怎么到最后全都成了无补于世的屠龙之技，要这样的话，学术的意义何在，学人生命的意义又何在？在人生这个黑森林的中途，他遭遇了三头兽：价值危机、信仰危机、心理危机。
《蝉蜕》写孙诒让经历这三重危机时，让他抱着自己的一箱“旧学”著作走入了放生池。小说中的孙诒让说：“那些书太古旧了，我也太老了，对这世界没有用了。”中国文人的自沉，从屈原到祁彪佳再到王国维，都可视作文化上的一种抵抗，最无力、也是最坚忍的抵抗。“自沉”过后，重新回到世界的孙诒让换了一个人，他已然越过了古典与现代的分水岭，到了山的那一边。
在他一向不屑的宗教徒的眼光看来，这未尝不可以看作是一场洗礼。旧世界的尘灰被抖落的同时，新世界的风也开始吹拂进来。挫败没有让他变得犬儒，心灰意冷没有让他走向虚无，让他的意志力变得如此强大的，只能是知识，无论它是新的，还是旧的。于是从那一年开始，这个向来视西学如仇寇的经学家的人生突然来了一个大逆转，走出书斋，兴学自强，变成了一个维新派的教育家，兴兴头头地在老家办起了学计馆、蚕学馆、方言馆、矿务公司，还想自学英语，计划出洋；为了办学的场址与经费，甚至不惜开罪地方上冥顽的官员和儒生，短短几年，竟然在浙南的温州、处州两地，开办出三百多所新式学校。
对于一个旧学沈沉的经学家来说，这一转向的意义是巨大的，它让一个学人与变动不居的世界保持了同步，也使一个学人的生命变得完整；无论是智慧层面，还是人格层面，都走向了圆融正觉，“蝉蜕”的寓意，或许正在于此。旧得纯粹，新得彻底，也自是孙诒让人格的动人处。
此时，他的思想已经远远超越了早年在北京龙树寺瞩望他写出一部惊世之书的张之洞。诚然，后者在晚清政坛的事功令世人惊羡，但在清流与维新之间的迁延不定使他永远走不出《劝学篇》里“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老套路。平心论之，热心赞助维新事业的张之洞身上有着民本思想，但其对那班新进少年的支持，一切皆以不触及政制为限，触及这道底线，即便是心爱的学生，也捕之、杀之在所不惜，1900年捕杀唐才常就是一个极端的例子。而孙诒让此时已走得更远，写信营救被捕的秋瑾等革命党人不说，一些论调也已不无党人色彩，甚至，他已由一个绝对君权的拥趸者变成了君主立宪的支持者和民权、民主的主张者。当他对张之洞在戊戌、乙亥两次政改中的表现深感不满，腹诽其有负“中外之望”时，张也因他书中的大胆之论遽然变色，说出“仲容叫我反耶”这样的话来。世变促使了这个时代最为精英的人群的分化，经学家也概莫能外。当时间冲淡了经学家们的恩恩怨怨，辉煌一时的朴学群体烟消云散，旧传统已经断裂，新秩序迄未建立，倒是张之洞式的“中体西用”依然受到继起的当权者们的青睐，这不能不说是近代中国史的又一黑色幽默。《蝉蜕》的用世之心，也正见于对主人公与清流派、洋务派、维新派乃至革命党人各色人等的关系梳理上。
孙诒让晚年时，北京曾多次征他北上。1905年，学部聘他任京师大学堂经学教习，1906年征他任京师大学堂监督；1907年礼部奏派他任礼学馆总撰，他都托词未去。早年读虞世南《咏蝉》，有句云，居高声自远，非是藉秋风。孙氏一再拒绝的态度曾让我深感不解，一个八上公车的考场败北者，一个曾经的贵胄公子，他为什么要一次次拒绝来自权力中心的召唤？《蝉蜕》已隐约给出了一个答案，在孙氏的晚年，他对帝制中国的那套秩序已经发生深深的怀疑，议院制和民主如同种子落进了他的心里，他已经无法认同专制和皇权。当他说出“殷周国粹，法美民权”这八字，在文化上他认殷周为国粹，而他心中的“道”，已移至“法美”，不在三代了。他不再相信北京这个权力中心，不再相信丹陛之上的那个孱弱的君王，他相信他在哪里，经学的根系就在哪里，国粹的正源就在哪里。
