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巴黎高师
巴黎高师成立于1794年，是法国的精英院校（Grandes écoles）或说名校之一。它的职责始终是保证全国最优秀的青年由最优秀的教师教授。一个20岁进入巴黎高师的学生，按理说可以在一年或两年之后获得第一个学位，第三年末参加教师资格会考（agrégation）。会考是法国竞争最激烈的考试，它是学术或与其相当的事业的通行证。福柯的同时代人及准同时代人便是典型例证。比福柯年幼一岁的罗贝尔·莫齐（Robert Mauzi），成为了著名的18世纪法国文学专家。让·拉普朗什（Jean Laplanche）和迪迪埃·安奇厄（Didier Anzieu）后来成为了声名显赫的精神分析师。阿兰·佩尔菲特（Alan Peyrefitte）进入了外交部门任职，后来官至部长级，而保罗·维拉尼克斯（Paul Villaneix）成为了历史学家米什莱（Michelet）的传记作者。福柯的朋友莫里斯·潘盖（Maurice Pinguet）的大半职业生涯是在东京担任法兰西之家（Maison de France）的主任，成为了受人尊敬的东方学家。巴黎高师不仅提供知识方面的学徒制（apprenticeship），而且为进入政治、哲学与文学交织于其间的世界提供门票。
福柯进入了一个男子寄宿机构。它是独立自给的，拥有自己的一流图书馆。像所有高师人一样，福柯非常清楚自己之所在是一所精英学校，它大大胜过了普普通通的索邦大学，虽然他也到索邦听课。属于精英的意识为肆无忌惮地使用一种令人费解的隐语所加强；在这种隐语中，三年级学生被称为“保守的人”（cube），而校友被称为“极端保守的人”（archicube）。人们非常注重高师精神（l'esprit normalien）与了不起（briller）的必要，尤其是在口试中。对持怀疑态度的人而言，标准的高师精神意味着几乎能够就实际上无话可说的题目滔滔不绝或下笔千言。按照传统，学校的温室气氛将强烈的制度认同意识、团体精神（esprit de corps）与高水平的个人竞争力结合在一起。
巴黎高师大门
学校是一个联系紧密的社区，尽管文科生和理科生往往是分开的。虽然福柯和他的高师同学们学习刻苦，但他们也纵情于恶作剧，坚持了往楼梯上扔水弹这一长期传统。学校远非奢华，甚至也谈不上舒适。乌尔姆街上的旧建筑急需修缮；学生们睡在四面透风的宿舍中，彼此以帘子为界。一日三餐是大家一起在食堂吃，饭菜并没有因为可口而被人说起。
在这样的一个相对较小的学校里，单个教师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相当普遍的是，巴黎高师校友将某位颇具影响力的老师描述为其“导师”（maître）。就福柯而言，导师是路易·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他是学校的哲学导师或“凯门鳄”（caiman）。阿尔都塞生于1918年，尚在进行从天主教到马克思主义的转向，还不为乌尔姆街之外的人所知。他既未寻求也未获得党内高位。阿尔都塞从来就不是公众人物，但作为老师，他的学术严谨和技能——他经常向在准备最后一年的会考的学生提供咨询——意味着他对他所教授的小团体影响巨大。他有严重的心理健康问题，这些问题后来经过诊断是因为狂躁抑郁症，所以，他定期到学校疗养院住一段时间。对官方而言，他在精神病院的定期休养只是短期休假。
像阿尔都塞一样，福柯有他自己的烦恼。他并不真正喜欢学校生活。他确实参与了恶作剧，以及用湿毛巾打闹，但他在巴黎高师的生活还有更为黯淡的一面。据传他曾有过自残行为，以及自杀未遂，患有严重的抑郁症，而且反复发作。虽然巴黎高师的确有学生几乎人人都罹患并助长神经症的文化，但情况在福柯身上更为严重。他严重酗酒。一些熟人暗示他也吸毒。很可能，他吸食的毒品烈不过印度大麻，而印度大麻对任何敢进入拉丁区格扎维埃-普里瓦街（rue Xavier-Privas）阿拉伯咖啡店的人而言，唾手可得。大家普遍认为，福柯抑郁的根本原因在于他难于接受他是同性恋。
