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1912—1949年的民族经济研究

辛亥革命以后，中国政治动乱、军阀割据，西方列强进一步加强对中国的侵略和分割，民族矛盾加剧、边疆危机恶化。“日本割据台湾、建立‘满洲国’，英国入侵西藏、制造‘西藏独立’，沙俄侵占外蒙古、唆使‘外蒙古独立’，英国渗透新疆、支持‘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苏联主导外蒙古建立蒙古人民共和国，并在‘民族解放运动’的旗号下扶持了一个‘东突厥斯坦共和国’。”⁽¹⁾复杂的民族关系和边疆危机，引起了当时大批知识分子的高度重视与深切关注，一批具有良好学养和爱国热情的知识分子在历史学、边疆学、民族学等领域深入调查研究，探寻救国图存的良策。如费孝通、江应梁、方国瑜、杨成志、陶云逵、胡庆钧等，“对各民族的经济生活、社会组织、风俗习惯以及文化形态等，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尤其是对民族经济的历史与现状作了开拓性的记述和介绍。”⁽²⁾

当时中央研究院、西南联大等研究机构和高校成立了专门研究机构，对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进行了大规模的社会历史调查，出版了大量研究著述。从调查的地域看，虽然也有针对西北和蒙古地区的调查，但以西南民族地区的调查最为深入。从调查的内容看，以社会历史、语言文化、政治制度、社区、礼俗、宗教、人口等为主，有关经济的调查往往不是重点，但在大多数研究中都有所描述和论及，也有少数研究专门关注土地问题、经济组织和经济生活等。除了各学术团体和研究机构的研究外，民国时期的许多报刊也是许多学者、知识分子发声的阵地。据不完全统计，《民国时期期刊全文数据库》收录的出版期刊达25000余种，其中部分经济、边情、地方等栏目刊发了大量反映当时东北、西南、西北民族地区经济、边疆政策等方面的内容，为研究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和民族问题，以及当时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所有制关系、商品交换等提供了较为翔实的珍贵文献。下面对这一时期的研究作一个简单的梳理，由于文献掌握和分析能力的局限，很难对当时丰富的研究进行全面的梳理和回顾。

一、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社会历史调查中的民族经济研究

民国时期，相对于“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和“少数民族经济”的期刊文献而言，有关“少数民族经济”的专著并不多。除了当时期刊刊登的运用历史学、边疆学以及古典民族学等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利用各级政府机构提供或发布的统计资料展开的研究外，这一时期的学者们进行了大量的田野调查，出版了一批以调查为基础的研究著作，详尽记述了当时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社会历史状况，包括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有些调查重点研究了语言、文化、宗教、社区等。

以李文海主编、福建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少数民族卷（一编）》收录的内容为例，该书共收录了10篇调查报告，分别是：《云南民族调查报告》《海南岛之苗人》《凉山夷族的奴隶制度》《车里摆夷之生命环》《碧罗雪山之傈傈族》《畲民图腾文化的研究》《两广瑶山调查》《西北游牧藏区之社会调查》《么些人的婚丧习俗》《羌族之信仰与习为》。通过艰苦的田野调查，这些以田野调查为基础的研究收录了大量具体的数据和场景描述，以及对经济生活、土地制度等的记述。王兴瑞在《海南岛之苗人》中提到，他们“先把山上的林木砍伐了，便暂时停手，让日光把地面的树枝晒枯后，乃放火焚烧，灰烬便是天然的肥料，然后以锄锹掘穴，播种其中。……播种之后，不灌溉，不施肥，只待稻长大时加上一番产草工夫，至八九月便可收获。……苗人收获，还不知用镰刀割刈，只以手把禾穗捻取下来，一束一束地扎起，拿回来陈在禾仓里面，让和风晾干，或日光晒干”。⁽³⁾杨成志在《云南民族调查报告》中，在谈到云南彝族的经济生活时指出：“因处在高山严寒之地，其生产方法，除养牛羊或狩猎（不多）外，便靠着山耕。其手工业除能自制披毡羊毛布和熔打铁刀外，别无所长。”⁽⁴⁾

