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民族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自提出至今已有近四十年的时间。经过近四十年的发展，学科理论体系不断完善，研究水平逐步提高，研究内容越来越多元，人才培养规模和层次不断提高，为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回顾和梳理学科发展走过的历程，总结不同阶段研究的特点和研究的主要内容，可以更好地服务于学科的发展。本书按照时间顺序对民族经济学研究进行梳理，由于每个时期的研究内容广泛，研究成果浩繁，很难将每一位研究者和他们的著述都找出并梳理，不免挂一漏万，但作为尝试，我们将尽量展现学科发展的历程、学术思想的脉络，使人们对民族经济学研究有一个总体的认识和把握。

根据学科发展的历程以及不同时期的特点，本书把民族经济学研究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前学科阶段”，即民族经济学还没有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被提出，也没有自己的研究框架和理论体系，没有形成专业的研究队伍。这时的民族经济研究散落在其他学科研究之中，或在其他学科研究中被论及。这些研究为民族经济学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史料和内容，帮助我们认识和了解了当时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经济制度和经济发展状况。这部分又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12—1949年，这一时期有关少数民族和民族经济发展的记述和专题研究的内容十分广泛，但主要包括在对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社会历史调查之中；第二个阶段是1949—1979年，除了国家组织的大规模民族社会历史调查中有关于民族经济的大量记述外，这一时期有关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的研究主要包括在经济学、民族学、民族史等学科的研究中。

第二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的民族经济学研究，这一阶段是民族经济学的初创时期。以施正一教授为代表的第一代民族经济学人审时度势，在面临诸多困难的情况下提出并创建了民族经济学，做了大量开创性工作，为学科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这一时期的民族经济学研究得到国家民委、中央民族学院（现中央民族大学）等相关部门和高校的大力支持，成立了专门研究机构——中央民族大学少数民族经济研究所，和全国性学术团体——中国少数民族经济研究会，两者成为当时全国民族经济学研究的“中心”和“平台”，并团结和动员了全国民族经济研究的力量，展开民族地区经济调查和学术研究，发表了一批有影响力的论著。“学科创立初期，得到于光远、牙含章、杨堃等老一代经济学家、民族学家的大力支持，学科早期主要代表人物和研究骨干有施正一、黄万纶、董子健、石争、巴音蒙和、费怀信、徐敬君、潘文、张克武、李文潮、李竹青、白振声、那日、况浩林、杨荆楚、赵素琴、张继涛、李甫春等。”⁽¹⁾同时涌现出一批年轻学者，如王文长、龙远蔚、马飚、谭明华、郭凡生、潘照东、曹征海、张协堂、赖存理、田广等。

这一时期的民族经济学研究积极参与国内学术交流，并就一些问题展开学术争鸣。较典型的如“梯度理论”和“反梯度理论”之争，引起学术界广泛关注；基于“差距”问题的战略研究，经过对不同发展战略的比较，提出了“加速”发展战略，并就如何实施加速战略进行了深入的研究；针对民族地区所处的地理位置提出“双向大循环”理论；通过对东西部经济关系的讨论，分析了“外控制—外嵌入”的经济运行机制及其弊端、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中的“输血”与“造血”的关系等。

第三阶段是20世纪90年代的民族经济学研究，这一时期是民族经济学研究深化发展的阶段。在80年代开创性研究的基础上，90年代民族经济学研究除了在学科基础理论研究领域出版了一批有影响力的论著外，仍继续关注和研究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中的热点问题，如民族地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差距问题和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对外开放和边境贸易。中国少数民族经济研究会组织了不同规模的学术活动，但受到大环境的影响，其影响力较80年代有所下降。这一时期的研究队伍仍以80年代开始从事民族经济学研究的第一代学者为骨干，同时随着学科发展和人才培养规模的扩大，形成了以高校师生为代表的较为稳定的学术队伍。

