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Introduction

童孝华（中央编译局译审）

约瑟夫·胡克的博物学探险

19世纪，博物学的发展如火如荼，一代巨匠达尔文用其进化论冲云破雾般震颤了科学界，自然科学的地位被提到前所未有的水平。随着欧洲列强大肆殖民，许多探险家顺势踏上全球每寸神秘土地。可以说，以达尔文为代表的博物学家在当时层出不穷，他们各自气质与境遇不同，但都为博物学贡献了自己的智慧。本书的作者约瑟夫·胡克便是其中的代表人物。1844年，达尔文对胡克讲述过自己的物竞天择思想，胡克颇为赞同。在达尔文发表系列论文后，他还给出了冷静客观的评论。他们友谊深厚，在《物种起源》出版过程中，达尔文还专门感谢了胡克，赞美其博学与缜密。1860年，牛津大学发生了一场针对达尔文理论的质疑，胡克与托马斯·赫胥黎坚持捍卫，并进行有力回击。

胡克于1885年退休，此时他已成为大英帝国最具影响力的科学家之一。作为伦敦皇家植物园的主管，他雇佣许多人到世界各地从事植物学及其他科学研究，整整一代英国植物学家都或多或少受到他的影响。胡克丰富的贡献给他带来了充足的荣誉，牛津与剑桥这样的高等学府都争相为其授予各种学位，皇家学会也相当认可胡克的研究成果，先后给他颁发了各类奖章。

然而，看似佼佼者的地位并非一蹴而就，多年来胡克亲自深入考察，一生倾注心血在自然收集分类事业，还命名了不少物种，揭示了一些新奇的发现。

此种过程耗时耗力，但历史飞逝，时间黯淡了过去的辉煌，今天，维多利亚时期的科学家们逐渐淡出我们的视野，现代人记得胡克更多是缘于其与达尔文长期的友谊，而求本溯源的智者们，但凡想要找到今日之科学何以成形，势必要了解百年以前如胡克这样的博物学家是如何探究自然的。

1817年，胡克出生在英格兰东部的萨福克郡，父亲与祖父都是业余的博物学者，常常研究一些物种，比如苔藓等低等植物。业余人士在当时是令人骄傲的称谓，因为他们纯粹出于热爱来深入研究，而以科学为谋生手段的情况为多数人所不耻，因为大家相信凡是出于利益从事的研究倾向妥协与堕落。

如此的理想主义治学态度激励了像约瑟夫·班克斯一样的学者自费伴随库克船长远航并周游世界，当他回到英国，便成为皇家学会的领袖。之后，班克斯与当时的国王乔治三世成为好友，掌管了皇家实验室、农业部等许多机构，他在英国与国外不遗余力工作，但从未因此索要酬劳。终其一生，班克斯主要凭借自己继承的祖业从事科研，为国奋斗。他的事例非常具有时代的代表性，因为在当时，从事科学活动的人们几乎是自发的。

胡克也从父亲那里继承了田产，但比起班克斯还是要逊色些。他的岳父曾建议他卖掉土地投资酿酒厂，但胡克并不喜欢这项事业。不久，胡克进入大学教书，将植物学研究变成职业。通过结识班克斯，他最终在格拉斯哥大学得到植物学教授的教职。在那里，他不但有收入，更是建立了全球植物收藏者及记者的关系网，由此得来各界一手的学科信息。逐渐地，他的名声远扬，位于伦敦的英国皇家植物园（邱园）聘请他担任那里的主管。不过，无法否认从工厂主变成教书匠是一种社会地位的降低，在格拉斯哥大学的胡克收入微薄，甚至要站在教室门口向前来听课的学生们收取学费。19世纪初，英国是不存在带薪的植物学职位的，胡克除了教书之外，还要靠发表系列文章赚稿费贴补家用。

