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中日关系，在空间上只不过“相距一衣带”，但在时间上却经历了“恩怨两千年”。从遣隋使致天子国书的故事就可以发现：日出与日落、中心与边陲、上与下、内与外之类的地理位置，其实自始至终构成两国关系最本质的隐喻，也由此塑造了东亚地缘政治的历史格局。亚洲的概念起源于以地中海东部腓尼基为界划定的日出之处（Acu）的地理框架，到18世纪才出现了作为人文的另类亚洲概念——中国风（chinoiserie）。明治维新之后日本爆发了福泽谕吉式“脱亚入欧”与石原莞尔式“联华抗欧”之间的激烈争论。日本在19世纪末“脱亚”之后又有过两次“入亚”运动——一次是悲剧，一次是喜剧，两次都兼有地理和人文这两种维度。孙文和冈仓天心提倡亚洲一体说，针对的是亚洲碎片化状态，着眼点是空间的形状或结构，以及关系重组的地壳运动。

从空间形状的角度来看，中日关系的一个最具决定意义的状况设定就是作为近邻，相互是无从回避的，不论爱憎如何。就像仓央嘉措的诗句所描述的那样，“你见，或者不见我，我就在那里，不悲不喜”。在这个意义上，无论是好是坏，邻国势必构成一个命运共同体。同样的情形也存在于中国与韩国及朝鲜之间。所以，讨论中日关系不得不把复杂的东亚乃至世界格局作为基本背景和分析框架、不得不注重相关国家之间一系列“三角形”（例如中美俄、中美日、中日韩、中俄印、中俄朝、中日朝）或“三巴纹”范式的互动关系及其各种不同的组合，并使自我与他者之间的认识能有某种比较客观的参照系。这也正是上海交通大学日本研究中心编著《东亚研究》系列的一个重要缘故。同时，把亚太整合以及东亚与西欧、北美之间的交错和重叠作为中日关系新时代的关键，拓展国别研究的广度、深度，也使我们标榜的“海派日本研究”风格更加彰显，并保证对东瀛诸岛的观察具有更大战略纵深或者回旋余地。

从空间形态的角度来看，迄今为止把握中日关系的最基本框架就是对海洋亚洲与陆地亚洲进行严格区别并分而治之的地缘政治学主张。所谓海洋亚洲，主要指那些实行自由经济和民主政治体制的亚洲沿海国家，例如日本、新加坡、韩国，被认为具有开放性、改革性。所谓陆地亚洲，长期以来被认为以中国为代表，被贴上封闭的、内向的、固守传统的标签。但是，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中国的外向型经济高速增长、海洋运输需求呈指数级增长以及南海岛礁主权被不断蚕食的事态同步发生，终于唤醒了这个民族的海洋意识。以1992年领海及毗连区法的制定为起点，直到最近推进的“海上丝绸之路”构想，中国迅速面向海洋、经略海洋、加强海上维权活动，上述二分法认识论框架似乎已经濒临瓦解。在这个过程中，以扬州为枢纽的传统运河经济网络、以上海为枢纽的现代长江经济带实际上早就打破了陆地亚洲的简单化图式。自从唐代高僧鉴真六次从扬州东渡日本以来，运河和长江流域与海上航线之间的互动日益活跃，东亚的陆海关系史也被激活和重新诠释，构成“海派日本研究”的源头活水。

从空间形态的角度来看，中日关系在经济合作与安全保障这两大领域存在着极大的张力。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欧美日各国对此持欢迎态度。总之，在经济上已经不存在坚固的、明显的疆界，中国与日本乃至欧美国家是互相交错、互相依赖甚至互相融合的。中国自加入WTO之后，经济上进一步融入全球化自由贸易体制，并逐渐壮大起来，又让欧美日各国感到不安乃至恐惧。但是，由于美国战后在亚洲的安全保障政策与在欧洲的不同，没有建立类似北约那样的集体军事机制，没有壁垒森严的对峙格局，而是通过两国同盟关系确定防务安排，这就为中国外交提供了机会。但是，这也为美国和日本的右翼保守势力搬弄是非、借助军事政治手段打压中国的经济发展势头提供了抓手。其具体表现就是在进入21世纪的很长一段时期里中国与日本之间出现了所谓“政冷经热”现象。在这样的特殊格局里，如何通过新的安全保障观消除亚洲邻国的疑虑并扫清经济进一步发展的障碍，或者反过来如何通过密切的经济合作关系（例如中日韩自由贸易区、东盟10＋3合作机制等）化解政治上和军事上的隔阂，避免亚洲各国因过剩防卫心理而导致军备竞赛的结局就是中国一直在努力并且有待于大智慧解决的关键性问题。如何使中国“海上丝绸之路”构想与日本主导的CPTPP框架衔接起来，形成亚洲太平洋的和平、稳定以及繁荣之环，也是当今“海派日本研究”的一项重要而迫切的课题。