1978年，福柯在一本同性恋杂志上发表了关于18世纪阴阳人赫尔克林·巴尔宾（Herculine Barbin）的回忆录；在讨论巴尔宾的时候，福柯讲述了生活在“即封闭又温暖的”封闭社会之中的“快乐的非身份”，以及“仅仅知道一种性别同时必须和被禁止的奇怪的幸福”。[1]赫尔克林在一个具有宗教信仰、几乎全是女性的世界里度过了她的童年。最终被确认为一个“货真价实的男孩”的时候，她/他无法适应，于是自杀了。福柯很可能渴望这种奇怪的幸福，但无论是在巴黎高师的男人环境还是在战后的巴黎，他都还没有发现这种幸福。那时，无论是时间还是空间，都不适合涉世不深且迟疑不决的同性恋者。那时还没有“同性恋”组织。维希政府关于法定承诺年龄的法律依然有效；众所周知，警察局保存着同性恋男子的非官方记录。性行为无疑是可以进行的，但只能秘密地进行。17世纪以来，杜伊勒里宫（Tuileries）的花园一直是性游乐场，现在一如既往。可以肯定的是，直到20世纪70年代初，作为巴黎公共设施一景的铸铁小便池便是人尽皆知的“猎艳之地”，绰号为tasses（cups［乳罩］）。在蒙帕纳斯（Montparnasse）和皮嘉尔（Pigalle）的几个酒吧里、在塞纳河上的一些桥下，找到伴侣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尤其是在寻觅者想找到粗野的男同性恋者，而且敢于去克利希桥（Pont de Clichy）的情况下。有时候，福柯会彻底消失几天之后再回来，显得筋疲力尽、宿醉不醒、衣冠不整。最有可能的解释是他是因为性越轨行为而消失的。
无论他知道与否，福柯是受人监视的。按照他母亲的要求，现在正实习的精神病医生雅克利娜·韦尔多（Jacqueline Verdeaux）密切注意着他的一举一动，并向普瓦捷汇报。福柯终于被说服了去咨询圣安妮（Sainte-Anne）医院的让·德莱（Jean Delay）。德莱生于1907年，是福柯所处时代最著名的精神病医生之一。他几乎在其专业的每一个面向都著述颇丰，并且享有优秀管理者的美名。他是在精神治疗中使用安定药和精神药品的先驱之一，同时也是作家，是依然备受关注的安德烈·纪德的心理传记的作者和发起者。他与福柯也有一些共同之处：他的父亲是一位外科医生，曾希望他儿子子承父业。让·德莱选择精神治疗方向是他的反叛形式。虽然福柯和德莱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我们无记录可查，但它确实带来了持久的友谊，他们还交换了各自的书籍。它还产生了更为具体的结果。因为有巴黎高师医生皮埃尔·艾蒂安（Pierre Etienne）的同意，福柯在疗养院的一个单间里相对舒适地度过了他的大学第三年即最后一年。他探究精神分析的时候，他进一步尝试了抑郁症的治疗，不过并没有持续下去。
这个时候认识福柯的人并非人人都知道他是抑郁症患者。他姐姐现在已结婚，就住在巴黎，与他定期有联系，通常认为他很快活。潘盖还记得与福柯的邂逅：他身着短裤，以几乎咄咄逼人的方式与周围的那些人高谈阔论，并未发现他有什么异常的地方。直到后来，他才从福柯本人口中得知，福柯在巴黎高师的日子几乎是痛不欲生的。[2]这些相异的看法未必是矛盾的。福柯总是具有同时带几副面孔的天赋，在不同的人面前有不同的表现。有些人发现他是一个好伙伴；有些人会遇到福柯把其引人注目的修辞技巧用作致命武器，或拒绝在论辩中承认失败的时候。
学术方面，福柯表现良好，在1948年拿到了一个哲学学位，次年又拿到了一个心理学学位。同学普遍认为他才华横溢，他对工作的兴趣是出了名的，但他现在重蹈了中学时代的覆辙，出人预料地没有通过1950年的会考。这一次无法做出特殊安排，他不得不准备补考。在这一年的大部分时间中，他与来自索邦的朋友让-保罗·阿隆（Jean-Paul Aron）一道，认真复习。两人都是同性恋者，都有尖刻的幽默感。
认真复习收到了效果，福柯成功地通过了他的会考“二试”。笔试是关于“经验与理论”，应试者还被要求编写一段柏格森与斯宾诺莎之间的想象性对话。令人震惊的是口试。根据一贯的传统，应试者被要求从一个篮子里抽取一张纸条，然后就纸条上的题目即兴创作。让福柯愤怒的是，他的题目是“性事”（sexuality）。在他看来，这作为题目并不恰当，于是他大声抗议。这个题目之前从未被出过，但康吉莱姆把它提了出来，他认为以它为题目是完全合适的：学生们一直在谈论它。这次“友战”让人想起一向严厉、易怒的科学史家确实有幽默感。他这个人总是带着刻意的恶意称他所遇见的修女为夫人（madame），而不是按照社会规范，称她们为姐妹（ma soeur）。康吉莱姆的脾气臭名昭著，毫无幽默可言，但对于他认为“不堪一击的”同事，他通常都克制自己的愤怒，而且从不将怒气撒向他的学生。一如有些人付出代价才知道的那样，在康吉莱姆眼中显得不堪一击是不明智的：他的愤怒可以让你事业尽毁。
