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40年·20年
本书为改革开放40年而作，故以“40年”为题写序。
又恰逢清华NGO研究20周年，乃以此文纪念之。
40年前，我们正当风华正茂的英俊少年，中国的改革开放扬帆起航。如今，我们到了收获人生累累果实的金灿华年，中国的改革发展取得举世公认的辉煌成就。我们与改革开放同行，用汗水和生命见证了一路风雨的中国成长。本书所展示的，是这40年中国成长中社会组织所收获的点点滴滴，是通过社会组织所呈现的中国社会转型和成长进步的微缩景观。
20年前，一批热心并致力于中国社会组织实践和研究的同仁聚首清华，共同见证了清华大学NGO研究中心这个国内首家社会组织相关研究机构的成立，并以NGO为题开始了我们的探索。一路走来，这里汇聚了团团升腾的人气，产生了层层迭出的成果，建立了有影响力、有分量的平台，积极有效地推动了政策发展。清华NGO带动了中国社会组织的研究，成为越来越重要的学术重镇。
“40·20”并非简单的两组数字，是活生生的历史，是从历史演进中走出来的思考，是历史思考产生的活力，更是从历史思考活力中生成的走向未来的力量和洞见！
借绪论部分，围绕上述主题我主要谈三个方面。
一
首先，谈谈我对中国社会组织发展40年的总的看法。
回首过去，我从如下五个方面来理解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组织的发展。
第一，与改革开放同时起步、同步发展的40年。我曾悉心梳理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组织的发展轨迹及其内生机制，认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的‘拨乱反正’是民间组织得以发源的体制起点”，并以“中国民间组织的发生学”为题详细解释其内在机制。结论是，“只要改革开放的路线不变，民间组织无论在什么时候，都总是能够得到必要的体制空间、政治包容与政策支持。”[1]过往40年的实践证明了这个论断。20世纪70年末至80年代的学会勃兴，80年代中期农民专业技术研究会和农民合作基金会的发展，90年代民办事业单位（后被称为“民办非企业单位”）和行业协会商会的异军突起，1995年世界妇女大会掀起的草根组织潮涌，21世纪初社区社会组织的崛起和随后出现的基金会潮涌，以汶川地震为标志的慈善组织蓬勃发展，中共十八大以来全面深化改革与治理现代化所带动的社会组织全面发展的繁荣局面，这是一条与改革开放同时起步、同步发展的，社会组织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边缘到主流的发展道路。实践一再表明：走在改革开放的路上，社会组织必然发展壮大；社会组织是改革发展的内生机制和社会转型的基本要件，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必然产物。
第二，在诸多的失误、挫折和曲折中学习进步的40年。回首既往，中国社会组织从无到有、由小渐大、自弱而兴的历史进程，是一个经历各种失误和挫折，在曲折中学习进步的过程。无论是各类社会组织自身的运作管理和发展，还是社会组织在改革发展、社会转型中作用的发挥，抑或是各级党政部门对社会组织的态度、立场、政策及其规制和制度建设，都经历过大大小小的失误和挫折。但无数的失误、挫折和曲折并没能改变中国社会组织的历史进程，相反却成就了学习，成就了超越，成就了进步的台阶，成就了40年九死新生、百折更兴、千回百转、终成正果的中国社会组织勃兴大业！
第三，不断探索制度创新、规范发展，走向法治的40年。从制度变革角度看，改革开放最初的十年几乎无法可依、无规可循，但发展蓬勃，在野蛮生长中探寻规范，社会组织的发展主要表现为从体制边缘溢出型生长的1.0版本；第二个十年建立了双重管理体制并通过清理整顿加强管制，可谓历经曲折，社会组织实现了在清理整顿等各种行政规制下管制型发展的2.0版本；第三个十年通过行政法规和管理体制推进法制化和行政监管，逐渐形成了在制度建构中社会组织的规范发展，表现为以监管与培育并重的“两手抓”型发展的3.0版本；第四个十年在全面深化改革中推进信息公开、购买服务、完善法治、治理创新等重大举措，国家—社会关系开始走向新的历史阶段，社会组织的发展也迎来了在法治基础上蓬勃发展的新时代，可称为公开透明的法治型发展的4.0版本。回望这40年，十年一个台阶，一个台阶一个境界，一个境界一个版本，一个版本一个时代，终于揭开了中国社会组织发展新时代的新篇章！尽管到目前为止若干重要的行政法规尚未出台，社会组织法律体系尚未最终达成，但用40年的不断探索，我们终于摆脱了人治而走向法治，一个基于法治的社会组织新时代已然到来。
