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第一个伟大发现和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

马克思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完成了整个世界史观的伟大变革，为社会主义从空想发展为科学提供了哲学根据。第一个伟大发现使马克思从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的高度对社会主义做出了科学的理论论证。

（一）由于马克思的第一个伟大发现，社会主义不再被置于思想和原则的基础之上，而是被置于现实的基础之上

空想社会主义者在社会历史观方面基本上是历史唯心主义者。即使像圣西门、傅立叶这样一些在社会历史观方面提出了不少珍贵的思想因素的伟大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在历史观的基本问题上也没有跳出历史唯心主义的窠臼。空想社会主义者们差不多都颠倒了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关系，认为哲学家的意识决定了社会制度的存在。圣西门说：“哲学家的主要任务，就是认识最适于当时的社会组织体系，以促使被统治者和统治者采纳，如果这种体系能够完善就应使其完善，而当它已经达到完善的最高阶段的时候，就应把它推翻，并利用各方面的专门学者所收集的材料在这个体系的基础上建立新的体系。”很明显，哲学家的观点和意见被圣西门看做建立、完善和推翻社会制度的决定性的因素。傅立叶以批判文明制度著称，可是文明制度的存在在他心目中只是哲学家的“疏忽”和“骄傲”造成的。傅立叶说：“由于哲学家们的疏忽和骄傲，忽视对协会和引力作任何研究以致这个制度多余地延长了两千三百年之久。”

由于颠倒了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关系，由于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还看不到改造社会的物质条件和解决社会对抗和冲突的手段，空想社会主义者们便只有想出一个尽可能完善的社会制度。因此，在他们那里，社会主义只能是头脑的产物，只能被置于绝对真理、理性和正义的思想和原则的基础之上。恩格斯指出：“对所有这些人来说，社会主义是绝对真理、理性和正义的表现，只要把它发现出来，它就能用自己的力量征服世界；因为绝对真理是不依赖于时间、空间和人类的历史发展的，所以，它在什么时候和什么地方被发现，那纯粹是偶然的事情。”

“为了使社会主义变为科学，就必须首先把它置于现实的基础之上。”恩格斯的这一论断充分说明了正确解决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关系对社会主义从空想发展为科学的重要意义。马克思发现，不是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决定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而是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决定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社会意识决定社会存在，而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马克思在历史观的基本问题上的这一革命性的变革，为在社会主义思想史上第一次把社会主义置于现实的基础之上提供了哲学根据。在马克思这里，社会主义理论不是绝对真理、理性、正义等思想或原则的结果，而是物质经济过程、社会生产过程发展到一定阶段的精神产物；不是伟大思想家头脑的偶然发现，而是对现实的社会矛盾进行考察的结果。社会主义的根源深藏在经济事实之中。正如列宁后来所指出的：“社会主义学说正是在它抛弃关于合乎人类天性的社会条件的议论，而着手唯物地分析现代社会关系并说明现今剥削制度的必然性的时候盛行起来的。”

（二）由于马克思的第一个伟大发现，社会主义不再是理性发展的结果，而是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的性质、上层建筑一定要适合经济基础的性质的客观规律作用的结果

空想社会主义者一般都认为理性是社会发展的动力，理性的发展推动着社会的进步，社会主义是理性发展的必然结果。几乎所有的空想社会主义者都是不同程度的理性论者。在他们看来，一部社会历史就是理性的背离和理性的发现的历史。人剥削人和人压迫人的社会制度的存在，是人类背离理性的结果。社会主义的到来，则是人类发现理性的结果。空想社会主义者虽然认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前途不是不可知的，但是，他们的可知说是以理性论为依据的，似乎研究人类理性的既往发展，就可以指出人类理性的未来发展道路。例如，圣西门说：“研究人类理性至今走过的道路，可以向我们指明理性应该继续沿着科学和幸福的道路迈开哪些有益的步伐。”

圣西门和傅立叶有时也重视经济因素，承认生产的发展对社会历史发展的作用，但是，和所有空想社会主义者一样，他们谁都不了解而且谁都没有接触到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的规律。空想社会主义者都要求改变旧的社会关系，但是谁都没有从一切社会关系中划分出生产关系来，谁都不知道这种生产关系是决定其他一切关系的基本的原始的关系。圣西门、傅立叶在要求改变旧的社会关系时，不仅没有要求彻底改变旧的生产关系，相反，他们还在自己的理想社会中以某种形式保存了资本主义生产资料所有制。空想社会主义者也谈论阶级，但是谁都不知道阶级是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生产关系的产物，而误以为是人为的东西。欧文就认为：“阶级和社会地位的差别是人为地造成的；这种差别是人们在蒙昧无知、没有经验和缺乏理性的时期构思出来和确定下来的。”空想社会主义者也划分过社会历史发展阶段，但是他们谁都不懂得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的历史过程。他们虽然在某种场合也承认以往的各个历史阶段是历史的必然，但是在另一些场合又往往认为人类已经经历的漫长的苦难的历史过程没有客观的必然性。例如，傅立叶虽然曾经认为文明制度有它的必然性，但他又说文明制度“远非人类经济上的注定的命运”。空想社会主义者也谈到革命，但是他们谁都不知道当生产关系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时革命时代就会到来，而是幻想劝说统治者和被统治者接受他们的和平改造社会的方案，以避免“可怕的”革命。