康吉莱姆接替加斯东·巴什拉（Gaston Bachelard，又译加斯东·巴歇拉尔）担任了索邦的科学史教授。他的著作在专家圈子以外并不广为人知，他迄今唯一重要的出版物是他在1943年论述“常态与病态”的论文。考虑到他声誉如此卓著，影响如此巨大，人们总是难以接受这一事实，即康吉莱姆直到1995年去世，著述相对较少，而且他的著述几乎全都不是鸿篇巨制，他自谦地称之为“交易量小”。他的著述大多是讨论医学和生命科学的历史。对康吉莱姆而言，科学史——他必然言说复数的科学，从不讨论抽象和铁板一块的科学——并非是一个平稳、累积过程的记录。它是不连续的，不时为他的前任巴什拉所谓的认识论断裂（epistemological break）所中断。当它与自己的科学前史相断裂并拒绝科学前史作为意识形态的时候，一门科学便开始显影。认识论断裂可能在某些方面联系着库恩（Kuhn）的范式转移（paradigm shift），它的发生并不是因为经验发现，而是因为概念置换。比如，“发烧”（fever）概念的引入代表的不是某种经验性疾病的发现，而是这时发生的断裂，即医学思想不再被科学前史的诸如“瘴气”等类别支配，而是围绕构想身体的新方式、传播热病的媒介、医生的作用等被重新整合。在这个意义上，某一科学的历史即它在自己的过去发现并克服错误的历史。[3]
在会考失败的那一年，福柯成为了法国共产党（PCF）党员。这是他唯一一次加入政党；20世纪70年代，他总是积极活跃在多个政治前线，但从来都不是作为一名党员。像当时的其他很多年轻人一样，他认为法国共产党和共产主义在为由他们的父辈给他们所创建的那个水深火热的世界，提供了一种别样选择。在普瓦捷的家里，保罗-米歇尔已然成为共产主义者这一消息引发了某种意义上的愤慨：拒绝受训为一名医生是非常令人不快的，而加入法国共产党则毋庸置疑更加令人不快。
福柯似乎并不是一个很好的共产党员。比如，莫里斯·潘盖不曾记得他积极参加过在护墙广场（place de la Contrescarpe）咖啡店举行的基层组织周会。[4]在他开始在巴黎高师兼职任教期间，福柯与一群年龄稍小的党员有联系，包括历史学家保罗·韦纳（Paul Veyne）、文学理论家热拉尔·热奈特（Gérard Genette）和潘盖、社会学家让-克劳德·帕斯隆（Jean-Claude Passeron）。韦纳回忆说，他们被法国共产党组织视为“未来的异端”；确实，他们悉数退了党。福柯自己也因为1953年所谓的医生阴谋事件退了党。那一年年初，九位医生遭到逮捕，被指控企图谋杀诸多苏联元帅，以及密害斯大林本人。3月3日，斯大林死于纯粹的自然原因，苏联新闻旋即宣布现在被称为“阴谋”受害者的医生们已然获释。九位医生中有七位是犹太人；整个事件揭示了一股丑陋的反犹主义同时见诸苏联和一味忠诚的法国共产党。
反犹主义并不是让法国共产党成为不安之处的唯一因素：“因为我是同性恋，我从未真正融入过共产党；它是一个强化一切最为传统的资产阶级生活价值的机构。”[5]在其回忆录中，当时也是一名年轻党员的历史学家勒鲁瓦·拉迪里（Leroy Ladurie）回忆起了这样的一个事件：当有人发现——或者至少宣称——某位中学老师向学生发出了性暗示的时候，他被迫辞去了他的工作。他也被迫退出了认为“一个党员的同性恋污染将传染整个共产主义者集体”的共产党。[6]共产党坚定地信奉婚姻、家庭和“无产阶级”道德。成为一个共产主义同性恋者或者一个同性恋共产主义者，不是一个好选择。
当福柯行将结束其课程时，他得尽服兵役的义务。延期适用于那些接受全日制教育的人，但他不可能指望获准进一步推迟。就像设法被精英学校录取一样，逃兵役在一定意义上是法国中产阶级的一项体育运动。福柯体检不合格，被断言不适合服兵役。根据他的伴侣丹尼尔·德菲（Daniel Defert）所说，他事先得知了视力检查会如何进行，故意没有通过检查。他来自医生家庭，而且是心理学专业的学生，获取所需要的知识并不难。福柯的弟弟也从未当兵。
福柯虽然成功逃掉了兵役，但现在不得不避免进一步的折磨。在高度中央集权化的法国教育体系中，中等与高等教育之间的流动很普遍，大学毕业生和教师资格会考通过者通常要先在中学任教两年，才能开始在大学任职或从事研究。福柯再次找到了逃脱不可能逃脱之事的办法。1951年6月，他申请并获授了梯也尔基金会（Foundation Thiers）——一个隐匿在第十六区豪华的巴蒂库里尔酒店（hôtel particulier）的研究基金会——的一种奖学金。这又是一所只有男性的寄宿机构，福柯再次发现难以安身。尽管他获得了三年的奖学金，但第一年结束之前他便离开了，放弃了他曾计划论述后笛卡儿哲学（post-cartesian）和心理学诞生的论文。
福柯肯定是有抱负的，非常有竞争力，但让人吃惊的是，他的抱负未能聚焦，他依然对自己的未来不确定。虽然他曾研究过哲学，但他日益痴迷心理学和精神病学，师从让·德莱在心理学研究所（Institut de Psychologie）学习之后，于1952年夏获得了精神病理学文凭。现在，他至少开始获得了一些关于精神病学世界，关于将成为其未来数十年工作重心的领域的实践经验。这些经验主要是从圣安妮医院获得的。