即便到了那个时候，这个执拗的经学家还是坚持认为，西学之源在中学，制度和器物这两个至关重要的层面，都莫不如此。不是说“坐而论道谓之王公”吗？议院制和民主悉从《周礼》中来，而坚船利炮、百工技艺，也莫不出自东周的《墨子》。为此他又作了《墨子间诂》，宣扬这个被冷落上千年的思想家的强本节用、兼爱非攻等要义。他说他的人生理想是，先做一个环球旅行者，“思乘长风，破巨浪，先东至扶桑”，“遂横绝太平洋，登新世界，瞻华盛顿之铸像；折北渡白令海峡，西经万里沙漠，循中亚细亚以入欧罗巴”，上穷碧落下黄泉，最后觅得一“无主之荒岛”，“谋生聚教训，造新世界以施行周官之制、墨子之学说”，来实现他的这一消融了中西界限的终极理想。
这注定是一个经学家不合时宜的梦想。在桑梓之地造三百所学校这样的梦想犹可实现，这个如鲁宾逊漂流一般寻找荒岛的梦怕是永无践行的可能了。寻找《周礼》这部终极之书的余绪是，他后来又写了一本谈论时政的《周礼政要》。这次是应盛宣怀所请，要为下一轮的变法提供智库支持的。他还是那么的事功，这本书“面子”上走的还是古文经学的老路，“里子”所谈全是设议院、伸民权，盛宣怀终因胆小不敢奏呈。大概是有愧于心，盛宣怀最后倒是把张之洞当年答应了没落实的《周礼正义》给资助出版了。
说来惊奇的是，这个身为朴学殿军的学术大师竟然没有认真拜过师，张之洞只是他乡试时的座师，俞曲园则是口称不敢做他老师。孙诒让一生学术和人格的养成，离不开他身后的瑞安孙氏家族，尤其是他的父亲孙衣言和叔父孙锵鸣对他的耳濡目染。撇开学术史的传承不说，孙氏之学，也可说是孙家私学。我时常在想，两千年传统中国，有多少个瑞安孙家这般的士绅家族，他们进则效忠国家，退则服务桑梓，诚为维系传统中国于不坠的最稳定的一支力量。即便到了晚清，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博弈已渐趋紧张，县域以下的政治生态，依然是皇权不下县，致仕后的孙衣言、孙锵鸣（孙诒让也是如此）这样的社会精英依然起着重要作用，他们闲时兴教办学，热心公益，有警时就像本书里的孙氏父子一样练勇守城。他们就像乡村中国这辆古老大车上的车把式，维系着它在礼的尺度内缓慢而又精确地运行。
当孙诒让在1908年阖眼西去时，他或许对这世界有不舍，但内心深处，更多的应是欣然。预备立宪正在进行中，改革的路线图也已明确，他有理由相信，这个世界在慢慢变好。后来的事已不是孙诒让这一代人能够想象：士绅一死，群盲遍地，新的未至，固有的一切已被迫不及待地摧毁，直至烟消云散。二十世纪中国留下的教训和遗产，莫此为甚。
四
《蝉蜕》以历史小说的纯正笔法，节奏明晰、语调沉郁地讲述了朴学大师孙诒让的一生，同时也为近代变局中的经学家群体存影写照。它写出了身处古典时代与现代性转型的夹缝间的这一代学人的热心与痴梦、困惑与彷徨，更写出了他们各自不同的精神突围方式。它是一部对逝去的时代、逝去的大师的招魂之书，也是一部用世之书，字里行间，更是浸润着作家的深广忧愤。
这部小说也如同一幅渐次展开的水墨长卷，政治家、经学家、旧派书生、新潮文士乃至革命党人在众声喧哗里一一登场，而思想史的传承脉络是故事景深处的远山淡影。那种时而如泼墨奔放、时而如工笔细描的笔调，则自始至终紧贴着人物的内心，也紧贴着时代的筋络，让读者在领略汉字之美的同时，也捕捉到了那个变幻时代的隐形轮廓，获得一种智性认知的愉悦。