有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在一定程度上猜测到了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关系问题。例如，圣西门认为，所有制是社会大厦的基础，而政府只是它的形式。他的这一观点，无疑是经济状况是政治制度的基础这一思想的萌芽。但是，圣西门自己并没有正确解决未来社会的所有制问题和有关问题。欧文认为，随着新社会代替旧社会，人类将形成新思想、新感情、新精神、新道德、新习惯和新行为方式。这种猜想无疑是有意义的。但是，他又荒谬地认为，在从旧社会到新社会的过渡时期内，“现存的政府应当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就象在建筑铁路时期保留那些将被代替的旧有大车道一样”。这一论断和比喻暴露出他并不是真的懂得上层建筑一定要适合经济基础的性质。

马克思的第一个伟大发现，特别是马克思揭示的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的规律和上层建筑一定要适合经济基础的性质的规律，解决了空想社会主义者长期没有解决的问题。马克思从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和对抗中论证了变革全部生产关系以适应生产力的发展的必要性，论证了革命时代到来的必然性。马克思从资本主义社会的胎胞里发现了解决资本主义对抗的物质条件。马克思从上层建筑一定要适合经济基础的规律出发，建立了科学的国家学说，正确地解决了国家的起源、实质、职能和未来社会的国家性质问题。这样，在马克思这里，社会主义不是理性发展的结果，而是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的性质、上层建筑一定要适合经济基础的性质的客观规律作用的必然结果。

（三）由于马克思的第一个伟大发现，社会主义不再是个别天才人物的发现，而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阶级斗争的必然结果

由于空想社会主义者断定社会意识决定社会存在，因而很多都信奉并鼓吹主观唯心主义的天才史观。在他们的心目中，社会主义是少数天才人物的发明，社会主义一旦发明出来以后，就只有靠时代的政治伟人来实现。发明社会主义的少数天才人物就是他们自己，实现社会主义的时代政治伟人不是他们创造出来的新的救世主，就是国王、皇帝、君主、总统一类的人物。

圣西门的天才史观是很典型的。他说，人民群众“只有依靠有天才的人，才能在社会关系方面得到改造”。在他看来，伟大的天才是人类的救世主，人民群众只有依靠救世主才能成为改造社会的力量。据他说，自然很吝啬，因而天才极少，最多不超过二十一个。圣西门当仁不让，自认为是一位伟大的天才。傅立叶在这方面看来毫不示弱，他认为自己是认识了全部真理的伟大天才，由于他的出现，人类才结束了几千年的愚昧并开创了新的历史时代。傅立叶说：“我一个人使三千年来的幻想和愚蠢化为乌有。任何人不能觊觎我的发现的一小部分；现代和未来几代的人都应该为自己的幸运而感谢我一人。”对于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天才史观，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始终采取严肃的批判立场。恩格斯在分析圣西门、傅立叶、欧文的天才史观时说，在他们看来，“真正的理性和正义至今还没有统治世界，这只是因为它们没有被人们正确地认识。所缺少的只是个别的天才人物，现在这种人物已经出现而且已经认识了真理；至于天才人物是在现在出现，真理正是在现在被认识到，这并不是历史发展的进程所必然产生的、不可避免的事情，而纯粹是一种侥幸的偶然现象。这种天才人物在五百年前也同样可能诞生，这样他就能使人类免去五百年的迷误、斗争和痛苦”。

马克思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原理出发，充分肯定了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提出了同天才史观相对立的群众史观。人民群众是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是生产方式的主体，是社会的主体。历史活动是人民群众的事业，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社会历史是物质资料生产发展的历史，因而是作为物质生产活动承担者的人民群众的历史。原始公社制度解体以来的社会历史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因而是作为阶级斗争的主力军的人民群众的历史。马克思肯定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决定作用，但是并不否定个人的历史作用。马克思同意爱尔维修所说的，每一个社会时代都需要有自己的伟大人物。但是，马克思认为，这样的历史人物总是隶属于一定阶级，是一定阶级的政治代表或理论代表，是一定的阶级关系和利益的承担者。不管个人在主观上怎样超脱各种关系，他在社会意义上总是这些关系的产物。马克思深入地研究了阶级斗争史，发现现代社会中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是社会历史中的最后一种对抗形式，社会主义不过是这种对抗形式中的实际冲突在思想上的反映，首先是在无产阶级头脑中的观念的反映。因此，在马克思这里，“社会主义现在已经不再被看做某个天才头脑的偶然发现，而被看做两个历史地产生的阶级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间斗争的必然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