第四阶段是21世纪以后的民族经济学研究，这一时期是民族经济学研究快速发展的阶段。进入21世纪后，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西部地区和民族地区成为举国关注的热点，有关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的研究井喷式增长，涉及经济、社会、生态等诸多领域。对这一时期研究的梳理难度最大，我们以部分民族类核心期刊发表的论文为主线，结合民族院校中国少数民族经济专业硕士点教师的研究进行梳理。当然，这些只是民族经济学研究中的一部分，甚至是很小的一部分，因此，不免会挂一漏万，有大量高水平的论著没有被收录。从研究队伍看，这一时期，20世纪60年代以后出生的研究者成为民族经济学研究的骨干和主体，主要集中在民族院校或民族地区高校，结合人才培养展开学术研究。现在全国有28所高校和研究机构具有中国少数民族经济专业硕士学位授予权，有5所学校有博士学位授予权（还有一些学校在二级学科民族学下招收中国少数民族经济方向的博士研究生，在研究生教育网站和CNKI论文中没有显示），这些学位点绝大部分是在2000年以后开始招生的，人才培养规模也从20世纪90年代的每年几十人扩大到现在的数百人。

民族经济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从创建之日起，就面临着质疑和批评，尤其在学科初创时期，学界对学科创建和存在的必要性存在不同的看法。为此，施正一教授在1982年发表的《关于发展中国民族经济学的几个问题》一文中，从“为什么提出研究民族经济”“民族经济学是一门什么样的科学”“应当怎样开展民族经济学的研究”三个方面对当时的质疑作出了全面的回应。在后来的研究中，也一直存在着对研究的逻辑起点、核心概念、研究对象、研究范式、理论体系等方面的争论，但这些争论大多停留在提出问题的层面，系统的研究和深层次的思考不足。有些论著发现了学科建设和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但没有提出更多建设性的理论和主张。20世纪80年代，学界虽然在学科名称、研究对象等方面依然存在分歧，但在学科研究的基本理念、研究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等方面达成了高度共识。在中国少数民族经济研究会的组织下，除了年度学术会议外，学界还在一些重大课题领域开展协作，出版了几部有影响力的论著。20世纪90年代以后，有关学科基础理论建设的思考明显增多，结合人才培养，出版了一批有一定影响力的教材和专著，但相对于地区层面的研究，对学科基础理论体系的研究仍显薄弱。

学科产生的背景和性质决定了民族经济学具有显著的问题导向性。从研究成果看，大部分为应用性研究，主要研究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及对策，涉及领域十分广泛。同时，不同时期的研究具有明显的时代特点，如20世纪80年代的差距和发展战略研究，20世纪90年代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2000年以后的西部大开发研究。这些研究又以民族地区研究为重点，采取民族视角或者说把“少数民族”的经济作为研究对象的研究较少。

从研究范式看，除延续20世纪80年代以经济学规范研究为主的研究传统外，实证研究有所增加，但以图表、回归或相关性分析等为主，运用数理模型进行研究的不多。除了经济学范式的研究外，在中国少数民族经济专业研究生培养体系内，以云南大学为代表的一些单位，以经济人类学的研究范式为主，形成了自己的特色。还有一些研究在以经济学范式为主的同时，借鉴了民族学的理论和方法，体现了学科研究的综合性。

民族经济学作为一门年轻的学科，在不到40年的时间里，形成了具有自身特色的学术体系、研究队伍，在探索中发展，在发展中完善。时至今日，民族经济学研究中仍有很多新领域和新问题，尤其在学科基础理论体系建设方面，在总结和梳理已有研究成就的同时，需要不断进行理论创新。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等重大论断，都对民族经济学的研究提出了新的要求，民族经济学理论创新迎来了新的历史机遇。

本书采用施正一教授关于“广义”民族经济学和“狭义”民族经济学的分类方法，涉及的内容基本为“狭义”层面的民族经济学研究，即“中国少数民族经济学”的研究，在本书中通称为“民族经济学”。

(1) 施正一．民族经济学教程［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1：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