第四，逐步累积、逐渐升级，走向发展壮大的40年。从社会组织自身的发展看，过往40年，中国社会组织的总体规模几乎每十年翻一番，从最初约10万，十年后超20万，又十年逾40万，再十年达80万！相应的资源整合量、领域分布面、组织及活动的活跃度、公众参与度、社会影响力等多项指标，都体现了社会组织逐渐融入主流的壮大过程。从不同类别的社会组织发展看，尤以市场类、公益类、社区类三者为盛。市场类社会组织中包括各种行业协会商会、职业团体、部分科技学会及部分具社会企业性质的社会服务机构，是随着市场经济发展而兴起的社会力量，是目前社会组织中规模最为庞大和复杂的部分，这类社会组织活跃在市场经济中并具有市场机制的特征，随市场经济而兴衰并成为其健康运行发展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公益类社会组织主要指基金会等慈善组织，是近年来发展最为迅速也空前活跃的部分；社区类社会组织活跃在城乡社区，其中大多数采用备案等非法人形式，近年来在各级党政部门的大力推进下正蓬勃发展。据不完全统计，社区社会组织在数量上已与登记注册社会组织比肩，未来数年里有望再翻一番。[2]
第五，探索公民参与、组织自觉、社区重建、社会共治的40年。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公民参与社会组织越来越普遍。我曾较为深入地研究了前三十年中国民间结社的主体问题，发现在第一个十年，“参与结社的主要群体是广大知识分子和农民”。[3]而在第二和第三个十年，“持续高速的经济增长在创造出巨大社会财富的同时，也造就出民间组织发展所面对的全新的社会阶层和社会力量”。[4]其中主要有三种力量：一是“政治精英”，二是“知识精英”，三是“经济精英”。[5]从后续的实践看，这一判断已得到验证。需补充的是，在最近十多年的发展中，社会组织主体的多元化、年轻化、基层化和志愿化越来越显著，从而使其日益成为公民参与的主要形式。与之相应，社会组织的自主性、民间性也日益增强。随着社区治理创新、社区营造和乡村振兴等战略的实施，社会组织在社区重建中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中，社会组织作为重要主体之一，也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
二
其次，谈谈我对清华NGO研究20年的总的思索。
我从如下六个方面来总结清华NGO研究。
第一，人才培养和学科建设的20年。回首当年，清华NGO研究刚一起步即着手推进人才培养。借助21世纪发展研究院管理科学与工程的学位点，1998～2000年的三年里，我们招收了八位硕士生，这大概是国内首批致力于NGO研究的学术型研究生；[6]2000年，随着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的成立和公共管理硕士（MPA）的招生，我们的人才培养体系中增加了规模庞大的在职专业硕士；2003年起，我们开始招收博士生；2008年起，我们和民政部合作，每年定向招收来自社会组织及相关管理机关的专业硕士（简称“民政部班”）；2015年，清华大学和民政部联合设立清华大学公益慈善研究院，并于次年启动了与美国麻省理工大学合作的跨界创新型领导力行动学习计划（简称IDEAS-P）。2001年，我们在清华大学首开“非营利组织管理”课程，并于次年出版相关教材。截至目前，我们开设的博士生、硕士生、本科生课程共计30多门次。“社会组织与社会治理”这一学科方向，已成为公共管理一级学科下设的二级学科。我们也在积极推进公益慈善学作为独立学科的设立和发展，并发起和主办了两届“世界公益学论坛”。
第二，团队建设和学术阵营成长的20年。20年来，清华NGO研究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学术新秀参与到这一新兴领域中来，并以清华为中心形成了国内最具影响力的学术阵营。1998年成立之初即有三位博士后加盟NGO研究团队，成为我们的研究人员。20年来，每年都有3～5名博士后加盟进来，他们来自不同大学、不同学科，但在两年的博士后研究期间都全力以赴致力于NGO研究，很快就成为这一新兴学科的研究骨干。如今，经由清华NGO研究博士后历练成长起来的学者已近百人，其中绝大多数一直活跃在NGO研究相关的学术领域里，许多人已成长为所在高校和科研机构的领军人才。1998年成立时的“清华大学NGO研究中心”在2000年并入新成立的公共管理学院，使“NGO研究所”有了相对独立的团队；2010年作为联合发起人，设立作为非营利法人的“明德公益研究中心”；2015年在原有团队基础上组建“清华大学公益慈善研究院”，近年又改组扩编成立“社会组织与社会治理研究所”。如今，清华NGO研究的核心团队有教授、副教授、博士后及其他研究人员近30人，研究方向覆盖了与NGO研究相关的几乎所有领域。而被称为“名门之后”的学术阵营，包括了出站博士后及毕业博士和硕士，其规模已达数百人。