《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少数民族卷（二编）》（上、中、下册）共收录研究报告77篇，其中有5篇经济调查，分别是：吴文晖和朱鑑华的《西康土地问题》、李有义的《杂古脑的汉番贸易》和《杂古脑喇嘛寺的经济组织》、冯海燕的《曲江荒洞傜民经济生活概况》、胡庆钧的《不容忽视的边区土地问题——一个苗村的实地调查》。

其他的调查报告大多也都涉及了具体民族或地区的生产方式和经济生活等。较有代表性的著述有：

贺扬灵的《察绥蒙民经济的解剖》（1936年），在多次调查的基础上撰写完成，全书共分为12章：第一章“察绥蒙民人口的危机”、第二章“察绥蒙民的生产方式及其关系”、第三章“蒙民工业的低能性及其制造方法”、第四章“蒙古行商的市场关系及其交易形态”、第五章“察绥蒙民的生产量”、第六章“察绥垦地展拓的历程及其动向”、第七章“察绥蒙汉间的垦务纠纷问题”、第八章“河套的移垦与屯垦”、第九章“河套的渠务状况”、第十章“王公生活与旗属收入”、第十一章“蒙民的家庭经济及其生活”、第十二章“蒙民被剥削的横断面”。书中很多章节是用图表形式表现的，比如第四章、第五章、第九章等。

马无忌的《甘肃夏河藏民调查记（1941年事）》，除了调查地形、人口、交通、草地纠纷等内容外，在“物产”一章对农业、畜牧、森林、矿产、副业等都进行了较详细的调查和记录。书中记载，1941年拉卜楞有农户450余家，已耕地14900余亩；当时的土地权归寺院所有，农民耕种土地每年定期纳租，是一种永佃制度；牧户数量、牲畜数量和价格，以及矿产资源等都有记录。书中还有一章专门调查拉卜楞寺的商业。拉卜楞作为当时汉、回、藏贸易之重镇，物产饶富。书中记载，1934年拉卜楞年出口货值50万元，入口货值38万元，出超年约17万元。主要出口的商品有羊毛、狐皮、白羔羊皮、马，主要入口的商品有松茶、兰绸、府茶、青盐。拉卜楞贸易之特点为：以羊毛皮革换粮食，输入的是粮食、茶叶、布匹之类，输出的主要是皮毛，其他商业较少；贸易的季节性强，秋末冬初以及春末各期为贸易季节，其他时间为淡季；还有一些“转口贸易”，例如糖与布匹由四川经松潘送至夏河而转临夏，西康一带的兽皮由拉卜楞转出口；使用硬币，而不是法币，主要用银币、元宝等，法币不行于市场，为此马先生提出了一些解决方案，主要是改革法币、用汉藏文书写印发、大量吸收金银纳入国库。抗战之前经营规模较大的主要是毛业和皮业。受抗日战争以及皮毛等货统制的影响，这里的商业发展减慢，各种皮毛制品主要是在民间收藏着。马先生见此提出开办国营或私人企业之大规模毛织及制革工厂的建议，以发展当地商业、增加收入。⁽⁵⁾

二、民国时期报刊有关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报道和研究

据《大成老旧刊全文数据库》统计，民国时期的报刊中涉及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研究共计306篇，涉及少数民族经济调查的研究22篇。这300多篇文章大多分布于经济、边情以及地方报刊，所以在此分类进行综述，重点梳理每个期刊所涉及的少数民族地区经济与少数民族经济研究的内容、方法和结论。

（一）经济报刊与边情报刊对“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报道和研究

民国时期的经济报刊多达534种，各经济报刊有关宏观经济政策的研究最多，而有关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的研究相对较少，主要集中在《中外经济周刊》《东省经济月刊》《工商半月刊》《国际贸易导报》《农商公报》《中东经济月刊》等期刊，为研究边疆地区经济提供了较为翔实的珍贵文献。本书主要列举以下几种期刊：

一是北京经济讨论处主办的《中外经济周刊》（1923年）。该刊重点涉及少数民族地区与内地的贸易通商情况，主要有《张家口库伦间通商情形》《中国西北边外甘草出产及贸易状况之调查》《最近蒙古畜产输出之概况》《归化城之茶贸易》《归化城与蒙古新疆之间贸易状况》等文章，可以看出当时蒙古地区与全国各地的经济联系十分密切。

