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论
亚太经济合作组织框架下的绿色供应链发展：政策含义与发展前景
周国梅 谢来辉 李霞
2014年11月，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简称APEC）第二十二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在北京举办，会议主题是“共建面向未来的亚太伙伴关系”。会议发表了《北京纲领：构建融合、创新、互联的亚太——亚太经合组织第二十二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宣言》。《北京宣言》第22条明确提出：“我们积极评价亚太经合组织绿色发展高层圆桌会议及《亚太经合组织绿色发展高层圆桌会议宣言》，同意建立亚太经合组织绿色供应链合作网络。我们批准在中国天津建立首个亚太经合组织绿色供应链合作网络示范中心，并鼓励其他经济体建立示范中心，积极推进相关工作。”该项倡议成为APEC领导人会议下正式达成的关于环境保护与绿色发展的合作成果，标志着亚太经合组织绿色供应链合作网络建设正式启动，开启了亚太框架下绿色发展与环境保护的新进程。本文就绿色供应链的概念及对亚太区域和中国环境与发展的意义、亚太绿色供应链合作网络的建设意义、重点及发展趋势进行了分析阐述，并从国际、国内两个层面提出了有关政策建议。
一、绿色供应链发展的概念与背景
绿色供应链是追求经济和环境相平衡的供应链，源自20世纪90年代美国的企业管理学界，通常定义为利用绿色可持续发展的理念来设计供应链的各个环节，包括采购、生产、包装、流通、消费和循环利用等。绿色供应链旨在降低产品生命周期的每个环节对环境的压力和影响力，促进企业遵守环境法规和标准，提高环境绩效，提升供应链效率和有效性，从而实现经济和环境效益双赢，是一种缘于市场机制的环境管理手段创新。
目前，国内国际一些著名大型企业都在积极推行绿色供应链管理，通过对供应链上的企业进行统一的节能环保要求，提高企业的环境绩效，降低其对环境的负面影响，实现绿色、低碳的发展要求，以履行企业社会责任，提升品牌绿色影响力。
我国作为制造业与贸易大国，各行业产业链体系相对完整，以机电、汽车、物流企业为主的行业又是主导行业，其中有很多自主创新意愿强烈、富有社会责任意识的大型企业。引入绿色供应链管理实践，将促进供应链上的企业进行绿色改革，有利于创新政府环境经济政策手段，完善企业环境管理模式，借助市场的力量建立开放的、激励和倡导型的管理机制，为深入推进市场化的节能减排、促进绿色转型进行有益尝试。
从宏观层面来看，绿色供应链可以成为政府引导的新型管理手段，政府通过绿色采购、绿色金融、绿色贸易等手段，提供适当的激励和管理规范，引导供应链上的企业从最基本的环境政策合规做起，进而达到更高层次的产品和服务绿色化，倡导生态标识和最佳实践，从而达到节能减排和改善环境质量的目的。
二、APEC框架下推进绿色供应链议题的分析
2014年在APEC框架下达成共同建设绿色供应链合作网络的倡议，是在APEC机制下推动环境保护合作的重大突破。在全球化时代，各国都积极加入到全球供应链之中，因此绿色供应链的发展必然也是“全球供应链的绿色化”。在APEC框架下开展绿色供应链网络建设有利于推动区域绿色转型与发展，促进中国将绿色、低碳发展要求融入向全球产业链的中高端转型进程中。
APEC的主要职能表现在三大方面：贸易投资自由化、贸易便利化和经济技术合作，也被称为APEC的“三大支柱”。随着世界经济的不断发展，APEC各成员除了在“三大支柱”上展开合作之外，还在其他许多领域进行了合作，可持续发展与环境保护是其中的重要领域之一。
1994年3月，在温哥华召开了第一届APEC环境部长会议，其中提出APEC应该在处理全球环境问题上率先行动，并且肯定了市场经济在实现可持续发展方面的作用。当年8月的名人小组（EPG）会议提出要鼓励各成员方“协同各国的产品标准，开发和分享有利于环境的技术，共同资助环境稳健的开发项目，寻求对环境保护成本内部化原则的国际共识”。不过1994年最终达成的《茂物宣言》虽然提出了“可持续和平等增长”作为长期愿景，但是重点转向了贸易自由化议程，而较少讨论可持续发展议题。