胡克七岁起便参加父亲的植物学演讲，与年长他两倍的大学生们一起聆听，幼小的胡克对植物的热爱由此萌发了。数年后他发现，英国赞誉的精英人士多是天文学家、物理学家、化学家等，而植物学被看做是一项枯燥又通俗的科目，无非是花花草草，更适宜女人们打发时间。为了迂回前进，胡克选择了医学专业，后通过父亲的影响在一艘远航探险的船上谋到一个医生的位置。他乘此机会，收集标本，时而冒着死亡的危险，只为寻得那些奇花异草。

维多利亚时期的科学家很多通过航海发展事业，达尔文的远航便为其带来声望。胡克在等待出海的时候经人介绍阅读了达尔文的著作。据其回忆，他将那本书放在枕头底下以便随时抽出翻阅，无论是精神还是身体，都被这位巨匠的文字感染，他坚信所有博物学家应该跟随达尔文的脚步。

的确，胡克走访了达尔文提到过的部分国家，虽然方式有所不同。达尔文航行靠其父亲资助，同时有随行侍从。在船上，他没有特定岗位，所以有充足时间收集标本，研究地质。相比之下，胡克出行是以海军职员的身份，负责全体船员的健康，必然更要遵守纪律，因此能花在植物学研究方面的时间相对短暂。

胡克早期的旅行促使其终生迷恋研究植物地理分布。他目睹了气候和纬度与植物的关系。比如，在某些地区，尽管隔海不关联，两地植被仍然呈现出惊人的相似甚至一致。他开始采集数据，以期最终破译植物的奥秘。同时，他也深感环游世界收纳标本的必要，毕竟只有如此才能理清万象，考证自己的推想。

结束几近四年海上航行的艰苦岁月，回到英国家乡的胡克希冀找到一份能够继续研究植物分布的工作。他曾想过继续留在海军，一边任职，一边带薪收集物种。在给父亲的信中，他写道：“您知道我并非独立，也没什么可以骄傲。如果此生不能做一位有财富的博物学家，那么我则需要其他方式弥补目前的匮乏。”从其信中不难发现，胡克并不想做一位清贫的科学家，而是力图成为一名富有的业余人士，像达尔文那样单纯靠兴趣追逐理想。然而，胡克并没有那样有钱的父亲资助，所以不得不用接下来的十年寻找“光荣的补偿”。他选择体面的工作，活跃在英国权威科学家们中间，同时赚得足够的薪资。

海军部提供了部分薪水并资助其出版，但这些资金仅够勉强度日，著作完成后便停止。于是他开始寻找更有保障、收入更高的工作，当然还要确保能够继续研究。1845年，胡克应聘爱丁堡大学植物学教授职位，当时有位名叫约翰·巴尔夫的竞争对手，声称愿意教授植物学的实践知识，尤其是药理知识。相比之下，胡克尤其厌烦与医学相关的教学，在给父亲的书信中他曾坦言医学生是“最低等的一类”。如果从事植物学教育，他更致力于纯科学研究，解决抽象的、哲学的问题，例如植物的地域分布，而不去关注实用与功能。为了证明自己的科研实力，胡克拿出自己的珍贵收藏，不过这种志向并未得到当地部门的认可，他们最终还是选择了精明的巴尔夫。

之后的胡克再没试图就职于高校，一定程度上源于他敏感的自尊心和易怒的性格，再有他也意识到当时的英国植物学在高校还不成气候。不久他在地理测绘机构谋得一职，在那里胡克担任植物化石管理员，又发表了几篇重要的植物化石论文。不过这里的研究也是基于政府企图利用地质学来开发矿藏，发展工业的初衷，这同样是违背胡克为科学而科学的治学精神的。他极力说服测绘局建立干燥植物标本馆，以便展示所有英国现存物种和植物化石等，帮助其潜心于植物分布研究。遗憾的是测绘局拒绝了胡克的计划，最终这位科学家再次离去开始旅行。