二是哈尔滨东省经济月刊社主办的《东省经济月刊》。该刊主要涉及东北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状况，包括满族、蒙古族聚居地区的农业、手工业、矿业、贸易等基本状况。期刊中涉及呼伦贝尔地区经济的文章相对较多，主要有《东蒙呼伦贝尔地方之贸易状况》《呼伦贝尔改良羊种》《呼伦贝尔之渔业》《海拉尔牲畜及肉类出口贸易》《民国17年海拉尔之商况》《海拉尔毛革之年产额与调查》《呼海铁路在经济上之价值》《额尔古纳河东岸三河区域之经济状况》等文章，概括了呼伦贝尔地区1925—1929年的基本经济情况，阐述了东北少数民族地区的贸易发展。

三是国民政府工商部工商访问局主办的《工商半月刊》（1929年）。该刊涉及东北、西北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状况，如内蒙古的工厂、矿产、皮毛业等，绥远的牲畜税、手工业、煤矿业，察哈尔各县的经济状况调查，热河各县物产状况调查以及鲜有的对鄂托克旗少数民族聚居区畜牧事业以及矿产的调查等。

四是实业部国际贸易局主办的《国际贸易导报》（1933年）。该刊刊载的大都是边疆塞外地区民族聚居区城市的经济状况，如顾季高的《热河省最近经济状况》、张绳武的《察哈尔商业概况》、《热河省矿产所在地表》以及《华北五省之农村经济及棉业调查》等描述了北疆少数民族地区基本的情况。此外，胡浩川的《古代塞外之茶叶贸易》、刘孔贵的《边茶贸易之今昔》、《华北之羊毛贸易》以及《中国羊皮输美现状》等对当时的贸易情况进行了记录和研究。

民国时期刊载边情记述、边疆消息的期刊大部分由四大边疆研究团体主办，主要有《禹贡》《新亚细亚》《边事研究》《边声》《边政》《边铎月刊》《边疆》《新青海》《边事通讯》《西南边疆》《边事月刊》等。各刊大多反映了当时东北、西南、西北地区的政治、经济、边疆政策、民族、边疆沿革、民俗风情等，涉及新疆、四川、云南、青海、内蒙古等边疆民族地区，为研究边疆地区经济和民族问题的研究者和有关机构提供了极为翔实的珍贵文献，本书主要列举以下几种期刊：

一是南京边事研究会编译组主办的《边事研究》。该刊在1939年以前主要刊载西北、内蒙古、西南等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状况和开发方法，并设《新疆专号》《蒙古专号》等专号。主要成果有《新疆对外贸易研究》（1934年）、《青海、海南岛概况》（1935年）、《西藏经济概观》（1936年）、瑞林的《内蒙之经济价值的研究》（1936年）、范荣好的《察省五大经济富源》（1936年）、江铎的《对蒙古贸易市场及贸易机关之检讨》（1936年）、丁逢白的《绥远经济概论》（1936年）、此明的《内蒙产盐之近况》（1936年）、《琼涯实业现状与展望》（1937年）、《琼涯开发与西北国防》（1937年）等文章，研究了边疆民族地区的历史和现状，探讨了开发边疆民族地区的途径和方法。

二是新青海社主办的《新青海》（1932年）。该刊主要涉及蒙古族和藏族的经济生活状况，如《青海蒙古六部29旗调查》《青海蒙旗与藏族之调查》以及《青海蒙藏两族的生活》等，又包括对发展边疆卫生事业、水利事业与畜产事业等开发西北的具体问题的研究。

三是戴季陶倡导创办的《新亚细亚》（1930年）月刊。该刊共计14卷，刊登文章共计1065篇，其中戴季陶就发表了105篇，另外，华企云发表了60多篇关于边疆沿革、边疆经略等的文章。月刊文章集中关注于边疆和民族问题，涉及东北、西北、北部、康藏等边疆地区的农业、畜牧业、商业、金融、交通、矿业、移民、屯垦等诸多方面，并提出了具体开发计划，以提高边疆经济社会水平为出发点，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时代感。其中《新疆回民专号》和《康藏专号》较为详细地刊载了大量有关西北、康藏地区民族问题的文章，马鹤天的《赴藏日记》更是较为详细地记载了当地民族的经济生活状态。这里需要注意的是，戴季陶一直十分关注边疆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强调民族教育、交通设施、移民等措施的重要性。戴季陶作为当时民国元老，虽然没有直接主持边政，但他的某些治边、民族政策思想在某种程度上可被视为民国政府处理边疆民族问题的一个缩影。