APEC也提出了可以体现区域政策重点的环境合作议题。1996年APEC在马尼拉召开了第二次环境部长会议，会上提出了三大议题作为环境事务合作的重点：海洋环境；清洁技术和生产；可持续的城市。APEC确定了六大优先领域，其中之一是推动保护环境的可持续经济增长。在2007年澳大利亚悉尼召开的第15次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气候变化和清洁发展成为了首要议题。但是，与WTO相比，这些环境议题并没有整合到APEC的贸易议程中去，没有成立专门类似“贸易与环境委员会”（CTE）的机构。APEC设立的11个工作组中包括了海洋资源保护工作组、能源工作组和渔业工作组等，都与环境保护有关联，但是相比之下，其他议题的工作组活动更为频繁。
2010年，绿色增长被纳入了APEC的发展议程。2011年和2012年在美国和俄罗斯召开的APEC年会上，也响应了这一主题。2013年印尼举办的年会上，APEC再次明确提出的三大主题之一就是要推动“公平和可持续的增长”。其中环境友好型产品自由化议题取得了重要进展，特别是在2012年APEC通过了包括54种绿色产品的清单，要求在2015年之前实现降低关税至少5%。APEC在环境产品与服务议题上的进展，实现了WTO多哈谈判在该议题上未能实现的突破，体现出了APEC平台的灵活性和优越性。这说明，一旦各方的政治意愿达成，APEC可以成为有效的合作平台，甚至可以对TPP乃至WTO的环境议题谈判产生影响。
APEC的核心支柱是贸易自由化、投资便利化以及经济技术合作，有必要明确绿色供应链议题与它们之间的关系。
绿色供应链的倡议与贸易的自由化和便利化密切相关。2009年，APEC纳入了加强供应链联通性（Supply-chain Connectivity）的议题，要求加快清除阻碍全球供应链的政策障碍。绿色供应链是对这一议题的进一步拓展。2010年APEC正式提出环境友好型产品及服务（EGS）自由化的倡议，到2015年之前实现降低至少5%的关税，这是直接对应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的议题。绿色供应链议题综合了上述两个议题的关切，指出了APEC绿色发展目标的大方向。
绿色供应链的倡议，其涵盖范围大于目前的环境友好型产品及服务（EGS）的自由化。具体来说，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环境友好型产品的贸易自由化只涉及进出口环节和贸易政策，绿色供应链涉及面更广，更彻底地考虑产品的生命周期，涵盖了全方位的宏观经济政策。（2）环境友好型产品的贸易自由化有利于推动企业实现绿色供应链管理。（3）目前的环境友好型产品的贸易自由化是肯定式清单的枚举法，APEC已经列举的EGS清单是54种，当然未来的谈判肯定将扩大清单范围。绿色供应链的方向要求实现“贸易流的绿色化”，要求更多供应商生产出环境友好型产品，它们将不断扩充到产品清单中去。（4）环境产品贸易的自由化和便利化也将鼓励环保技术的创新和扩散，推动相关产业标准和规制的发展，有利于更多发展中经济体加入到相关环境产品的全球供应链中来。
绿色供应链的倡议与经济技术合作也密切相关。绿色供应链的发展依赖于节能环保技术的研发和扩散，也会促进相关技术的市场需求不断增长。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公共和私人的企业和各种机构都需要投入到低碳和绿色技术的研发、转让、应用和示范等过程中去，以响应绿色供应链的倡议。发达经济体应大力加强环境技术传播和能力建设，帮助发展中经济体提升环境产业的自身发展能力。
APEC成员方的贸易量占世界贸易的比例接近50%，中国与区域内成员方的贸易量占对外贸易总量的70%左右。APEC中的主要成员，比如东盟、日本、韩国以及中国和美国等都是全球贸易中的重要角色。目前在东亚地区已经形成了紧密的制造业生产网络，经由中国集成组装，主要销往美国和欧洲等最终市场。其中特别是中国已经成为全球供应链的重要节点。
这种紧密的贸易联系为各国加强供应链管理提出了要求，也为政策协调构成了良好的基础。供应链管理是APEC近年来努力推进的工作领域之一，这主要是因为各经济体之间的生产链条联系越来越紧密。如果这一地区能够率先实现绿色供应链的合作，对全球贸易的绿化将做出重要贡献。