第三，科研项目和实证研究蓬勃发展的20年。成立伊始，我们就秉持实证研究的宗旨，采用社会学和制度经济学的方法，通过田野调查、问卷调查、案例跟踪、口述史访谈等方法，努力呈现中国NGO的发展境况，探析中国NGO存续和发展的内在规律，揭示伴随NGO发展所发生的国家—社会关系的改变及其趋势，进而从政策和制度层面研究其可能性，为政策倡导和制度创新提供理论支持。我们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也开展了大量的政策研究。20年来，我们承担了包括两个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四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在内的150多个科研项目，项目研究范围覆盖了全中国所有的省份，包括中国台湾、香港和澳门；除来自国内外多家基金会的大力支持外，数十个部委和地方政府及企业，也在科研项目上与我们密切合作。作为实证研究的主要成果，清华NGO研究团队先后出版的专著、译著逾百部，发表的中英文论文逾500篇。在我们的带动下，关于NGO及社会治理的实证研究蔚然成风，成为这一时期居主导性的学术潮流。
第四，政策参与和倡导不断推进的20年。1998年10月14日，在清华甲所多功能厅举办的“非政府组织问题座谈会”上，时任民政部民间组织管理局局长吴忠泽表示：党和政府迫切需要相关的政策研究，“期待清华大有作为！”当其时，两个历史性的法规即将颁布，我们很快就参与到相关立法和政策的咨询研究中。不久，我应邀参加了一年一度的暑期民政工作会议，并被聘为民政部咨询专家。2003年起，我担任全国政协委员。后来又陆续担任了卫生部、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等部委及多个地方政府的咨询专家。在我连续担任三届全国政协委员的15年间，累计提案150件，成为全国政协提案、立案最多的委员，并连续两届获得“全国政协优秀提案奖”，我提出的关于放开二胎、改革社会组织双重管理体制、加强慈善信息公开、加快慈善立法、推进政府购买服务等提案，不仅得到相关部门的重视且引起很大的社会反响，对推进政策体制改革起到了积极作用。在全国人大起草《慈善法》的整个过程中，清华NGO团队自始至终一直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公安部落实《境外非政府组织境内活动管理法》的执法过程中，我们也努力发挥作用，扮演了重要角色。
第五，平台和网络建设大力提升的20年。1999年7月，由清华大学NGO研究中心主办的“非营利部门与中国发展国际学术会议”在友谊宾馆举行，来自美、加、英、德、菲、澳、日、韩、印尼等九个国家及中国台湾、香港及内地各地区的131位代表参加了为期三天的14场大小会议，这是我国首次举办的NGO相关国际会议。其后，2002年5月，我们在清华大学举办了“第二届公共政策与管理国际研讨会·公民社会与NGO主题会议”。2005年7月，我们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公民社会研究中心共同举办了“公益事业与和谐社会国际研讨会暨第17届国际公益学者会议”。2008年10月、2010年12月和2012年11月，我们先后举办了三个以社会企业和社会创新为主题的国际研讨会。2015年清华大学公益慈善研究院成立后，当年11月我们举办了“清华公益慈善国际研讨会”，2016年9月起，我们与中国对外友好协会发起并共同主办每年一度的“世界公益慈善论坛”，至2018年9月已主办三届，成为相关领域中国举办的最高规格的国际会议。自2007年起，我们在增爱基金会的支持下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合作出版学术集刊《中国非营利评论》，次年出版英文版The China Nonprofit Review，截至2018年7月已出刊中文22卷、英文18卷，成为有关中国NGO/NPO及公益慈善研究领域最具影响力的学术刊物。
第六，社会和国际影响力不断扩大的20年。多年来，承蒙各方厚爱，清华NGO研究得到了广泛的认可和良好的评价。2008年，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等多家机构举办的一项权威评选活动中，清华大学NGO研究所获评“中国改革开放30年120家优秀集体”，我们对此深感荣耀！2017年，我因开创中国的NGO研究及领导清华团队而荣膺第28届福冈亚洲文化奖·学术研究奖，成为继厉以宁教授（2004年）之后第二位获得该奖项的中国学者。自2012年起，我们和北京大学、浙江大学、中山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台湾政治大学、台湾中央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华东政法大学、浙江工商大学等多所大学的学者共同发起全球华人非营利研究网络，2016年9月，我们在清华大学成功举办首届“世界公益学大会”，并于2018年1月在台湾政治大学举办第二届论坛，一个以华人公益学人为主体的全球性学术研究网络已经形成，并正在积极推进相关活动。
三
最后，谈谈本书的主题和结构。
本书是10年前我主编的《中国民间组织30年》一书的续编，根据全面深化改革的历史进程，本书的核心主题放在“社会共治”上。
社会共治，是在全面深化改革进程中党中央、国务院明确提出的一个战略命题，其核心在于推动“多元主体，共同治理”。在中共十九大报告中，这一命题被进一步表述为“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