圣安妮医院原本是治疗心理疾病的一家“临床精神病院”（clinical asylum）。该精神病院始建于1863年，完工于六年之后。西段更大一些，由十二间四方形的病房组成；东段包括管理办公室和两间重症患者病房。整座建筑四周环绕着一道仅仅开有两扇门的高墙。20世纪50年代初，医院的原有布局依然清晰可辨，但现在它包括了一个非常优秀的医学图书馆和内容丰富的档案，而该机构现在也是一家教学医院。圣安妮医院与高墙后面的另一建筑仅仅相距很短的步行距离。那是建于1867年的拉桑特（La Santé）监狱。在其所有著述中，福柯强调了监狱和精神病医院之间存在着某种密切的联系，而圣安妮医院和拉桑特监狱着实看起来令人不悦地相似。
雅克利娜·韦尔多安排了福柯在圣安妮医院工作。她和她丈夫在负责一个应德莱的要求而建立的脑电图学（encephalography）小组；德莱在福柯的描述中即“把我引入疯人世界”的那个人。[7]福柯仅仅拥有旁观者的身份，虽然他也参与进行诊断测试和开展实验。他在精神病学方面的资格是纯理论的，而不是临床的。在巴黎高师，他听过丹尼尔·拉加什（Daniel Lagache）主讲的讲座课程，后来听过道梅松（Daumézon）关于体制心理治疗（institutional psychotherapy）的系列讲座。在圣安妮医院，他出席过病人介绍会（présentation des malades）。介绍会是一种窥探式的仪式，其间患者在一群学生面前被检查；介绍会同时为诊断工具和教学手段。由于雅克利娜·韦尔多的个人影响，福柯还能作为她在弗雷纳（Fresnes）监狱“定位中心”（Centre d'Orientation）的非官方助理。弗雷纳监狱就在巴黎城外，它是监狱医疗服务的总部；定位中心的任务是起草已然进入系统的囚犯的精神报告。他们的作用是判定自杀风险，判定个别囚犯是否会受益于被送往某些特定机构。
为了取得任何进一步的进展，福柯都必须获得医师或者至少临床资格，但他并不愿意这样去做。这将是一个值得关注的从事精神病治疗的时期，因为“二战”后的年月是一个创新和改革的时代。改革运动背后的动力是一种耻辱感：被占领期间，法国精神病治疗机构的患者成千上万地死去，主要是因为遭人忽视和营养不良。正是在20世纪40年代末和50年代，新式理论开始被人提出，旧有的精神病院（asylum）概念开始让位给康复院（therapeutic community）概念。在对医疗机构的多年嘲笑和敌意之后，精神分析治疗法最终将成为常规治疗形式。在《疯狂史》（Histoire de la folie）中，福柯描述了医疗-监狱式精神病院的缘起；他很可能是那些设法改革它、赋予它人性的人之一。
雅克利娜·韦尔多开始对瑞士精神病医生路德维希·宾斯万格（Ludwig Binswanger，1881—1966）的著述非常感兴趣，正不遗余力地翻译其首版于1930年的《梦与存在》（Traum und Existenz，又译《梦与存活》）。她在某些专业术语方面需要帮助，于是向福柯求助；福柯的德语主要是自学的，现在非常好，能够阅读海德格尔（Heidegger）和胡塞尔（Husserl）的原著。他很快就答应了会力所能及地帮忙。后来，她请他写了一篇导言。福柯陷进了宾斯万格的著述之中。他最终写的导言的篇幅是原计划的两倍。宾斯万格在巴黎几乎不为人知，而巴黎高师之外也没有人知道福柯是谁。并不令人吃惊的是，韦尔多费尽心力才在1954年为译本找到一家出版商；它并不成功。[8]
1952年大斋节（Lent，又称齐斋节）前夕，福柯随同韦尔多参观了位于瑞士与德国边境的康斯坦茨湖（Lake Constance，又译博登湖）湖滨的一家诊所。它由宾斯万格的追随者罗兰·库恩（Roland Kuhn）管理，是令人好奇的年度仪式现场。诊所的病人把春天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了为他们自己和员工制作奔放、精致的面具上。忏悔星期二（Shrove Tuesday），他们游行穿过相邻的姆斯特林根（Musterlingen）镇，为首是一张代表嘉年华会（Carnival）的巨幅画像。员工和患者全都戴着面具，因此难以分辨彼此。他们回到医院的时候，面具被摘下，嘉年华会画像被郑重其事地烧掉。为了研究的需要，乔治·韦尔多（Georges Verdeaux）拍摄了整个过程；他那鲜为人知的自制影片，不无某种非常神秘的东西。福柯的《疯狂史》描述了沿着北欧河流和运河巡游的“愚人船”（Ship of Fools）；它也很可能始于对瑞士的一次嘉年华会的描述。