另外，APEC也是区域内大国的合作与博弈，中、俄、美、日等区域内主要大国都参与其中，每年都有各国首脑峰会的例行机制。我方积极推动“亚太自由贸易区”（FTAAP）的倡议和路线图，尽量降低甚至避免与TPP在亚太地区推动经贸合作框架的对抗性和冲突性。通过在APEC框架中推动环境议题，推动APEC机制下的环境保护与绿色增长，有利于缓解对抗与冲突，易于取得共识。
三、绿色供应链管理成为推动绿色转型的重要途径与措施
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且刚刚成为全球最大贸易国。2013年，中国进出口贸易总额首次突破4万亿美元，占世界贸易总额的11%，其中进口贸易量仅次于美国，出口总额居世界第一位。中国的人均生态足迹虽然仍低于全球平均水平，但是总体上是世界上生态足迹最大的国家，已经高于国内生态承载能力的1.5倍，而且正在以较快的速度增长。
经济全球化帮助中国获得了巨大的发展空间，但是尽快实现可持续的生产、投资、贸易和消费，已经日益迫切。在过去25年多的时间里，美国的消费一直是全球经济发展的一个主要动力。有研究认为，中国中产阶级的消费量可以在十年内超过美国。中国在未来几十年里以指数增长的中产阶级作为新的消费群体，有望成为全球总需求一个新的长期来源。中国应该积极引导这一趋势，实现生产、消费和贸易的绿色化。
中国积极参与绿色供应链管理，对于亚太区域实现绿色转型具有枢纽性的重要意义。中国作为一个经济大国，已经深深嵌入到全球供应链之中。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全球供应链和价值链的组织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化，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越来越多地成为了终端市场。这种转移为出口国提供了替代西方发达国家市场的新出路，也提高了中国在全球价值链治理中的地位。为此，有西方学者担心，与西方国家较高的环境要求相比，随着相对较缺乏对产品生产过程的环境要求的中国和印度等新兴经济体成为替代进口市场，大量出口原材料的发展中国家的国内环境会因此而加速恶化。当然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意味着中国等新兴经济体也正在日益走向一个转折点，那就是可以利用市场的力量实现经济、社会和生态管理的升级。
中国积极推进绿色供应链管理，一方面是应对全球问题挑战的需要，可以作为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和全球环境治理的重要途径。随着生态文明的总体布局以及“绿色化”的强力推进趋势，中国在全球绿色转型进程中的角色正在发生转变，正在从追随者和被动接受者转变为引领和推动者。另一方面，这也是支持和推动国内企业培养新的竞争优势、迎接“中国制造2025”趋势的必然要求。只有及早通过相关的政策引导，中国才能尽快发展节能环保方面的战略性新产品、新技术和新产业，实现以“生态化”“绿色化”带动工业化、城镇化等的作用。
我国环境保护的战略与措施在逐渐从“末端治理”转向全过程控制。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要“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中国正在进入到一个“以环境保护优化经济发展的新阶段”，不能再“单纯依靠末端治理缓解环境压力”。绿色供应链的概念基于产品从设计到回收的整个生命周期的环境影响，正好契合了新时期中国对于环境保护政策发展的战略性要求。
由于长期的粗放型发展和较低的技术水平，我国一直处于全球供应链的较低端，在出口量迅速增长的同时，也大量消耗了国内的资源和破坏了环境。近年来大量研究显示，中国自加入WTO以后，污染排放迅速增长，其中净出口对污染总量的贡献占到四分之一左右。如果我们能够及时加强供应链的管理，可望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同时提升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