他曾这样描述自己的目标，那就是将植物学推向更高层次的研究境界，而早年他便发现，若单纯地研究植物的实际应用，是很难有突破的。当然，这也使他忽略了植物的药用性质。实际上，在旅行中他也用采集到的植物为当地人治病，而不少植物，如茶、鸦片、香料和棉花都是英帝国赖以发达的作物。了解特定植物在特定地区的生长可以帮助一些高价值植物移植到英国殖民地，比如橡胶，由此收获巨大利益。不过胡克一直难以接受过分强调植物的功能性，他之所以帮助当地人治病也只是为了培养友谊，让大家帮助他收集更多物种。不计回报、纯科学研究似乎定义了胡克的一生。

爱丁堡大学和测绘局的失意后，胡克选择远航到印度去。启程前，他与弗兰西斯·享斯洛订婚。弗兰西斯是剑桥大学植物学教授享斯洛的女儿，曾是达尔文的老师。1848年1月12日，胡克到达加尔各答便遇到第一个棘手问题，没有制作标本的吸水纸。没有吸水纸任何收藏都是徒劳，在热带湿热环境里这些标本会很快腐烂。不过他顺便进行了一次地质考察，陪同测绘局的人员前往达姆大山谷寻找煤矿。之后，他又辗转到达锡金。中途在巴特那的短暂停留使其目睹了鸦片的生产过程，还有人赠予他一系列标本和相关绘画，这些标本和绘画都最终收入他父亲的经济作物博物馆中。胡克在沿途跋涉中，随处记录从低地平原到高原山脉的气候变化，作为一名优秀的业余地质学家、地理学家、气象学家、制图师以及植物学家，他无所不通，由其亲自绘制的地图沿用了50多年，被认为具有高度的精准性。同年4月胡克到达锡金，在动物学家布莱恩·哈德逊的居所驻扎。那里就在大吉岭周围，从驻地的小屋远眺，景观似梦。他写道：“凭窗望去，喜马拉雅的雪山风景傲然，千山万水尽失颜色，唯有此地动人心弦。”停留期间一边向锡金国王申请入境，一边撰写了那部《南极植物》。之前在伦敦的六年未能实现的成果，而今无心插柳地完成了。闲暇之时，他还走访大吉岭研究当地植物，发现了许多杜鹃花属的新品种。

菲奇绘制的兰科石斛属植物。

英方的政府代表坎贝尔曾多次试图为胡克争取进入锡金，但是屡次被拒绝。最终他们扬言要通过武力敦促锡金接受请求。最终锡金首领不情愿地接受了。1848年10月，胡克带领56名随从及侍卫启程。不久听说胡克在锡金被那里的首领关进监狱，英国国内愤然抗议，向锡金宣战施压，才换得了胡克的释放。不过英国媒体当时隐瞒了胡克刻意违抗锡金国王指令翻越国境线前往西藏的事实。也就是说，这次关押其实是他自我招致的。

尽管经历这次不快，胡克仍然决定留在印度两年。作为一名有天赋的艺术家，他能捕捉许多植物的特性，然后用铅笔或水彩为其作画。在此基础上，如菲奇这样的著名版画师才能制版出品。1851年，回到英国的他已收集了7000种植物。政府提供津贴支持他写下印度之行，同年与弗兰西斯的婚事也完成了。四年后，胡克在邱园得到工作，成为其父亲的助理。

除了《南极植物》的首卷，胡克还完成了《印度植物》一书。虽然在基尤植物园工作时能够接触父亲的标本馆和图书馆，但他仍然渴求更多植物，所以还需要更多无偿的兼职收集者们提供新资源。

1859年成为胡克事业上关键的一年。先是达尔文在该年发表了著作《物种起源》，这本书成为博物学经典。胡克早已熟悉达尔文的思想，在常年交往中，他们经常讨论，胡克为达尔文提供了关键的佐证与博学的观点，促进了自然选择理论的形成。按照常理，这部书的出版理应得到胡克的赞叹与支持，然而他却有些担心。根据达尔文的理论，大量的亚种都有必要将其命名，毕竟它们迟早会长成独立的物种。这样无休止的命名使胡克忧患，所以他强调达尔文思想不会改变植物学实践，尤其是在命名环节。