本书的主题体现了作者们的基本共识，即改革开放40年来社会组织的发展正推动着中国走向社会共治。我们试图从几个不同的视角来测度、把握和总结社会组织的发展及其所带来的变化。这些视角包括历史演进、法律制度、政社关系、税收优惠、社会治理、社会创新、公民结社、行业协会商会、基金会、社会组织评估，NGO国际化等。全书共包括十一篇内容和一篇附录，概述如下：
第一章梳理了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组织的发展过程，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公益慈善的蓬勃发展，进而聚焦于一种新形态的社会组织——慈善组织，认为随着国家与社会关系新体制的形成，社会组织的发展开始进入以慈善组织为主体的一个新时代。
第二章考察了社会转型中社会组织法律制度的建构，强调这种建构具有未完成性，主要包括三大过程：一是法制的逐步完善，二是体制的探索性改革，三是国家与社会关系的重构，其总体趋势表现为行政退后，政治强化。
第三章从政社关系视角探究了全面深化改革中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演变及其重构，梳理从“父子关系”向“党委领导下的新型协同合作关系”的演变，总结政社关系中分类管理、放管交替、地方先行先试、地区差异等特点，从理论上解释政社关系之演变并揭示其趋势。
第四章从权利与优惠的视角研究了社会组织的税收减免制度，系统梳理了社会组织税收制度从无到有、从初具雏形到渐成体系的过程，认为这一体系处在从粗放规定向精细化管理转变的进程中，呈现出更为体系性和科学性的规制思路。
第五章研究善制环境与社会创新问题，强调在全面深化改革总体话语体系中“社会创新”所应有的地位，阐析社会创新的经济与社会价值和制度供给的重要性，进而提出完善制度环境的相应政策建议。
第六章论述社会组织如何有效参与促进共建共治共享治理格局问题，分析了“去政治化”后的社会组织被接纳为国家战略主体是治理方式演进的结果，认为重构中的政府与社会组织间多重关系为社会组织发展提供了机遇和挑战。
第七章探讨在行政管理中实现公民结社权利的问题，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公民结社权利逐渐发展，呈现出若干重要特点，通过行政管理实现公民结社权利即为其基本特点之一。本章对这一特点做了实践和理论上的概括。
第八章通过聚焦行业协会商会，探究市场中的公民共同体与公共领域问题，认为行业协会商会作为政府与市场之外的第三部门得到优先乃至较为充分的发展，在市场经济、行业管理、社会治理、政策参与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第九章通过聚焦基金会，探究从财富积累走向财富共享的问题，认为基金会作为发展最快、吸纳资源最多和社会关注度最活跃的社会组织，正在推进财富积累向财富共享时代的转型，一种新的社会建构机制正在达成。
第十章讨论社会组织评估问题，简述评估的法律和背景，梳理从社会组织等级评估到第三方评估的发展历程及其存在的问题，探讨监管式评估和支持性评估等问题，认为评估处于第三部门生态的制高点，具有重要意义。
第十一章将视角置于国际化，讨论国际化的两个向度：国际NGO“走进来”和中国社会组织“走出去”。以合法性主题分两个阶段，探讨了社会组织国际化两个面向发展的过程及其所带来的问题和应对。
附录提供了40年来社会组织的发展年表。
40年，是人类历史长河中短暂的一个瞬间，但对一个民族、一个社会的发展进步来说却可称为一个时代。过去40年，是中华民族经历剧变、发展进步的一个重大历史时代。
我们有幸亲历这一时代，并透过社会组织记取这个光辉时代的点滴。
我们深信社会组织将走向未来。在走向未来的社会组织身上，相信我们的思考能留下积极的历史痕迹。
王名
2018年7月6日
于天津津卫大酒店
[1] 参见王名主编《中国民间组织30年——走向公民社会》，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第38页。
[2] 2017年12月27日民政部下发《关于大力培育发展社区社会组织的意见》（民发〔2017〕191号文件），提出：“力争到2020年，社区社会组织培育发展初见成效，实现城市社区平均拥有不少于10个社区社会组织，农村社区平均拥有不少于5个社区社会组织。”依此要求，则未来数年间社区社会组织总体规模将逾200万家。
[3] 参见王名主编《中国民间组织30年——走向公民社会》，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第41页。
[4] 参见《中国民间组织30年——走向公民社会》，第43页。
[5] 参见《中国民间组织30年——走向公民社会》，第43～46页。
[6] 这八位毕业的硕士，有一半任职于高校或科研机构，有两位任职于非营利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