早在2000年左右，中国学术界和企业界就开始关注绿色供应链管理的相关理论和国外企业的实践，几乎与发达国家同步。但是在实践层面，国内的政策和企业实践却一直未能有效发展跟进。研究发现，中国企业在面临国际压力时进行环境保护，相比在面对国内压力时要更加积极。随着中国企业继续走向世界，国际组织也试图在中国寻找全球供应链的合作伙伴。中国企业能否绿色化，将在某种程度上决定自身能否进入高端的全球供应链，产生更多的附加值。在缺乏政策引领的背景下，企业可能仍然停留在低端，无法把握升级的机遇。
因此，中国通过绿色供应链议题的国际合作，将有望更加迅速和有力地推动相关政策和企业实践的发展，既有利于加快产业转型升级，也有利于推动其他环境政策的设计和实施。
积极利用“两种资源，两个市场”，是中国保持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战略。中国仍然处于快速发展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对能源和资源的需求仍然保持快速增长趋势。中国对外投资的相当大比例也是集中在资源开发产业。面对这样一种情况，西方社会经常指责中国在非洲等地进行资源攫取、造成环境污染，渲染“中国威胁论”。
2011年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CCICED）关于“投资、贸易与环境”的一项课题研究，围绕中国海外投资与贸易的环境影响问题，前往印尼、南非等国进行调研。调研发现，尽管中国企业大多严格遵循了当地的环境标准，但是当地的民众往往表达了严重的担忧。中国企业作为贸易和投资的后来者，相比之前的日本与韩国等贸易和投资伙伴，在环境管理方面没有明显差异，却常常被认为是造成了相关经济活动的环境影响的责任主体。当地往往希望中国企业采取更高的环境标准，而不仅仅只是遵循当地的环境管理标准。他们希望分享中国经济增长的红利，但是对中国的巨大需求所可能产生的资源和环境影响又心怀不安甚至恐惧。他们往往更寄希望于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发展中大国，能够引领世界经济的绿色转型。
这种海外投资与贸易的环境影响，正在潜在地造成国家关系的紧张，削弱国家间的政治互信，也削弱了中国的软实力。这在周边国家尤为明显，比如缅甸的密松水电站停建事件。相关问题也可能归结为环境事件，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应该视为生态安全，属于综合安全观的一部分。习近平总书记已经提出要建设“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双方不仅在经贸方面加强合作，更要在政治和安全领域强化互信合作。因此，如果我们通过发展全球绿色供应链在环境问题上采取积极的国际合作，显然不仅有利于保护经贸合作的顺利开展，也有利于改善政治和安全关系。
从这个角度来看，构建亚太区域绿色供应链可以成为中国通过世界经济的市场途径另辟一个参与全球环境治理的路径，并成为促进中国“走出去”战略绿色化的一个重要手段与途径。
美国自2009年以来积极推动“跨太平洋伙伴计划”（TPP），TPP号称是一个21世纪的高标准的贸易协定，在规则的深度和综合性方面前所未有。这也特别体现在其中的环境条款方面。
TPP的环境条款主要涵盖三大目标：（1）环境友好型产品及服务的贸易自由化；（2）确保多边环境协议中的义务与全球贸易规则相一致；（3）利用贸易手段推动环境保护。从目前的情况来看，TPP环境专章的重点是环境友好型产品的自由化以及跨境污染问题的治理，包括保护区、生物多样性、非法伐木以及气候变化政策相关的贸易问题等等。另外，作为TPP环境专章的主要推动者，美国在双边FTA谈判中明确规定要定期对各国的环境政策进行评估；在双边投资协定中对环境影响提出要求。这些规则不仅有利于美国发挥其在环保产业和技术方面的优势，也有利于美国在环境与贸易议题上实现其在WTO谈判中未能实现的目标。从过去的实践来看，美国希望把国内较高水平的环境政策强加给贸易伙伴，进而转化为经济优势。