在某种程度上，这也是一部传记小说，因其对主人公一生大事的叙述，皆有所本，故事的外壳，几乎采用了一种严格的编年体。今人读传记小说，几乎都会与作家有一个秘密契约，以为其所写皆是真实发生过的；但小说的要义，固不能被这些习见所左右。虚虚实实，难写还是精神，更重要的，还是要说服读者去接受。由此言之，《蝉蜕》是一部有叙事难度的小说，作家预设并最终完成了这些难度。何以见之？归根到底，还是在于小说的说服力。
这个小说的开始，是皇宫里刚登上政治舞台的“兰贵人”对尚是孩童的主人公的一场试对，结尾，则是在南方乡村，一个历尽荣衰的六旬老人在孩子们的吟读声中离世。从神童出世，到学者离世，半个多世纪的风云、离合与悲喜，是这个小说的故事长度。当故事由“进宫”获得第一次加速度，小说开始按着预设的道路奔跑，时代主线上的一幕幕场景，第二次鸦片战争、骐祥政变、克复江宁、天津教案、刺马案、中法之战、甲午之战、百日维新，如电影剪接般次第划过，而其叙事意态之从容，亦可看作一条大河开始流动。其开阔处，气象宏大，其幽静处，梅花千树，更有时代的屏风后面，那些散发着植物清香的女子。
阅读中，我眼前时时出没着两个孙诒让的身影。一个是小说中的人物，一个是学术史上的人物。前者来自作家的创造，后者为历史所塑造。渐渐地，这两个人物合二为一，声调同步了。而那个经过混合组装的声音里，分明又可以辨认出小说家自身的声线，他们的高亢和低回，他们的忧思，甚至愤怒。
这正是历史小说的神奇之处，历史中的人物与小说中的人物构成一种奇妙的互文，他们互为发明，互为阐释。而最后又由小说家出之于象，形之于文。要达至这步景地，需要小说家一次次地泅渡历史之河，而对于一部以思想史为写作背景的长篇小说，它的难度更在于，小说家不只是泅渡，更要沉潜其中，从容含玩。
对中国的历史小说，我总不太以为然，要么不脱传统说部气，散发出陈腐的章回体气息，要么过于隔空，穿越来去，而在极端年代，以之作说教的工具，更是不堪。几十年来，对味的历史小说，竟是少之又少。我所说的“对味”，要之还是小说的现代意味。
在宁波本雅明咖啡馆的一个下午，和小远、小萍一起吃茶，小远几次说，他欲以《蝉蜕》这部小说和我的《买办的女儿》《赫德的情人》为张本，打出“新写实历史小说”旗号，以区别于那些全无现代气息、又不下史料工夫的历史小说。我对亮明旗帜的做法一向不太主张，总以为单个的作品胜却口号无数，却也看出了作家在《蝉蜕》里于史实层面上的用心，以及对历史小说“虚”与“实”关系上的纠结。我私心以为，若无在这个问题上的纠结，就无法真正进到历史写作的深处。
一个作家有无现代感，一是看他对叙事语调和叙事节奏的把控，一是看他在事实和想象之间能否找到一个最合理的比值。太远失真，太近老套，都难免失去叙事的说服力。一个优秀的历史小说作家，必得是一个炼金术士，一个神奇的魔法师，他拿着一个叙事的坩埚，炼制小说这枚小金鱼，对于虚与实的配比，每个小说家都握有自己的秘方。前面说到《蝉蜕》是有叙事难度的，它更是有着自身的小说美学追求的，这个追求的方向，即赋予历史小说以现代意味的形式。小远曾说：三分史料，七分虚构，再将七分虚构还原为本真的拙朴史料模样，“双兔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雌雄”。那两只分别叫“纪实”和“虚构”的兔子，它们跑动起来，真是让人眼花缭乱。