“海派日本研究”是上海交通大学的老学长、著名政治家汪道涵先生早就提出的命题。根据对弘扬互信互惠、平等多元、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这个最新权威命题的理解，海派日本研究的主要特征应该是中西合璧、面向太平洋，超越冷战思维、零和博弈等陈旧观念，从而形成多元性的视角、包容性的思想。上海是中国市场经济的引擎，是长江流域的龙头，是华东大湾区的枢纽。因此，海派研究势必更多地关注企业、贸易、金融、航运、科技创新、法律服务、城市治理、中央与地方的政府间关系等现实问题，更具有技术性、专业性以及实证性。总之，把地球与地方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全球本土化（Glocalization）”，让不同文明和传统和谐共处、对话沟通以及相互理解的“多维度文化（Multiculture）”，这就是海派日本研究的风格，也是本书的宗旨。

《东亚研究》既然志在弘扬“海派日本研究”，当以上海、长三角以及东南沿海各省、日本乃至东亚的研究者为主要作者群，但却绝不会画地为牢，囿于一地一派的门户之见。我们欢迎全国乃至境外的相关专业学者踊跃投稿，并将不断面向东亚乃至全球组稿。第1辑的稿件分别来自中国和日本，我们非常荣幸地得到了一些国际著名专家的支持。例如东洋大学理事长福川伸次先生曾经担任通产省次官，是日中经济知识交流会的核心成员之一，他应主编邀请以亲身经历和独有的洞察力描述和分析了在改革开放时代中日经济合作的机制及其效果，并希望以此为基础推进东亚的地区合作。早稻田大学原总长西原春夫先生是中日法学交流合作的主要推动者，他所撰写的文章着重回忆了在上海的活动和收获，似乎也意在对“海派日本研究”表示某种响应和支持。这两位大家的文章披露了一些前所未闻的重要事实情节，都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日中关系学会会长宫本雄二先生曾经担任驻华大使，他在战后国际秩序发生动摇的背景下重新认识和定位中日关系，字里行间流露出丰富的真知灼见，值得仔细玩味。资深中国经济分析家津上俊哉先生以具体事实和大量数据分析了去全球化时代中日两国的作用和问题状况，特别是对中美贸易战的影响进行了周到的考察和预测，很有启示意义。曾经担任拓殖大学国际开发研究所所长的华人教授杜进先生具体而深入地分析了在“美国第一”政策以及中美贸易战的背景下日本外交的展开过程，考察了中日关系、美日关系的微妙变化，非常值得我们关注。

2018年正值纪念明治维新150周年、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0周年以及改革开放启动40周年等重要节点，政治宪法学派的代表之一高全喜教授把《大日本帝国宪法》体现的现代国家构想与晚清中国的立宪运动进行对勘，比较分析了其中的利弊得失，引人深思。上海市日本学会会长吴寄南教授则重点讨论中日关系新时代的外延和内涵，对两国外交回暖向好的原因、机制、发展趋势及残存问题进行了周详而中肯的剖析和精准到位的判断。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翟新教授的论文聚焦中日邦交正常化前后的台湾问题（这也可以理解为明治维新在东亚留下的负面遗产），深入研究了日本政府“确保台湾”政策构想的来龙去脉及其内在矛盾，读来饶有兴味。王勇教授是中日关系史、特别是东亚文化交流史研究领域的杰出专家，他根据丰富的史料，从学理架构和文化疆域的视角重新界定了“东亚”概念，可谓《东亚研究》的点睛之笔。葛继勇教授则具体考证了“日本”用语的沿革和相关知识谱系，强调东亚诸国名称的空间性特征，在不经意间勾勒出了日本研究与东亚研究之间的关联。

2018年的动荡不安给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实际上，世界的巨变从2008年就已经开始。推动全球大转型的主要动因有两种：一种是中国作为大国迅速崛起，并高举拥护经济多边主义体制和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倾向的旗帜；另一种则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运动对既有的国际秩序进行挑战。从2015年开始俄罗斯深度介入叙利亚，试图借助中东的杠杆改变全球的力量对比关系。到2016年，一直被认为是世界稳定之锚的英美两国却突然发生异变：英国公投决定脱离欧盟，在欧洲乃至全世界掀起滔天巨浪；美国大选推出另类总统特朗普，在各国不断造成意外、反复和不确定性，构成改变全球性体制和秩序的新一波驱动力量。以上就是十年来造成世界巨变的五大力量。在这样的背景下，作为经济总量全球排名第二的中国与排名第三的日本对世界稳定的重要性正在不断上升，东亚经济整合的条件也在不断成熟，但世界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性却还在不断增大。这就是中日关系新时代的实质。

这样几十年甚至几百年一遇的大变局，对日本研究以及东亚研究提出了严峻挑战，也带来了知识创新的重大机遇。为了适应2019年以后世界形势发展的需要，具体推动日本和东亚相关领域的理论和对策研究，沉淀和积累相关学术成果，为势在必行的东亚整合凝聚必要的、基本的思想共识，上海交通大学日本研究中心决定组编《东亚研究》并力图使之尽早成为高质量的、国际知名的学术出版物。《东亚研究》的内容构成将包括专题特辑、学术论文、研究综述、动态介绍、翻译、史料、书评等栏目。但愿《东亚研究》能够承载时代使命，成为思想交流、意见碰撞的开放性平台，成为相关领域学者们的精神家园，并与一批青年才俊同步成长。也希望各位同仁和朋友今后不吝赐稿赐教！

季卫东 谨识于上海

2018年12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