十八届三中全会上制定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已经专门提出要在对外贸易战略中加强环境问题的考虑：“加快环境保护、投资保护、政府采购、电子商务等新议题谈判，形成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因此，我们有必要通过APEC这一适当的平台积极推动适当的环境议题，以在中美之间取得更多共识。绿色供应链的倡议就体现了这一努力，并且获得了包括美国在内的所有成员方的认可。
四、推动绿色供应链相关政策建议
在各方努力下，构建绿色供应链合作网络已经达成共识。下一步就是落实好这个倡议，取得进展与成果。相关政策建议涵盖国际、国内两个层面，一是推动国内层面，将绿色供应链建设作为节能减排的重要抓手，开展试点，为改善环境质量做出贡献；二是国际层面，按照北京宣言达成的倡议，制定工作计划，总结试点经验，加强能力建设。
推动绿色供应链成为有效的环境管理措施，需要充分发挥政府、企业、公众三个主体的作用，形成“政府政策引导、企业主体实践、发挥市场评判、公众监督参与”的政策与实践机制。
绿色供应链的全面实施需要借助于政府决策，只有配合政府有关鼓励、协调和投资方面的政策，才能有效推动绿色供应链管理制度的实施。
（1）发挥政府引导作用，制定绿色供应链管理规范和绿色供应链行业评价标准，建立并发展绿色供应链认证制度
我国绿色供应链的法制建设相对滞后，相关标准缺乏，这不仅使企业绿色供应链的发展受到影响，也使我国出口产品不得不忍受国外标准的打压；技术指南的缺乏也使得国内企业各个链结点之间对接的困难；绿色供应链管理政策基础薄弱则已成为制约我国企业绿色供应链发展的瓶颈。
针对目前绿色供应链制度与标准缺乏的现状，建议研究出台中国绿色供应链行业评价标准。在此基础上，结合具体行业，制定绿色供应链管理规范。同时，结合现有环境管理制度，建立并发展绿色供应链认证制度，使绿色供应链做到可操作、可监督，做到有章可循、有据可依。
其中，为了减少产品全生命周期的环境影响，鼓励再循环和再利用，建议政府部门制定包括以生产者延生责任为基础的主要消费品和工业产品回收管理规范，要求生产商回收、再利用或正确处置相关产品。规范中应当明确政府、生产商和消费者的各自责任：政府负责确定各产品类别回收再利用的目标和时间表，并向消费者和生产商进行产品回收管理的宣传教育；生产商将负责完成回收再利用某类产品规定的市场份额，但是如何完成目标可以发挥各自的灵活性；消费者可以在相关产品使用后将其放置于指定的回收地点，且产品回收不需要消费者支付任何费用。
为了对供应链相关主体违反相关环境与健康卫生法律法规、损害人民健康和公共资源的违法行为予以约束，建议政府出台生产者延伸责任法。该法律条款应与中国现行的环境法律法规和民事责任法律法规相协调，规定违法设施的现有法人或经营者负有相关延伸责任。
（2）将经济政策与绿色供应链相结合，从而促进供应商的市场行为向绿色化转变
经济利益是鼓励企业参与绿色供应链管理的根本动力。应给予绿色供应链参与企业税收优惠、绿色信贷优惠等，通过经济手段引导、扶植绿色供应链市场。通过出台绿色税收优惠政策、绿色补贴等政策，引导企业的生产经营行为，鼓励企业在环境改善方面提高效率、增加投资，以此推动供应链的可持续发展。此外政府可以推动以下几点市场化工作：
●设立绿色供应链自愿项目，强化企业参与绿色供应链管理。通过与政府签订绿色供应链自愿协议，实现企业绿色供应链的有效实施。
●鼓励企业定期发布涉及生产链的可持续发展报告、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强化企业环境责任，鼓励企业披露其供应链中环境影响的相关信息。
●通过生态工业园区内的绿色供应链体系建设，开展具体示范。目前，国内有关生态工业园区建设与绿色供应链理念相通，建议选取一批生态工业园区开展相关示范工作。
●完善行业环境技术标准，加快与国际技术标准接轨的步伐。推动企业技术创新，刺激企业绿色转型，通过逐步建立与全球接轨的行业排放绩效标准和行业技术标准，强化企业绿色供应链管理，为保障减排目标顺利完成提供支持。
（3）提高绿色公共采购的监督水平，加强标准化和精细化管理
要加强政府绿色采购审计监督，推行网上监督和实地监督相结合的采购监督新形式，从编制预算至采购结束，从投入使用到后期绩效，进行全方位的监督，从根本上降低绿色采购成本，节约财政资金，加快政府采购的步伐。应加强对采购代理机构的考核检查工作，促进采购代理机构健全内部监督制约机制。完善协议供货和定点采购管理，规范网上电子竞价和开展区域联合采购。推进政府采购诚信体系建设，建立健全不良行为公示制度和政府采购市场负面清单制度。