四是顾颉刚创办的影响力比较大的《禹贡》（1934年）。该刊是集历史地理、边疆史地和民族研究于一体的权威学术刊物，共发表边疆民族研究文章741篇，以对内蒙古、东北、西北边疆地区的研究为重点，涉及边疆历史和地理沿革、交通、经济开发、建设等，所占比重仅次于地理沿革。根据对《禹贡》半月刊载文情况的整体考察，其内容向边疆研究的拓展，应以第5卷第8-9合期《西北研究专号》为起点（1936年7月1日出版），并以第6卷表现得最为显著。若按时间先后排序，则该刊关注的边疆地区为，先东北，后西北，再西南。这说明刊物趋重的方向与当时国内形势的变化发展有着直接关系。在专题研究方面，该刊先后出版了《西北研究专号》《回教与回族研究专号》《东北研究专号》《后套水利调查专号》《康藏专号》《察绥专号》，并编辑印行了“边疆丛书”。其中不乏对边疆地区经济现状和发展的研究。

（二）民国报刊对“少数民族经济”的报道和研究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民国时期对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关注和研究比较多，而对少数民族经济生活的研究比较少。这些文章大体分为两大类别。第一类是有关少数民族经济生活的调查，如田禾译的《西藏之游牧民族》（1932年）、杨成志的《四川大凉山罗罗（彝族的先民）的社会组织》（1937年）、《申报周刊》刊载的《广西大藤山猺民之经济生活》（1937年）、李牧犊的《夷族的社会经济》（1940年）、钟吕恩的《绥境蒙旗社会经济生活的一面》（1945年）、傅子里的《台湾番族的经济生活》（1946年）等。这些文章对少数民族的经济生活都进行了比较详细的叙述。第二类是有关少数民族经济的专题调查，如张元彬的《青海蒙藏两族的经济政治及教育》（1933年）、《农业建设》刊载的《新疆游牧民族向甘移殖》（1937年）、陈海石的《中国少数民族问题》（1937年）、韩德章的《西康游牧民族与工业化》（1941年）、太虚的《改进藏族经济政治教育之路线》（1941年）、《开发大凉山之理论与实际》（1943年）、中英的《蒙古民族及其生活》（1943年）、曾问吾的《如何安辑大凉山之罗罗（彝族的先民）》（1944年）等。这些文章大都运用民族学、历史学、边疆学等学科的基本方法分析研究了少数民族经济的运行情况。可以说，在民国时期内忧外患的大环境下，一些学者能对少数民族经济生活进行关注实属难得。

三、上述调查和研究对少数民族经济学研究的价值

民国时期的报刊专著、种类数至今没有确切数据，由上海师范大学发布的《民国文献整理与研究发展报告2015》显示，民国时期出版的中文图书达12万余种、期刊2万多种、报纸1.3万多种，其中仅《民国时期期刊全文数据库》计划收录的出版期刊就达25000余种，内容集中反映了这一时期政治、军事、外交、经济、教育、思想文化、宗教等各方面的情况。由于研究的取向差异以及地域的差距，经济、边情、史学等不同类型的报刊之间的关系并不密切、互动很少，加上正值政局动荡、民族危亡之际，很多报刊在办刊过程中被迫停刊，即使复刊也可能与创刊时的目的大相径庭。在当时动荡的社会环境下，一批立志报国图强、维护边疆稳定的知识分子，克服各种困难，深入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进行调查，为新中国民族学和边疆研究积累了丰富的史料，并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在这些调查研究和报刊文章中，虽然有关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的内容不占主流，但有关民族地区社会历史调查和经济生活的专题研究还是很丰富的，为我们了解当时的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提供了丰富的史料。对于民族经济学研究而言，这些调查和研究只能算作“无意而为之”，或只作为民族学、边疆学研究中极少的一部分服务于其他学科的研究，因此还不能称其为“民族经济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