不久，第二次委任出现了。在求学于里昂杜帕克中学（Lycée du Parc）的最后几年间，阿尔都塞一直受教于让·拉克鲁瓦（Jean Lacroix）。拉克鲁瓦是一位具有古典哲学背景的天主教徒，但他心胸也非常开阔，密切关注当代思想领域的新发展。自创刊的1944年底到1980年12月，拉克鲁瓦一直在法国日报《世界报》（Le Monde）这份报纸上发表专栏，《世界报》很可能是全世界第一家拥有固定哲学通讯员的报纸。根据阿尔都塞的建议，拉克鲁瓦委托福柯替他为法兰西大学出版社（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PUF）编辑的“哲学入门”（Initiation Philosophique）系列，撰写一本关于心理疾病的小书。
福柯反复地描述，法国哲学是围绕主体性哲学和概念哲学的二分法而构建的，并且将自己的工作定位于后一种传统之中。[9]“主体性”（subjectivity）首先关涉现象学（phenomenological）传统，尤其是萨特，而“概念”（concept）则联系着巴什拉、康吉莱姆和阿尔都塞的认识论学派。虽然这种描述并非不准确，但它相当图式化；它适用于哲学领域是围绕马克思主义、各种各样的现象学和存在主义而组织的20世纪60年代中期而不是50年代。其他的支配性影响是伊波利特等人的新黑格尔主义。福柯在尊敬和欣赏伊波利特的同时，也对任何允诺渐进式地获得总体知识或者理解的总体性哲学表示怀疑。相反，现象学致力于在严格描述他们的经历的基础上，建构出一种关于特定对象，尤其是意识的严密知识。福柯最初的著述同时受到了现象学和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他从未再次提及这些早期著述，并不希望它们再版。虽然法兰西大学出版社在1962年坚持重印《精神病与人格》（Maladie mentale），但福柯重写了后半部分，抹掉了他加入法国共产党期间曾吸收的马克思主义的任何痕迹，代之以实际上可谓是一种压缩版的《疯狂史》。[10]
宾斯万格和库恩提出了一种名为“此在分析”（Daseinanalyse）的疗法，该疗法在很大程度上依靠海德格尔现象学：此在［Dasein，字面意思是“在……那里”（being-there）］是哲学家表示人类的存在或者人类存在于世的术语。心理疾病被宾斯万格和库恩视为人类存在于世的一种特定方式，而梦被描述为这种存在方式的主要表达。不同于弗洛伊德式分析通常把梦视为被压抑的愿望的表达，此在把它们视为真实的经验。“太靠近边缘”这种感觉是压抑的普遍症状，并不具有象征意义：在他或者她的内心世界，患者处于坠落的真实危险之中。对写作《精神病与人格》的福柯而言，这种分析使得临床医生可以摆脱旧系统，在这种系统中，个人经验被塞进了诸如癔症或者精神分裂症这样的诊断类别，这些诊断类别似乎是作为与个人经验和苦难没有丝毫联系的抽象实体而存在的。他把此在分析的这种解释与参照经济及个人异化、导致心理疾病的“真实状况”结合起来，这显然是源自他学生时代的相当机械的马克思主义，就像与巴甫洛夫心理学的生动的（后来则是尴尬的）联系那样。把《精神病与人格》解读为一份非常个人的文献同样是吸引人的。它频频提及“焦虑”（agnoisse）——该词等于英语中的“anxiety”（焦虑）与“anguish”（痛苦），以及德语中的“Angst”（焦虑），频频提及自杀倾向。福柯同时坚持，尽管大众智慧如此，任何遭受心理疾病的人都非常清楚这一事实，并非生活在一种狂喜的无知状态之中。即是说，心理疾病暗示一种“病态意识”或者一种病态的存在意识。虽然过分强调可能纯属推测的心理解释或许是一种错误，但其作者是一位有着相当丰富的抑郁经历的年轻人。
离开梯也尔基金会之后，福柯与他弟弟合住在蒙日街（rue Monge）的一套公寓，他弟弟现在即将成为家里的下一位福柯医生。从蒙日街到巴黎高师很方便，但巴黎高师不再是福柯的主要工作场所。他在北部城市里尔（Lille）找到了一个助教的职位，那里的大学哲学系主任雷蒙德·波林（Raymond Polin）正在找人去教学位课程的心理学部分，福柯的名字已然被于勒·维耶曼（Jules Vuillemin）向他提及。于勒·维耶曼是路易·阿尔都塞的朋友，克莱蒙-费朗（Clermont-Ferrand）的哲学教授。他也曾见过福柯，虽然只是匆匆一瞥。里尔当时是一座以纺织业和麻纺厂为支撑的阴森的工业城市，福柯决定不在里尔居住。通过继续生活在巴黎而工作在别处，他遵循着一种可以辨识的模式。首都之外的研究和图书馆设施非常糟糕，这就意味着很多学者不愿意离开首都；但凡有可能，他们就通勤到外省大学去工作。福柯把他的教学和面授时间压缩到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并且坐200公里火车去里尔，只有当必须在那里过夜时才到旅店住一晚。他留在巴黎除有智识原因之外，也有个人原因，因为他现在正与一位年轻的音乐家、作曲家打得火热。