此外，应把标准化建设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以标准化促进信息化，进一步加强政府采购科学化精细化管理。完善政府绿色采购工作规程，规范采购文件编制以及招投标、质疑投诉等各类信息公告内容。按照建立绿色采购管理、电子交易、绿色采购网站三位一体的政府采购信息化建设工作任务，积极推动中央管理交易系统和全国共享基础数据库建设工作，升级改造中国绿色采购网站。加强对地区政府绿色采购信息化建设的规划和系统建设运用工作，促进提高政府绿色采购整体管理水平。
（4）丰富绿色供应链自愿管理手段，完善企业自愿环境管理的鼓励政策
针对我国绿色供应链自愿管理手段单一、配套鼓励措施缺乏的问题，建议引入和推广生命周期评价、生态管理审核、社会责任合规方案等国际通用的绿色供应链管理自愿项目，进一步完善相关的激励政策，如在国家层面设计新型的环境税、能源税等，明确参与自愿环境管理的企业在达到既定的目标后，可以给予相应的减免税收优惠政策等。地方上也应当积极探索适宜地区和产业园区企业参与自愿环境管理的各类激励政策手段，加快推进自愿环境管理手段的实践探索。
（5）建设绿色供应链信息网络平台和行业协作平台，加强行业间、企业与政府、非政府组织和其他外部团体间的合作
建立绿色供应链信息数据系统，为绿色供应链管理中的供应商、制造商、采购商特别是广大的消费者提供绿色产品信息数据及相关技术服务，为多方交流互动搭建平台。通过建立“绿色供应链网络平台”，促进中国绿色供应链企业进一步扩大市场范围，发挥网络平台建设的积极作用，整合市场资源，促使绿色供应链上下游企业的行业整合，发挥平台建设的集约化、集成化作用。
（1）开展企业绿色供应链管理试点工作，在实践中校验相关法规与政策体系。
建议开展企业绿色供应链管理试点工作，并遵循“三可”原则，由第三方机构对企业绿色供应链水平进行评价。可选取重点行业如电子、汽车、零售等和相关核心企业，试点绿色供应链运作参考模型的应用，并采集数据以测试和完善模型。同时推动供应链上各企业的绿色价值体系建设，使企业在生产和运营中自觉贯彻可持续发展理念。
（2）开展区域试点，把绿色供应链管理的探索落到实处。
开展绿色供应链管理区域综合试点是加快我国绿色供应链管理体系建设的客观需要和有效途径。区域试点主要包括四个方面：一是发挥政府引导监督作用，探索促进绿色供应链管理的政策保障体系，丰富和完善政府绿色采购制度，践行绿色采购。二是激发市场动力，探索建立绿色供应链认证和市场服务体系，推动标准国际互认和绿色贸易。三是在生态工业园区及新兴金融物流中心区开展特定产业链条和绿色建筑供应链管理试点。四是加强绿色文明建设，围绕绿色供应链建设，塑造绿色价值观，引导绿色消费。
发展绿色供应链管理市场专业服务。成立绿色供应链促进中心，提供认证、平台运营服务和绿色供应链规划设计、运营、风险管理、合规、战略发展咨询服务和合同能源管理绿色供应链综合服务，带动各类专业服务企业发展。
建议由政府引导，通过政府、企业和社会机构共同出资的方式，建立我国“绿色供应链发展基金”，充分调动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积极性，激励其使用更加先进的环境技术和环境管理理念，促使我国绿色供应链更加全面均衡地发展。
发展绿色供应链金融，前期主要发展绿色融资和绿色保险，逐步向其他金融服务领域拓展。为供应链企业节能减排改造提供融资，给予相应优惠贷款条件。支持供应链企业系列合同能源管理改造项目打包融资，扶持节能服务公司发展。推动绿色保险，探索针对绿色供应链风险管理的险种和相关绿色合规因素带来的风险，以及针对绿色供应链第三方中介服务提供的执业责任保险等。
（1）重视市场绿色消费培育，逐步消除推行绿色供应链的市场阻力。
消费市场是绿色供应链管理体系能否建立的核心，“没有绿色消费就没有绿色市场，没有绿色市场就没有企业绿色供应链的真正整合”。为此，应充分发挥公众消费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利用市场经济手段引导公众的绿色消费行为，对可持续发展的环境政策体系给予支持。同时，应重视公众在绿色供应链运行过程中“信号灯”的作用，适时对政府推行的各项绿色供应链政策进行调整，满足绿色供应链终端消费者的需要。
（2）不断宣传绿色供应链理念，提高公众绿色意识。