有时候他们是在以实写实，有时候是在以虚写实。不是说历史的尽头是小说吗？史籍的空白处，亦往往是小说家腾挪身手的起点。比如主人公原本是粹然经生，对西学抱有恶感，他能慢慢转变渐次接受，有两个人对他产生了重要影响，实者为留美归来的容闳，虚者为信天主教的美丽女子梅娘。小说设置了主人公和容闳在梅州梅园里的一场争论，而这个神奇的女子始终在侧。我从朱芳圃先生做的年谱里实未看到此节本事，但看着梅花胜雪，漫天飞舞，两学子激扬文字，谁不想这故事是真的呢？我被说服了。
仅此一端还远远不够。法国小说家玛格丽特·尤瑟纳尔说，如果有历史小说这种文体，那也不过是“向内的把握与重建”。历史小说不应只是演绎史实，推演故事，但凡有史家笔法者，正如同王国维所说，每须遥体人情，悬想事势，设身局中，潜心腔内，“忖之度之，以揣以摩”，始可入情入理。也就是说，他须从内里体察人性，再如侦探一般，进入历史现场，一一认清案发现场，尔后再返身出来，告诉读者他之所见。此即所谓“拆碎了七宝楼台”，再重建一个楼，乃是一个充满着创造快感的运思过程。其时间可长可短，长者如尤瑟纳尔写《哈德良回忆录》，几乎耗尽一生，起笔时尚是少女，完稿已是老妪。小远、小萍著《蝉蜕》，前后历十年，碎拆下来的七宝楼台，盖了拆，拆了又盖，这一劳动十年不歇，也是小说家的匠人精神。
《蝉蜕》是《末代大儒孙诒让》的修订版，在这次升级改造中，有关于“墨学”的一章内容加入。因主人公是个通经的硕儒，他的几部大书，《周礼正义》涉制度，《墨子间诂》涉器物，《契文举要》涉金石，他又是个自甘在民间的人，章太炎当年就说过他，“行亦大类墨氏”。无论于全书的体式而言，还是人物和故事的完整性，我很高兴书中终于补入了此章。小远说为此他啃了一遍《墨子间诂》，我知道他看的是玉海楼旧藏影印的刻本，繁体竖排不说，还要重新点校。这一些功夫，虽是小说之外的，却也实属必要，它们已变作了小说大厦地底下的基石，读者看不到，小说家为此所做的功夫，于我却是心有戚戚焉。用经学家治“小学”的功夫组织小说部件，用一种博物式的态度对小说中的典章、制度、礼仪、街容、饮食、衣饰一一考证，这种百科全书式的写作，或许也是读者会喜欢读《蝉蜕》的一个理由。
古典时代已经终结，无论历史中还是小说中的人与事，皆已无可奈何花落去。断裂一次次地发生，昨日的世界如同一块旧大陆渐渐漂移出现代人的视线。即便今日的孙家后人，也大多移民海外，对先祖于一部中国思想学术史的意义，对昔日里的文化辉煌，亦大多不明就里。今人视昔，已如高山不可登，如孤岛不可渡。《蝉蜕》以学人性命为其性命，以学人心魄为其心魄，神魂与之，梦寐思之，为今人勾勒出了那个渐渐漂远的昨日世界的隐形轮廓，为逝去的文化英雄重铸今生，今人若要重返，《蝉蜕》便是渡海的舟楫，登山的步道。更何况，时代是这样的亦新亦旧着，“蝉蜕”固属无奈，却也心甘情愿，因此有蝉衣焚去的青火，有蝉翼毁去的焦味，也有终于明白世界大道后的欣然，此是书中人的悲欣交集，亦是著书人的悲欣交集。
沈从文在上个世纪说，他作为小说家的理想，是用文字造一个小而精致的希腊式的神殿。经学家以字证道，小说家通向他的“道”的，依然只能是语言和文字。诚然，文字只能是指向光明的一根手指，远非光明本身，但用文字砌一座纸上的“玉海楼”，追寻水云深处的一缕香魂，以此叩问寂寞的先行者，启迪后来的青年，庶几也可说是以小说证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