随着名声的增长，胡克与邱园（英国皇家植物园）的权威同步上升。1868年，他任职于英国科学促进会并担任会长。在公开发言中，他对达尔文的理论表示认可。1873年，作为全世界最古老最具威望的科学联合会，皇家学会聘请胡克担任主管，此乃继班克斯之后第一位博物学家担任这个职务。经过多年的努力，胡克“植物学帝王”的地位最终稳固，而植物学被提到一个高等科学的境界。

胡克的首要追求是成为一位绅士，其次是学者。当然，维多利亚时期如何定义绅士十分复杂，在狄更斯的作品《远大前程》中，对绅士是与生俱来还是后天培养的问题进行了探讨。从事科学的人不想失去威望与信任，又同时被冠以绅士的头衔，像约瑟夫·班克斯那样。胡克从未因邱园的工资自视为公务员，而是以此作为一个为国献力者的津贴。在最后的几十年中，他的科研更加专业化，亟需建立实验室。1877年，在胡克的亲自操办下，邱园的第一个实验室完工。随着时代的发展，英国逐步接受了职业“科学家”的地位，认可了他们的贡献，旧式的绅士圈子也开始接纳这些新人物。

胡克的终生事业有赖于英帝国的成全，包括他参与的航行也是出于英国本身希望成为科技强国。为其收集标本的朋友很多久居新西兰或澳大利亚的英属殖民地，而他们所提供物种的珍贵价值直接促进了英国商业的发展。邱园由此成为核心机构，高效管理着世界各地植物园关系网。旅行期间，胡克坚持结交各地友人，获得他们的帮助在当地采集植物，不少个人自愿无偿配合他的工作。

胡克去世后，政府曾向其遗孀提出将胡克安葬在威斯敏斯特教堂，紧靠着达尔文的墓地，但妻子尊重丈夫的遗愿，将他的墓放在邱园附近的教堂里，身旁葬着这位学者的父亲。

本书《手绘喜马拉雅植物》精选了24幅版画，除胡克之外，当时卓越的画家菲奇亲自手绘确保了每一张作品都优雅斑斓。绘画爱好者及专业人士都将在开卷之时赞不绝口，收卷一刻回味无穷。此外，由于胡克本人严谨的治学精神，每幅画都精细解剖，将植物的胚芽、胚乳、子房、花朵、果实等各部位都放大比例入画，便于科学研究者的查阅与鉴别。

在到印度之前，胡克便提到自己醉心于异域植物知识，而在尼泊尔、印度和中国西藏等地的收获确实达成了这种愿望。理性文字的背后实为学者的历尽千辛，纵使困难重重，其矢志不渝的精神确保了丰满的结局。在收集中，每当发现新奇种类，他都收集标本和种子寄回伦敦。每项的叙述中，作者适时加入自身经历，比如谈到何年何月何处的见闻，收集过程以及当地人对该植物的使用方式，有的可以吃，而另一些则能当做装饰花卉。书里还不断提到这些植物移植的难度与可能性，并对培植的要求进行了说明，包括温度、湿度及季节要求等。这在辉煌的英帝国时期，胡克的植物学探险见证了一段无法忽略的殖民史。

时至今日，这些植物仍在喜马拉雅地区延续着生命，静静等待花开花谢，似乎时光的印记对它们来说不过百年一瞬，自然的传奇仍旧吸引现代人的探奇之心。喜马拉雅，作为全世界一片罕见的净土，一直是各国学者与旅行家的朝圣之地。这里的一草一木，鸟兽鱼虫，以其神秘与玄妙吸引着每颗执着探索自然奥妙的心灵。