通过绿色供应链明星企业试点、政府绿色采购宣传、绿色消费进社区等一系列社会活动，在全社会宣传环保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唤醒社会组织和公众的绿色理念与消费意识，为实施绿色供应链管理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和社会环境，培养公众的绿色供应链认知意识，培育全民“绿色消费思想”。
绿色供应链的发展，从企业的自愿行动、政府扶持再到强制认证的标准和标识，需要有一个长期的战略安排。通过在APEC框架下进行绿色供应链议题的国际合作，可以向国内企业发出积极的政策信号，让企业做好准备，积极培养竞争优势。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还处于较为落后的阶段。企业和消费者的意识较为不足，全过程控制的相关政策准备也较为滞后。
为了应对国际贸易规则的快速发展，国内应该加强准备工作，为相关议题的谈判提供支撑，也防止陷入发达国家因此而设立对我不利的绿色贸易壁垒。从长远来看，也需要考虑相关措施可能对中小企业产生的冲击以及应对政策。具体来说，应该加强现有环境政策的执行力度，大力推动政府绿色采购、绿色补贴和绿色金融的发展，鼓励自愿环境认证，推进节能生态标识和品牌保护，发展绿色和低碳生态园区的建设，加强对绿色和生态环保技术的知识产权工作等等。
绿色产品的贸易自由化和绿色供应链管理涉及当前国际贸易规则发展的关键内容，较多涉及国际贸易管理程序问题，在这方面还存在大量的法律和行政管理问题。目前在多边、区域、双边等多种场合都有相关议题，因此我们应该在多个场合进行多维度的统筹考虑。
在亚太区域建设绿色供应链合作网络建设，对于推动区域绿色增长有重要意义。发达国家在国内环境管理政策上往往占有优势，因此倾向于在贸易协定中加强环境考虑并要求强制实施。发展中国家往往侧重发展议程，希望非约束性的政策合作和趋同。
在此平台下，我们可以积极向发达国家学习绿色供应链的企业支持政策以及投资贸易管理的措施；同时也要加强与新兴经济体的立场协调，与发展中国家及时进行政策的沟通，强化南南环境合作。对于推动建立亚太绿色供应链网络，倡议从能力建设入手，加强试点，收集先进案例，形成示范效应。
（本文作者周国梅系环保部中国东盟环境保护合作中心副主任、研究员，谢来辉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研究所博士、副研究员，李霞系中国东盟环境保护合作中心亚太处副处长、副研究员）
APEC Green Supply Chain：Policy Implications and Development Trends
Zhou Guomei Xie Laihui Li Xia
Abstract：The Green Supply Chain is meant for the balance of eco-nomics and environment. It applies the idea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o all links of supply chain.Keeping less affect to the environment and en-hance the efficiency of production,it is a great method to achieve the win-win of economics and environment.It could be a new management idea led by the government to build a Green Supply Chain network among the Asia-Pacific region and improve the sustainable trade development.
Key words：Green Supply Chain,Environmental products and serv-ices,practice and polic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