让·巴拉凯（Jean Barraqué）生于1928年，先后受教育于巴黎圣母院（Notre Dame）的唱诗班学校、孔多塞中学（Lycée Condorcet）。他对音乐的热情是绝对的，他对其他任何东西几乎不感兴趣。20世纪50年代初，他开始在音乐学校听复调、赋格曲与和声等方面的课程，虽然他尚未正式注册为学生。他还听了由杰出的风琴演奏家奥利维耶·梅西安（Olivier Messiaen）所讲授的“赏析”课程。长期以来，巴拉凯一直着迷于浪漫派和德彪西（Debussy），但现在他却在了解韦伯恩（Webern）和第二维也纳学派，以及施托克豪森（Stockhausen）的早期作品。1951年，他参与了皮埃尔·谢弗（Pierre Schaefer）的“具体音乐”（musique concrète）——电子音乐和磁带音乐的前身——实验。1952年，他完成了他的《钢琴奏鸣曲》（Sonata for Piano），他的第一部重要作品。
1952年夏，福柯和巴拉凯邂逅在若约芒（Royaumont）。若约芒是巴黎北部的一座西多会前修道院，1936年以降一直被作为一个文化中心在使用；阿尔都塞经常把学生的读书会移到那里，以便为他们的教师资格会考口试进行复习。1950年，福柯和阿隆已然为此目的去过那里。1952年，他们俩故地重游，他们的短暂逗留碰巧与皮埃尔·布列兹（Pierre Boulez）带领的音乐家小组逗留的时间一致。[11]这个组是“音乐之域”（Domaine musical），其自定使命为整合并推动欧洲音乐中的一切后韦伯恩趋向。布列兹比福柯年长一岁，是雷诺-巴罗（Renaud-Barrault）剧团的音乐总监，但他的早期作品，比如长笛和钢琴小奏鸣曲（Sonatine，1946）、1946年和1948年的钢琴奏鸣曲等，已然显示出可使他成为欧洲最重要作曲家之一的天赋。因为与巴拉凯的关系，福柯经常接触到音乐小组，以及与布列兹有来往的作曲家。他们通常一起去喝酒；众所周知，巴拉凯钟爱一小杯白葡萄酒（un petit vin blanc）。
结识福柯的时候，巴拉凯依靠编写音乐会简介和当家庭教师，过着不稳定的生活。他在致力于一首他最初称为《三支歌》（Three Songs）的乐曲。他原本打算借用《雅歌》（Song of Songs）的歌词和波德莱尔（Baudelaire）与兰波（Rimbaud）的诗歌。乐曲经过反复修改，最后变成了《继叙咏》（Séquence，1950—1955），一首改写声部、打击乐和器乐合奏为器乐曲的20分钟曲子。在1956年3月首次公演的最后一个改写本中，歌词源自《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Also Spracht Zarathustra）的“魔法师”（Sorcerer）部分的挽歌。正是在福柯的建议下，巴拉凯使用了尼采。后来，二人对奥地利小说家赫尔曼·布洛赫（Herman Broch）的刚有法文译本的《维吉尔之死》（Der Tod des Vergil，1945）产生了极大热情。[12]该书描述了维吉尔在布林迪西（Brindisi）躺着等死的时候，何以受到诱惑毁掉了《埃涅伊德》（Aeneid）。这部创作深邃的诗体小说并不一定会有大量读者，它是对总体知识的不可能性和一切人类活动之无用的长时间思索。源自这部小说的段落成为了巴拉凯最具影响力的作品《时光修复》（Le temps restitué）的原材料。1957年，巴拉凯开始为之努力，但直到1968年才完成。
1967年接受一位意大利记者的访谈时，福柯将巴拉凯描述为“当下这代人中最为才华横溢、最不被认可的人之一”。[13]在认为巴拉凯才华横溢这一点上，他并不孤单。在1960年1月的那一期《精神》（Esprit）上讨论韦伯恩之后的西方音乐时，音乐评论家安德烈·奥代尔（André Hodeir）把《继叙咏》称作“20世纪音乐的重要收获”，把《练习曲》（Etude）说成是“非常奇异和非常迷人的”。巴拉凯没有保持他早年的声望。《时光修复》被证明是他最后一部重要作品；在其不断为混乱的个人生活、酗酒，以及在1964年遭受的严重车祸所搅扰的整个生涯中，他仅仅完成了七首乐曲。他的作品没有被广泛演奏，而且因为无论是对音乐家还是对听众都要求很高，从未成为标准音乐会曲目的一部分。
关于这两人之间的关系，大家知之甚少。他们的通信往来从未被全文发表，巴拉凯所发表的著述都是专业性极强的音乐理论论文。在一封转引自德菲的“年表”（Chronology）的未被公开的信中，福柯形容巴拉凯为“一只可敬但丑陋的跳蚤……一谈到坏小子的时候，他的知识便近似于百科全书”。从可以被推断自有效证据的少量信息来看，二者的关系似乎是相互破坏性的，由酒精所刺激，带有施虐受虐狂的色彩。
在普瓦捷的孩提时代，福柯上过钢琴课，但已然将乐器束之高阁。对他而言，音乐依旧重要，虽然他认为音乐之美“高深莫测”；他培养出了非常优秀的听力，可以分辨同一曲子的不同录音。他尤其喜欢巴赫和莫扎特，但同样热爱现代音乐，虽然他承认他发现现代音乐很难，因为它往往把它的每一个元素都变为“独一无二的事件”。他把它视为一种与塞尚（Cézanne）、马奈（Manet）和俄罗斯形式主义者的现代主义等量齐观的音乐。他认为，它是对“前包装文化”的一剂解药，因为它颠覆了文化消费主义的“慵懒习惯”。他从不理解他的同事和学生何以能在对胡塞尔和海德格尔表现出这般热情的同时，如此迷恋无名的摇滚乐队。[14]邂逅巴拉凯和布列兹的音乐是福柯的现代主义文化引论的一部分。1953年1月3日，他在巴黎巴比伦剧场（Théâtre Babylone）看了贝克特（Beckett）的《等待戈多》（En Attendant Godot）的首演。多年之后，它在他的记忆中依然是一部“令人激动的作品”。[15]贝克特的小说也对他产生了重要影响，他频频提及它们。他也阅读巴塔耶（Bataille）和小说家莫里斯·布朗肖（Maurice Blanchot）发表在《新法兰西杂志》（Nouvelle Revue Française）上的文章，它们介绍了一种拒绝心理现实主义、支持朴素的客观的现代主义文学。
一场甚至更具决定性的邂逅发生在1953年夏。福柯与潘盖在意大利度假。他们沉溺于普通观光，但无论他们走到哪里，福柯都随身携带着同一本书，甚至还在西塔维琪亚（Cittavecchia）海滨享受日光浴的时候读过它。它是尼采的《不合时宜的沉思》（Untimely Meditations）的法—德双语版。[16]这并非是他曾在巴黎高师学习过的东西。在当时的法国，尼采并未作为哲学家受到高度评价，而是通常被视为一个文学大师。他的声誉也因他与反犹主义甚至纳粹主义的联系受到破坏。正是福柯这一代才把他逆转为当代法国思想中最重要的人物之一。事实上，《不合时宜的沉思》的一段话似乎差不多要为福柯的未来事业提供规划。注意到赋予生命以色彩的一切的历史依然必须重写，尼采提出了如下反问：“人们是在哪里找到爱的历史、贪婪的历史，以及羡慕、良知、传统或者残酷的历史？迄今为止，甚至一种比较历史或者至少惩罚的比较历史付诸阙如。”[17]
在里尔的教学几乎不费劲，涉及的话题与福柯在巴黎高师所讲课程相同。他是大受欢迎、深受尊敬的人物。他的里尔之行通常让他有足够的空闲时间去自由大街（rue de la Liberté）或者国民大街（rue Nationale）的酒吧间吃午饭，或者至少喝杯饮料，他总是在那里结识学生和青年教师。正是在这些环境中，他邂逅了未来的小说家雅克·贝勒弗鲁瓦（Jacques Bellefroid），他当时还是正在接受让-保罗·阿隆教育的中学生。在里尔酒吧间的谈话是愉快的，海阔天空，来来回回地在哲学、艺术、电影和政治之间快速转换。贝勒弗鲁瓦对福柯几乎过于讲究的措辞非常震惊。发笑的时候，他努力压低声音，避免误入更高的音域。他说话“就像一间蒸馏室”，逐字过滤他的语言，以期生产出“酒香浓烈的佳酿”。[18]福柯也是一位好听众，喜欢这类非正式交流。他喜欢年轻人的陪伴；虽然他从未想过要去中学当老师，但他很可能会是一位优秀的中学老师。
在里尔和巴黎高师的教职都是兼职，是临时的；福柯的未来并不确定。现在，他已然决定他的事业并不是在临床精神病学之中，不过他仍将在一个相对较低的层面上教授心理学。他与巴拉凯的关系是疾风暴雨式的，对二者具有潜在的危险。福柯依然没有显示出要为自己写作任何东西的特别抱负。他的宾斯万格导言是受人之托，《精神病与人格》同样如此。他的下一个出版物也是如此。1952年，他受托为一部哲学史的修订版撰写“1850至1950年间的心理学”专论；1886年，这部哲学史已然出版它的第四版。[19]该专论直到1957年才出版，它不过是还算过得去地概述了心理学内部约翰·斯图亚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以降的趋势而已，重复的是福柯在里尔和巴黎的授课内容。根据贝勒弗鲁瓦所述，福柯曾抱怨他是被阿隆“说服”写作的，对它并不特别上心。就像在他后来的事业中经常如此的那样，福柯现在全然改变了方向，因为一次几乎纯属偶然的邂逅，他突然离开了法国去北欧过流浪生活。
[1]Michel Foucault, ‘Le vrai sexe’ (1980), in Dits et écrits (Paris, 1994), vol. Ⅳ, p. 122. 该版本是作为Richard MacDougal's translation of Herculine Barbin（Brighton, 1980）的“导言”（introduction）而首发的那个文本。
[2]Maurice Pinguet, ‘Les Années d'apprentissage’, Le Débat, 41 (September—October 1986), pp.122-124.
[3]参见Economy ＆ Society, XVII/2–3(1990). Special issue on‘Society and the Life Sciences: In Honour of Georges Canguilhem’。
[4]Pinguet, ‘Les Années d'apprentissage’, p.127.
[5]转引自Otto Friedrich, ‘France's Philosopher of Power’, Time, 6 November 1981, pp. 147–148。
[6]Emmanuel Leroy Ladurie, Paris-Montpellier, PCF-PSU, 1945–1963 (Paris, 1982), pp.165–166.
[7]Michel Foucault, ‘La folie n’existe que dans une société’ (interview with J.-P.Weber, 1961), in Dits et écrits, vol.Ⅰ, p.167.
[8]“导言”（Introduction），载Ludwig Binswanger, Le Rêve et l'existence (Paris, 1954); also in Dits et écrits, vol. Ⅰ, pp. 65–118。译本见Michel Foucault and Ludwig Binswanger, Dream and Existence, ed. Keith Holler (Atlantic Highlands, NJ, 1993)。
[9]详见他为Carolyn Fawcett's translation of Georges Canguilhem, On the Normal and the Pathological（Boston, MA, 1978）所写的“导言”（Introduction）。
[10]Michel Foucault, Maladie mentale et personnalité (Paris, 1954).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by Alan Sheridan, Mental Illness and Psychology (New York, 1976), is of the second, revised edition.
[11]Jean-Paul Aron, Les Modernes (Paris, 1984), pp.72–74.
[12]英译本见The Death of Virgil by Jean Starr Untermeyer (New York, 1945)。
[13]‘Qui êtes-vous, professeur Foucault?’ (interview with P.Caruso, 1967), in Dits et écrits, vol.Ⅰ, p.163.
[14]Michel Foucault and Pierre Boulez, ‘La Musique contemporaine et le public'(1983), in Dits et écrits, vol. Ⅳ, pp.480–495; ‘Quelques souvenirs de Pierre Boulez’, ed. Alain Joubert, Critique, XLII, 471–772, pp.745–747.
[15]‘Postscript’, Michel Foucault, Death and the Labyrinth: The World of Raymond Roussel, trans. Charles Ruas (London, 1987), p.174.
[16]Maurice Pinguet, ‘Les Années d'apprentissage’, p.130.
[17]Friedrich Nietzsche, The Gay Science, trans. Walter Kaufmann (New York, 1974), p.81.
[18]http://www.bellefroid.com/chambre_fs.htm.
[19]Michel Foucault, ‘La psychologie de 1850 à 1950’, in Dits et écrits, vol.Ⅰ, pp.120–1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